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28日张懋镕先生在宝鸡考察眉县新出土的青铜器）
张懋镕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生活比较单一。那时没有电视，电影也很少，工作、学习之余，主要的消遣是买书、借书、读书，我也不例外。星期天不是在小人书摊上，就是在新华书店。初中我就读于西安中学，班里有很多高干子弟，他们能弄来世界名著，什么《无头骑士》《红与黑》《静静的顿河》，更不用说莫泊桑、雨果、蒲宁的小说了。那时的青少年，多崇拜作家、诗人，我也一心想当无冕之王，于是会把书中精彩的部分抄录下来，看人家怎样开头，又如何结尾，并在1963年开始动手写小说。
我的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小说《足球场内外》，发表在《少年文艺》1964年10月号上。没想到编辑先生很重视，专门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一株茁壮的新苗》。我当时很受鼓舞，那年我16岁。虽然这篇稚嫩的小说微不足道，与我后来的青铜器研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它对我的一生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它给了我一种信心 ：我能制定一个人生目标，而且我有能力去实现。
世事多变，不久“文革”开始了，紧接着又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66 年到1976年，中国社会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原来的设想也完全变了。我在农村呆了4年，在工厂呆了6年。这10年想上学，没有机会；想读书，找不到书籍。1971年，国家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公社推荐了我，但到县上就被“派司”了。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我既不是“红五类”，也没有什么背景或者后门。这是让人痛心疾首的10年，当然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对于我未尝没有帮助。农民的朴实与坚韧，工人的率性与刚直，成为我精神的养分。有了这份底蕴，日后的艰难险阻都能应付。
1978年报考大学专业时，我父亲要我报中文系，我坚决不干。没有了当无冕之王的念头，但也不想成为“无头小鬼”。报什么专业呢？“文革”后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就跟我父亲张范九先生学写篆字，刻印章。但我并不想把它作为一个专业来做，因为那需要有极大的才气。而且在父亲的光环下，我也担心自己很难走出他的影响自成面目。更重要的是，我的动手能力差，在这方面比不上同龄人。
在汉中地区的城固县插队与工作期间，我认识了卜哲民、赵伯英、郭登岑等书画家，他们是当地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但那时候落魄得很。卜老很可爱，甚至有点谦卑。他擅长甲骨文书法，多次找我讨论甲骨文，其实我更不懂，只是对小篆有些了解。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看了一点文字学方面的书籍，发现这是个冷门，而且是研究几千年前的古董，自然“安全”得很。我又喜欢胡思乱想，而古文字中有很多奥秘值得去思索、探讨，也正合我的情趣。
报考大学前，我听西北大学的老师说，要学古文字，就报考古专业。其实那时候对考古是个什么东西，自己并不了解，就是冲着古文字去的。虽然说没有去中文系，但是十几年来对文学的钟爱，还是对后来论文的写作、对事物的观察与思索、对细节的关注，大有裨益。当然也没有去搞书画篆刻，但它给我艺术的熏陶，对后来青铜器的鉴别与研究至关重要。很漂亮的青铜器未必是真器，真的青铜器品相可能很差。除了真伪，还有如何比较准确把握品位的高下，都来自艺术的鉴赏力。这种能力的获得，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往往不是在课堂上能学到的。
终于在而立之年，我如愿以偿成为西北大学1978级考古专业里年龄最大的一位学生。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学，一派新生的景象。当时有一句很时尚的话，叫做“夺回逝去的青春”。我们这些学生，如饥似渴地吸纳知识：白天，图书馆的阅览室拥挤不堪，常常为抢座位争吵；夜深了，教室还亮着灯光，大家不停地从图书馆借书，拼命地看书。
多年后，我曾经在书库里留意书籍后的借书卡：从日期来看，大都是1978年至1980年左右的，以后就很少。学校还经常邀请著名学者来讲课，如王利器、田昌五、李学勤等。
记得李学勤先生来讲课时，场面非常火热。教室过道里也加满了长凳，但还是有人没座位，只好趴在窗外听。还有不少慕名者是从宝鸡、咸阳赶来的。李学勤先生讲的是古文字，照理这是一门深奥而枯燥的课，听众之多固然有赖于李学勤先生的渊博的学识和生动的演讲，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过“文革”扫荡之后，人们的知识极度贫乏，急需补充。先生们的演讲扩大了我的视野，进了大学，方才知道这个大学是不能不读的。
不过，我仍然感到困惑。到西北大学读考古专业，是因为我对古文字有兴趣，但实际上当时西大考古专业并没有通晓古文字的老师。大学二、三年级时，我写了两篇文章：《镐京新考》和《释“东”及与“东”有关之字》（后一篇系与秦建明先生合作）。前一篇文章投给《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在该刊1981年第4期上。后一篇文章投给《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可是过了好一段时间没有音讯，我就前去询问。编辑说不能采用，但是他没能说出任何让我信服的理由，因为他就没看懂我的文章。
当时年轻气盛，我就去找系主任张岂之老师诉求。张老师很通达，他说“文革”十年，高校受到重创，不要说西北大学，就是整个西北地区，也没有古文字方面的专家，只能求助于北京了。于是他将文章寄给李学勤先生。不久，李先生回信了，他认为文章达到发表水平，也提出几点修改意见。张岂之老师又向《人文杂志》作了推荐，文章得以发表在该刊1981年第4期上。如果没有两位老师的热情指导、奔走呼吁，这篇古文字习作难以问世，我的古文字梦想也许还停留在梦境。回想往事，至今我还在心里感谢他们。
由于种种原因，我后来没有在考古一线作田野发掘，但4年的考古专业学习，仍然给我很多教诲：一是脚踏实地，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二是不要仅仅盯着古文字与青铜器，要拓宽视野，结合考古遗存及其周边坏境，去作综合研究。这些对于形成我个人的研究特色，还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1982年本科毕业，我出于对李学勤先生的敬仰，很想成为他的研究生。事情也真巧，此时李学勤先生已受聘为西北大学的兼职教授，首次在西北大学招收古文字研究生。这一次终于天遂人愿，我有幸师从李学勤先生研习古文字。中国古文字有很多分支，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文字。老师告诉我：“你在陕西，陕西有很多青铜器，你就做金文研究吧。”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这令我终生受益。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周原出土西周有铭青铜器综合研究》。所谓综合研究，就是从青铜器、古文字、历史文献三方面来研究。从此综合研究成为我研究青铜器遵循的准则与方法。
研究青铜器与研究古文献不同，面对一件一件的实物，要求研究者有丰富的实践知识和判断能力。李学勤老师很注重这一点。老师十分注意观察细节，一次观看老牛坡商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后回到西北大学，在饭桌上，张岂之老师询问详情，李老师有意锻炼我，让我讲一讲。而我因为参观时不用心，磕磕绊绊说不清楚，李老师看我很窘的样子，就接过话题，有条不紊地讲起来。
李老师的记忆力极好，一般情况下他不用笔记。看到一件青铜器，他立刻就能说出与它相似的一件或数件青铜器的名称、形态、花纹以及铭文。一次参观西安市文物仓库，看到一件吕服余盘，上有铭文68字，李老师跟读现代文似的，瞬间就释读完了。这是李老师第一次释读这篇铭文，而先前我已经看过一次了，然而释读速度还是跟不上老师。可以说我能踏上青铜器研究之路，与老师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
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西北大学历史系文献专业任教。1989年，历史系升格为文博学院，需要增加新的专业，于是原先在考古专业的王世和老师组建了博物馆专业。大概考虑到我本科学的是考古，王老师把我从文献专业调到博物馆专业。除了继续讲古文字，我又开了《青铜器鉴定》这门新课。自此之后，我开始系统研习青铜器，包括没有铭文的青铜器。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我的主攻方向已经不是古文字，而是青铜器了……
1988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我下课回到住所，刚打开大门，便看到地上有一个信封，信封里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器物照片——一件口沿破损的青铜簋，它布满红斑绿锈，上有窃曲纹。可以基本判定东西是真的，而且是西周时期的文物。再看另一张照片，只见上面有密密麻麻几十个文字，凭着多年来对铭文的学习与研究，我判定铭文也是真的，而且这么长的西周青铜器铭文近十年来很少见。意识到这一点，只觉得全身的血液直涌上头，兴奋得不得了。后来经过研究，这件簋叫史密簋，铭文记载周王命令史密率领军队在山东某地作战。我研究之后写了两篇论文《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义》（与赵荣等先生合作）和《史密簋与西周乡遂制度》，发表在《文物》1989年第7期与1991年第1期上。这是我第一次独立研究一件新发现的青铜器，一方面大大激发了我研究青铜器的热情，一方面也让我看到自己的欠缺。
在我看来，丰富的中国古代青铜器资料就像一座蕴藏量无限的矿山，里面有很多令人着迷的奥秘，值得我一辈子去探索它，了解它。虽然辛苦，但其乐融融。
文章原刊于《大众考古》2014年第10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