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的彩虹

原标题:突围的彩虹

“亲眼看到他们,我心里还是有些惊讶。”

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Jin遮住嘴对我低声说。

就在前一天,亮马桥一家高档酒店的前台打来电话,问,来了一群“奇奇怪怪”的人,是不是我们邀请的。

我们说是。

对方迟疑了一下,询问这个会议有没有在公安局备案。我们说这是讨论医疗服务的联合国会议,不需要。对方没想出来什么回复,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那群“奇奇怪怪”的人出现在了联合国大楼的门口。他们是跨性别的性工作者,会议名单上大多使用了昵称。这些接受过变性手术或是异装的人,共同之处是在性服务行业的身份。Jin负责会议的沟通和后勤安排。她的吃惊和我的一样。我们只在报告里见到过这个群体,到了面前还是陌生。

他们谈论的内容和报告相去甚远,没怎么说社会的歧视,找工作的艰难,或是家庭的排斥。他们关心更直接的生存问题:艾滋检测的隐私,艾滋病患者的异地取药,和工作时遭受的暴力。警察确定卖淫的证据,经常是看当事人是否携带大量避孕套。这让他们不敢戴套或是少带,暴露在更大的健康风险中。

会议进行到分组讨论。我们在一个尚不炎热的北京夏日,转移到了室外。桌子靠着一块草坪,引来一阵蚊子。它们的嗡嗡声和笔记的沙沙声融为一体。Jin和我,不约而同地,伸出手去驱赶腿边的蚊子,在彼此眼神的交流中感受到了对方的焦虑。

虽然,我们在过去的几周里,不只一次读到,蚊虫不能传播艾滋。

两个月后脑中又浮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正在东湖宾馆的大堂。那时候是2015年的夏末,中国的资本投资离“寒冬”还很远。整个城市的唇齿间挂着融资,天使,ABC轮和万众创新。泡沫涌现在每一个街头,走过的人不自觉进入了一片蒸蒸日上的市景。

好友Davon在美国读金融硕士,考完试的第二天便飞机回国,进入了一家正在风头的互联网创业公司。他带我去中关村的创业大街,仰望融资成功人士的广告牌,和彻夜光明的办公区。

我也莫名其妙地“被”卷入这一场资本的浪潮。我和同为实习生的韬爷,拉上Davon,成立了专注于性少数群体(LGBTI)的健康服务平台,希望提供可及的健康服务信息,标注周围场所对于性少数群体的友好度。我们三个直男,为此走进了三里屯的Gay Bar。四个小时,我们没跟什么人谈上话,也没人跟我们聊天。最终,我和旁边猎奇而来的直女聊了起来。

东湖宾馆的氛围比起Gay Bar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这个名为“中美健康峰会”的活动同时也是创业大赛,受到健康和投资领域青睐的团队有机会到美国,一举拉拢太平洋两岸的热钱。每人手中的名片如在赌场取的筹码,只是好像每个人都在获胜,筹码如泥土一般迅速堆积起来。

我们未开口之前,被当作是前来围观的青年学生。抽票,第一个上场演讲。

“即便按总人口4%的保守估计,中国性少数群体的人数……” 我对着台下乌压压的观众说到,未料到第一句竟打了磕巴。

我顿了顿,又从头开始了一遍:”即便按总人口4%的保守估计,中国性少数群体的人数应该在5000万以上。“

一片寂静。有人低下了头。抬头的人观望着什么,等待情节伸出新的分支。我继续讲下去。哂笑和窃窃私语渐渐发生,像一阵波纹蔓延到会场的四周。韬爷嗅到了异动,眼神扫过一排排的椅子,又回到台上。

我讲完了。评委中的医疗专家知道我们的出发点,提的问题切中要害。投资人们不知所从地提了政治的敏感和商业的可持续。大家似乎有话又说不开,直到冯唐一贯的调侃风格打破了僵局。

“你们这个项目,我看最开始会变成LGBT的约炮平台呀。”

冯唐心不在焉似地,端着麦克风。

“本身是健康服务的平台。如果他们带着健康意识地约炮,那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

我答道。

台下哄笑一片,其乐融融地结束了这场和资本的约会。

在去英国之前,没有人教过我,顺性别的直男要怎么和非性主流者相处。欧洲的年轻人中,这似乎是自然而然,只剩下改变保守派的社会运动。我身边冒出来的那些开朗,高调,甚至嚣张的同性恋和跨性别者,反衬出他们在我过去成长环境中的隐形不见。

K是我第一个同志好友。我Gay感不强,无法在五米之外判断出性别取向。K是快人快语的女子,说话斩钉截铁,从不插科打诨。我和她谈到在非洲的旅行,她以自打疟疾针的经历,嘲笑我的小心翼翼。我没有问过她的身份,也不知道怎么问。

“你是不是拉拉”这句话过不了我自己的学术审核。严谨来说,要先问“性取向”(喜欢男,女,都喜欢,还是都不喜欢),再问“性别认同” (顺性别,跨性别,还是不认同性别概念的酷儿)。这样一来,还怎么对话,不如不问。直到一天,K说起女友,我才知道她雪藏姑娘的事儿。

K不是一个积极的争权分子,比起性少数权利,她还是对非洲更感兴趣。但她仍然颇有耐心地告诉我,这个圈子里有谁,在做些什么。K向我炫耀女朋友不久后,她所在的城市,发生了举国关注的秋白状告教育部事件:一名中大的女学生要求改变教材中的“恐同内容”。

在这场反反复复的官司的间隙,我偶然见到了事件的主角。她惊奇地出现在一场会议结束之后,找几位相识的朋友吃饭。在我收拾东西的时候,邻座读着手机,说秋白要来。

“哪个秋白?” 我问出这句的时候,立刻为自己的迟钝后悔。

秋白正是这个时候出现在了门口。她真是一个学生,个子不高,笑得有些腼腆。完全不是一副铁齿铜牙,至死方休活动家的模样。我简要地问起她申诉的进展。她礼貌地答复,但也没有多谈的意愿。和每个人打过了照面,她找到了所寻之人,一同告辞了。

秋白败诉的消息我是在牛津时听到的。那时候,另一位活动分子来到了牛津。M是“女权五姐妹”之一,她赶上了伦敦的同志游行,并在卫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我因散发女权传单的入狱》。言简意赅的标题满足了媒体阅读的需要,与此同时,M对自己形象的塑造似乎正在失去控制权。正如她在牛津交流时,主持者的开头甩来的问题便是:

“Tell us about your experience of being jailed in China.”(给我们讲讲你在中国的牢狱之灾吧)

观众不由地笑起来。即便自己是抱着如此的期待而来,也被主持人未加修饰的直接吓了一跳。M接过问题,把该说的话都说罢。她谈起和妇联的接触,觉得活动家和体制人的差异分歧并非不可逾越,进步的空间和退步的压力总是共存。但这些话淹没在了观众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好奇之中。

她想说她没有敌人,但反对她和支持她的人都不相信。

见过秋白和M之后,我发觉在人群中找到一枚活动分子的艰难。你想象他们会在人群的中心,一束镁光从头顶射下来,把脸庞打得透亮。然而,这个时代的活动家隐匿在了无声移动的庞大人群中。我问过最多的问题恐怕是“谁是某某”,因为分辨不出。

称呼他们为“反对者”差强人意,因为他们反对的东西越来越模糊不清,罕有针对一个人或是一则规定。这也是为什么,当事者的下台或法律制度的修订也无法让他们罢休。他们与之抗争的是一种社会风气,潮流,意识。

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走进联合国办公室的第一天,Andrea对我说,我有个同志的项目,需要你的帮忙。我说,这个问题上,我什么也不懂。Andrea答道,你只需要有颗心就足够。

Andrea是意大利人,在英国留过学,之后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我们大多时候在高谈阔论西欧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左翼政党的未来。Andrea说,共产主义最开始都是以性别解放为旗帜的,执政了这一方面也应是最为进步的才对。除了见到他老公的那一次,我们在工作之外近乎没有谈到任何关于同志的话题。

Andrea的老公是美国的著名记者和主持人,号称是老少咸宜,男女通吃。第一面,我就见识到了他那让人欣然吐露心事的魅力。他们在纽约领证,意大利结婚。

我再次见到Andrea的时候,已是两年之后的罗马街头。他约我们见面,说这地方是罗马城的“Gulou”(鼓楼)。在地中海落日后的风中,Andrea说起自己和老公搬回意大利的生活。我们重新熟悉对方的方法,是吐槽除了中餐和意大利餐之外所有国家地区的食物。Andrea在国际移民组织的工作,他一直关注边缘群体,之前是同志,艾滋病患者,现在是欧洲的难民。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性少数的议题”,他补充说,“我现在推的有关移民的立法中加入了性别多元的观念。”

这次我们为数不多的,在工作之外谈起工作的时候。我由衷地祝他好运,在午夜仍有鲜花和酒杯的街头道别。

当我又一次在令人窒息的夏日回到北京的时候,J还在两年前的同一张座位上,为亚洲同志的项目挥汗。项目的关注延伸到了心理健康领域,美国教授Ilan Meyer来华,他是在加州同志婚姻申诉案提供证词的专家。正是这个案件,保障了加州同性的婚姻权利,五年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合法化同性婚姻。

Ilan说起历史上呼吁性少数群体的第一人Magnus Hirschfeld,他创立的性学研究所被纳粹洗劫一空,藏书献给了广场焚书的火焰。在此之前,Magnus周游世界,宣讲自己的思想。去世的时候,中国伴侣Li Shiu Tong伴随左右。

所有事件以巧合式的安排在发生。Ilan在北京的时候,将同性恋归为“非正常性关系”通则引起了争议。J的妈妈在是同志亲友会的成员,亲友会是为出柜的同志家长提供互助的团体。里面诞生了层出不穷的和解,从激烈的冲突转为接受,再到为子女的权利呐喊。我从不止一人的口中听到,家里的反应都是以“就差没上吊了”开始。

J的妈妈挑明问了他是不是同志,那时候还认为是J多年在美,受了不良风气的影响 。今年她七十一岁,在通则颁布之后,没稳稳地坐着。她与从外地而来的两位妈妈,亲自上门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广电总局,广播影视发展研究中心,递交自己的诉求。在漫长的等待和“领导不在”的答复中,他们花去了一整天,为了讲清楚一件事,自己的孩子没错。

“你们联合国一定要发声明。” J妈成了比我们更活跃的倡导者。

曾经和我一起“创业”的Davon已经在一家金融公司上班,收留我在他家暂住。周末一起去宜家,为我即将到来的新家添设必需。“北京的宜家是一个现象级”,Davon提醒我的话里还有资本的味道。果然,宜家是前所未见的人潮涌动的菜市场,人多到我俩在挑干花和香薰蜡烛的时候,都没谁有空投来审视的目光。

唯独只有走在前面的一对拉拉,转过头来,朝我们默契地一笑。Davon和我开玩笑说,住在一起还挑香薰,是有点gaygay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句调侃,对于他们,是生存。

通则出现后的没多久,在一场线下放映会开始前,A提醒说大家不要拍照,免得被控是在传播淫秽色情。A分享的是Ta切胸手术的全过程。A结束在联合国的工作后,去了新西兰,如今又回了北京。作为一名无性别者,Ta不认同男女的性别划分,伴随着青春期而来是无边的身体焦虑。A终于在前段时间下定决心,完成了切胸手术。

“第二性征一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多出来的两块肉,和我之前的身体不一样,做什么也不方便。所以切胸手术对于我来说,不是改变身体,而是恢复我记忆中舒服的身体。”

A在上海一家圈内知名的医院手术。医师从九十年代开始接触性别重塑手术,科室平均一天一台的频率,让他司空见惯A这样的例子——况且Ta的手术难度还不大,相对下体的改造来说简单。

A的诊断书上写着“易性病”,指心理上否定自己生理性别,要求改变生理特征的疾病。这并非是医生的价值判断,医院的定义仍然是“治病的地方”,只有病理化,才能说得通手术干预的必要。

在欢笑之中,A做完了手术,影片因此得名“切切乐”。两块沙袋压在胸前,让抽空后的皮肉重新恢复联系。Ta总算可以在夏天打赤膊了,只是游泳更衣时总会有被抓流氓的风险。

A是人类学出身,把这说成是参与性观察,以后如果要写切胸的paper,研究的积累也到位了。理想的人类,出生的身体只是一种标配,你可以在上面选择添减,或者选择什么也不做,认同你最舒服的性别身份。

“这会不会太过抽象”,我说,“和大众说起性少数群体权利的时候,他们不会关心复杂的女性主义理论,性倾向或性别身份的分类,他们或许更希望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

“你说的可能对,可能大家只想要是非对错”,A莞尔一笑,“但这是不是我们对于大众的一种想象呢?”

J和我在地铁站和A道别。硕大的雨点落下,转眼间成了冰雹,像是子弹一样打在顶篷上。列车从枪林弹雨中驶来。出地铁的时候,已是汪洋一片,我们涉水去参加M的生日派对。她归国了。

我又没能在人群里立即找到M。她的头发似乎更短了。她借生日的机会做彩虹热线的募捐,拿着二维码热情地招呼大家。我不由地惊叹,这家酒吧居然能存活在胡同里。现场乐队给M送上一波波祝福,酒吧里的另一伙人也在办生日派对,两边人混淆在一起,本来就分不清在场女权圈和LGBT圈的我更迷茫了。

在门口观察雨况的时候,和身边的一男孩聊天。过了五分钟,他停下来问我:

“我一般不这么直接问。但是我能问一下你的性取向吗?”

“我?直呀。”

“Like, straight, straight?”

“Yes, like really straight.”

一边的女孩马上开玩笑说,“那应该把你赶出去呀!”

暴雨停止了一切可负担的交通,单车除外。趁着小了些,我骑车穿过北京的东边,在少有的寂静和凉爽中回顾了我想念的城市,并未曾像此刻一样,更希望一睹明天的太阳。

(除秋白外,文中皆为化名)

晓宇 牛津政治学博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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