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专题：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简述

2.汉代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汉代的法律形式有律、令、比、诏等，其中律、令是主要的法律形式，其功能与秦代基本相同。汉代立法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令的制定和编纂较之秦朝更为发达，有大量的令的汇编性法律出现，形成一系列重要的基本法律。汉代的比属于补充法。比即“决事比”，是指司法官吏比附律令、援引已生效的法律判决断罪量刑，也包括比照行政先例处理各种事务的含义。两汉时期，曾有多名律家以儒家经典中的大义解释法律，时称“律章句”，对司法审判发挥了重要影响。此外，对于汉代是否存在“科”这一法律形式，学界尚存有争议。

3.魏晋的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魏晋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诏、科、式以及故事、律注等，律、令仍是国家的主要法律形式。这一时期，律、令功能及其编纂的重大变化是，律成为刑事法律的专称。魏令表面上由州郡令、尚书官令、军中令三大体系组成，但其一统汉令之杂，实际上已经有了令典化的趋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晋令，则进一步体现了令典的编纂技术和综合汇编性。律典、令典是魏晋时期并存的国家大法。科、式、律注是这一时期的国家常法，诏令、故事、决事比是权制之法。科的本意是“规定、法则”之意，用以表述针对特定事类制定的单行法规。式为西晋时出现的综合性法规，如《户调式》。魏明帝时下诏，以郑玄章句作为唯一的合法注释，允许在司法实践中援用，这样郑氏章句便被赋予了法律效力，成为当时的法律形式，直到晋王司马昭执政后才废止使用。

4.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其法律体系有律、令、科、诏、格、式、故事及律注等。律、令的功能基本同魏晋时期。科是律的辅助性规定，梁取故事制科凡30卷，陈仍其旧。格是南朝时出现的新的法律形式，多依诏令随事制定，调整范围包括礼仪、行政、经济等领域。如宋有官员车服制度的《九条之格》、《二十四条之格》，齐有《格》、《策秀才考格》等。北魏时以格代科，东魏时制《麟趾格》。西魏制《大统式》，式以独立之法规形式，成为当时主要的法律形式。北周律、令师法《周礼》，以“刑书”、“诏”为名，有《刑书要制》、《九条之诏》等。

5.隋唐的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隋代以律、令、格、式为主要法律形式。唐承隋制，主要法律形式有律、令、格、式，中唐以后有“格后敕”。“律”是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有关国家基本制度方面的规定，“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的汇编，“式”是从令分化而来，是唐代一些具体制度或基本制度具体化的规定，是令的实施细则。令、式是以行政法规范为主，兼有民事、诉讼、军事等多种部门法规范的综合性法律，格和“格后敕”是包括行政、刑事、民事、诉讼和军事等各种法律规范在内的综合性法律。唐代于律、令、格、式之外，还以条例、则例、格例等补充法的形式，制定了不少行政、经济管理方面的法规。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命长孙无忌等对《永徽律》的条文及其原有注解逐句进行解说，并对司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疑难情况，以问答形式加以规定，称为《律疏》，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布，共30卷。唐玄宗开元年间，曾对《律疏》加以修订。《律疏》与律典正文具有同等效力，成为重要的法律形式。

6.宋代的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宋初的法律形式与唐朝及五代相同，主要有律、令、格、式、编敕、断例等。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对（编）敕、令、格、式作了新的界定，（编）敕成为刑事法律规范，令、格、式则为非刑事、制度性法律规范，其中格成为令的实施细则，式成为执行令过程中须填写的各种公文程式。宋代法律形式虽比唐代种类多，但除制、敕、御笔、申明为综合性规范外，其余法律形式可分为两大系统：由律、（编）敕、断例组成之刑事法律系统和由令、格、式组成的非刑事、制度性法律系统，且在各系统内部有较强的对应性。

7.元代的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元朝是中国古代从律令为主的法律体系向律例为主的法律体系过渡时期，其法律形式十分杂乱。元代以诏制、条格、断例为基本法律形式。但从法律的内容看，还有律、制、格、例、令等多种属于补充法性质的法律形式。“诏制”是君主发布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诏书，学界多认为是宋代“敕”的沿袭。“格”在元朝有“条格”与“格例”两种，“格例”仅是“例”的一种变种。“条格”在诸法律形式中效力最高、最稳定，调整对象是某一基本问题，调整方式有制度创制与设定刑名罪名等。“例”是元朝使用最多的法律术语，多达20余种，但能够称得上是法律形式并具有补充法性质的主要是条例、分例、则例、事例、禀例。“断例”是从条格衍生而来，是司法适用过程中通过比类适用和解释相关法律产生的法律形式。“条格”与“断例”在表述方式上有案例和条文两种。以“律”表述的法律很少，在《元典章》、《通制条格》“名例”部分中包括有律的内容，《至正条格》中存在以“杂律”为名的法律门。元代“令”的内涵与前代相同，《通制条格》、《至正条格》中都有以“令”为称谓的法律形式。律、令在元朝现存法律中，被分入“条格”与“断例”中。《至正条格》中“令”列入“条格”内，“杂律”列入“断例”内，可见二者都是条格与断例的补充法。

8.明代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明代前期法律形式比较杂乱，有律、令、诰、例、制书、格、式、榜文等。后经过变革，到明弘治时，形成了以《会典》为纲，律例并用，以典、律、例为基本法律形式的法律体系。例的法律形式由条例、则例、榜例、事例组成，各种例的内容分为吏、户、礼、兵、刑、工6种，以例表述的立法成果占全部法律总数的绝大多数。在明代中后期法律体系中，《会典》为国家的“大经大法”，《大明律》和《问刑条例》是刑律方面的常法，各种重要的行政条例是行政法律制度方面的常法。则例、榜例、事例属于补充法。在制令方面，除明初颁行《大明令》外，明代各朝君主还发布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诏令。由于明代诏令的内容主要限于宣布国家重大决策、皇帝即位、册封、赏罚、赠予、优恤、大赦天下等方面，且大量的令的功能为事例、榜例所代替，这就出现了以令为名的法律称谓并不多见的情况。一些著述认为“明代无令”，这是不妥当的。另外，明代在法律体系建设上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加强了地方立法，形成了以条约为重要法律形式的地方法律体系。

9.清代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清承明制，法律形式没有多少新创。清代与明代法律形式功能的变化主要有两点，一是明代则例主要用于表述与钱物和朝廷财政收入、支给、运作相关的法规，清代则例的法律地位有了较大提升，主要用于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和重大事务的管理，则例是清代行政法律的主体，其立法数量占国家立法总数的70%以上。二是明代的条例是经朝廷精心修订的单行法规，除《问刑条例》外，其他条例都属于行政类条例。清代条例功能较明代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清代中期后的条例，基本上都用于表述刑事立法，实际上是刑例的代称。三是清代的地方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特别是清代中后期，省例的编纂，标志着中国古代地方立法进入了成熟阶段。

综合以上所述可知，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从形成到不断完善，经历了五个历史发展阶段，即战国是法律体系的生成时期，秦汉是以律令为主的法律体系的初建时期，魏晋至唐宋是以律令为主的法律体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时期，元代是以律令为主的法律体系向以律例为主的法律体系的过渡时期，明清是以律例为主的法律体系的发展和高度完善时期。

二　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特征和法律形式演变的规律

（一）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

综合考察各代的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可知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具有下述基本特征：

1.多种不同功能的法律形式及其表述的立法成果是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要素。

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与现代中国的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要素不同，它不是以诸如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为基本组成要素构成法律体系，而是以不同内涵和功能的法律形式表述法律的产生方式、适用范围、效力等级和法律地位。虽然各代因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存在差异，法律形式的称谓、功能和表述的立法成果多有变化，但以法律形式及其表述的立法成果为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要素这一点未曾改变。历代统治者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政治、经济环境，全面加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管理，陆续使用了至少数十种法律形式，包括典、律、令、比、科、品、格、式、故事、编敕、制书、断例、条例、则例、榜例、事例和各类皇帝诏令等，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法令，用以完善国家的法律体系，其中典、律、令、例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4种法律形式，其表述的立法成果成为古代法律体系内容的核心。

2.以国家“大法”、“常法”和“权制”之法体现效力层次和法律地位。

秦汉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初建时期，在以法律形式体现法律体系中效力层次方面不如魏晋以后那样完善。这两代以律为国家的主干法律，多律并用。令是仅次于律的重要法律形式，秦代诏令、单行令并用，汉代诏令、单行令、令集并存，其中皇帝诏令是具有变通作用的权制之法。秦律、汉代的律和适用全国的令集虽然也是当时国家最高层次的法律，但其编纂水平、完备程度和适用的范围，还不能和后代的律典、令典、会典这类综合汇编的国家大法相提并论。

自魏晋始，无论法律形式的称谓如何纷杂，总是分别扮演着国家“大法”、“常法”和“权制”之法这三种不同的角色，并发挥着相应的功能。国家大法全面规定了国家和社会生活管理的基本制度，魏晋至宋代的“律典”和“令典”，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西夏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元代的《大元通制》，明清的《会典》，就分别是各代的国家大法。常法规定国家某一领域和某一特定事务方面的具体法律制度，它与国家大法是纲和目的关系。常法是经过精心修订而成的，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在各代经常施行的法律中，有些常法比较全面地规定了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具体制度，法律适用的对象和调整的范围较之规定某一特定事务方面的一般常法更为广泛，其法律效力次于国家大法而高于一般常法，古人通常又把这类常法称为“常经”之法。唐代以编式、编格形成的立法成果，宋代编敕形成的法律汇编，明代以制书形式发布的《大明律》、《诸司职掌》、《宪纲》、《洪武礼制》、《礼仪定式》、《学校格式》等重要法律，明代以条例形式颁布的《问刑条例》、《吏部条例》、《军政条例》等重要法律，清代颁布的《大清律》和各部院则例等，就属于“常经”之法。权制之法是君主基于治国的急需，以诏令或其他特别法的形式针对特定的人和事随时发布的，这类立法不允许在全国通用，它只有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常法，才有普遍适用的法律效力。国家的常法通常是以主要法律形式表述的，各种补充法通常是以表述权制之法的法律形式表述的，君主诏令是诸多法律形式和立法成果的法律之源，具有变通和修订国家常法的功能。这种由国家大法、常法和权制之法构成的体现效力层次的法律体系，既有利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性、权威性和稳定性，又能满足适时立法的需要。

3.法律体系中诸法的内容以行政法律为主体。

以现代法学观点分析古代法律的内容，可知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行政、经济、刑事、民事、军政、文化教育诸方面的法律并存，其中行政类立法占立法总数的绝大多数。在各代诸多的法律形式中，多数法律形式是用于表述行政类立法。以清代为例，《大清会典》及会典则例、会典事例中，除收入《大清律例》外，90%以上的内容都属于行政类法律。现存的上千种清代各部院寺监则例和各种规定特种事务方面的则例，除个别几种外，基本上都是行政类则例。因此，就法律内容而言，古代法律是以行政类法律为主，所谓中国古代法律“以刑为主”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

4.各代法律体系建设是围绕着完善成文法体系进行的。

历代进行的包括变革法律形式在内的立法活动，都是围绕着完善成文法体系进行的。古代中国不存在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那种判例法制度。各代统治者为了严密法网，力求做到法律规范结构严谨，表述准确，防止官吏曲法为奸，把不断完善成文法体系作为健全国家法制的基本目标，并采取各种立法措施，把国家机构活动和社会生活管理方面能够用法律规范的行为，都从法律上确认下来，纳入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国古代在审判活动中，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案件，允许比附成文法判决，不允许随意援引案例。案例只有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经君主批准被确认为国家成文法体系中的“定法”，才能在司法实践中援用。汉代的“决事比”、宋元的“断例”、明清的“定例”或“定例成案”，都是成文法的组成部分。至于各代对待民事习惯的态度，明代以前这方面的资料已不多见，尚难做出全面确切的判断。就明清两代而论，只要是中央政权能够实际控制和管理的区域，特别是广大汉族居住地区，统治者把一切能够规范的民族习俗、民事习惯，通过制定中央特别法或地方立法的途径，纳入国家的法律体系。对于不能上升为法律的习惯，则通过制定民间规约加以规范，在相当的程度上实现了民俗习惯的规约化。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是成文法的法律形式，其法律体系也是以成文法体系为基本特征的。

（二）中国法律形式发展演变的规律

在中国历史上，各代无论国祚长短，都很重视采取多种法律形式完善法律体系，并根据国情的变化变革法律形式。历代因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法律的发达程度存在差异，法律形式及其称谓也多有变化。适应完善国家法律体系的需要，不断变革法律形式，是中国古代法律形式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

法律体系是否健全，是衡量国家法制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而法律形式是否简约、功能分明、相互关系和谐统一，则决定着立法成果的质量和法律体系的科学性程度。考察中国古代法律形式从不够成熟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轨迹，其演变的规律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1.法律形式的名目经历了由简到繁、再由繁到简的变革过程。

宋元是法律形式名目最为繁杂的朝代，法律形式称谓达数十种。从先秦到宋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立法数量的增大，法律形式的名目由简到繁。从宋元到明清，法律形式又经历了由繁到简的变革。明清以例为主要法律形式，把典、律、诏令之外的所有法律规范都纳入例的体系，在各种法律规范的内容空前增多的情况下，实现了法律形式高度简约，便于在执法、司法中行用。

2.国家大法和法律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法律的编纂，从多头、并举走向单一。

秦汉以律为最高层次的法律，多律并行。魏晋至宋代以律典、令典为国家大法，两典并举。南宋至元代，采用综合汇编的体例编纂国家大法，虽无“会典”之名，实开编纂会典之先河。明清两代以《会典》为大经大法，以典为纲，以例为目，律为常经之法列入会典。从秦汉到明清，以元代为分界线，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经历了从以律令为主要法律形式的法律体系到以律例为主要法律形式的法律体系的演变，与这一发展轨迹相适应，居于国家法律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法律，也经历了由多律并行、两典并举到一典为纲的发展历程。

3.法律形式的功能，从混杂走向明确、清晰。

从战国到明清，律、令两种法律形式存续于始终。秦汉时期的律，用以表述诸法，功能广泛。魏晋至唐宋，律是国家的刑法典，用以表述作为律的补充法的其他刑事法律的法律形式有科、格、敕、断例、例等。这些法律形式内涵有别，且有的法律形式既用以表述刑事法律，又用以表述非刑事法律，功能混杂。明清以律为刑事基本法，刑例为律的补充法，法律形式功能分明，律例关系简要而清晰。

令的功能也经历了从混杂走向明确、清晰的变革过程。皇帝诏令是历代令的重要形式，诏令称谓、形式繁多，功能各异。诏令之外，秦有单行令，汉有单行令和令集，内容、功能多样。魏晋至唐宋有令典和各种单行令，还有诸如编式、编格、编敕等多种汇编皇帝诏令或单行令的独立法律形式。明以前各代统治者赋予各种令及与令相关的法律形式以确定的内涵和功能，但除非熟习法律者，一般人很难分辨清楚。明代通过法律形式的变革，于洪武朝之后，仅把诏令作为令的形式，而不再进行令典、令集和其他以令为称谓的法律的编纂。诏令的功能仅限于表述国家重大决策、皇帝即位、封赏、优恤、大赦等事宜，前代令的其他功能均纳入例的体系，从而使令的功能清晰明确，并理清了令与其他法律形式功能的区别和相互关系，这种做法为清代所承袭。

4.表述行政、经济及地方立法成果的法律形式与时俱进，逐渐增多，且在法律体系中的比重和地位逐步提升。

唐代以前，尚未见有专门表述经济和地方立法的独立法律形式。唐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行政、经济立法日趋发达，用以表述这些领域的法律形式逐渐增多，法律地位也不断提升。地方立法作为朝廷立法的实施细则，也进一步受到朝廷和各地长官的重视。明代时，条例成为表述重要行政法律的法律形式，重要的行政法律与刑律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则例成为经济立法的主要形式，条约成为地方立法的重要形式。清代时，则例成为行政立法、经济立法的主要法律形式，行政法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地方立法体系更加成熟。从唐宋到明清，伴随着法律形式的变革，法律体系的框架也变得更加合理和符合国情实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