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音、陈乐
骑兵是古代战场所向披靡的坚锐，然而，饲养战马却不是农耕民族之长技。“马政”，牵系着国力兴盛的脉搏，绝非养马那么简单。
周天子的马厩：马有多少，国有多大
马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自西周就开始显露。在《周礼》中，马政就已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所谓马政，即关于马的牧养、征调、采办、使用和管理等等的政策与制度。三千年的漫长冷兵器时代，马政的兴衰，也是中原的兴衰。
《周礼》规定，凡拥有16井土地者，可有戎马一匹，戎马4000匹，可有战车1000乘。周天子被尊为“万乘之王”，“万乘”的背后，是沃野千里，也是战马数万。
“万乘”一如今日的核武器，具有战略威慑作用，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因此，《周礼》才说用马、养马乃“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必须限制。《周礼》可以说为中国的千年马政奠定了制度基础。
公元前201年冬，汉高帝刘邦亲征匈奴，却被匈奴骑兵包围，于白登惨败。白登一役，深深地刺激了汉朝统治阶级。因此，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国营”军马场—“苑马”即告建立。经过不懈的努力，汉武帝初年，出现了“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景象。马的数量增长极快，以至于能以马耕田。
马政兴盛，对于军事的影响是显著的。有人说，西汉反击匈奴战争的辉煌胜利，实际上是依靠“马海战术”取得的。
除了发展养马业，汉朝还引进外国良马。大宛为中亚古国，向产好马。汉武帝曾不惜费重金前往大宛国换取良马，换马不成，使臣被杀。武帝怒而发兵，另立新主，终于换来三千大宛良马，称之为“天马”，并下令在全国培育。
从此，直至魏晋，“天马”就取代了本土马种。此马同侧的两蹄为同一方向，这种步法称为“对侧步”。对侧步能够极大地减少骑手受到的来自地面的冲击力，但对马的智商要求极高，须经过严格训练方能达到，一旦练成，有些马能遗传给后代。
马背上的大唐：宦官手中的骑兵
在唐代，不论是挑选良马的“相马术”、管理马匹的法律《厩库律》，还是国家设立的兽医机构，都达到了空前的完备程度。根据《唐六典》记载，马政机构太仆寺设有兽医600人，兽医博士1人。中央的兽医人数之多，在唐代以前是罕见的。在这样全面的呵护下，唐代马匹的数量之大，达到秦汉以来的最高峰。
马政是政治的一部分，唐代的兴衰，也与马息息相关。唐太宗称帝后，生恐别人仿效玄武门政变，便特地挑选出忠心耿耿、经验丰富的亲军骑兵，专职守卫玄武门，这支劲旅史称“北军”。而中唐以后，被后世诟病的宦官之所以能专权，其根本原因也于宦官掌握了北军大权。而唐代宦官势力渗入北军始于盛唐，其中又以掌握马政为其开端。据《新唐书》记载，武则天为防备李唐宗室复辟，特命亲信的宦官任“飞龙使”一职。“飞龙”是唐代御马的尊称，匹匹皆是世所罕见的良马。从此，宦官开始掌握马权。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历任皇帝的废立都与宦官有关，包括唐玄宗在内，共有4名皇帝死于宦官之手。晚唐宦官之所以长时间随心所欲的弑君干政，恰恰在于他们通过马政控制了最精锐的骑兵。
人文大宋：零落成泥马蹄下
仔细观察《清明上河图》，画中的马远比人难找的多。对比唐宋两朝的养马数量，也能印证这一现象：唐朝极盛时期，仅国营牧场养马就达70万匹以上，可是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期，才有17万余匹，后来则更少。
宋朝的马怎么越养越少呢？这与唐朝的“安史之乱”大有干系。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机侵占了陇右地区，导致陇右的军马场尽失。唐朝被迫在它处—中原两淮地区另辟牧场。然而，一方面，中原不适宜马匹生存和繁育；另一方面，而中原素为重要的农耕区，人口集中，农田侵占官牧地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状况经五代十国，迄于北宋，一直没有改变。优良的军马仍要向北方少数民族购买。史书中称此为“市马”。市马价格昂贵，引起国家财政紧张。宋夏战事加剧后，最优良的西夏马匹的输入也随之锐减。 调训良马的重要环节是减肥，方法之一是马倌驱马冒风寒来使马“掉膘”。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王安石发起轰动一时的变法，核心内容就是推行“保马法”，把国营马场的马分给有条件的农民饲养，同时免除养马户的赋税和劳役，政府还给予补贴。
“保马法”本是谋国之举，想寓马于农，但不料百姓后来却不堪其重。因为一旦马匹病疫死亡，就要赔偿上万钱，一般小康之家会由此破产，故而“人人以有马为祸”。保马法反而引发民情汹汹，不出十年，国马奇缺。至北宋未年，国家终于又走上了“市马”的老路。
北宋在西北马场上的损失，是改革无法弥补的。北宋之所以最终灭亡，与之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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