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 | 论南朝文学的北传

如上所述，魏收，任昉师法的是任、沈文，他们亦即是苏绰所云“洛阳后进，祖述下已”之“后进” 。温子升虽没有祖述江左的明确记载，据《魏书》卷八五本传，他自称太原温峤后，而世居江左，至其祖父才北迁济阴，梁武帝赞赏他的文章，以为“曹植、陆机复生于北” 。魏济阴王元晖业曾说三“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子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庾信蔑视北土文人，却称道子升所撰韩陵纪功碑。事见《朝野金载》卷六。可以推想子升为文乃是魏、晋、齐、梁一脉相承的正传。事实上，北土文学在衰落之后，也只有祖述江左之一途，才能获得南人的肯定。而且，永嘉之后，北方并没有足为后学楷模的大才士当时南朝著名文人的文集普遍传播北方，为北人诵习，自不待言。有关文学的类书亦为北朝所重。《北齐书》卷三九《祖珽传》：

事文襄（高澄）。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 。贬以《遍略》数帙质钱樗蒲，文襄杖之四十。

按《遍略》卷三四子部杂家著录《华林遍略》六百二十卷，梁徐僧权等撰。这样的大类书，南朝时期编撰了不少，史传中也有许多分类汇集各项事目的记载。南朝骈骊文日益讲求运典博而且巧，数典成为文人争胜之一事，梁武帝救撰《华林遍略》即因与刘孝标所撰《类苑》争胜而发【1】。当时《遍略》初出，业已传入邺都，高澄大概爱重此书而嫌书价昂贵，所以命人抄写而退其本。而此书零残数帙竟可以质钱，可见其价重一时，后高洋统治之初，祖珽又盗窃此书全部，事发，免死除名【2】 。仅就《华林遍略》一书文来看，南朝撰述之为北土所重，可概其余。《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定州安平人，隋中书令安平公德林子也……七岁解属史。父友人齐中书舍人陆乂、马元熙尝造德林实集。有读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 ，并不知其事。百药时侍立，进曰：“《传》称：‘鄅人籍稻’ 。杜预注云‘鄅国在琅邪开阳。’乂等大惊异之。

按李德林为齐末最著名的文人，幼时魏收称其文章可继温子升。他任中书侍郎，据说“军国文书及大诏浩俱是德林之笔”，又与颜子推同列文林馆。周、隋二朝，德林在山东人物中最受重用【3】。陆乂、马元熙也都侍诏文林馆，为同时文人【4】。他们宴集时共论徐陵文，显然徐集流传邺都，为文士所诵习，犹如稍后之任、沈梁代文体变化由任、沈而转为徐、庾，于是北方文人也传诵徐陵文，由此可见南朝文学对北方的指导地位。《北齐书》卷四五《文苑传·序》云：

北齐后主中溺于群小，然颇好讽泳。幼稚时，曾读诗城，语人云：“终有解作此理不？”及长，亦少留意。初因画屏风，初通直郎兰陵萧放及晋陵王考式录古名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 帝弥重之。

所谓“近代轻艳诸诗”，应指梁简文、元帝时所尚之所谓“宫体” 。据《北齐书·萧放传》，萧放乃梁武帝侄孙，侯景乱时随父萧抵奔齐，与父并侍诏文林馆。他“性好文泳，颇善丹青”，因此受任“监画工作屏风等杂物” ，他当然熟悉流行于梁末的“轻艳诸诗” 。此可为南风北被之一证。

自后秦破亡，关中经济、文化长期衰落，太和之祖述江左文风，并没有传入关中。关中从未像范阳卢氏、祖氏、河间邢氏、柜鹿魏氏那些河北士族一样，在文学上人才辈出。西魏建国，极少能文之士，有者亦属随孝武帝入关的关东人【6】，上文所述之柳庆即其中之一。文化水平不但不能与南朝相比，而且也远逊邺都。苏绰诋诃“洛阳后进”祖述江左华靡的文风，其实关中根本没有能写这些华靡之文的文人，那篇《白雀颂》不得不由“洛阳后进”柳庆撰写【7】。数年之后，苏绰奉宇文泰之命，撰写了一篇模拟《尚书》文体的《大浩》。《周书》卷一五《苏绰传》：

自有晋之际，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拟《大诰》，奏行之。（文略）自是之后，文章皆依此体。

《大诰》模拟典浩，久为后人讥笑，已不待论。虽然宇文泰、苏绰推行文体改革有其政治目的，并非只是盲目复古但所谓“自是之后，文章皆依此体”，也非事实。《周书》所载类此之文只恭帝元年宇文泰谕臣文及受禅位诏书而已。《大诰》颁布在大统十一年，不过十年，魏恭帝元年，庾信奉梁元帝命通使入关被留，江陵破灭，王褒等梁臣被迁入关。《周书》卷四一《庾信传》：

周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请托。唯王褒颇与信相埒，自余文人，莫有逮者。

本传终云：

既而革车电迈，渚宫云撤，尔其荆、衡杞杆，东南竹箭，备器用于庙堂者众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是时，世宗雅辞云委，滕、赵二王雕章间发。成筑宫虚馆，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睛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于红萦，荡心于郑、卫。昔杨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

类似的议论又见于《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序云：

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

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七国之音

乎！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返，无所取裁。

《周书》文对江左一概否定，《隋书》则独斥梁大同之后的变化。但同样对以徐、庾为代表的文体齐声低斥。这种被斥为“淫放”、“轻险”的文体，自江陵破坏，庾信、王褒等江左文人进入关中，文化相对衰落贫乏的关中开始传入了兴于梁末的新文风，与江左、邺都接上了魏晋以来发展的轨道。宇文泰努力造作的规摹典诰的文体竟为他儿子们所唾弃，而被低斥的浮华文体却在关中盛行。北朝末期，以徐、庾为代表的江左文风基本上已占领了北土文坛。北土文学的重振实际上是南朝文学的北传。

尽管周、隋二史低斥徐、庾, 尽管徐、庾代表的确是魏晋新兴文学的末流，然而这还是当代文学的主流，徐、庾仍然是当代最杰出的文人。庾信后期作品《哀江南赋》、《枯树赋》等倦怀故国，感情真挚，完全安不上“淫放” 、“轻险” 、“浮华”这些酷评，前人早已论及，无须多述，就是徐陵和庾信前期绮丽之作也未可一笔抹杀。我们还必须指出，《周》、《隋》二书作者斥责所谓“淫放” 、“轻险” 、“浮华”，大抵指的是被认为为色情的内容与繁缛的辞藻，新巧的运典用韵等技术，却不是反对骈骊文，而且这骈骊文的风格并不能超越他们所诋诃的传自南朝的文体。

二、隋唐间的江左遗风

北朝末期南朝文学占领北方文坛，任、沈、徐、庾之文成为北方文士乃至学童师法的楷模。隋初，治书侍御史李谔上书请清除轻浮的文体，他痛斥源自曹魏而极弊于江左齐梁，不读经典，专事吟詠的学风与文风，以致“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这种“舍本逐末”的风气“流离华壤，递相师祖，久而逾扇” 。所谓“华壤”，即指北土，亦如前列苏绰所说江左文章浮华，“洛阳后进，祖述不已” 。简言之，即江左轻薄文体占领了北方文坛。李谔所上书中称隋朝建立之初，就“屏黜轻浮，遏止华伪” ， “开皇四年（584），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同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由于“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 。虽说“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籍，禁绝华绮”，然而“外州远县，仍踵弊风”。地方官选拨人才，还是重那些能作轻薄篇章之人，而屏弃仁者儒学之士。他要求命令官司普遍搜访，访得此等情况，即“具状送台”，以资弹劫。事备见《隋书》卷六六本传。

《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称“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疏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宪台霜简，应即指李谔上书，但云“屡飞”，似又不止李谔一书。按李愕文虽论文体，而最后重在选举，要求改正地方官辟举与岁举轻德行儒学而重浮薄文章的不正之风。关于选举，且待后述。总之，开皇四年“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的诏书颁发后，虽司马幼之因文章华艳得罪，实际效果却并不大。李愕所云“外州远县”，那时还未灭陈，应指雍州以外的隋统治区域，大抵为故齐领土的某些州县。李愕是针对选拨人才的偏向说的。这种情况是否只限于雍州外某些州县，姑且不论。如果就文风而言，则绝非限于“外州远县” 。隋文帝崇尚史治，不但文学，儒学也并不受尊重。《隋书》卷五八《许善心传》说他曾赞赏许善心曾被徐陵称道的南士所作的《白雀颂》，赞赏的却是“ 文不加点，笔不停挥”，而非颂文。但是也像宇文泰一样，他的儿子中却颇有爱好《隋书》卷四五《房陵王勇传》：

勇颇好学，解作词赋。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引明克让、姚察、陆朗明等为之宾

友。

上书卷一八《魏澹传》：

聘陈主使还，除太子舍人。废太子勇深礼遇之，屡加优锡，令注《庾信集》，复撰《笑苑》、《词林集》，世称其博物。

按据《隋书》卷一《文帝纪》魏澹使陈在开皇三年十二月，使还授官当在次年。杨勇命澹注《庾信集》亦当在开皇初。杨勇必早已诵读庾信文，用典每不能解，所以命魏澹作注，其时距庾信之卒，大约不过十至十五年间。李谔上书请正文体亦即在此时。《杨勇传》称他“解作词赋”，必与周赵王招一样，为文学庾信体，周隋间贵族子弟好文学者大概都这样。《隋书》卷五八《明克让传》称：“于时东宫盛天下才学之士，至于博物洽闻，皆出其下。”可知才学之士为勇罗致者甚多。《勇传》只举明克让等三人以概其余。明克让乃经学世家，姚察却是江左徐庾一脉的文人【8】，杨勇宾友中必多文学之士。杨勇所引另一文士陆朗明即陆爽，亦见《隋书》卷五八，乃魏郡临漳人。在北齐为中书侍郎，齐亡，与李德林、阳休之等十余人入关，这十余人都是北齐著称文人。此外，同书卷七六《文学·刘臻传》称“皇太子勇引为学士，甚袭押之。”臻为沛国相人，其父为梁寻阳太守，当久居江南。他先仕梁元帝和后梁萧詧，宇文护辟为中外府记室，遂入关。陆爽、刘臻文章, 大致沿袭江左、邺下之风。

文帝次子炀帝杨广，《隋书》卷三《炀帝纪》称“ 上少好学，善属文。”同书卷五八《柳䛒传》云：“初王（炀帝时封晋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䛒以后，文体遂变。”按柳䛒虽本贯河东，永嘉乱时已迁襄阳，父祖仕梁，他在后梁官位显达，后梁废始入长安，时在开皇七年。经官两任乃为晋王谘议参军。炀帝见柳䛒应在开皇九年平陈后镇江都时。此前炀帝为文师法庾信，与杨勇之命魏澹为庾信集作注，并是周代滕、赵诸王之旧风尚。《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云：

炀帝初习艺文，有昨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淫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

上引论述有二点需要说明。其一，炀帝有非轻侧之论如上引《柳䛒传》所云，必在见柳䛒之后，其时炀帝年已二十余，不能说“初习艺文” 。其二，所谓“ 暨乎即位, 一变旧风” ，乃改变起于梁末，传于关右，以徐、庾为代表的“词尚轻险，情多哀思”的文风，“非轻侧”，变徐庾体不等于否定南朝文学。实际上，炀帝也并示真正“非轻侧”，炀帝曾作《宴东堂嘲司花女》等宫体诗，且命虞也南和作，则早年“非轻侧”也出于矫饰，而《文学传·序》所云即位后“文体一变”，并非实录。

《柳䛒传》又云“王晋王广好文雅，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锡等百余人以充学士，䛒为之冠。”诸葛颖为丹阳建康人，父祖并仕梁朝，颖为邵陵王记室，侯景乱中奔北齐，待诏文林馆入隋，为晋王记室，“甚见亲待” 。王胄乃琅邪王氏，江左高门，陈亡入隋，亦为炀帝所重。虞世南为会稽高门，虞荔之子，世基之弟。世基、世南弟兄文学在陈都受到徐陵的赞赏。陈亡入隋，世基是场帝亲信大臣之一，官内史侍郎，与苏威、宇文述等参掌朝政【10】。朱锡仅见于《南史》卷六四《王琳传》，为琳故吏，疑出吴郡朱氏。此外，炀帝为晋王时所置学士见于《隋书·文学传》者还有虞绰、庾自直。虞绰为世基、世南族人，陈亡为晋王学士。《文学·王胄传》说胄与虞绰齐名，“后进之士咸以二人为准的” 。庾自直原籍颖川，迁居襄阳，应为庾信族人陈亡为晋王学士，炀帝即位后为著作佐郎，常居禁中，与虞绰、虞世南、蔡允恭“以文翰待诏” 。本传说“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自直所难，帝辄改之，或至于再三”。

如上所述炀帝晋王时所置学士，都是北来南士，这固然与炀帝为平陈统帅与作镇江都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他爱好文学，江左文学久传北土所至。炀帝对于江左文化非常祟重，《大业拾遗记》载内史舍人窦威、起居舍人崔祖潜等著丹阳郡风俗，以吴人为东夷，炀帝不悦，命人宣敕加罪，敕云：

自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以称人物。故晋武帝云江东之有吴、会，扰江西之有汝、颖。衣冠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尔等著其风俗，乃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于尔等可乎？然著述之体，又无次序。各赐杖一顿。

据此可知炀帝企羡南朝文化的心情。如上所述，文帝开皇四年下诏改正文体，以后李谔以治书侍御史的身份上书纠弹文体不正，选举不实，而就在此时，文帝二子杨勇、杨广都爱好庾信文, 都延致江南文人为宾友即所谓“学士” 。开皇十年后，虽史称杨广文体改变，恐未必尽然。实际上，被低为“ 淫放” 、“ 轻薄”的徐庾体或炀帝所非之“轻侧”文风业已风靡全国，并未真有所改变。这一点只要看唐初流行的文体即可知道。《唐书》卷二〇七《陈子昂传》：

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稚正。

唐初，天下仍然祖尚徐庾余风，又岂能“一变其风”？《法苑珠林》卷二六敬法篇谤佛部：

唐遂州人赵文信贞观元年（627）九月暴死，三日后还得苏。即自说云：“死之日，被人遮拥将行，同伴十人并同相随，到阎罗王所……后唤遂州人前，“法从生以来，有何功德？”其人报王言：“臣一生以来，不修佛经，唯好庾信文集录。”王曰：“其庾信是大罪人，现此受苦。法见庾信，颇曾识不？”其人报云：“虽读渠文章，然不识其人。”王即遣人引出庾信，令示其人。乃是一龟，身一头多。龟去少时，现一人来，口云：“我是庾信，乃为生时好作文章，妄引佛经，杂裸俗书诽谤佛法，云不及孔、老二教。今受罪报龟身苦也。”此人活已，具向亲说。

庾信因文章妄引佛经和谤佛受报龟身，当为奉佛信徒所编造。但作者必然也读庾信文，否则怎么知道他引用佛经与俗书杂揉？遂州属剑南地，地段偏远，而此州却有人一生只读庾信文集，可知隋唐间庾集流行广泛。

贞观年间还发生过一件有关进士科文体的事。《通典》卷一七选杂议论中：

（贞观）二十三年（据宋本）九月，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举。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治并有俊才，声振京邑。而师旦考其文策，灿之不举。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 太宗怪无昌龄等名，因召师旦问之。对曰：“此辈诚有词章，然文体轻艳，必不成令器。臣若推之，恐后生相仿效，有变陛下风稚。”帝以为名言。后果知其言【11】。

张昌龄《旧唐书》卷八〇、《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苑传》均有传。旧传不记此事， 而云“本州欲以秀才举之，昌龄以时废此科已久，因辞，乃充进士贡举及第。贞观二十一年翠微宫成，诣阙献颂。太宗召见，试作息兵诏草，俄顷而就。太宗甚悦，乃谓之曰：“昔祢衡、潘岳皆恃才傲物，以至非命。汝才不减二贤，宜追鉴前范，以副吾所取也。’乃敕于通事舍人里供奉。”据此则昌龄于贞观二十一年前已进士及第，岂得于二十二年被黜，所载不合。或昌龄先曾为王师旦所黜，后仍以进士及第，《通典》记事偶误或昌龄实未登进士第，但以献颂召试得官, 《旧唐书》记载不实。姑置不论。总之，张昌龄是冀州人，贞观时文名颇盛。如王师旦所论，张昌龄和王公治之文“其体轻艳” 。唐初人说的“轻艳”文体亦即徐庾体。二人被黜，举朝惊讶，致使太宗亲自询问。可知尽管隋唐之间一直有人大声斥责这种文体，他们的危言正论并没有为文学界所接受，也没有真正得到朝廷的认可。

贞观朝臣乃至太宗是认为张、王二人理应中第的。唐太宗同意王师旦的议论，昌龄暂时被黜。如果确如《通典》所述，却还是以文章得官，而且太宗赞赏他文才不减祢衡、潘岳。是否昌龄接受教训改变了文体呢？同时作文必须相题，像“息兵诏”那样的命题是不容许著“淫放” 、“轻艳”文句的。

从北周以来，关中文艺风气便是文学庾信、书学王褒。北周明帝和滕、赵二王，隋代太子杨勇及炀帝均学庾信文，唐太宗也曾制作这种“轻艳”诗文。《唐会要》卷六五“秘书监”：

（贞观）七年（633）九月二十二日，上谓侍臣曰：“……尝戏作艳诗，虞世南进表谏曰’圣作虽工，体制柞稚。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计，赐令继和，辄申狂简。而今之后，更有斯文，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

太宗戏作艳诗，应即倡导于梁简文、徐摛，流行于梁、陈之所谓“宫体” 。太宗所作宫体诗留存至今者尚有数首，见《全唐诗》卷一。其中有《秋日效庾信体》，更足证他向往庾信的倾向与一时风气。“戏作”实是饰词。虞世南生长江南，也工于此体，我们知道他在隋代曾和炀帝所作《宴东堂嘲司花女》之艳诗，太宗要他和己所作，必然认为他平素娴习。世南之所以坚拒，正因为他经历陈、隋，深知如和作艳诗，必然为其他某些朝臣以及后世所非议，更难保太宗不会因为朝臣之言而一朝迁怒，加罪于他。至于内心，则世南是否真的厌恶此体，殊不可知。

虞世南以为“上之所好，下必从之” ，深恐御制艳诗流行，导致“轻薄成俗”。而十余年后，张昌龄、王公治虽然文体轻薄，却“声振京邑”，被黜之后，“举朝不知所以”，太宗还亲自过问。这充分说明虞世南不和艳诗，却依然“轻薄成俗”， 轻薄文体仍然还得以博取颇高的声名。唐太宗尽管肯定虞世南的直言，然和朝臣一样称赏张、王的文才。王师旦之论与虞世南如一辙，也是恐败坏文风，然而黜落张、王同样也未能消除这种以徐、庾为代表的江左遗风。《新唐书》卷二一《文艺传·序》：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扛左遗风，絺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按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之间，美才并出，儒济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

《文艺传·序》所云唐初文章“沿江左余风”，亦即上引《陈子昂传》所称唐初文章“ 祖尚徐、庾” 。太宗时被认为“轻薄”的徐庾体虽屡受指责，却仍然为朝野所宗，已如上述。高宗、武后之际，“江左余风”的代表人物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号称“四杰”。《文艺传·序》云“ 王、杨为之伯”其实兼包卢、骆而言。宋陈善《扪虱新话》卷六“文才类”曾指出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句实本之庾信《马射赋》“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 。又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一三云：

王勃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当时以为工。仆观《骆宾王集》亦曰“断云将野鹤俱飞，竹响共雨声相乱。” 曰“金飚将玉露俱清，柳黛与荷缃渐歇。”曰“缁衣将素履同归，廊庙与仁湖齐致。”此类不一，则当时文人皆为此等语。且勃此语不独见于《滕王阁序》。如《山亭记》亦曰：“长江与斜汉争流，白云将红尘并落。”欧公《集古录》载《德州长寿寺碑》与《西清诗话》，如此等语不一。仆因观《文选》及晋、宋间集，如刘幸标、王仲宝、陆士衡、任彦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柱多有此语。信知唐人句格皆有此也。李商隐曰“青天与白水环流，红日共长安俱远。”陈子昂曰“残霞将落日交晖，远树与孤烟共色。”“新交与旧识俱欢，林壑共烟霞对赏。”

按王勃《滕王阁序》“落霞” 、“秋水”一联袭用庾信《马身赋》中句法，有如陈善之论，自无可疑。王楙推论这些句法或格调在南朝人文中习见，而蹈袭此类句式之唐人不独王勃，不论与王勃齐名为初唐四杰之骆宾王，即号为改变唐代文风的陈子昂亦在所不免。唐初人习用南朝骈骊文格调，这不一定是有意蹈袭，而是习之读之甚熟，随之唾口而出，这就是一代文风。

值得注意的是高宗、武后时作为“江左余风”的代表文人之“四杰”，除骆宾王乃婺州义乌人外，王勃为河东人，杨炯为华阴人，卢照邻为范阳人，均乃北人。而且同时或稍后之著名文人如沈佺期、宋之问、苏味道、李峤、崔融等均是北人，其诗文却都像“四杰”一样祖述江左。这种现象的发生，一方面我们看到隋和唐代前期北方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具有优越条件，因而文学人才辈出，而江南则梁亡陈灭以来，大量优秀的文士北迁，丧失了一个传统的文化中心，又丧失了有影响的文坛巨手，从而后继乏人另一方面，北方人代表“ 江左余风”而管领风骚，正好说明太和以来北方祖述江左文风取得了巨大成果，江左余风占领了北方文坛。《文艺传·序》以为玄宗时，群臣稍厌雕琢，文风始变，代表这一代新风气的为张说、苏珽，即所谓“燕、许” 。玄宗时期的文风有所变化，燕、许有异于初唐四杰，这一点不待多述。但这种变化仍然局限于“江左余风”范围内。尽管燕、许“气益雄浑”，文体仍属骈骊。骈骊之文，必然以江左为楷模。也正如《隋书·文学传序》所论南北好尚不同，乃是“宜于用”与“宜于歌咏”之异，并非体制源流的区别。当时文人早年课读，徐、庾的著名作品是必读的篇章。《朝野佥载》卷四：

（苏）颋年五岁，裴谈过其父。颋方在，乃试诵庾信《枯树赋》，将及终篇。避“谈”字，自易其韵曰“昔年种柳，依依汉阴。今看摇落，凄怆江浔。树犹如此，人何以任。”淡骇叹久之，知其他日必为文章主也。

按苏颋卒于开元十五年（727），年五十八【12】，上推应生于高宗总章二年（669），五岁为高宗咸亨四年（673），正是“江左余风”大盛的时代。五岁能改韵避讳，虽云苏颋聪慧，却也可看出当时儿童很早就诵习庾信文和教以辨别音韵。正如隋代李谔所云“间里童昏，贵游总妙，未窥六甲，先习五言。”这是由来已久的风气，张说、苏颋等同时文人，生逢其时，很难摆脱“江左余风” 。

如上所述，我们认为自隋以及唐代前期，南朝文学特别是以徐、庾为代表的梁末文风，虽然多次以“淫放” 、“轻薄” 、“浮艳”而遭到诋诃，却一直为北人所景尚，而且南朝文学广泛流传于北土。在唐代，代表这种文风的却多是北人，南朝文学占领了北方文坛。这是因为魏晋以后文学发展的倾向是讲究对偶、运典、音律的骈骊文，南朝继承了魏晋，走的正是这条发展道路。北朝后期以至隋、唐前期，既然文尚骈骊，就必然要以南朝文学为楷模。

三、唐代后期古文与骈文的盛衰气

上文论述隋及唐前期文学上的“江左余风”占领北方文坛，当时文体仍然崇尚骈骊。永嘉乱后，魏晋兴起的骈文在江南继续发展，写作骈文必然以江左为楷模，必然要讲究对偶、运典、音律等技巧。企图突破“江左余风”，必须屏除魏晋南朝文体发展的历史轨辙，也即是否定骈文作为文章主体。西魏苏绰曾经试图复古，仿效必《尚书》典谟，既与当时企羡的南朝文风相背，而且也不能实际行用，只是一场儿戏。隋唐期间，不少人诋斥江左文风特别是认为“淫放” 、“轻薄” 、“浮艳”的梁末文风，但他们也并不否认骈体文的优越地位，实际上，他们非难梁末文风的论述仍是用骈体文写成。骈体的樊篱不打破，江左终究为骈文的渊数和楷模，即使排斥徐、庾，也仍然不出江左范围，何况徐、庾作品仍然是习作骈文者必读的篇章。

安史之乱前后，天宝以至大历之间，文必骈骊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诸人均有舍骈取散，崇尚古文的倾向。萧颖士曾说“仆平生为文，格不近俗, 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13】独孤及《毗陵集》李舟序以为自陈子昂之后，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皆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意” 。自天宝以来，提倡古文的呼声渐高，至贞元、元和间，韩愈、柳宗元诸人出而形成文学史上著称的古运动。这些人所熟知，无待赘述。本文只想探索此后唐代流行的文体究竟起了何等程度的变化。

我们丝毫也不怀疑古文运动的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但就唐代而言，古文对骈文还未取得压倒的优势，当时社会上下层流行的各类文章虽都兼用古文，但基本上仍以骈骊为主。绝大多数文人一如既往，诵习骈文，讲求对仗、运典、音律。贞元二十年（804）日本僧空海（弘法大师）入唐，过了二年，于元和元年返国。他返后撰写《文镜秘府论》六卷，内容是讲写作诗文的技巧，申述梁代沈约所倡之四声八病之要，以及剪裁典故以求对偶工整之法等。空海大概入唐前已娴习中国诗文，入唐后更受当时流行文体影响。

贞元、元和间正是“江左余风”那套。当然他于匆促二年间，难以深入领会韩、柳主旨，却可以看到当时文坛上活跃的不外是这一套诗文技巧。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进士科考的是律赋、律诗。

进士科创自隋炀帝，隋及唐初只试时务方略策。高宗永隆二年（681）加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14】。据《隋书·杜正玄传》，隋代秀才已有加试杂文例，但似非定制。所谓杂文，当指赋颂铭赞诸有韵之文。永隆二年进士加试杂文两篇，命题广泛，以后才限于律赋、律诗。律赋、律诗形成于梁、陈。进士为唐代士人出身最受尊重也是竞争最力的科目，凡应进士举者非熟娴诗、赋的写作不可【15】。“江左余风”也必然继续下去。《皇甫持正集》卷四《答李生第一书》：

来书所谓浮艳声病之文耻不为者，虽诚可耻。但虑足下方今不尔，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举进士，举进士者，有司高张科格，每岁聚者试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舍其斧斤，可乎哉？耻之不当求也，求而耻之，惑也。令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耻濡足也，宁能自信其言哉！

皇甫湜一针见血地指出，李生所耻为的“浮艳声病之文”正是进士举的“科格” ，求进士而耻作此类之文就好比伐木而舍弃斧斤。皇甫湜自己就曾举进士及第，这些话正是他深知甘苦之谈。其实倡导古文的领袖韩愈以及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柳宗元、张藉、李翱、李汉等哪一个不是进士，哪一个不能作所谓“浮艳声病之文” 。韩愈文集中无骈文，并非他不能作骈文，只是他像李生那样引以为耻而不收入而已。举进士必须习作律赋、律诗，这是所谓“敲门砖”。清人称八股文为“时文”或“功令文”，讲求对仗、运典、声律的骈文，就是唐代的时文或功令文，当时称为“今体” 。不仅登进士必须工于骈文，像元稹、白居易那样官翰林学士的，草拟所谓“大诏令”，更必须擅长骈骊，又不仅司内外制的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就是一般高级官僚，判事照例要用骈体，逢到节日、皇帝诞辰以及立皇太子等庆典都得上照例由骈体文写成的贺表，自己不能作或不想作，也得请一位能作此类文的文人代作。

唐中叶以后，大量文人充当诸道节度使、观察使等的幕僚，写作任务之一就是此类贺表和其它浮泛的酬应书牍。这使自朝廷制诏至内外百官的章表书牍、判语大致都用骈文，甚至出现可以袭用的奏状、章表、通问的范本，皆用比较通俗的骈体文写成，称作“书仪”，具见周一良同志的考释【16】。古文兴起之后基本上没有变化，继承江左的骈文仍然有极其广泛的应用领域。

不仅庙堂之上，内外百官皆用骈文，而且闾里之中，民间流行的也是骈体。敦煌所出唐或五代文书中，有通用的遗书、析产、放妻、放奴婢等程式所谓“样书”多件，行文大都为鄙俗骈体，具载唐耕耦同志所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遗嘱、分书、放妻、放良书样式”一类中，今录其中所载斯〇四三号“放良书”一件，以概其余。

盖婢以人生于世，果报不同，贵贱高卑，业缘归异。上以使下，是先世所配放伊从良，为后来之善。其婢某乙，多生同处，励力今时，效纳年幽。放他出离，如鱼得水，任意沉浮；如鸟透笼，翱翔弄冀。峨媚（眉）秀柳，美娉窈窈之能（态）；拨鬓抽丝，巧逞芙蓉之好。徐行南北，慢步东西；择选高门，娉为贵室。后有儿侄，不许忏论，一任从良，荣于世业。山河为誓，日月证盟。依此从良，终不相违者。于时某年月日谨立放书。

又该书同类录“放妻书”七件，其中斯六五三七号“放妻书”一件与伯三七三〇号“ 某乡百姓某专用放妻书”一件，除个别字外，全都相同，足见彼此抄袭之迹。

此种彼此抄袭的俗体骈文程式也可以在唐人墓志中见到。岑仲勉先生《贞石证史》“突厥人澈墓志”条说“《石华》九云’前萧思亮志有“龙门之桐，始半生而半死”，此文（《胡佺志》）亦有是句。盖唐人作文, 已有活套，转相剿袭，要知此语尚不始于《思亮志》也。’余少读书，见夫旧日三家村冬烘先生，为人写婚礼书帖，往往编成一种套语，预备抄誊，故除郡望之外，几无不大同小异。以此而推，古代民间墓志，如非平生事迹可纪，或延文人捉刀者，当亦难免斯弊。”该条举《安神俨志》及《康杴志》二志及同书“安师志与康达志”条所举龙朔三年（663）《安师志》及总章二年（669）《康达志》, 均见抄袭雷同情况。岑先生《续贞石证史》“石刻记载雷同踳驳又两宗”条引《山西通志》卷九一论《唐上元南溪县令孟贞墓志》多与《乡正马恽墓志》雷同说：“初唐墓志，率用骈骊一种通调，展转沿袭，而未有此其甚者，而又生同地，葬同时，而千载后俱流散于世，岂不奇哉！”

岑仲勉先生所述为唐前期的情况。从周绍良先生主编《唐代墓志汇编》所收贞元到唐末九百余方墓志看，古文运动兴起后，墓志还是以骈骊文为主。贞元到大中以前五百六十多方墓志中，骈骊体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而散文体墓志也都夹杂着骈骊句式。大和时期，我们才发现了像韩愈那样纯用散文写成的墓志，到大中时，这种情况尤为多见，但骈体墓志仍多于散体墓志，而且大中以后直至唐末，骈骊文在墓志中又再度兴盛，占绝对优势。我们虽未发现其中骈骊文墓志相互抄袭的情况，但对偶、运典仍是其突出特征。

如上所述，无论朝廷还是民间，骈文行用有广泛的领域，而且在古文运动兴起之后，骈文杰出作家不乏其人。稍前大历、贞元间，常衮、杨炎、陆贽先后为相，他们政见不同，但却都是骈文高手。元和之后，以骈文名家者虽不能在声势上与韩、柳之古文相抗，而较之张、李、皇甫诸人未必逊色，甚或过之。文、武二朝时，李德裕不但是一位政治家，而且还是位骈文家。郑亚为德裕《会昌一品集》作序，列举唐代勋业文章两著者颜师古、岑文本、李峤、崔融、张说、苏颋、常衮、杨炎，而以吉甫、德裕父子相拟。其实吉甫只是陪衬，德裕之文比之燕、许、常、杨，毫无愧色。李德裕不应进士举，说“好驴马，不入行”，又说他祖父李栖筠“以仕无他歧”才应进士举，及第之后，“家不置《文选》”【17】。他对进士科不满，也确实不作如上引皇甫湜答李生书中所谓“浮艳声病”之文。所以他作《文章论》赞同魏文帝《典论》“文以气为主”之说，又说“不可以不贯”，认为沈约素重音韵，“语虽甚工，旨则未达”。以气为主则必须通贯，正如《新唐书·文艺传序》论燕、许“文气雄浑” 。所以《文章论》于唐代独推苏颋诰命之文【18】。孙梅《四六丛话》卷六《论制诏》，以德裕与陆贽并论。王渔洋《池北偶谈》卷一七亦云：

李卫公一代伟人……其《会昌一品集制集》骈偶之中，雄奇胶伟，与陆宣公上下。孙、王所论只是《制集》所载之文，其实《别集》所录赋、铭、碑、篇诸文也不乏佳作。欧阳修就曾称道德裕《大孤山赋》【19】 。

李德裕稍后另一位杰出的骈文作家是李商隐。商隐少年为古文，不尚骈偶，后来入令狐楚幕府, 令狐楚是骈文名家，商隐始改作“ 今体”，其事见《旧唐书》卷一九〇、《新唐书》卷二〇三本传，商隐《樊南甲集自序》云：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郭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校定奏记，始通今体，后又两为秘书房中官，恣展古籍，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

商隐自序称其集本名《樊南四六》，均为骈文，亦即“ 今体” 。可知当时流行的文体为骈文。商隐从令孤楚作章奏，以后又任秘书房中宫，流鉴古籍，“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间”，可知他于江左遗文研习甚深，而且凡工于“今体”者必定要钻研江左遗文。

商隐骈文为晚唐之冠。《四六丛话》卷三二历数徐、庾之后，及于宋代，称道商隐之文云：

唯樊南《甲》、《白》，则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也。循讽终篇。其声切，无一字之声屈；其抽对，无一语之偏枯。才敛而不肆，律超而不空。

《丛话》从徐、庾以下独尊商隐，未免推许过当，但商隐为唐代杰出的骈文大家，并非虚诬。黄季刚先生也说【20】：

樊南四六，上承六代，而声律弥谐；下开宋体，而风骨独峻。流并极少，轨辙易遵。

这是说商隐之文精于声律，即《丛话》所云“无一字之声屈” ，所云“风骨独峻，则虽精章律，却不作“浮艳”之辞。从诸家对李商隐骈文的评价，商隐作为唐代“江左余风”的后劲，当非溢美。

我们举古今对德裕、商隐骈文的称赞，说明在贞元、元和时古文运动兴起之后，骈文不但在社会上下层广泛行用，而且在高度上也还有杰出的作家。除了二李之外，元和之后有如苏元舆、令孤楚、段成式、温庭筠等都足以和同时古文诸家相抗衡。我们认为元和之后，文坛优势仍在“江左余风”的骈骊之文。一般士人仍然讲究对偶、运典、声律，以求科第，其中不乏足以继承前修的高手。直到宋代，此风未绝《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序》云：

国初杨亿、刘筠扰袭唐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复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之文日趋于古矣。

经历唐末以至五代，对于文章的总评自来都说文体卑靡，这主要是对那时的骈文而言，古文那时既没有压倒骈文，也不是主流。如上引《宋史·文苑传序》所说，直到宋初，仍然“袭唐声律之体” 。古文真正压倒骈文，是在宋仁宗以后欧阳、王、苏、曾诸古文大家兴起时。特别是在王安石实行新政，进士科废诗赋而改试经义之后，古文才成为文坛主流。虽然宋代所谓制科仍试骈文，所谓“大诏令”及章表仍用骈体，民间文书也仍多骈骊，而且自宋至清代不乏骈文作家，但那在文坛上只处于附庸地位，骈文的应用也日益缩小、削弱。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基本上到宋中期才收全功，也就是说“江左余风”至此才大大削弱，《文选》以及南朝颜、谢、任、沈、庾文集再也不是初学必读之书了。

四、后记

东汉末期，魏、晋之际，文学和学术思想一样发生了有殊于两汉的变化，内容偏重舒发感情，因情写景，体制则倾向于骈骊化。魏晋新学风、文风以及生活风尚都发生或集中体现在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代表新思想的玄学家和新文风的代表人物基本上是这一地区人。三国时杰出的文人如《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所载孔融、王粲等“建安七子”以及路粹、邯郸淳、繁钦、丁仪、丁廙、杨修、原籍均在长江以北，大河以南。江南孙吴领域内以及蜀汉都没有哪一位文人和上述“三曹”与“ 建安七子”等相抗衡。西晋之初，江南出现了陆机、陆云两位才士，但他们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均因人洛以后接受中原文风的影响，此当别论。

永嘉乱后，建康成为继承曹魏、西晋新兴的文化的中心，江左文学和经学、玄学、书艺同样是魏晋风尚的继承和发展。文体骈骊化，日益讲求对偶、运典和音律，内容大都舒情写景乃至于“淫放” 、“轻薄” 。当时以及后来诋诃的江左文风溯源实自中土，或者说是中土文风的移植，北风的南移。

随着侨人的本土化，源自中土的文风也成为江左文风。尽管江左文风在发展过程中特别到南朝末期出现许多流弊，但它却是魏晋以来文学的主流，虽然南朝侨、土之间在文化上有所区别，南土文士写作诗文，体制早就与侨人合流，但江左文风的代表人物仍大都出自侨姓。

北朝自太和改革，礼乐刑政在颇大程度上仿效南朝，江左文学也从那时开始为北方文人所崇尚。颜、谢、任、沈、徐、庾先后为洛都、邺下以及关中文士所师法。北朝文学与南朝文学存在着师承关系，已如前述。原来由中原南传江左的魏晋新兴文风在太和以后重又北传，北方文人随着南朝文学发展的倾向而相继以颜、谢、任、沈、徐、庾为学习楷模和衡量作品的标准。当时，南朝人对于北土文士的评价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隋代初年，江左文风已占领了北方文坛。开皇废后梁、灭陈，江左著称文人全都北迁，隋唐之际，他们受到两朝君王的优遇。当时徐、庾体风靡全国，由于著名文人北迁不返，江左文坛就非常冷落。而陈亡以后，建康不但丧失了政治中心地位，同时也丧失了文化中心的地位，东晋以后奇才辈出的盛况一去不返。

终唐一代，所谓“江左遗风”的杰出代表绝大多数是北人，生于江左者不过寥寥数人而已。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情况，首先是由于所谓“江左遗风”早就是遍及全国的文风，北朝后期以来北方文人不论贵贱童而习之者不外《文选》及南朝名人文集，由此产生足以继承其文风的杰出文人不足为怪。其二，陈亡之后，经历五朝的江南的首都建康丧失了江南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也丧失了文化中心的地位。曾经在梁末短时期形成的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江陵被西魏摧毁，残存的后梁也在隋初被废，作为江左文学骨干的才士大量北迁, 江左失去了原有的培育与凝聚后一代才子的优越条件，因而后起乏人。于是，唐高宗、武后之后，“江左余风”的代表人物就不在江左而在北土。

隋及唐初正是徐、庾文体流行全国，上下同风的时代，那时曾经有人谴责这种“淫放” 、“轻薄”之辞，然而收效甚微，甚至他们自己也并不能摆脱“江左余风” 。直到天宝以至安史乱后，开始有人提倡古文，也即是主张用散体文作为文体主流。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屏弃魏晋以来不断发展的文体、文风。但终唐一代，由于进士科照例考试律赋、律诗， 古文并不能真正压倒继承江左的骈文，已如上述。倡导古文诸人几乎都是北人，却与南北风尚毫无关系。如前所述，代表江左余风的骈文诸大家也几乎尽是北人。

唐代安史乱后，经济重心南移，江南虽然在一个时期内还孕育不出足以凌驾北人的杰出文人，但文化重心终究必将南移。在宋代，我们看到，古文运动的健者欧阳、苏、曾、王等均是南人，他们继承了唐中晚期北人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将由南方移植北土的江左余风扫荡几尽。

最后，请引南宋陆游一段话以终此文。《入蜀记》卷四“游头陀寺”条记南唐重建南齐王简楼所撰《头陀寺碑》云：

简棲此碑，骈骊卑弱，初无过人，世徒以载于《文选》故重之耳。自汉魏之间， 骎骎为此体，极于齐、梁，而唐大贵之，天下一律。至韩吏部、柳柳州大变文格，学者贪然慕从，然骈骊之作，终亦不衰。故（韩）熙载、（徐）锴号江左辞家，而拳拳于简棲之碑如此（熙）载碑阴有题记，锴题碑额）。本朝杨（亿）、刘（筠）之文擅天下，传夷狄，并骈骊也。及欧公起，然后扫荡无余。后起之士，虽有工拙，要皆近古。如此碑者，今人读不能终篇，已坐睡矣，况效之乎！则欧阳氏之功可谓大矣。若（黄）鲁直云：“唯有简棲碑，文章巍然立。”盖戏也。

放翁论骈骊的兴衰与古文之代兴，言简意赅。古文倡于唐之韩、柳，重兴于宋之欧阳修，而成于王安石之进士科试经义。宋代是古文真正压倒骈文的时代，也是文化中心南移的时代。

【1】关于《华林遍略》撰写经过，参考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〇本条所引诸书。

【2】《北齐书·祖珽传》称“文宣（高洋）作相……又盗《遍略》一部。”所谓《遍略》，当即高澄命人抄写的《华林遍略》。又祖珽主持立文琳馆，遍集文人，撰《修文殿御览》，盖即以《遍略》为范本。

【3】《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北齐书》卷四五《文苑传序》。

【4】二人并见《北齐书》卷四五《文苑传序》。

【5】《陈书》卷二六《徐陵传》“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传写成诵， 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所谓“华夷”。即指周、齐之境。《南史》卷六二《徐摛传陵附传》即云“遂传于周齐” 。

【6】《周书》卷四一《王褒庾信传论》：“周氏创业、远属陵夷，纂遗文于既丧，聘奇十如弗及。是以苏亮、苏绰、卢柔、唐瑾、元伟、李昶之徒，咸奋鳞翼，自致青紫。”所举诸人除二苏外并非关中人，且其中无人能与邺都的邢、魏等相比。

【7】《周书》卷二二《柳庆传》“五世祖恭，仕后赵……后以秦、赵丧乱，乃率民南徙，居于汝、颖之间，气故世仕江表……父僧习，齐奉朝请。魏景明中，与豫州刺史斐叔业据州归魏……庆幼聪敏，有器量博涉群书，不治章句，好饮酒，闲于占对。”从柳庆家世学风可知他治学为文必为南朝途径。

【8】 《陈书》卷二七《姚察传》“吏部尚书徐陵时领著作，复引为史佐，及徐陵让官致仕等表，并请察制焉。陵见而叹曰‘吾弗逮也’ ”。姚察文获徐陵如此赞赏，文体必相契合。

【9】诸葛颖、王育事见《隋书·文学传》

【10】《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隋书》卷六七《虞世荃传》。

【11】今本《通典》“二十二年”作“二十三年” 。《册府元龟》卷六五。“贡举部·清正”亦录张昌龄被黜事，但不记年。又“黜之”作“ 考其六策全下” 。《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苑·张昌龄传》但云辞秀才举，“充进士贡举” ，不云及第，以下采《通典》叙王师旦事讫，乃云“贞观末，翠微宫成，诣阅献颂”云云，并同《旧唐书》。按《雍录》卷四“翠微宫”条，宫建于武德八年，本名“大和”，贞观二十一年改名“翠微” 。当经重修而改名，故旧传云“贞观二十一年, 翠微宫成。”昌龄于二十一年献烦得官，安得于贞观二十二年应进士举被黜且昌龄迁昆山道行军记室，后破龟兹作露布，事在贞观二十二三年间，其献颂得官必在此事前。据此可知《通典》记年有误。旧传云“进士及第” ，亦不然，若昌龄贞观二十一年前已进士及第，应已授官，何以又在二十一年献颂求仕要之，昌龄实为师旦所黜后，乃以献颂得官耳。

【12】《旧唐书》卷八八》《新唐书》卷一二五《苏瓌传附子颋传》。

【13】《文苑英华》卷六七八萧颖士《赠朱司业书》。按《新唐书》卷二一《文艺·萧颖士传》记颖士论文，推重班彪、皇甫谧, 张华、刘现、潘尼。以为曹植、陆机不如。《全唐文》卷三一五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亦记颖士论文，则自屈、宋以下列举曹植、王粲、嵇康、左思、干宝。本序于南朝独举一裴子野，于唐则推重陈子昂，东晋南朝时期的文人如颜、谢、任、沈等大家一不被举。

【14】《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通典》卷一五选举三称尹进士试文两篇” , 无“杂”字。

【15】不仅进士入场考试诗赋，而且进士及第后赴吏部应试授官即所谓“ 考功试”或“ 释褐试”需试判，以观察其人明习法令，断决事务的才能，实际上也是试文才，而且必须用骈骊体。

【16】 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见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辑。

【17】《旧唐书》卷一八《武宗纪》会昌四年，《唐语林》卷一“言语” 。

【18】《李文饶集别集》卷三

【19】《欧阳文忠公集》卷一四二《集古录》卷九“李德裕《大孤山赋》”条云“ 赞皇文辞，甚可爱也。”

【2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唐文选》第页引黄季刚《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学程提要跋》。

【21】《魏书》卷八五《文苑温子升传》称“衍使张泉写子升文笔，传于江外。衍称之曰“陆机复生于北土。”《隋书》卷五七《卢思道传》称齐亡后，“追赴长安，与阳休之等数人作《听蝉鸣篇》。思道所为，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庾信号遍览诸同作者，而深叹美之。《朝野佥载》卷六称庾信于北人中唯赏温子升《韩陵纪功碑》， “卢思道、薛道衡量少解把笔。此外皆驴鸣犬吠。”《隋唐嘉话》卷称魏收以文集诣徐陵携至江左，却被徐陵投之江中说“为魏公藏拙。”张鹜、刘餗小说家言, 不尽可信，但却反应了庾信、徐陵对北方文人的褒贬为当时北人所重视，也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22】萧颖士为梁室后裔。兰陵萧氏是南朝后期“宫体”文学世家。但萧颖士时，萧氏北迁已久，非复南人。

刊《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