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道光后期诗坛的宗黄之风

摘 要

曾国藩道光二十七年四月自诩为黄诗热的始倡者，这不符合史实。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始接触黄诗，二十二年十一、十二月经翰林前辈兼同乡何绍基的指引开始研习黄诗。二十六年六月好友邵懿辰主持寿山谷雅集，为曾国藩大力提倡黄诗导夫先路。亨通的官运和自负的性情为曾国藩提供了自我宣传的资本。曾国藩道光后期标举黄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京城诗坛的高度赞扬和湘籍文士的积极响应，但从日记所载的诗集阅读和所编撰的《十八家诗钞》来看，黄庭坚并非曾国藩读诗、选诗榜单的冠军人选。

关键词

曾国藩；黄庭坚；道光后期；宗宋诗风；阅读史

晚清宗宋风气愈发昌炽，尤以黄庭坚诗为著，这股浪潮与曾国藩密切相关。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彭旭由京回湘，翰林院侍讲学士兼同乡的曾国藩曰：“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女复扬其波，拓兹疆宇广。”意谓我首倡在前，彭旭推波助澜，山谷热便席卷诗坛。曾国藩的确对晚清山谷诗的勃兴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自称肇始于他的说法，学界并不苟同。王澧华以为这是青年曾国藩的“狂言”“夸言”，孙之梅说是“自诩”。潘务正提及了何绍基对曾国藩在翰林院期间诗学山谷的指引之功。关于曾国藩在晚清黄诗传播的影响力，代亮认为：“以曾国藩对黄庭坚的推举能转移一代风会之论，对他来讲或是不虞之誉，也是拔高之论。”王、孙、潘、代等人已有廓清之功，惜过于简略，仍有待发之覆。事实上，曾国藩诗学山谷的起始时间及其引路人，道光二十七年自称山谷热始倡者的深层背景与实际效果，都是值得深究的。另外，从诗集阅读史看曾国藩的审美趣味是否与他宣扬的诗尊山谷名实相副，同样需要进一步的比勘。

一、曾国藩私淑山谷的起始时间及其引路人考辨

关于曾国藩私淑黄诗的起始时间，孙之梅定为道光二十一、二年间，不知所据。曾国藩说：“及乙未到京，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无良友。”乙未即道光十五年。此年至考中进士的道光十八年未见曾国藩接触黄诗的记载。所谓的“有志学诗古文”，最多只能从曾国藩入翰林院之后算起。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在湖南蒋家看到《归震川古文》，居然说是“余所未见书”。次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京，因应对四月的翰林大考，直到六月初七日才拟定课程，“酉刻至亥刻读集……或有所作诗文”，“以无失词臣体面。……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六月至十一月读了《二十四家古文》（即《国朝二十四家文钞》）、洪亮吉《卷葹阁集》、郭茂倩《乐府解题》，向杨彝珍借阅《皇明十家文》。据此看来，身为词臣的曾国藩顶多是个诗古文的入门汉。到了道光二十一年，局面稍有改观。日记载，自闰三月十六日开始读了七天的《斯文精萃》，五月初二日“午后圈《斯文精萃》七古诗二十五页”。五月十八日给父亲的信中称：“《斯文精萃》诗、文各已读半本。诗略进功，文章未进功，男亦不求速效。观其领悟，已有心得，大约手不从心耳。”《斯文精萃》，乾隆朝尹继善编纂，有乾隆七年、二十九年等刻本，其中收有汉魏迄唐宋各体诗。据日记、家书来看，曾国藩是否从中读了黄庭坚诗不得而知，说他由《斯文精萃》初识黄诗是极有可能的。

《黄山谷集》第一次出现在曾国藩的日记里是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随后数天手不释卷，而这与翰林前辈兼同乡何绍基的引导分不开。同年八月十二日曾国藩给父母的信中特意说到服阕的何绍基全家此日抵京。王澧华说：“曾国藩便与之日相过从，切磋诗艺。何绍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泽的门生，此时已渐有诗名。因此，曾因藩结纳之意甚切，而何绍基则扶掖之心尤殷。”而关于二人如何结交并指引曾国藩研习黄诗的情况仍语焉不详，现稍作申论。道光十八年28岁的曾国藩中进士入翰林院，40岁的何绍基散馆授翰林院编修。道光二十年正月曾国藩回京，二月何凌汉离世，何绍基回湘丁忧。据现有材料来看，此前二人并无任何交集。何绍基抵京后寓居京西宣武门外的西砖胡同。而曾国藩在此前的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搬到离何家很近的绳匠胡同，直到道光二十四年三月移居前门内碾儿胡同。曾国藩道光二十二年日记始于十月初一日，初四日称：“饭后往何家拜寿，拜客五家。”十一日曾国藩32岁生日，“客散后，走何子贞处。夜已深，尚不在家静养，何浮躁也”。由此可见曾国藩汲汲结纳何氏。何、曾二人的相识当在这段时间。

曾国藩是怎样走上学习黄诗之路的呢？青年曾国藩极好名利，且是欲以“文章报国”的翰林，所以在与同僚、同乡甚至是前辈的课业赋诗当中自然会争名斗胜。就在何绍基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抵京后一个来月，九月十八日曾国藩给诸弟写信说：“九月十一日起同课人议每课一文一诗，即于本日申刻用白折写。予文、诗极为同课人所赞赏。”那股沾沾自喜的神情跃然纸上。所谓的“同课人”绝非倭仁、唐鉴二师。据十月二十五日日记载：“抄艮峰先生日课，……何贵有此日课之册！看来只是好名，好作诗，名心也。”倭仁对此批曰：“既知名心为累，当如大敌克之。”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日记、二十日致诸弟家书所制定的修身课程，均无读诗科目。有人认为曾国藩师法宋诗，“最直接原因是理学家唐鉴的指引”，并引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日记为据：“先生……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诗歌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听之，昭然若发蒙也。”宋诗与理学的确分别是曾国藩所钦仰的审美趣味和学术渊源，但把他师法宋诗的直接引路人系于唐鉴，实乃肤廓。道德文章孰轻孰重，唐鉴的意思极其明确：诗歌乃小技，文虽能载道明道，但不必用力于此。当然在曾国藩看来，二者是可以并重的。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日记载：“冯树堂来……邀余同至岱云处久谈，论诗文之业亦可因以进德。”倭仁对此的态度与唐鉴如出一辙，当头棒喝：“一味耽著诗文，恐于进德无益也。”曾国藩此前的十月十九日因翻《元遗山集》，觉得“涉猎悠忽，可恨”！此后的十一月初八日新买《李太白集》，自责说这是“重外轻内”，“喻利之心鄙极丑极”；初十日“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十二日抄《乐府解题》，“此所谓玩物丧志者也。因作诗而翻名人集，有剽窃底意思”。“翻阅名人诗集”实指“仅钞李集题”，并未见一部宋人诗集，何况此时的曾国藩尚无明确的诗歌审美倾向，所以归之于唐鉴是不妥当的。此其一。其二，此年十月二十六日曾国藩给诸弟写信说：“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但信中却大谈特谈近日诗艺精进，与何绍基“谈诗尤最符契。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故“予文、诗极为同课人所赞赏”的同课人，自然非何绍基之类莫属。

此时的曾国藩因受何绍基的奖掖诗兴勃发，对何绍基的诗艺敬仰有加。就在诗文为同课人所赞赏的二十天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大书特书了一件事。王澧华在论述曾国藩受何绍基影响时即以此事为证：“何绍基藏有顾莼‘墨梅图’，其上名家题诗很多，何绍基乃向曾国藩索题。曾国藩似乎受宠若惊，于是刻意构思，亟欲显露诗才，两天后诗始写成。正好何绍基来访，曾国藩便迫不及待地谈起此诗，闻其奖誉，竟至‘心忡忡，几不自持’。”曾国藩诗集中有七古《题顾南雅先生画梅应何子贞》，此诗正是学黄的应试之作，用语生新瘦硬，故而得到何氏嘉赏。同一时期的《送谢果堂前辈归江南》，亦作如是观。本来自十月初一日专心修身克己，按老师唐鉴旨意当不必耗费心力作诗。十月十八日日记载：“自定课程，以读《易》为正业，不能遵守，无恒！”不能恪守课程，其中最大的“诱惑”就是诗歌。而看到何绍基的题画诗作，曾国藩心中便有了争胜露才的机缘。何绍基邀曾题诗且不吝赞誉，这使得曾国藩作诗谈诗的趣味短时间内得到了积聚和爆发。三天后曾国藩32岁生日，席散赴何家，何家“兄弟立次予自寿诗韵，欣羡其才”。次日仍说：“数日心沾滞于诗，总由心不静故。”还自我解嘲道：“诚能主一，养得心静气恬，到天机活泼之时，即作诗亦自无妨。”对于初涉诗艺的曾国藩来说，要有作诗谈诗的资本，必须先学名家，即十一月十二日日记所说的“因作诗而翻名人集”。故我们可细心地看到曾国藩十月二十二日“翻阅杜诗，涉猎无所得”，二十三日“读杜诗，涉猎”。有了何绍基的扶持，曾国藩十一月诗兴大发，诸如和韵、题图、怀人之诗均有呈现。此时的曾国藩在诗法选择上还是漫然无归，只是诗趣颇浓罢了。而与何家兄弟谈诗甚契，也促使了《黄山谷集》在十一月十九日日记首秀的诞生。据日记所载，曾国藩十月至十一月几乎每天都外出访客，三五家是常事，不管饭后还是深夜，有时还一天去某一家数次。而何家更是曾国藩频繁造访的“胜地”，十月有七次，十一月十九日之前有三次，其中前一天即十八日是何绍基来曾家。短短不到五十天，总数高达十次，曾国藩隔三差五就会与何家兄弟会面，最重要的话题就是论诗谈字。兹以《黄山谷集》为中心略加推演：

十一月十六日日记：走何子敬（何绍基弟绍祺）处，欲与之谈诗，凡有所作，辄自适意，由于读书少，见理浅，故器小易盈，如是可耻之至！

十一月十七日家书：何子敬近待我甚好，常彼此做诗唱和。盖因其兄钦佩我诗……（何绍基）若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诗亦远出时手之上，而能卓然成家。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做几首。

十一月十八日日记：何子贞来，谈诗文甚知要得艺通于道之旨。子贞真能自树立者也。

细味以上材料，我们可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一，曾国藩读书少，却诗趣甚浓。正如十一月二十四日日记所说“日日耽着诗文”，又要顾及修身克己之道，但正因为有了何绍基十八日关于诗道关系的开导以及自身示范，所以次日曾国藩才会涉猎黄诗。十二月初二、三日阅读《山谷集》，直接诱因也是初一日与何绍基“论诗甚畅”。当然，此时的曾国藩只是泛览涉猎，还远谈不上对黄诗有精深的钻研。故曾国藩阅读《黄山谷集》如同涉猎杜诗一样，十九日“夜翻阅《黄山谷集》，涉猎”即是明证。二，在程恩泽、祁寯藻辈大倡宋诗之际，曾国藩却认为京城诗家少，只有何绍基可称得上。十二月二十日致诸弟家书时也说：“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程恩泽道光十七年去世，而祁寯藻随着位高权重，俨然成了道光后期、咸丰朝京城诗坛的盟主。曾国藩全然不顾诗坛执牛耳者，这是他的短视轻狂，可从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日记得到补证：“将《祁文端公诗集》阅二三卷。昔年深不以公诗为然，兹多阅数十百首，其中多可取者。”曾国藩唯何绍基马首是瞻，更验证了何绍基对他涉猎黄诗的开导之功。孙之梅说：“程恩泽的亲炙弟子何绍基活跃于京城、湖南诗坛……也在推动对黄诗的接受。”故曾国藩受何绍基的影响而接触黄诗顺理成章。潘务正认为：“曾氏诗学宗黄，应是受自程恩泽、祁寯藻、何绍基一路宋诗派的影响。”归之程、祁，过于浮泛；而何绍基道光二十五、六年与曾国藩的交往陡然减少，更未注意到曾氏好友邵懿辰后续深入的影响。概言之，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下旬、十二月上旬曾国藩涉猎黄诗皆因何绍基而起。

二、曾国藩“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说补正

从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涉黄诗，到道光二十七年四月提出“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仅四年多时间曾国藩擎起了京师黄诗热的大纛。陈衍信誓旦旦地宣称：“湘乡出，而诗、字皆宗涪翁，《题彭旭诗集后》有云……其明证矣。”还在《石遗室诗话》里录入弟子石维岩的诗评：“铭吾有《读石遗室诗集呈石遗老人八十八韵》云：‘有清一代间，论诗首渔洋。……寿阳祁相国，辅以曾湘乡。寿阳宗杜韩，春海相颉颃。湘乡诗若字，低头豫章黄。’”引为同调，以表明所言不虚。钱仲联也说：“自姚姬传喜为山谷诗，而曾求阙祖其说，遂开清末西江一派。”自同光朝迄今，诸如此类的褒扬无以复加。关于其中的演变进程，王澧华已有简要的考察，但浅尝辄止。代亮着力探讨道咸年间京师诗坛推举黄庭坚其人其诗的三个方面，有利于我们了解当时曾国藩之外的诗坛境况。孙之梅说：“曾国藩顺应变风变雅的主潮，登高倡导，‘诗学皆宗涪翁’遂成局面。”至于这个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惜未见详论。曾国藩这四年多是如何从一个初涉堂庑的后来人变成自信有力的领导者，道光二十七年在京师诗坛是否具有登高一呼而天下翕从的影响力，现就此略作探究。

受何绍基的直接影响，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曾国藩研习诗歌，重点以唐之杜、韩、义山为主，旁及北宋之王、苏、黄。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曾国藩给诸弟写信说：“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近得何子贞意见极相合，偶谈一二句，两人相视而笑。”能获得前辈何绍基的称许，并与之符契，曾国藩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里说的“傲兀不群者”明显指杜、韩、王、苏、黄之流，但绝非固守黄庭坚一家。同年曾国藩给同乡刘蓉写信称：“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泛流究归，正是初学者曾国藩博览历代名家，探究诗道，最终以求自立的不二法门。细检日记，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国藩读李商隐、杜甫、黄庭坚之诗；二月读杜诗尤多，有二月二十八日日记为证：“日来读杜诗，颇有小得。无事则心头口头不离杜诗。”道光二十二年十一二月、二十三年正月至四月黄诗阅读次数分别为4次、5次。但在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的兴趣有重大的转变。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五月各读黄庭坚诗1次，六至八月读王安石诗高达32次，九、十月读苏轼诗有19次。而前两年，王、苏诗并未进入曾国藩的视野。至于道光二十五年，日记中仅记录了正月阅读杜诗（1次）、韩诗（14次）的痕迹，而王、苏、黄诗均阙如。这也可从曾国藩致诸弟的家信得到印证。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曾国藩颇自负曰：“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八月二十九日志得意满地说：“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自曝学诗路数：“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外此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总之，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曾国藩主要学习杜、韩、李、王、苏、黄之诗；从读诗的耗时与用力来看，黄庭坚仍处于杜、韩之下，此时尚未大力标榜黄诗。黄诗大倡的前奏，还得从曾国藩的好友邵懿辰及梅曾亮说起。

（一）曾国藩瓣香山谷与梅曾亮之关系。学界论曾国藩诗学山谷，多以为与桐城派姚鼐及其嫡传弟子梅曾亮有关。“曾国藩对黄庭坚诗的推崇，与得姚鼐的启发有密切关系，后来他又得梅曾亮的点拨，则巩固了这一趋向。……居京期间，曾国藩在诗学上得到梅曾亮的指点，并与其周围士人交往颇密。”代亮并引桐城后期人物刘声木笔记为据：“又尝闻梅伯言郎中说，古文须从王荆公刮磨一过，古诗须从黄山谷刮磨一过。”诚然，梅曾亮自道光十二年入都至二十九年出京，主导京城诗古文圈近二十年，说初来乍到的湘乡后生曾国藩不受其熏染是难圆其说的。令人生疑的是，诸如代亮等学人据曾国藩跋梅集的自述“余官京师，与梅君过从凡四年”，来推断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六年结识梅曾亮，并称“二人很可能”是在六月邵懿辰主持寿山谷的雅集上相识。姑且撇开曾、梅初识是否在道光二十六年不论，因为曾国藩的自述并非实情，倘若道光二十六年六月二人相识，那么说道光二十七年四月曾国藩推崇黄诗是受梅曾亮的“点拨”“巩固”则较牵强，归之于曾的好友邵懿辰似更妥当。

理由有二：其一，道光二十五年梅曾亮在京城诗坛文坛的声望已有衰微之势。此年三月二十五日梅曾亮六十寿诞，邵懿辰等人集于龙树寺为之祝寿赋诗，曾国藩未参加。冯志沂诗中有云：“先生隐于文，众妙出真静。宗风继方姚，笔力破馀境。身无吏事牵，眼为异书炯。谤誉乱众咻，何异蛙与黾。”换言之，梅曾亮此时颇受谤誉。其中几个显例是，梅曾亮的古文及其观念颇受当时名流的非议。祁寯藻说：“道光间有以文学名都下者，曰平定张石州先生。”正是这位张穆极不喜冯志沂向梅氏学古文：“道光中，上元梅先生伯言以古文词提倡后学，一时京朝官如……时时载酒从先生游，余亦厕身其末。……先生闻余交石州，第默默不置可否。石州闻余从先生治古文，辄不乐，或怒加诮让。”梅曾亮的同年张维屏也说：“余与伯言会榜同年。伯言奉姚姬传为师，其意以为方望溪传刘海峰，刘海峰传姚姬传，姚姬传传于我，胸中存此意见。余谓：古文如大道，我果有真性情、真学问，自有真气流行，滂沛于我之文，何必依傍前人门户，以为声气耶！姚姬传古文淳澹简净则有之，苍厚沉雄则未也。而为弟子者乃欲借师门以自重，亦所见不广矣。”后生吴敏树道光二十四年入京，虽因梅曾亮的赞誉而名满都下，却也不同意梅氏的宗派之论，宣称这是“文之大阨”。与梅曾亮交善的何绍基也颇有微词，认为宗稷辰的“传志叙事诸作可以信”，“伯言有不逮也”。他如王柏心、孙鼎臣、黄彭年也有异样的声音。梅氏古文大佬的地位都岌岌可危，这自然也殃及到他在诗坛的号召力。其二，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二日寿山谷，梅曾亮有诗《六月十二山谷生日邵蕙西舍人招吴子叙编修、张石舟大令、朱伯韩侍御、赵伯厚赞善、曾涤生学士、冯鲁川主政、龙翰臣修撰、刘蕉云学正及曾亮凡十人集于寓斋，舍人有诗属和》，今翻检仅见龙启瑞、吴嘉宾、梅曾亮之诗。梅诗有云：“主人诗派江西续，喜借古欢招近局。……我亦低首涪翁诗，最怜作吏折腰时。”最关键的，雅集的发起人和主导者是邵懿辰，且此时诗学山谷。从“亦”字可以体味出来，梅曾亮只是邵氏寿山谷雅集的参与人附和者。而“最怜作吏折腰时”，似乎借黄庭坚浇心中块垒，这可从前一年邵懿辰的寿诗“禄位但卑冷”、朱琦的寿诗“卑官乐幽屏”找到注脚。而吴嘉宾居然不知晓同籍先贤黄庭坚的生日，有诗为证：“我虽豫章士，不识公生日。”简言之，这场非同寻常的寿山谷胜会，是邵懿辰吹响了黄诗热前奏的号角！

（二）曾国藩大倡黄诗的先行者邵懿辰。道光二十四年读诗趣味转向王、苏诗，而黄诗的阅读次数急遽锐减，道光二十五年更是只手不沾。职是之故，曾国藩还停留在广泛习诗的阶段，并未臻入黄诗化境，更谈不上对黄诗的大力倡导。何绍基至多算是曾国藩研读黄诗的引路人，而说邵懿辰是曾国藩大倡黄诗的先行者并不为过。这还得围绕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二日寿山谷雅集来谈。今存的邵氏《半岩庐遗诗》无此日宴诗。实际上梅曾亮诗题有不确之处，龙启瑞因苦热并未参加。我们可从龙诗知微见著：

苦热燕燕昼居室，良友招邀不肯出。谁知胜会非寻常，恰与涪公作生日。涪翁去今七百年，江西宗派何人传。具体漫夸陈无己，苦心惟爱任子渊。君今作诗好生涩，如举双砧夺蔗汁。瓣香私祝知有在，分宁法嗣兹在嫡。鲰生近复学老坡，波澜莫二江与河。要挽横流镇沧海，肯与俗手分谤诃。当年滑稽老苏子，诗成亦效山谷体。君今学黄得大都，我才办与苏作奴。渊源自与凡子异，莫倚门户论精粗。今朝惜欠涪翁拜，得见君诗翻一快。待彼生日我主之，烂熟花猪饱君喙。

从诗中可知，邵懿辰此时已瓣香山谷，并竭力组织寿山谷宴会，其诗深受龙氏赞誉。而这种征兆还可上溯到此年正月初七日，朱琦、邵懿辰、龙启瑞等人在梅曾亮寓斋雅集。龙启瑞有诗云“谈诗难得舍人降”，自注曰：“蕙西近勇于为诗。”换言之，邵懿辰在同人眼中并不是一个肆力作诗的人。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曾国藩给诸弟写信，把邵懿辰列为“穷经知道者”，并非归于何绍基一类的“诗文字而通艺者”。连邵懿辰自己也说：“诗道难言……故平日不善为诗，亦不敢为诗，为其境界蹊径前人尽皆发洩，万不能于此中自立也。”这说明邵懿辰此时已有大变，敢于作诗，学山谷且喜谈诗，这一点罕见学人道及。而曾国藩在京期间与邵懿辰关系是：“余曩在都下，与位西过从最密。”在外人看来也如此，“涤生相国于朋旧中最重位西”。邵懿辰不止是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寿山谷的主事者，也是次年六月为欧阳修寿的主事者。寿欧公的雅集，朱琦有诗曰《六月二十一日邵蕙西招集同人为欧阳文忠公作生日，会者凡八人，梅伯言农部、曾涤生阁学、龙翰臣侍讲、孙芝房编修、刘椒云学博、周子静孝廉，以“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分韵得“下”字》。其实还不只这八人，戴熙也受邀但因失女未赴会。诚如龙启瑞诗所云：“去年山谷作生日，邵子好事宾筵张。”可见邵懿辰兴趣颇浓，数次成为雅集之主。而此时的曾国藩是“宴饮非吾欣，十招九不起”，但这两次为宋代诗人寿的活动均出席，由此也印证了曾、邵的亲密关系。“邵子好事宾筵张”，诚非虚言。邵懿辰此段时期极其活跃，经常招集同人聚会赋诗。孙鼎臣有诗曰《邵位西比部懿辰招梅伯言郎中曾亮、曾涤生阁部、翁祖庚编修同书、冯展云侍读誉骥、周岷帆学正学源寓斋看牡丹，予以事不赴，分韵得红字》。这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八年，六月间曾国藩给刘传莹写信说：“梅言翁相见尤少，蕙西言其近为诗文甚夥。蕙西、醇士稍得多见，邵为诗忙，戴为画苦耳。”梅曾亮号召力的式微，在邵懿辰那里可得到佐证：“曩在京师，以伯言梅先生之老于文事，有古君风义，可为吾师而未尝以师事。同侪中亦多守此说。”而曾国藩对于梅曾亮的“朋友圈”，多年之后仍秉持一种傲慢的忽视：“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据此可知，道光二十五年起梅曾亮的威望指数大大降低，而邵懿辰一改原来治经面目，忙于诗文创作及雅集。这为曾国藩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宣告“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提供了可能。

综上所述，在道光二十七年四月曾国藩自许为黄诗的始倡者之前，邵懿辰已成为开路先锋。曾国藩颇为自负的“夸言”也就不攻自破！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为何曾国藩如此自信而大言不惭呢？

（三）曾国藩大倡黄诗的资本及其实际影响。除了青年曾国藩自命不凡的性情之外，他在道光二十七年前后还有傲人的资本。说曾国藩有自是之病的，正是与之相交二十年关系最密的邵懿辰。曾国藩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五日日记曰：“余性好言诗，蕙西谓予于诗太自主张，不免自是，细思良然。”十二日日记又载：“蕙西面责予数事……二曰自是，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三曰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友朋敢于当面刺过，曾国藩自己也在十六日日记承认“有自以为是之病”。不只是青年曾国藩，到了咸丰年间，邵氏对如日中天的曾国藩仍作如是观：“曾公诚当世魁杰，微有自是之病。”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对心腹赵烈文说：“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游接。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吾时时察其独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思多读书，以为异日若辈不足相伯仲。无何，学未成而官已达……往者之见，客气多耳。然使我有暇读书，以视数子，或不多让。”同治年间曾国藩仍是如此，说当年过于客气。其不甘于人下的情态活灵活现。因此，道光二十七年四月曾国藩自夸为黄诗热的始倡者也就不足为怪了。诚如夫子自道“学未成而官已达”，曾国藩道光二十三年三月至二十七年五月官运亨通，非常人所能比。而在道光二十七年三月之前，邵懿辰可谓仕途淹蹇，“十上春官不见收”，只是一个由从七品只升一级的内阁中书，而这种循例升职居然连科场应试的资格也断送了：“谁知正除六品官，一朝断却南宫试。”曾国藩超乎寻常的提拔，邵懿辰、孙鼎臣等人极其艳羡，邵氏有诗《涤生擢学士，芝房有诗道其进官之速，而勉以乡先辈风义，其言甚美，因和此篇赠涤生并呈芝房》。此诗说的是道光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35岁的曾国藩越二级升任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更不用提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超擢四级拔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了。此时的曾国藩圣眷优渥，年轻官达，才名鹊起，蜚声京都。邵诗中就有“曾侯才既老”之誉。一年后的道光二十六年冬曾国藩看望病中的吴廷栋，吴作诗称其“文章始自尊”。概言之，自道光二十六年冬始，曾国藩在京师诗文圈中的名望日显，加之数次参加会试、翰詹考试工作，相比邵懿辰更具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对诸如彭旭的湘籍学子来说颇有凝聚力。据载，道光二十五年三月曾国藩为会试同考官，“是科湖南中式八人，皆长沙府籍。贵州中式之黄辅与侄彭年二人，原籍醴陵。而状元为萧锦忠，朝元为孙鼎臣。去秋乡试，南元为周寿昌，亦于是科入翰林，公时管理长沙郡馆事。题名之日，公为联语云：‘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盖佳话也”。

曾国藩以黄诗始倡者自许是不太合乎实情，但在道光后期推举黄诗则功不可没。由于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六年至三十年缺佚，我们虽无法洞悉其褒扬黄诗的历史本相，但仍可找到以下两个旁证。咸丰十年郭嵩焘给同乡黎吉云诗集作序，援引其语说：“往在京师，樾乔侍御语予曰：顷曾侍郎表章《山谷内外集》，有羽翼诗教之功。”黎吉云对郭嵩焘说曾国藩表彰黄诗，此事在何时呢？曾国藩有《送黎樾乔侍御南归六首》，王澧华据黎氏手书日记，称黎吉云“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初二日告病开缺”，“十六日出都”。道光年间，郭嵩焘来京两次：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由湘赴京应试，次年五月出京；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偕弟抵京，九月初九日离京。推之，黎吉云向郭说曾国藩表彰黄诗，此事一定发生在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到九月间，这也与道光二十七年四月曾国藩作诗送彭旭相吻合。因为如前文所述，第一阶段曾国藩还只是研摩黄诗，还未大力倡导。此其一。其二，号称与曾国藩“海内论交我最先”的刘蓉，时与在京的曾国藩通信论学，有一封信说：“称执事之能者，曰文祖韩愈也，诗法黄庭坚也。”道光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授礼部右侍郎。此信上一封《复曾涤生侍郎书》称春末闻刘传莹之丧，刘氏卒于道光二十八年九月；下一封《寄曾涤生侍郎书》称秋初作客长沙，附函问讯，故此信当作于道光二十九年暮春至初秋之间。同年三月三十日曾国藩作文《祭礼部韩公祠文》以祀韩愈，正与刘蓉信中“文祖韩愈”弥合。刘蓉称其诗法黄庭坚，足证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已成为褒扬黄诗之“能者”，颇为京城士子所称道。咸丰二年五月，曾国藩作《读吴南屏送毛西垣之即墨长歌即题其集二首》，由云龙称是诗“规摹涪翁，几于淄渑莫辨矣”。概之，从道光二十六七年开始，曾国藩大力揄扬黄庭坚，且身体力行学作山谷诗，咸丰初年已深入堂奥，促使了黄诗风靡京师。同治七年四月作的《赠吴南屏》更是典型的“山谷体”，引发了大江南北数百人的“簁邰唱和”，洵可谓黄诗热遍布天下，正印证了咸同年间施山所说的：“今曾涤生相国学韩而嗜黄，风尚一变，大江南北，黄诗价重，部值千金。”

三、几点结论和思考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曾国藩极可能在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由《斯文精萃》而初识黄诗，道光二十二年十一、十二月经翰林前辈兼同乡何绍基的指引才真正开始研习黄诗。二、说曾国藩诗学山谷受时代的熏染是肯定的，但与梅曾亮的关系不大。而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好友邵懿辰主持寿山谷雅集，为曾国藩大力提倡黄诗导夫先路。三、曾国藩道光二十七年四月自诩为黄诗热的始倡者，这不符合史实。亨通的官运和自负的性情为曾国藩提供了自我宣传、塑造的资本。曾国藩道光后期标举黄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京城诗坛的高度赞扬和湘籍文士的积极响应。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道光后期标举黄诗居功至伟，但并非独尊山谷一家。从日记所载的诗集阅读史来看，黄庭坚并非曾国藩读诗榜单的冠军人选。据笔者翻检统计，从道光二十二年开始研读黄诗，道光二十五年不知何故半途而废，咸丰元年、三年的阅读次数也寥寥无几。咸丰八年之前，曾国藩日记所载诸诗人阅读次数依序为：王安石（32次），苏轼（20次），韩愈（18次），杜甫（17次），黄庭坚、陆游（15次），李白（14次）。咸丰九年至十一年、同治二年，却从不沾染黄诗。相较而言，咸丰九年以后，苏诗则从未间断，且同期阅读量均超过黄诗。就整个一生来说，除了杜甫（154次）、韩愈（104次），曾国藩用力最多的不是黄庭坚（51次），而是苏轼（115次）。从选诗的角度而言，咸丰元年“余在京所抄《十八家诗》，惟杜、苏二家最多”。同治七年正月重新编校《十八家诗钞》时也是先核此二家，校诗最多、耗时最长的是杜甫、苏轼、陆游、李白，黄庭坚仍未跻身前三名。就选诗数量来说，苏轼居冠1306首，次为杜甫1265首，陆游1206首、李白687首名列第三、四名，随后才是仅451首的黄庭坚，韩愈220首排名第六，若从诗人被选数量与现存诗作总数的比率来看，六人当中黄庭坚依然位列第五。再以审美趣味来说，曾国藩晚年鉴于对官场的心灰意冷，在诗歌审美趣味上已有所转向。咸丰十一年与同治元年是曾国藩诗学趋向的转折点。同治元年三月十七日日记宣告了师法选择的重大转变：“近日意思尤为简约，五古拟专读陶潜、谢朓两家，七古拟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庭坚，七绝专读陆游。以一二家为主，而他家则参观互证，庶几用志不纷。然老境侵寻，亦只能长吟取自娱，不能抗乎以入古矣。”同治十年十一月廿九日日记载：“阅陶诗全部，取其闲适者记出，初抄一册，合之杜、韦、白、苏、陆五家之闲适诗，纂成一集，以备朝夕讽诵，洗涤名利争胜之心。”曾国藩保全门户、消灾祛祸的心态日渐浓郁。同年七月十六日给吴敏树写信也称：“国藩尝好读陶公及韦、白、苏、陆闲适之诗，观其博揽物态，逸趣横生，栩栩焉神愉而体轻，令人欲弃百事而从之游。”据上引材料，所谓闲适恬淡一路的诗人当中，并无黄庭坚的踪影。众所周知，虽说黄庭坚的诗作不止有生新瘦硬、奇崛兀傲的一面，晚年还有“平淡而山高水深”的一面，但即便如此，在晚年曾国藩的平淡诗人名单中，黄庭坚并未入选。曾国藩在诗歌创作上尽管“未能臻此恬淡之境”，仍诚如王镇远所说：“他的诗论及创作虽主要表现为宗尚奇崛兀傲的风格，但曾氏晚年颇好闲适恬淡的境界。”概之，从这三个角度来说，黄庭坚在曾国藩的眼中渐行渐远。

（本文先后得到南京大学巩本栋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彭国忠教授的指正以及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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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文学遗产》2017年第4期，经作者授权转发。为方便阅读，已将原文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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