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重组国防部采办、技术与后勤及首席管理官组织机构》报告，即将设立的研究与工程副国防部长办公室下设两个助理国防部长和三个直属机构，两个助理国防部长分别为研究与技术助理国防部长和先期能力助理国防部长，三个直属机构分别为国防科学委员会、导弹防御局、战略情报分析机构（如图1所示）。研究与工程副国防部长办公室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组织机构设置方式，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
▲图1.研究与工程副国防部长组织机构图
一、注重组织机构的延续性，继承原研究与工程助理国防部长的大量组织机构
美国防部此次拆分采办、技术与后勤副国防部长，设立研究与工程副国防部长和采办与保障副国防部长，其中研究与工程副国防部长主要是在原研究与工程助理国防部长组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保持了一定的继承性与延续性。
研究与工程助理国防部长，下设四个助理部长帮办、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技术情报办公室、国防技术信息中心等机构，其中四个助理部长帮办分别为研究帮办、系统工程帮办、快速部署帮办、研制试验与鉴定帮办（如图2所示）。
▲图2 原国防部研究与工程助理部长组织机构图
对比改革前后的组织机构图，可以发现，研究与工程副国防部长办公室下设的研究与技术助理部长，大幅继承了研究帮办和系统工程帮办的组织体系，先期能力助理国防部长，大幅集成了快速部署帮办和研制试验与鉴定帮办。战略情报分析机构，继承了技术情报办公室、联合储备办公室以及国防技术信息中心等机构的组织机构与职能。此外，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未发生变化，导弹防御局、国防科学委员会等原来隶属采办、技术与后勤副国防部长领导的机构，转隶至研究与工程副国防部长。
二、注重问题导向与针对性，重点对现有组织机构存在的突出问题做出调整改革
美军之所以拆分现有的采办、技术与后勤副国防部长，设立研究与工程副国防部长，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采办、技术与后勤副国防部长权力过大，该副部长作为国防执行官，职级上仅次于国防部长和常务副部长，涉及的研究开发、装备研制、采购、保障与维持性经费额度高，年度经费额度一般高达3000亿美元左右，占国防总经费的一半左右。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容易导致管理不透明、监管难度大等问题，引发国会等的高度关注，并明确提出需要实施改革；二是采办、技术与后勤副国防部长体制下，国防科技创新与装备采购与批生产都在其统管之下，但两项工作具有明显的差异，前者风险高、创新性强，要求采取更加灵活、弹性的管理模式，后者强调过程管控，注重保持技术状态与经费的稳定性。因此，长期以来，在强化刚性、管控的管理文化下，不利于国防科技的创新发展。
▲现任采办、技术与后勤副国防部长玛丽·洛德
基于上述原因，美国防部在设立研究与工程副国防部长组织体系时，更多考虑创新导向，一是将有利于研究与工程体系之外的导弹防御局等共性技术研发机构，纳入该副部长管理；二是进一步突出战略情报研究与决策支持，将原来直属采办、技术与后勤副国防部长的国防科学委员会调整至研究与工程副国防部长办公室，加强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方面的决策支撑，另外整合原技术情报办公室等机构，设立职级更高的战略情报分析机构，加强对全球技术发展态势的跟踪研判，为美国国防科技创新提供方向指引和有效支撑。
三、注重机构职能的匹配性，根据国会对研究与工程副国防部长的职能授权构建机构
目前，根据国会与国防部的总体设计，研究与工程副国防部长承担以下主要职能，包括担任国防部首席技术官，负责推动技术的创新发展与进步；向国防部长提供国防部研究、工程、技术开发方面的决策建议，并制定国防部技术战略；制定国防研究与工程、技术开发、技术转移、样机等方面的政策并监督落实，统筹分配国防研究与工程领域的资源；解决美军关键技术挑战，更快地交付技术解决方案；制定研制试验鉴定的政策、程序与标准并监督落实等。
▲现任研究与工程助理国防部长玛丽·米勒
研究与工程副国防部长的组织体系，与上述职能有效匹配，如研究与技术助理国防部长和先期能力助理国防部长及其下属组织机构，主要职能聚焦创新研究与技术开发，支撑国防部首席技术官有关职能；国防科学委员会与战略情报分析机构，主要聚焦战略研究与决策咨询，主要承担向国防部长提供决策建议及制定国防部技术战略的职能；两个助理国防部长还有效承担研究与工程、技术开发等相关政策的制定，统筹分配相关资源，并监督相关政策与资源情况的落实等。
来源：美国国防部网站/图片来自互联网
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 王磊 蔡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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