美国人眼中日军最残暴的行为，竟然不是发生在中国

行军途中日军残忍对待美军战俘

第二天我们在卡巴卡森停了下来，我看到一个日本兵打开饭盒吃米饭，他的菜是一个鱼罐头。他吃完的时候，罐头底部还剩下两调羹鱼。他扭头看到了我的眼睛，便把罐头扔给了我。我直勾勾地盯着他，其实我不是盯他，我是盯着他手里的罐头。可怜巴巴的眼神让他大发善心。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饥饿、疲惫、沮丧，于是毫不犹豫地抓住了罐头，从路边撕下一块树皮当调羹，享用了一勺“美餐”。我突然发现我的好朋友鲍勃·马丁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我手里的罐头，于是我把罐头和“调羹”都给了他。这个时候，为我们持续了一辈子的真挚友谊奠基。

鲍勃是天生的乐天派，似乎没有事情可以让他烦恼，也许用“没心没肺”形容他最合适。他只有5英尺7英寸高，但是他却把自己当成一个大人物，仿佛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他。他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传达着温暖和友好，他的棕色头发和绿色眼睛显示了他乐观的天性。不管戴军帽还是便帽，鲍勃都喜欢把帽子倒扣在脑袋上，这几乎成为他的标志。

此时，鲍勃仍然没有失去乐观的天性。在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尽量让我们感觉好一点。这就是他的特别之处。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和整个战俘生涯当中，鲍勃和我共同经历了很多事情。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鲍勃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我们仍然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194坦克连有一位帅气的中尉，他大约28岁，一头金色卷发，总是干干净净的。他块头很大，有6英尺高，我估计他在战前的体重至少200磅，行军刚开始的时候也有150磅。他看起来很强壮，却走得很慢，因为他背着个大包。一开始的时候，他把大包夹在胳肢窝里，后来又把它扛在肩上。在大包的重压之下他步履维艰，没有人知道包里装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里面一定有他值得用生命去捍卫的东西。

当我们的队列超过中尉的时候，我悄悄地靠近他，我看到他的双眼已经充血，目光呆滞，他似乎已经丧失意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问他要不要帮忙，他不回答。等我回头再看到他的时候，他的步履已经踉跄，身体也东倒西歪的。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无法对他提供帮助，他很快就会被日本兵杀死。没有人敢为他停下来，大家都很清楚，停下来帮助他的代价。

队伍继续前行，他的背越来越弯，行走非常困难。我们劝他扔掉不必要的物件，他的包对他来说，会让他吃不消的。他拒绝了，挣扎着向前挪动了几百英尺，栽倒在地。日本兵看见我们的队列停了下来，立刻跑到他面前。日本兵大叫了几声，毫不犹豫地把刀刺进了他的胸膛。日本兵还在狂吠，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站起来！站起来！”不过一切已经太晚了。刺刀终结了中尉的生命，又一个好男儿为国捐躯。我无助地想到，“这个时候上帝在哪里？”在目睹了一桩桩暴行之后，我越来越肯定这些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天哪！以后等待我的是怎样一个噩梦啊！

队伍又往前移动，几分钟之后，又发生了悲惨的一幕。后面传来汽车马达声；日军向克雷吉多方向输送战斗人员。中尉的尸体横卧在道路中间，日本卡车毫不犹豫地从中尉的尸体上碾过，日本的车队经过之后，中尉的尸体已经被压成肉饼。道路上残留的鲜血和肉末，显示这里曾经有人倒下。

行军路上的美国战俘

日本人用这种方式“为中尉完成了葬礼”。日本兵还是不是人？他们没有丝毫的同情心，毫不顾忌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他们把我们像动物一样对待，毫无疑问他们根本不会给我们战俘应有的待遇。

投降之前，我还在想被俘后的几小时是最危险的，只要挨过了最初的几个小时，下面就安全多了。但在目睹了接二连三的暴行之后，我意识到自己错了。日本人苦战之后，攻下巴丹，刚刚尝到胜利的喜悦，胜利并没有让他们忘记战斗的痛苦，因此日本兵一有机会就向我们复仇。他们当中也许有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好朋友，他们要向我们这些“刽子手讨还血债”。押解我们的日本兵情绪高昂，而昔日的敌人就在他们的刺刀底下，伸手可及。他们的武士道精神极端膨胀，日本的这种古老的战争哲学认为，投降者是懦夫，一个军人在面对投降时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切腹自杀。

对日本的语言、习俗和军事哲学的无知，让我们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吃尽了苦头。哪怕是我们队伍当中有一两个人能听懂日语，我们也能避开许多暴行。不过我们发现很多日本兵会说一点英语，但是他们从来不敢在他们的同伴面前说，因为这种行为会被认为具有亲美倾向，被指责同情美国人。

巴丹死亡行军途中，日本兵最喜欢欺负看起来弱小的战俘。后来在日本福冈的17号战俘营，情况恰恰相反，日本看守和平民矿工似乎专门喜欢找大块头战俘的麻烦，他们喜欢吹嘘：“美国人高大而软弱，日本人矮小而强壮。”说到底，日本人还是因为身材矮小而感到自卑。

日本兵不允许我们带水行军，长时间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难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咙刺痛，胳膊和腿不听使唤。我们的身体亟须补充水分，可是却一滴水也得不到，精神和身体的痛苦溢于言表。到了第三天，饥饿和口渴让我做起了白日梦。我仿佛看到了过去吃过和喝过的所有好东西：夹着干酪和洋葱的汉堡包、奶昔、啤酒、可乐，馋得我想流口水，可惜口水早已干枯。我在白日梦的驱动下，走了一段路，最后还是回到了现实当中——我们饥渴难耐，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的下一顿才有着落。我们被强迫往前走，把左腿迈到右腿前面，再把右腿迈到左腿前面，两腿带动着身子往前挪。

日本兵是故意的。其实路边并不是没有水，巴丹半岛上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日本兵就是不让我们喝。有些看守会让少数的战俘去喝水，却不让更多的人喝水。有一天，我感觉自己的舌头变厚了，因为身边有日本的车队经过，车队扬起的灰尘被我吸进嘴里，黏在舌头上，我的喉咙快要被这些沙尘烤干了。有一次，我看到路边有一口自流井，观察了好半天，确定附近没有日本兵的时候，我和战友弗兰克快速冲到井边。我们你一口，我一口，敞开肚皮喝水。我们尽快喝足，并把水壶装满，准备路上喝。

几分钟之内，大约有10～15个战俘聚到了井边。这引起了一个日本兵的注意，他跑过来嘲笑我们。这时，前面的5个人喝到了水，第6个人刚准备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举起刺刀，对着他的脖子就是一刀。这个兄弟立即双膝跪地，呼吸急促，脸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没有喝上就死了，鲜血染红了自流井。他死不瞑目，因为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被屠杀了。

所有在井边的战俘，赶紧跑回队列。我们都被吓傻了。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眼睛睁得有平时两倍大，我很无助，我又想到，“这个时候上帝在哪里？”泪水潸然而下，流到我的面颊上，多好的一个年轻人啊，就这样送掉了性命。

两小时后，我们经过一个水牛洗澡的水塘，它离路面大约50英尺。水塘里的水根本不能饮用，水面上泛着绿色的泡沫，两头水牛正在里面躲避酷热。但是兄弟们都快渴死了，只要能喝到水，他们管不了这么多了。兄弟们不仅渴，而且深受疟疾的折磨，很多人发着高烧。另外还有很多人痢疾很严重，他们认为水能够减轻他们的痛苦。有一个大胆的兄弟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势问他，能不能让他喝一点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挥手同意。

得到允许后，好几十个人疯狂地冲到水塘边，也不管水牛还在里面洗澡。有些人拨开绿色的泡沫，把水泼到自己身上，并喝下这种寄生着多种病菌的水。有些人用手帕把手兜起来喝，他们觉得经过手帕过滤以后，水会安全一些。他们真笨！成群的苍蝇在水面上盘旋，水里残渣泛滥，病菌是过滤不掉的！这不是人喝的水！

日本“悉心照料”下的美军俘虏

几分钟之后，一个日本军官跑过来大喊大叫。没有人听得懂他说的话，他也没有打任何手势，但是大家还是知趣地赶紧返回了队伍。不久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满脸堆笑的军官，在战俘的队列周边转来转去，他随即命令日本兵检查我们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迹的人都拉出来。日本军官命令这些沾上水迹的人，在路边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们开枪。恐怖的大屠杀！他强迫我们站着观看，我们不敢反抗，如果我们反抗的话，他会下令把我们也枪毙了。

连日来目睹的暴行，严重动摇了我生存的信念。我的战俘权利呢？如果这些残暴的巴丹征服者对我做同样的事情，我该如何应对？这场该死的行军好像总不到头，我该怎样活下去？

满怀希望是挺过巴丹死亡行军的战俘的共性。希望让我们在饥渴、疾病的折磨下，一步一步向前走，我们知道总会到达终点。谣言风传开来，有人说我们将被送往日本战俘营，等待交换战俘，我们将在美军的医院里得到很好的治疗。有些人希望，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我们很快就能回家。这些想法过于乐观，但是大家都希望能到达一个有吃有喝的终点，那里有房子给我们住，让我们远离毒辣的日头和蚊虫的叮咬，让我们不必在暴风雨中体验“泥石流”的滋味——暴雨夹带着我们身上沾染的沙尘顺着身体往下流淌。

这个时候，唯一能鼓励我前进的是，我在路上看到的香蕉园和芒果树。我把它们当成目标，当作暂时的目的地。绝大多数时间，我们已经停止了思考，我们只是走路，垂头丧气地低头走路。我对自己说，我们是真的失败者，但是我必须前进。

很多人已经虚弱得或者病得挪不开步子了。如果他们停下来，蹲在路边排便，轻则受到毒打，重则被杀。幸好我们腹中空空如也，不必担心肠胃蠕动过于激烈，因为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排泄。得了重症痢疾的人最可怜，他们随时可能排泄。

编辑：吴涛涛 军官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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