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文·忆先生 | 陈思和：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

1979年贾植芳先生在资料室

大一下半年开始，我和我的同学李辉，开始在一起研读巴金的书。贾先生看到了，他主动给我们说：“你们在读巴金的书，你们要不要看一看西方人对巴金的研究？”先生主动推荐我们去读美国学者奥尔格•朗写的研究巴金的著作：《巴金和他的作品：两次革命之间的中国青年》，是英文原版。

他借给我们看了以后，还问我们：“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就说：“看了以后大开眼界。”他又问：“你们能不能翻译几篇？”当时我们还是大二学生，什么都不懂，什么是学术？什么叫做学问？文学又怎么研究？这些我们都没有搞清楚。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老先生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让我们翻译这些外文文献。后来我们知道，贾先生当时正带领一个教师团队在做一个社科项目，主编巴金研究的资料专辑。他不仅指导我们做文献翻译，还指导我们阅读巴金的著作，讨论巴金的思想。就这样，我们一点拘束也没有就与贾先生熟悉起来了。

我和李辉写了第一篇研究巴金早期思想的论文，是在贾先生具体指导下完成的。在“文革”中巴金被打倒，受批判，有一个很重的罪名，就是说巴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也完全不理解“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罪名，我们阅读巴金的作品，读的是1958年到1962年间编成的《巴金文集》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读完以后觉得巴金小说里讲的都是革命啊、反抗啊，看不出什么无政府主义的东西，于是我们就写了一篇文章讨论巴金的早期思想，说巴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革命民主主义者。

1986年贾植芳先生在给中文系学生上课

文章写完以后，我们就向贾先生请教。先生看了以后就对我们说：“你们是一般地看看巴金，还是要研究巴金？”我们说：“我们要研究巴金啊。”（什么叫“研究”？现在想想，觉得有些汗颜。）先生就说：“如果你们要研究巴金，就不能依据《巴金文集》14卷研究他的早期思想。”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文集是1958年到1962年期间编辑出版的，那时无政府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敌人，在中国受到了批判，所以巴金在编自己文集的时候，对自己以前的作品作了修改，将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内容都删掉了。

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情况，所以贾先生就对我们说：“你们要真做学问，就不能看被修改过的文本，因为它不能真实地反映作家当年的真实思想。你们要去图书馆，找作家的旧版本，初版本来研读。”那时，民国时期的初版图书我们是看不到的，图书馆也不对我们开放，贾先生就通过他的私人关系，给上海图书馆的几个老朋友写了介绍信，我和李辉就跑到上海图书馆去，跑到徐家汇藏书楼去。就这样一本一本地看，从旧报纸、旧杂志中去找巴金的文章，对不同的版本做了校勘。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慢慢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我和李辉第一本合作出版的著作就是《巴金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也是贾先生推荐的，他还为我们写了序。可以说，如果不是贾先生及时指导我们，我们可能也会写出巴金研究的文章，但那些观点和方法都是错误的，研究的基本立场可能也是错的。后来我在研究巴金领域比较自信，因为我看过巴金以前的各种版本，还看过国外无政府主义的各种文献，理解就比较全面了。这样我就知道了怎么来追求学术的真实，怎么来实事求是地研究学问、讲真话。沿着这个道路，就这样慢慢地成为一个学者。

八十年代贾植芳先生与李辉（右）在一起

我们对贾先生是非常佩服的。可是当时贾先生还戴着反革命的“胡风分子”的帽子。我现在想，我和李辉那时候与贾先生那么亲密地交往，可能是被人关注的。那时也有学校里的一些老师提醒我说：这个人是个“胡风分子”，你们不要多接触。更有意思的是：后来我发现贾先生的日记里记了很多我和李辉到他家里聊天、跟随他学习的事情，他却不写我们的名字，而写一个小陈，一个小李。这些日记，后来李辉帮他整理出版了，李辉问他：“先生，您为什么只写小陈、小李？”贾先生说：“我当时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我就怕万一你们被我牵连。我不说你们的名字，可以为你们保护一下。”

后来先生对我和李辉说：“以后你们别在资料室找我，就到我家里来聊天吧。”我们就到他的家去。先生住的地方很简陋，一幢小楼里住着许多人家，什么隐私也没有，先生的小房间里就是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小书架。那时师母还在青海。先生就一个人住在那里。我们就经常在那个小房间里聊天啊、喝酒啊，吃的东西也很差，就是一些花生米，酱菜，没有其他的东西吃。当时就这样聊天、聊天。

贾植芳先生（右）与陈思和先生（左）

如果说，我后来对中国现代文学还有些研究，那么，我认为这些知识主要不是上课听来的，而是与先生聊天聊出来的。跟着导师，听他今天说这些，明天又说那些，说来说去，慢慢把我引进了现代文学领域。我所知道的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故事，和教科书里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历史细节不一样，认知价值也不一样。可能有的同学读过我主编的文学史，或者是我写的研究著作，研究现代文学的同学也可能会感觉到，我的学术观点和主流教科书的不太一样，这种“不太一样”，不是我自己杜撰的，而是与我所受到的教育直接有关。

那么，贾植芳先生给了我什么教育呢？为什么说他是“胡风分子”呢？下面我要讲讲贾先生与鲁迅、胡风这样一个新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

贾植芳先生出生在山西襄汾的农村，少年时期在太原读初中。当时太原成成中学是非常有名的一所中学，许多老师都是北师大的毕业生，他们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火种传到了山西。初中毕业以后贾先生就去了北京一个教会学校读了高中，在那里打下了英语的基础。高中期间他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政府抓到牢里

先生的伯父很有钱，是个买办。贾先生被抓以后，他伯父就花大钱把他赎了出来。赎出来后，伯父把他送到日本去读大学。先生到东京日本大学读了社会学，才读了两年，抗日战争就爆发了，他又放弃了文凭，毅然回到国内来参加抗战。他伯父知道后再三写信给他，让他不要回来，在那边好好读完书，但他人已经跑到香港了。于是伯父再写信给他，说：“你千万不要回中国，我马上给你钱，你到欧洲去读书。你不愿意拿日本人的文凭，那么你到欧洲去读书。也可以留在香港读书。”他伯父生意做得非常大，在香港都有买卖。

1963年贾植芳先生在日本

可是贾植芳先生血气方刚还是回来了！一直到1988年，我陪着先生访问香港，那批与他一起从日本回来的同学当时都留在香港做生意了，现在退休后，每天聚在一起打麻将。先生去香港，他们就去飞机场迎接他，请他吃饭，他们都非常开心。那时候我问先生：“您当时如果不回来抗战，您可能现在也在香港当个太平绅士了。而你回国参加抗战，前前后后坐了几次牢，苦了一辈子。您觉得值得不值得？”先生亲口对我说：“我还是会回来的。我看到他们现在的生活，我觉得真的很无聊。”——这就是一个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

先生参加了抗日部队在前线打仗，利用他的日语专业，在军队里搞宣传和翻译工作。在前线期间他写了许多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发表在胡风先生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先生在日本读书期间参加了东京的左翼作家活动，1936年鲁迅去世以后，先生在东京街头看到一本中文刊物《工作与学习丛刊》，他从刊物的编辑风格和作家阵营，感觉到这是一个高举鲁迅文学旗帜的进步刊物。尽管他不认识刊物里的任何编辑，他还是把自己创作的小说投寄给刊物。不久，刊物就发表了他的小说。

这个刊物的编辑是胡风先生。就这样，贾植芳先生与胡风先生，从通信、投稿开始，渐渐地成为莫逆之交的朋友。胡风先生是中国现代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在抗战中主编的《七月》杂志是抗战时期文艺界一面旗帜，而贾植芳先生则通过写作，成为一名七月派作家。

胡风主编《七月》

胡风是什么人？胡风是鲁迅先生最忠实的弟子。我们先说说鲁迅。鲁迅是一个不断追求进步的人，在动荡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鲁迅的思想非常激进，非常先锋，但也正因为先锋，而常常陷入极度的孤独，甚至是颓唐。鲁迅一生中有多次与社会激进思潮结合在一起战斗，对旧社会的形形色色进行批判。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参加过反清的组织光复会。但是不久以后他就发现，光复会的想法和他的想法有距离，光复会老是搞暗杀，鲁迅不喜欢恐怖活动，就跟他们脱离了关系。第二次是在辛亥革命，鲁迅又参加了绍兴的光复。绍兴光复的领导是一个绿林出生的革命党，叫王金发，鲁迅与这些人闹不到一起，于是鲁迅就离开绍兴，跟着蔡元培北上到教育部工作。

1917年以后，鲁迅又与《新青年》阵营结合在一起，与陈独秀、钱玄同他们结合在一起，参与了新文学运动，成为著名作家。可是没过几年，他又发现《新青年》阵营开始分化了。后来他又跑到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大概没有多久，国民党发动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他又一次跟国民党决裂，跑到上海与共产党联盟，成了左翼作家联盟的精神领袖。可是没过几年，他跟左联领导人周扬他们又闹矛盾，这时候，左联也面临解散了。鲁迅就是这样，他不停地寻求中国最激进也是最先进的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一起战斗。但他又很快会感到失望，再次回到孤独的状态之中。所以，鲁迅的一生其实是非常动荡的，一直在探索、寻求、失望与超越之中。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鲁迅晚年与左联领导人发生矛盾，尤其与周扬他们决裂以后，他再也没有去继续寻求外在的革命力量。30年代中期，也有一些比共产党更为激进的反抗组织——比如托派，也来争取、拉拢过鲁迅，但鲁迅都拒绝了与他们结成同盟。因为那个时候的鲁迅已经完全成熟了，他在上海深深地扎下根了，他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青年作家、编辑以及媒体人，成为支持他独立作战的基本力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胡风。

胡风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是留日学生，在日本参加的共产党，然后从日共转到中共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左联以后他主要是写文艺评论，也写诗歌，艺术感觉非常好。他与鲁迅的关系密切，成了鲁迅忠实的弟子。鲁迅非常信任他。因为周扬与鲁迅的关系搞不好，周扬怪罪胡风，以为是胡风在里面挑拨离间，把鲁迅与左联的关系搞坏了。其实是周扬自己不尊重鲁迅造成的，但他把责任都莫须有地推到胡风身上，还怀疑胡风是内奸。

鲁迅与周扬等左联领导人决裂以后，就特别依靠身边的那群年轻人，我把这个年轻人群体称作为文学的新生代。他们当中，为首就是胡风。胡风身边团结了一群左翼作家，比如萧军、萧红、聂绀弩、叶紫、彭柏山等等，都团结在鲁迅的周围。另外还有巴金、黎烈文、黄源、吴朗西、孟十还、赵家璧等等，凝聚的核心巴金，通过巴金的关系，还有靳以、萧乾等等。同学们如果读《鲁迅全集》，在鲁迅晚年的作品和书信日记里，鲁迅经常提到这些名字。也就是说，鲁迅周围有两拨文学青年，一拨是左翼作家，还有一拨虽然不是左翼作家，但都是追求进步的作家。

在这个新生代群体中，与鲁迅关系最亲密的大概有十来个，都是非常活跃的青年，生气勃勃的新生力量。他们中间有两个担任出版社的编辑：一个是巴金，他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一个是赵家璧，他是良友图书公司的青年编辑，第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就是他主编策划的。还有十来个文学刊物，胡风编《海燕》，黄源编《译文》，黎烈文编申报《自由谈》，后来又编《中流》，靳以编《文季月刊》，孟十还编《作家》，等等，还有一些编报纸的副刊。

两个出版社、十来个刊物，这在今天看来，就是说，鲁迅掌握了上海文学领域的很重要的工具——媒体，鲁迅周围的力量非常强。所以说鲁迅晚年的时候，他的精神发展和组织发展都已经完全成熟了，他已经不再寻求一个激进的社会力量作为支撑，他可以独立地对抗国民党专制、对旧社会进行批判了。但是很不幸，鲁迅就在这个时候（1936年）去世了。

所以我们研究鲁迅，看鲁迅晚年尤其是“两个口号”之争啊、“两个宣言”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与鲁迅最后的道路选择有关，就是把一批年轻人团结在周围，独立作战。鲁迅只有活到55岁就去世了，鲁迅的突然去世，使这批年轻人失去了精神领袖。我们现在媒体经常说到鲁迅去世以后有十几个人为他抬棺材，而这些抬棺材的人基本上就是鲁迅身边的年轻人。

鲁迅去世以后，因为抗战爆发，这个文学新生代就分散到全国各地。以胡风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人在抗战中一直高举鲁迅旗帜。胡风主持的最著名的杂志就是《七月》和《希望》，通过这些刊物，胡风培养了一批青年诗人和作家，绿原啊、冀汸啊，路翎啊、我导师贾植芳啊等等，被我们称为“七月派”作家。这批七月派作家的著作，在贾先生捐赠的图书里都有，贾先生所藏的“七月派”作家创作的图书资料非常丰富。我翻阅捐赠书目，其中有些七月派的著作，我也没有读到过。

贾植芳先生与胡风先生

接下来就可以讲讲贾先生与胡风的关系了。我前面已经说过，贾先生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因为给《工作与学习丛刊》自发投稿，结识了这个刊物的编辑胡风先生。虽然两人没有见过面，却一直保持着通信。贾先生的捐赠图书里有一本线装的《贾植芳致胡风书札》，就保留了当年的情景。当年的贾植芳先生还是一个热血青年，从日本回来赴前线作战，胡风先生就鼓励他，给了他一个“七月社前线特派记者”的名义，请他写前线的报道。后来贾先生写的作品主要就发表在《七月》杂志上。他们虽然称兄道弟，却没有见过面。

后来，贾先生从军队中出来，写了一封信给胡风，说他到重庆了。那时的贾植芳先生很落魄，认识了一批和他一起留日的学生，他们其实都与中共地下党有关系，以留日学生身份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工作。于是，贾先生也去了这个报馆工作，并写信告诉胡风，他在重庆的一个报馆里工作。当时，贾先生既没有告诉胡风是哪一个报馆，也没有说他具体住在哪里。胡风接到他的信，就匆忙地在整个重庆报界找贾植芳这个人。

青年时代的贾植芳先生

他并不认识贾植芳，只是想他应该在新华日报社，于是就跑到新华日报社去问有没有贾植芳，人家说没有。他又到别的报馆里去打听，一家家问下来，都没有问到贾植芳这个人。后来，他问到了那批公开身份在《扫荡报》里工作的留日学生，在一个记者房间，像今天群租房的一样，很多人住在那里。那天，贾植芳先生上完夜班后就躺在地上睡觉，身上盖了一件破旧的军大衣。胡风问他们：“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叫贾植芳的人，在重庆报馆里工作？”

那时贾先生正躺在地上睡觉，听到后就醒过来了。就这样，他俩相识了。贾先生回忆说：“这时我正忙着穿衣服，那是一套已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灰白布军衣，我又黑又瘦，一副落魄的样子，一定使他感到意外又不是意外，所以显然使他竟有些黯然伤神的表情。他的眼睛湿润了，以至他竟顾不上围绕着他的那片亲切笑容，立即从长衫口袋里摸出一卷钞票，跨步递给还坐在地上的我，声调温和地说，‘这是二十元钱，你过去在前方寄稿子来，还存有一点稿费。’”

贾先生与胡风认识的时候，胡风在文坛上已经惹了很多事情。胡风是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周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可能还是有些分歧。最早是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典型”问题的理解上，两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这种分歧和争论本来是很正常的，可是慢慢发展成为宗派主义甚至是政治上的陷害。鲁迅及时地支持了胡风，周扬当然感到很不爽。

抗战爆发后，周扬去了延安，后来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胡风则坚持在国统区大后方，因地制宜地领导了文艺界的抗战活动，培养了大批的青年文艺工作者。胡风的文艺理论也是在抗战中越来越成熟的。但是他与周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他们的争论很激烈，从1940年代一直吵到解放以后。但随着周扬一派担任了文艺界重要的领导工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话语权都在周扬他们那里。从1950年开始一直到1955年，周扬他们发动过很多次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而且越演越烈，对胡风一派越来越不利。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

这个过程中，贾植芳先生与文艺界宗派主义之争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只是一个作家，没有卷入到胡风的文艺理论斗争。当时受到中共主流理论家批判的，第一是胡风，第二是路翎，第三是舒芜，后来又加上了阿垅。但舒芜就背叛胡风，开始公开检讨，反过来出卖了好朋友路翎，后来又出卖胡风。这个过程中贾先生没有太大的卷入。因为解放后，先生在复旦大学担任教授，与文艺界关系比较远。更重要的是，先生的哥哥是贾芝先生。

贾芝先生现在已经102岁了，他是我们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早年是北京清华大学学生，诗人，在校时他自由恋爱，与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结婚了。李大钊是中共创始人之一，1927年被张作霖军阀绞死时，李星华还小，都是由李大钊的朋友周作人、刘半农等人照顾长大。后来，李星华要到延安去，贾芝就托弟弟贾植芳把李星华及其弟弟李葆华从家乡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道延安。所以，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贾芝在延安时期已为鲁迅文学院的领导干部。

平反之后贾植芳先生与哥哥

贾芝一起回到故乡拜祭父母

所以，50年代初的几年里，贾植芳先生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关系里。一边是他的哥哥贾芝，是李大钊的女婿，在文艺界担任了领导工作，与周扬都是同一阵营的官员；但另一边，先生的朋友胡风又是跟周扬他们对立的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先生是处在两种对立的力量之间。1954年，贾先生到北京探望哥哥，他哥哥特意安排他与何其芳以及其他官员的谈话，意思就是让他检举揭发胡风。如果他表态说站在他哥哥一边、站在周扬一边揭发胡风，可能他后来的遭遇就不一样了。但先生没有这样做！就这样，贾植芳先生后来被抓到牢里了。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考虑：一方面他哥哥是政治上的保障，他检举揭发，出卖朋友，他就会获得安定的生活；另一方面就是他的朋友胡风，胡风注定是要倒霉的，已经被批判了好几年了。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时候，贾植芳先生很坦然地对他哥哥他们说：我与胡风是好朋友，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反革命的话，我跟他在一起，他一直是宣传鲁迅、宣传革命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朋友怎么会是反革命呢？——他就不相信胡风是反革命，不相信他就遭殃了。

1967年在“文革”苦难中的贾植芳先生

到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正式立案，当时抓了一大批人，包括胡风的朋友、与胡风通过信的人、胡风日记里提到过的人等等，甚至有的人与胡风没有关系，是间接有联系的，都受到牵连。贾先生在复旦大学有几个学生，也是他培养最着力的学生，比如后来是复旦大学古代文学专家章培恒，英年早逝的美学家施昌东，现代文学专家范伯群、曾华鹏等等。这些人都是贾植芳先生当年钟爱的学生，已经把他们培养到公开发表文章、准备出书了。但贾植芳先生被抓进去之后，他们都被审查，被开除党籍，开除团籍，本来安排留校的现在都被打发到农村教书去了。面对这样的形势，贾植芳先生因为不肯与胡风划清界限，当然被列入反革命行列抓到监狱里去了。

贾先生一生，第一次坐牢是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第二次坐牢是在徐州被抓到日本宪兵队去了，第三次坐牢是40年代末，在复旦大学参与了学生运动，第四次坐牢就是这一次，时间最长，连坐牢带出狱后被监督劳动，受迫害时间长达二十五年。一个人的人生一共才多少年？先生活到92岁，也有差不多四分之一就在牢里度过。

2003年贾植芳先生与何满子先生重访提篮桥监狱

我在与贾先生一起喝酒、聊天的时候，他对我讲的故事，不是说他在监牢里受了多少委屈，也很少说起受迫害时他遭到了什么困难，他从来不给我讲这些。他总是讲他的朋友们的故事，还有文学史上的故事，他讲的是胡风怎么样，鲁迅怎么样，郭沫若又是怎么样，茅盾又是怎么样。他本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学史。他跟我讲的茅盾与教科书里讲的茅盾是不一样的。他没见过鲁迅，但他跟胡风的关系很密切，他通过胡风来传递鲁迅的信息。他讲的历史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

这样以后，我就慢慢地感觉到，这些现代文学历史就在我的眼前展开。如果我不认识贾先生，我读现代文学史，与读古代文学史一样。古代文学史老师讲李白、杜甫、白居易、《红楼梦》、关汉卿等等，与我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只不过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名字而已。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同学们，你们觉得自己与现代文学史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么，我跟你们讲鲁迅、陈独秀、胡适、巴金，对你们而言，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个名字而已，没有一种感情色彩，没有一种生命交流的。对吗？但是因为有了贾植芳先生，对我而言情况就不一样了。我脑子里记得的胡风就是作为贾先生朋友的胡风，我脑子里记得的鲁迅就是曾经教育过胡风的鲁迅。这样一来，这些人跟我的距离就完全拉近了。

说到鲁迅的时候，贾先生叫鲁迅叫“老先生”（一口山西话），他讲“老先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在讲鲁迅了，好像是很亲密的关系。还有比如讲到胡风生病到上海来，他去看胡风的情况，还有路翎怎么发了精神病，对着天空吼叫，等等。这样你会觉得，那些现代文学赫赫有名的或者在现代文学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一下子就拉到了你的面前。

我学习现代文学这个专业的时候，我感到幸福的就是我有幸认识了两个前辈先驱者，一位是贾植芳先生，一位是巴金先生。我研究巴金的时候，巴金先生的身体还挺好。我研究巴金，巴金就在我面前，他会跟我谈我不了解的他的一些事情，他会告诉我文章写得对不对。

贾植芳先生

这样以后，现代文学史对我来说，不是历史，而是一个现实环境，就是一代代人从鲁迅传到胡风，胡风传到贾植芳，贾植芳传到我。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一直对学生说这个话：当我研究现代文学的时候，现代文学就是一条河流，我就是这个河流里面的一块石头。不仅我个人，所有研究现代文学的、从事现代文学的人都是这条河流里的石头。你们也是。这条河带着前人的生命信息，从我们身上流过去，流过去时把我们淹没了。但当河水流过我们身体的时候，就把我们的生命信息也带了进去。那么这个文学史就是一个活的文学史，是有生命的文学史。这样来理解的话，这个学科就不是一个外在于我生命的学科，我喜欢现代文学，就是因为我是存在里面的，我是在这个里面的一个人，就像河流里的一块石头一样，我感受到这个传统在我身上这样流过去。

在今天，很多现代文学的研究者都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比如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力量在北京大学，当时导师就是王瑶先生。王瑶先生是朱自清、闻一多的学生。我想王瑶先生在培养钱理群、陈平原、吴福辉等学者的时候，一定不会讲教科书上的鲁迅怎么样，他一定讲的是朱自清先生当年讲的鲁迅是什么样，闻一多先生上课是什么样。所以对老钱、平原他们来说，朱自清是活的朱自清，闻一多也是活的闻一多。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现代文学的学者这样培养起来，大家之所以都很有使命感，都对现代文学这个学科这么热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一点血脉相传，不是一个公事公办的老师在课堂上教给大家一些教科书的内容。我们都不是这样上课的。当你进入现代文学史，你就是这中间的一个人，你就是这个学科的一份子。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毕业以后你可能当一个作家，你们就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作家，对不对？像我们这儿坐着的作家马步升、张存学，当我们将来在文学史上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我们面前坐过的、我之前看到过的这种感觉。

贾植芳、任敏夫妇与学生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中文系的学生都是这条河流里的石头。将来如果我们去做老师，就会把这些知识再传播给我们的学生；如果我们去做一个编辑，就会编出最好的作品；如果我们当一个作家，就会写出最好的作品；如果当一个评论家，就会为这个学科发展会做出你的独特研究……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学科传统里面的一份子，你在发展着这个学科。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些学生跟我们这个学科的关系，就是一种生命相连的关系。我是一直有这种感觉的。

我觉得我的人生道路上遇到了贾植芳先生，遇到了巴金先生，他们就给我定了一个研究的格局。我的研究主要是现代文学的两块：一块就是从巴金研究领域进入到思想文化、出版文化这个传统；另一块就是胡风研究，包括鲁迅研究，进入到五四传统的研究。这两个传统对我来说都好像是一回事，都是让我融入到这个学科中。

1996年贾植芳先生与夫人任敏

于复旦校门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