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国王 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
二零一三年的五月二十五日，名为“国王的礼物 – 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给瑞典人民的礼物”的展览在瑞典東亞博物館开幕，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陛下在开幕式上如是说： “认知历史，洞察未来是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致力于维护文化遗产活动的指导原则……”
这次展览展示了一部分国王收藏的中国艺术品，这些展品是按他的意愿赠送给瑞典东亚博物馆的。同时，出版了一本精美的、插图华丽的、瑞典语和英语双语图录。国王古斯塔夫六世早年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5年，他的祖父国王奥斯卡二世 （1829-1907）送了他一对十八世纪粉彩装饰的中国瓷器作为结婚礼物，一年后，又送了一个搪瓷装饰的中国瓷壶作为圣诞礼物。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1882-1973）在斯德哥尔摩的Saga古董交易市场购买了一个乾隆时期（1736-1795）的八角形的粉彩装饰的瓷盘[图1 ]，被定为其中国艺术收藏品系列的第一号。该瓷盘一直在 “中央王国”的展览上展出。因为家庭的原因，太子经常去伦敦旅行，购买中国的艺术品，会见跟他同样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士。其中有希腊大亨乔治·尤摩弗保罗斯（1863-1939），他是1921年成立的东方陶瓷学会创始人之一，至1939年他一直担任该学会的会长。大英博物馆陶瓷部的负责人，罗伯特 · 洛克哈特 · 霍布森（1872-1941）以六卷对开本刊印出版了尤摩弗保罗斯的中国陶瓷收藏品，并写了一本关于中国陶器的书。伦敦的艺术收藏活动也受益于大量在中国的英国人，他们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有很好的条件购买中国艺术品。史蒂芬·伍顿·卜士礼（1844-1908）医生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北京英国驻中国公使馆的医生。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请他代表博物馆购买早期中国陶瓷，他共收购了240件。1908年，卜士礼出版了带有精美插图的《不同朝代的中国陶瓷：陶说的译本》一书。1933年，经斐西瓦乐·大维德爵士鉴定，这部据称是明代鉴赏家和收藏家项元汴（1525-1590）所著的«陶说»是件伪著，但是这丝毫无损卜士礼一书的上乘质量。斐西瓦乐·大维德爵士于1927年第一次航行到中国。当他在中国看到美轮美奂的艺术品，特别是皇家收藏的陶瓷时，他下决心要自己收藏大量精美的中国陶瓷，此后他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30年大维德爵士加入了著名的东方陶瓷学会。短短几年后，大维德爵士和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在筹备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时候相遇。该展会在伦敦的伯灵顿宫，即皇家艺术学院举行。约1905年， 还是瑞典太子的古斯塔夫六世就接见过一个中国代表团。那时，这个代表团正为了寻求新的清朝宪政形式而访问世界各国。该代表团也受到了瑞典国王的接待。代表团成员中有政府官员和狂热的艺术收藏家端方（1861—1911）。端方不仅跟中国人，而且也跟其他外国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比如，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1878-1945）。端方遇刺后，他的后人卖掉了他的艺术收藏品。很多收藏品都是被外国人买去的。其中著名的有一套西周（公元前1046-771）青铜礼器，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些青铜器是以2000万银元卖给约翰·加尔文·福开森（1866-1945）的，他不仅为大都会博物馆，而且也为华盛顿特区的查尔斯·郎·弗瑞尔（1854-1919）做代理，收集艺术品。1887年，福开森最初是作为一个传教士来到中国的。从1902年起他在清政府担任了各种行政职务，这些经历，特别是他和端方的交往，使他获得了大量的中国艺术知识。他们二人都与皇室成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包括庆亲王奕劻（1838-1917）。此人亲外，但是为官腐败，甚至出售皇家的艺术收藏品。一件极可能来源于皇家收藏的物品是一个乾隆时期的浅绿底青花釉里五爪红龙纹双耳抱月瓶，2013年在伦敦邦瀚斯拍卖会以2.244.000美元的高价售出。查尔斯·奥斯瓦尔德·利德尔（1855-1941）位于威尔士的Shirenetown Hall 庄园被出售时，在阁楼里发现了这个抱月瓶。利德尔船长从1877到1913曾作为一个商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在中国的岁月里，他成为了一名狂热的中国艺术品、特别是陶瓷的收藏家。在Shirenetown Hall庄园里，他建造了一个日本风格的花园，一个重1.5吨的青铜钟悬挂于拱形屋顶下。在中华民国早期，艺术市场蓬勃发展，许多高质量的艺术品可供销售。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最为喜爱的一件藏品是一个宋代（960-1279）无名女性的头像[图2 ]，在他的蓝色沙龙里享有盛名。这是通过一名驻上海的古董商彼得·约翰·巴尔（1882-1929）买到的。彼得·巴尔是阿贝尔·威廉·巴尔的弟弟（1877-1959），他们的父亲是德国人，而母亲是中国人。 巴尔兄弟与中国和海外的收藏家都拥有很好的关系。他们为查尔斯·郎·弗瑞尔、贝特霍尔德·劳费尔(1874-1934) 以及奥斯瓦尔德·喜仁龙(1879-1966)搜购中国艺术品。他们与著名的艺术收藏家和鉴赏家吴大澂（1835-1902）的女婿费树蔚（字仲深）关系密切。吴先生是一名政府官员和书法家，主要收集玉器、拓片和青铜器。他为自己收藏的青铜器编制了目录，并把青铜器上的铭文制成了拓片。这是研究他青铜器收藏的非常重要的资料。他的孙子吴湖帆（1894-1968）秉承家风，也成为了一名鉴赏家和艺术收藏家，集中收藏绘画与书法作品。
图1 瓷盘
图2 无名女性的头像
1908年，中国历史上首次公开的中国艺术展览在上海举行。该展览的主要组织者是艺术经销商阿贝尔·威廉·巴尔。委员会中其他来自皇家亚洲学会的成员还有查尔斯·奥斯瓦尔德·利德尔（主席），约翰·福开森（财务主管）和弗洛伦思·艾思柯（1878-1942），展品也是从端方那里借来的。当时上海没有艺术博物馆，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举办地点是个难题。巴尔联系了他通过煤炭贸易认识的瑞典海军船长和商人古斯塔夫·吕伯格（1850-1920）。吕伯格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作为船长为总部在上海的瑞典尼尔斯·米勒公司驾驶船只。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他向中国人出售武器。为此，他被法国人逮捕并判处死刑。吕伯格用计成功越狱，最终与家人在上海团聚。通过为爱立信公司销售电话，他成了一个富有的商人。作为爱立信的总代理，吕伯格为1908年的中国艺术展租下了上海穆图电话公司大厅。展览结束后，巴尔于1911年编辑出版了该展览的展品图录，名为《古老的中国瓷器与在中国的艺术品》。篆书题写的书名出自李经方（约1855-1934）之手，他是杰出的政治家李鸿章（1823-1901）的侄子和养子。李经方精通英文， 1886到1889年曾担任驻英国大使。巴尔的图录无疑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家们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这本书极有可能是太子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为准备环球旅行而阅读的少数几本关于中国艺术的书籍之一。1926年，太子和他的妻子路易丝•蒙巴頓抵达中国。故宫博物馆仅在一年前刚刚成立，在北京，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被允许在故宫博物馆观看、鉴赏艺术品，包括陶瓷、青铜器[图3 ]。他充分地享用了这一难得的特权，深入研究艺术品，并做了详细的笔记。这对皇家夫妇在中国旅行期间也到太原市（山西省）附近的天龙山佛教石窟参观过。他们在中国的最后一站是上海。如上文所提， 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在那里从彼得·巴尔手里购买了一个宋代的女性头像雕塑。同时，他还购买了一些古玉。他买的第一批艺术品，成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藏品。1910年巴尔的哥哥阿贝尔重新迁到伦敦，在那里做中国艺术品的经销商。由于经常到伦敦的旅行，太子认识阿贝尔本人。阿贝尔·巴尔也是一个中国古代玉器收藏家。他的玉器收藏现在存放在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1927年，一本关于巴尔私人收藏的玉器图录出版了，由贝特霍尔德·劳费尔撰写，名为《现存在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阿贝尔·威廉·巴尔在中国收藏的古代中国玉器》。多年来，太子收藏的中国艺术品的数量稳定增长，至20世纪30年代初，大约已经有1000 余件。当时，伦敦的皇家艺术学院正筹划在伯灵顿宫举办欧洲最大的中国艺术展览。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从他的私人收藏品中借了几件艺术品给这个1935年在伦敦举行的里程碑式的展览展出。在这个重大展览的筹备过程中，太子会见了他的好朋友斐西瓦乐·大维德爵士 。大维德为推广中国艺术知识做出了很多贡献， 比如，1931年，他出资在伦敦大学设立了一个研究中国艺术的教授职位。他也是这次“伟大的中国艺术展览”的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一些最好的中国艺术专家也参与到这个真正具有国际意义的项目中来)，其中有故宫博物馆的馆长马衡(1881-1955)、收藏家吴湖帆、陶瓷专家郭葆昌（1870-1937或1942）、绘画专家徐邦达（1911-2012）、约翰·福开森、伯希·保罗、罗伯特·霍布森、乔治·尤摩弗保罗斯和东方陶瓷学会副会长兼收藏家奥斯卡·拉斐尔（1874-1941），他曾慷慨地把他的收藏品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剑桥的菲茨威廉博物馆。伦敦展览会开幕之前，在上海的德国俱乐部先举行了一个预展，仅28天便吸引了近60.000名观众前去参观。英国派了一艘军舰HMS萨福克号运送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安全抵达英格兰并返回中国。1935年，皇家学院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艺术国际展》的 图录。
著名的艺术史学家和中国艺术专家奥斯瓦尔德·喜仁龙先生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绘画收藏的图录，就是关于阿贝尔·威廉·巴尔的绘画收藏的，这是西方最早的这方面的著作之一。这本图录中记载的许多画作后来都被转售到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1946年巴尔全家从英国移居到到加拿大。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和阿贝尔通信往来频繁，每逢圣诞节和新年，太子都给阿贝尓寄去贺卡。1947年2月23日，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写了一封三页长的私信给巴尔，信中他哀叹他儿子的不幸早逝，也提到巴尓谈到过的话题，即巴尓之前跟斯德哥尔摩的远东古物博物馆接触过，想把他的绘画藏品卖给博物馆。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在信中写道： “自几天前收到你的信到现在，我都没有见过喜仁龙博士。我希望他能如愿地到加拿大去，能够再次看到你所有的美丽的东西。请允许我事先感谢你的美意， 因为你提到，希望赠予我们博物馆一幅画作。我希望我们，而不是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能成为是你收藏品的幸运买家，在我看来，这幅画一定美极了。……“[图4 ]。
现在，对巴尔书画收藏品质量的意见分歧很大。例如，王己千（1907-2003）就持保留态度。他并不认为大都会博物馆以300.000美元的天价购进的巴尓收藏的绘画作品，像馆长艾伦·皮瑞斯特（1898-1969）宣称的那样,是国内最好的收藏品。王己千称，在巴尔收藏的149件作品中，只有15件左右是具有“博物馆质量”的。如果王己千以及其他像高居翰 (1926-2014) 这样的中国画专家对巴尔绘画收藏品的评价是正确的话，那么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没有购买这些绘画倒是件好事。应该指出的是，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主要关注的是陶瓷、玉器、青铜器和漆器，他并不是中国绘画方面的权威。这方面的事他交给了奥斯瓦尔德·喜仁龙 。可是，奥斯瓦尔德·喜仁龙最初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一位讲授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教授，四十多岁时才开始转行。中国绘画这一领域里的专家批评他缺乏汉语知识以及对中国绘画的研究不够科学。
1950年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被加冕为瑞典国王。终其一生他都保持了与一些中国艺术收藏家的友谊，这对他的收藏也产生了影响。1962年他80岁生日的时候，斐西瓦乐·大维德爵士送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宣德年间（1426-1435）的，带有双凤凰和牡丹图案的红色雕刻漆盒作为生日礼物。在他九十岁生日时，国王收到了英国科学家哈裏·加納爵士（1891-1977）赠送的一个菊花形状的红色干漆盒，他也是斐西瓦乐·大维德爵士的朋友。漆盒底部漆成黑色，上面用黄金镶嵌着乾隆皇帝题写的铭文，注明的时间是1777年。 [图5 ] 这个菊花形的漆盒有一对。另一只存放在大英博物馆。正如乾隆皇帝为这个漆盒题写铭文一样，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也在中国艺术的收藏和鉴赏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图3 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被允许在故宫博物馆观看
图4 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写给阿贝尔的信
图5 红色干漆盒
（注：本文摘自《故宫学刊》2017年 总第十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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