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史記》的成書、亡佚、續補、流傳匯考

作為史家的後代，司馬遷完成《史記》的創作需要一定的積累，閱歷和古書的收集。《史記•殷本紀》作為後人了解殷商王朝的唯一史料證據，由此可見，司馬遷述史所依靠的除了春秋戰國存世的史書，更有著實地的訪查。據《太史公自序》記載，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對於司馬遷的遊學經歷，在宋代類書《太平御覽》卻有下面的記載“司馬遷父談，世為太史。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這裡，我認為應當根據第一手文獻進行推斷，《太史公自序》是史記一書的“目錄”，錯訛較少。而類書輯佚功能明顯，但是正確程度卻難以保證。這裡的十三應為二十或三十的倒文。據《西京雜記》考《自序》云：“二十而南遊江、淮，則衛宏說非也。或本作二十，誤倒為十二，又訛二與三與？”可見一斑。司馬遷的此次遊學足跡踏遍中國主要地區，接受了不同人文的熏陶，感受不同地理風貌，為《史記》的創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吕覽》；韓非囚秦，《説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

從上文以及《報任安書》的描述中，李陵之禍是《史記》撰寫的轉折點。沒有情感的創作結束了，在閱讀《史記》中，很多篇第都能看出司馬遷別于常人的立場與判斷，《李將軍列傳》歌頌李廣的英雄形象，卻為他壯志未酬而扼腕。《項羽本紀》將巨鹿之戰坑殺秦國降卒的殘忍的西楚霸王提高到滅秦頭功的地步，撰寫《酷吏列傳》時極言刑罰的殘酷都體現了司馬遷在精神，意志層面對於歷史人物的判斷，也也揭露了西漢社會的黑暗面。“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史記成書于西漢征和二年。“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對於《史記》的下限時間，學術界也有不同的說法，麟止的具體指代也有待考證，目前從《史記》終篇《太史公自序》的完成時間推定《史記》成書時間具有可靠性。就《史記》本身，也可以在《司馬相如列傳》中發現記載了漢宣帝時期的歷史，也可以發現“巫蠱之禍”時期太子劉據的一些行為。這些晚於《史記》創作下限的內容或來自於補充，或來自於偽造。因此，探討《史記》的流傳，版本也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第二個著眼點。

3、《史記》在漢代的地位

隨著《史記》的成書，流傳廣布也成為了研究的焦點。據司馬貞《史記索隱》：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可見《史記》的流傳分為了正本和副本兩個版本途徑。同時，《漢書司馬遷傳》顏師古注中提到“藏於山者，備亡失也”。山的地點，陳直在《漢書新證》中認為“所謂名山者，即是藏之于家”。司馬遷的隱晦為漢代《史記》的地位和傳播帶來了疑問。《西京雜記》：“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恨，削而去之。”足見《史記》并沒有得到統治者的認可，一分為二也是為了保持其原貌。因而《史記》的流傳當以副本為先，正本在后。通過對比漢代其他典籍，桓寬在《鹽鐵論》中㓟出於《史記貨殖列傳》的語句。說明西漢時宮廷本《史記》已經開始小範圍的傳播。但是並未問世，只有皇家允許的條件，才能以單篇的形式示人。直到東漢，在《漢書藝文志》中正式記載了《史記》的卷數：“《太史公書》百三十卷，十篇有錄無書。”且在《漢書藝文志》中歸《史記》入春秋類。由此可知在東漢時《史記》只有官府藏本公開，且是官方受命修史官員可以見到，而且並未以史記命名，真正名稱的確立要到東漢末年桓帝海廟碑，碑文中所謂事在《史記》。到《隨書經籍志》中有“《史記》一百三十卷，目錄一卷”，目錄即《太史公自序》。

《史記》副本在漢代傳播很窄。原因在於，首先《史記》官藏本是不完整的，以篇次為單位流出，也體現了統治者的小心與有意篩選。《史記》的某些直言和觀點與統治利益相左。在“獨尊儒術，表彰六經”的學術氛圍下，經學仍然是主導，《史記》易被淡忘，甚至續補的《史記》也會被觀以經學的，符合統治需求的目的。《漢書司馬遷傳》提到“遷死之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佈焉。”藏於“名山”中的《史記》以家傳的形式流布，綜上所述，漢代《史記》有兩個傳播版本，一為家傳，一為秘府官藏。而《史記》的續補多取自於官藏。經過班固父子《漢書》的延續以及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群書引用《史記》，到魏晉六朝，《史記》的異本逐漸增加。但異本的文句多少，刪補情況都有所不同，因而真正《史記》的原貌只能依靠裴骃《史記集解》有大體的了解。

二、關於褚少孫續補《史記》

1、《史記》的亡佚

據《漢書司馬遷傳》顏師古注引三國魏人張晏注“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成列傳》。”即《藝文志》中提到的十篇有錄無書。這十篇有錄無書是由於統治者有意刪削還是無心缺少，或者由於戰亂書厄，有待研究。從朝代更迭情況看，在三國時期《三國志王肅傳》：“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可見，三國時期的學者認為《史記》的亡佚源於漢武帝的削除。從體例看，今本《孝武本紀》與《封禪書》雷同處較多，可以認為《孝武本紀》並非出自司馬遷之手。同類還有《傅靳蒯成列傳》與《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從內容上看，《日者列傳》和《龜策列傳》文辭較拙，類比其他相似性質的列傳，與司馬遷筆法相差甚遠。且在避諱字的使用上，《孝武本紀》應為今上本紀，在本紀中不應該出現武帝的謚號“孝武”。由此可見，《史記》亡佚從漢到魏晉，再到今人可見之本一直存在，所謂補缺也難為司馬遷本人之作，而續補現象之多也帶來了新的疑點。清代考據家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中提出“《禮書》、《樂書》雖是取荀卿，《禮記》其實亦是子長之筆，非後人所補。《兵書》即是《律書》，觀《自序》自明”、“今唯武紀灼然全亡”。可見清代已經有學者懷疑續補之說的真偽。探究史記的續補，需要從續補的官員學者入手探究。

2、褚少孫其人

從西漢到東漢，從《史記》到《漢書》，《史記》的續補多種多樣，據相關史料，西漢後期就有十七家之多。“褚先生”是出現在文獻中最多的名字，褚先生即褚少孫。《史記孝武本紀集解》引用張晏的觀點“《武紀》，褚先生所補作也。褚先生名少孫，漢博士。”《索隱》云：“張晏云：‘褚先生，穎川人，仕元成間。’”了解褚少孫成為博士的時間和他的學術方向，對褚少孫研究續補《史記》的緣由和動機，體例和形式有一定幫助。在《隨書經籍志》中有《褚氏家傳》一卷。可見褚少孫是西漢有名的博士，大儒王式的弟子。源自《漢書儒林傳王式傳》：“后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石渠閣會議是宣帝時期一次針對春秋三傳的今古文經之爭，而褚少孫未能參與說明其在宣帝時期並未立為博士，此時的褚少孫應為後生晚輩。因此，褚少孫作為博士應該在漢宣帝之後，有接觸國家藏書的機會，了解一些宮廷秘聞，且不專于經學。在《龜策列傳》中有“褚先生曰：以高策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書》。”續補《史記》亦應在漢元帝，成帝之時。早於劉向劉歆父子核查官藏圖書，製作《別錄》和《七略》。

3、《史記》的續補

從上文看出，褚少孫具有能力和官方可能性續補《史記》。《史記》的續補應該一分為二研究，一方面探究《史記》的“續”，另一方面研究《史記》的“補”。褚少孫在其中起到了“補”的作用而並沒有續。褚少孫的補充《史記》是在所補篇中後面單獨成段，稱“褚先生曰”。從《史記》亡佚的探究中，十篇有錄無書是褚少孫補足的重點。魏國張晏，唐代司馬貞，張守節在對《史記》作注釋的時候都認為褚少孫所補就是這十篇有錄無書。

3.1 史記之“補”探疑

褚少孫具體補的《史記》篇名，歷來成為學術的爭端，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認為褚少孫不僅僅補了十篇有錄無書，對於其他列傳也有所補足。如《張丞相列傳》中有昭、宣二帝時的丞相，《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中有“褚先生曰太史公記事盡于孝武之事，故複修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編于左方，令后好事者覽觀成敗長短絕世之適，得以自戒焉”。但是，如果單一以“褚先生曰”為標誌，會發現十篇有錄無書中只有《三王世家》《日者列傳》《龜策列傳》與之相應。尋找其他論據，不難發現，歷史上最早認定褚少孫續補《史記》的是為其作注的張守節，理由是“言辭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其實是通過貶低褚少孫的“狗尾續貂”在歌頌司馬遷述史的偉大。為此，清代趙翼，今人張大可教授都提出了不同觀點。首先，依據劉知幾《史通》“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非類”，也就是說縱然是司馬遷這樣的文學大家，也會有比較難懂艱澀甚至不通暢的語言。不能單憑“言辭鄙陋”來確定非一人之作。其次，從《史記》目錄《太史公自序》中看，《日者列傳》、《龜策列傳》都在《史記》到最後位置。“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闚其要，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從五行曆法之官到占卜吉凶之事，再到商賈行為，體現了司馬遷的作史原則，即以人帶事，以事串史，歌頌英雄，貶低迷信。司馬遷本人有著清醒的歷史頭腦，從位置就可以看出對後面三個列傳的態度，而且在《龜策列傳》介紹中“略窺其要”因此略寫，粗筆甚至內容不完整都在情理之中。最後，《龜策列傳》中涉及到巫蠱事件，應屬於《史記》之續，可以從反面證明《龜策列傳》的存在性和司馬遷執筆完成。綜上所述，褚少孫補《史記》仍然有值得推敲甚至推翻的地方，但也不可否認褚少孫對於《史記》的續補的貢獻。

3.2 《史記》之續探疑

“續”與“補”最大的區別在於，續更多的涉及到所作史者個人的作史原則和態度。班固父子作《漢書》依靠的《史記》是經過接續后的版本，班彪曾著《太史公後傳》即如是。《史記》的下限在“年止漢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劉知幾《史通》）在兩漢之交，曾有十六家學者為《史記》作續。更有學者為《史記》部分篇目作續，也就是現在看到的《史記》中記載了漢武帝身後的歷史。比較有名的就是馮商，在《漢書藝文志》中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注引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余篇。”受詔二字一目了然，馮商是受到統治者允許才得以接觸，續寫《史記》的，因此馮商的立場與司馬遷有著更多的不同，與補充《史記》的褚少孫也有差異，從《漢書張湯傳》可見一斑：“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張湯是《史記酷吏列傳》的人物，為司馬遷諷刺和不齒，而馮商卻有讚譽之語，甚至追溯到了與張良同祖，可見續作的《史記》帶有很強的政治性，與司馬遷的本意相距甚遠。另外，《史記》到武帝為止，後面西漢的歷史由所謂“續史記”所記載，“司馬字長紀黃帝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論衡》）。綜上，《史記》之續，一方面保障歷史的延續性，另一方面存在迎合統治，甚至偽造的嫌疑。

三、《史記》在海內外的傳播

1、在國內的基本情況

隨著時代的變遷，《史記》的流傳在持續，亡佚與續補也是《史記》流傳中的重要環節。從管控較嚴的漢代到魏晉六朝，《史記》已經有了注本和集解本。徐廣也為《史記》作了音義，廣研諸本，具列異同。到了修史風氣日盛的六朝，《史記》已經有了通行本，但是在版本流傳的過程中，文句錯訛的現象難以避免。如《酷吏列傳》中“盜賊惡少年投垢購告言奸，置伯格長以牧司奸盜賊”。在《史記集解》中指出格字應作落字。格與落互為假借字。隨著異本的增加，《史記》版本源流考訂和校勘研究成為了時代所需。在繁榮的唐代，《史記》成為了時代的熱潮，出現了《正義》本和《索隱》本，版本開始錯綜複雜。據學者研究，唐代寫本《史記》大多亡佚，現僅存九件殘卷。唐代《史記》寫本也可以從敦煌石窟中發現藏本，值得後人發掘和研究。

雕版印刷術的出現使《史記》的傳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史記》最初刊刻始于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在當時的文人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中記載：“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六經版印行。國朝淳化中，複以《史記》，前後《漢書》付有司摹印。”由此，淳化本《史記》應屬《史記》最早的刻本，在有宋一代，真宗景德時期，仁宗景祐時期，仁宗嘉祐時期都有過刻本，以景祐本最佳。隨後，十行本《史記集解》也被刻印并不斷刊刻。南宋紹興十年朱中奉刊刻十二行本《史記集解》為南宋的刊刻拉開序幕。先後的版本還有淮南路本和蜀刊大字本。在南宋時《集解索隱正義》三家注合刻本出現，最早見的是黃善夫本，現藏於日本。黃善夫本為《史記》的流傳打開了新的系統。版本特征為“左右雙邊，每半頁十行，行十八字；注文小字雙行，行二十三字。細黑口，版心雙魚尾，上題內容，下題頁數，不記刻工姓名。《集解序》后有建安黃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但不可否認的是黃善夫本同樣存在大量的錯訛脫倒，校勘不精。其後的涵芬樓本對此加以了改正和校對。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點校本《史记》修订组:《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8月

元明清三代繼續刊刻覆刻《史記》現存較為著名的有元彭寅翁本、明廖鎧本以及南北監本。清代的金陵書局由張文虎組織刊刻《史記》，校刻精良，被引為現修訂本點校版《史記》的底本。從上述版本源流看，《史記》在國內的流傳逐漸擴散，研究校勘者逐漸增加，版式越發精美，研究閱讀收藏的價值也與日俱增。

2、日本《史記》研究總結

[漢]司馬遷撰 、[日]瀧川資言考證，楊海峥整理：《史記會注考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3月

中外文化交流始於絲綢之路，《史記》也在文化交流的範疇中，而且在教育，研究，點校與收藏等多個方面為其他國家帶來了文化價值。使其成為了全世界共享的精神財富。《史記》在魏晉六朝時期從陸路流傳到了高麗（今朝鮮韓國）。在《北史高麗傳》中記載“高麗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在唐代，中日文化開始交流，《史記索隱》、《史記音義》等著作傳到日本，並為日本學者征引。在日本著名史記學家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中可以看出日本對於《史記》閱讀的熱忱。其他研究著作還有池田英雄的《從著作中所見本國先哲的史記研究》，工崎定市的《說史記》等等。成果突出。總結一下，首先是翻譯《史記》，普及工作。其次是作考證，作註解。之後還有對版本的考察，對會注的考評，對具體篇目的解題。《史記》逐漸成為日本的一種特殊的學科，不斷深入，多元。站在日本學者的立場，日本的《史記》研究也吸納了明清時期中國《史記》刊刻，校訂的成果。如池田四郎次郎的《史記的版本和參考書》不僅僅對日本古代《史記》剛剛傳入時的抄本進行考訂，更將日本史記研究與中國史記研究聯繫起來。并試圖解決“史記的續補”等中國《史記》的疑點，提出新的論斷，史記學逐步發展，興旺。從版本的角度，日本學者對中國黃善夫本的收藏也有很高的文物價值，中國學者張元濟傅增湘等一直希望能過親眼得見或購買抄錄。所以日本《史記》的收藏也為我國《史記》的輯佚工程帶來了新的突破。

例如吉本道雅提出司馬遷《史記》創作雖然受到公羊學的影響，但更多的採用《左傳》的行文筆法。將《史記》與《春秋經傳》的研究相結合。司馬遷受教于董仲舒，董仲舒屬於公羊學派，但是他對公羊學“三世說”以及天命論的種種觀點都表質疑，因而很大程度上走了《左傳》的路線。又如吉川幸次郎讀《史記》在《項羽本紀》中的垓下歌有這樣的評述“把人類看做是無常的天意支配下不安定的存在，像這樣一種情感，在這首歌以前的中國詩歌里很少見，而在這首歌以後的中國詩歌思想里缺屢見不鮮”。這種觀點的提出把《史記》放在了宏觀和文學史的高度，一首小小的垓下歌就有很強的文學史意義，英雄悲歌也在之後的作品和《史記》其他篇目中得以呈現，足見《史記》的功力。小結下，《史記》在日本的研究興盛反映了《史記》流傳的生命力，在日本不同政治時期有著不同的研究學者和觀點，但這些觀點匯集在一起都反映了史記學在國外受到了重視和很大的研究收穫。

瑕不掩瑜，對比中國《史記》的流傳也研究，日本及其他國家的《史記》研究有著局限性，首先刊刻及校勘工作相對遠離第一手資料，在翻譯對過程中也會產生新的訛誤，從而難以得到善本。其次在研究領域有著意識形態的偏見，存在偏頗。對於《史記》中一些模糊的人物進行直接的否定也有失探查，如日本三澤玲爾《屈原問題考辨》中懷疑屈原不存在，《屈原列傳》系偽造，由於材料論證的不充足，不能輕下結論。最後在《史記》與《漢書》的關係和《史記》的續補上，由於兩者先後傳入，且地位相當。在《史記》某些記傳中出現了武帝之後的資料，推定《史記》續補抄襲《漢書》同樣論據不足，難以支撐。綜上所述，《史記》在國外，尤其是日本的流傳既傳播了中華文化，帶來了研究的熱潮，也不可迴避的帶來了一些問題與研究中值得商榷的新疑點。

總結全文，《史記》的流傳有兩條線索，一為國內的流傳，國內的流傳又需從真偽和版本考證兩個角度進行探討。二為國外的探討主要是《史記》傳播到日本，日本對於《史記》研究成果，再流傳，會注考證的研究。在流傳的過程中出現的亡佚現象很多，從原本，到寫本，不同朝代的刻本由於戰亂和保管不精都一直存在。同時也有不同版本的文字差異，因而輯佚的工程，點校修訂也從未停止。從目錄學角度切入探討《史記》是否完整，也有“考鏡源流”的功效，從而辨析《史記》的續補情況。因此，《史記》的成書，流傳，亡佚和續補環環相扣，緊密相連，都是當代學者閱讀，思考研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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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南京師范大學葉瑋松君來稿！為閲讀方便，已刪去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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