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当然不是一直定都于东京的，就像中国也不是一直定都于北京。中国历史五千年有信史三千年，朝代更迭多次，都城随之迁移变化也好多次。日本号称三千年，有信史的大概两千年，虽然号称没有更换过朝代，但都城变化也不少。这里举三次大迁徙简略地叙述一下：
第一次迁都从大阪迁移到奈良，始于公元665年，非常慌乱。那个时候的日本对外还自称“大和”，发音是“yamada”，在中国史书里记成“邪马台”。邪马台国当时给东北亚大国高句丽当小弟呢，而且是跟着百济间接做了高句丽的小弟。合着高句丽百济一起欺负新罗。
新罗被欺负得差点灭国，还好抱到中国的大腿。隋唐前后八十年帮着新罗，最后把百济和高句丽打败了，其中过程一波三折荡气回肠值得专章讲述，此处略过。尤其值得一书的是公元663年白村江海战，唐、新罗联军对百济、日本联军。
唐军大胜。百济当年灭国。
这下对邪马台国的震动可不小，大概是生怕唐军乘胜追击把自己给灭了吧，两年以后邪马台国开始了仓皇的迁都。从大阪的难波宫撤离，向内陆逃走。这次的迁都和后头几次迁都不一样，当时因为慌乱，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方向。今天在这里，明天可能又在那里，所以这次迁都在日本各地留下了许多宫殿的遗迹，说明曾经在那里建立过临时首都。这些遗址分布在奈良、京都、近江地区，甚至在九州也有。
但是唐军奇迹般地没有追杀过来，并且不计前嫌地接受了日本派出的遣唐使，于是邪马台国才渐渐安心下来。最后定都“平城京”，就是现在的奈良。平城是北魏对首都大同的叫法，不过后来北魏迁都洛阳也一度把洛阳叫做平城。日本定都奈良已经是盛唐时期了，不知道如何还会叫做平城的，待有空考得究竟再来奉告了。
第二次迁都从奈良迁移到京都，则是因为食唐不化。邪马台国定都奈良，静悄悄地努力学习唐文化，看上去很不错，对吧？但是终究是别人家的东西，拿来直接用还是可能发生不适应的。从奈良迁都京都既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日本的汉化就是奈良时代充分展开的。来看看定都奈良的天智天皇的绘像：
满满的汉唐风采，有没有？带着唐宋官家的襥头。
再来看看他的前任齐明天皇，画风完全不一样：
满满的氏族领袖风，对吧？可以说在奈良的八十年，是日本学习唐朝最卖力的八十年，唐朝文化大量输入，让邪马台国从一个氏族社会进化成了一个律令国家。我们知道日本人经营奈良很用心，后来京都有的建筑在奈良基本都有。什么地方出了错呢？原来日本并没有全盘照收吸收中国文化，比如儒学书籍他们也是引进了，不过却并没有引进科举。国家统治阶层仍旧不向平民开放，贵族垄断教育和国家管理。
这也不能责怪日本当局，中国开放科举是有了汉朝开始的普及教育的基础的，全境都有学校，农民阶层也受教育，有科举的基础。日本那个时候贵族引进汉字也就两百年，民间普遍还不知道文字的时期，也没法简单地套用科举制度。
那么贵族在哪里学习呢？答案是：在寺里。日本的贵族在寺庙里出家学习佛教和儒家经典，学成后往往可以还俗从政。这一点完全和中国的寺庙不一样。所以寺在日本是一个有行政实力兼宗教职能的贵族储备所，洒家以前聊过的成寻其实就是皇室成员，也在寺庙里任职。最终使得寺庙掌握了干预行政以及解释灵修两方面的权力。
相比之下，天皇在奈良的话语空间少得可怜，这才是天皇逃到京都重新营建政治中心的真实原因吧？恒武天皇在京都定都后，特别下令“不许在京都建大寺！”
恒武天皇像，延暦年间定都京都。开始了平安时代。
产生寺庙权利过大的原因，很可能如司马辽太郎和梅原猛一致认为的那样：是学中国学错了。中国字的寺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官署，比如汉唐的鸿胪寺，其实是掌管外交的，是儒生在掌控。另一个是庙宇，才是佛教徒的门厅。但是中国人不会理解错误，鸿胪寺是鸿胪寺，兰若寺是兰若寺；而日本学习中国的时候将二者合一地理解了，赋予了寺庙过大的行政权力。
第三次迁都天皇去到现在的东京前，京都做了一千多年的首都，所谓平安时代。比中国任一个朝代的时期都长。看来日本的“去寺权”工作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当然也和日本天皇权力原来就不大有关。那么服用外来食品闹肚子了，药物从哪里来呢？答案是：还是从中国来的天台宗。就是号称日本天台宗的比叡山延暦寺的崛起，将奈良时期学来的流行于唐代的南都六宗完全击败；横贯平安一朝近千年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派。
天台宗在中国是个蛮小众的教派，发源于浙东天台山，所以叫天台宗。理论特色是承认所有的经典，但特定不同经典是佛陀针对不同听众所述；修行的特色是止观，是第一个汉化了的佛教教派。汉化的佛教教派有不少，比如华严、比如禅宗，天台宗因为隋朝就已经建立了，所以是汉化佛教里最早的一支。她一直流行于局部地区，但是在日韩却很有市场。
唐宋时期来华的日韩留学生也分两派，一派是深入内地去中原或者西安，学到的是律宗、法相宗等当时流行于当时上层社会里的宗教门派。还有一派就是去了沿海地区，学习了当地流行的禅宗和天台宗，以及茶道。其中以比叡山为代表的天台宗能够在日本发扬光大，一举取得国教的地位，不得不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奇迹。
比叡山象征的神权，和京都御所象征的王权，在地理上的分离暨政治上的距离对平安朝的稳定毕竟起了积极作用。二者的冲突没有那么剧烈了。神权作用于普通民众，渗入了他们的生活日常。心理上控制着国民。比叡山在织田信长崛起的时候被消灭了，后人对于织田信长讨灭比叡山也是说他实质上是希望取回比叡山手上的神权。关于这一点似乎是真的，织田这个人物现在在普通民众心中（尤其是游戏玩家心中）已经具有了神一样的地位了。
游戏《信长之野望》宣传图
比叡山在日本的名气非常大，这是电影《新平家物语》里的比叡山僧兵，一言不合就准备下山动武的场景：
电影总有些夸张，但历史上也确实发生过比叡山的僧兵参与战争，甚至下山进入京都制造暴乱的故事。气势之盛可以让中华本土先烈汗颜。但比叡山的僧众和权贵的关系毕竟没有奈良的寺庙那么深，至少远离京都，直接参政的能力比不上奈良。所以平安朝持续的时间是奈良时期的十五倍，不得不说调和得更为恰当。
比叡山消失以后的日本，京都作为政治中心的观念也相应淡化了。只有京都本地人还坚持京都的地位，比如前几期提到过的梅原猛就坚称：至今天皇也没有下过迁都诏书，所以我们京都人仍然认为京都是日本的首都。天皇只是去了东京，京都才仍旧是他的家，是日本的中心。
洒家真的查到了当年天皇东狩（皇帝被绑架去了别的地方要说狩，去打猎了，才合体）东京的诏书：
朕今萬機ヲ親裁シ億兆ヲ綏撫ス江戸ハ東國第一ノ大鎭四方輻湊ノ地宜シク親臨以テ其政ヲ視ルヘシ因テ自今江戸ヲ稱シテ東京トセン是朕ノ海内一家東西同視スル所以ナリ衆庶此意ヲ體セヨ
几乎能看得懂，对吧？事实上把假名去掉，略略添加几个汉字，句读一过，就可以阅读了。稍微有点古文知识就能知道它说了啥：
朕今萬機親裁。億兆綏撫。江戸（乃）東國第一大鎭。四方輻湊（之）地。宜親臨以視其政。因自今江戸（改）稱東京。是朕海内一家、東西同視、所以衆庶此意（是）體
诏书里确实只有把江户升格为东京，言下之意就是等同于京都的意思，只不过是一个东边的京城。并没有说就此将首都改在东京啊，完全没有那个意思。所以对这份迁都诏书，日本人自己的说法是“奠都东京诏”，只是把东京升级而已啦，不是迁都诏。日本民族的暧昧性格在此也算是体现出来了，对吧？
除了上述几次大的变化，其实历史上日本还有不少次小变化，不一一细述了。其中有两次和中国有关，但都没有成功：
没有发生的迁都也至少有两次：
第一次是丰臣秀吉，希望攻下大明国，让天皇住到北京去。他自己可以去当时天下最发达的商业城市明州居住，也就是现在的宁波。我们知道丰臣秀吉时期天皇仍旧住在京都，秀吉自己住在大阪，偶尔去京都住二条城。这个计划并未实行，因为攻打朝鲜的战争就没有成功，更没有能够打到大明国。
第二次则是满洲国时期的事情了。一直担心地震海啸的日本人在大陆营建了满洲国，尤其将首都长春建设成了一个非常现代化的都市。许多指标超过当时的上海。其中，吉林大学原址就是为了天皇建立的皇宫，规模气势远远比溥仪的皇宫要大，而且位置也更在城市中心。但是随着二战的形势急转直下，日本最终也没有能实现迁都长春。否则可能天皇就会和溥仪一起去西伯利亚住一阵子也是很有可能的呢。
写在卢沟桥事变80周年纪念日：20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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