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与农村经济社会变动研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陕甘地区旱灾为中心

原标题:自然灾害与农村经济社会变动研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陕甘地区旱灾为中心

自然灾害与农村经济社会变动研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陕甘地区旱灾为中心

温艳

[关键词〕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陕、甘地区自然灾害农村经济社会变迁

[摘要〕1928-1930年陕、甘大旱,农村社会经济变动较大。连续干旱导致当地的农业歉收或绝收,灾民大量逃亡,被迫出卖各种生产资料,使得劳动力不足和生产资料严重缺乏;大量耕地被抛荒,导致农村经济恢复十分缓慢。大旱灾之后地价的降低,加速了土地的流转,地权出现集中的趋势。旱灾引起陕甘农村经济破产和农民极端贫困化,使得陕甘乡村社会不再是以士绅为核心的权力网络,而是地方强人控制了乡村社会,陕、甘两省地方政府在灾荒中失去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

民国时期,陕、甘两省多次遭受灾荒侵袭,尤以1928-1930年最为严重,史称“民国十八年年谨”,这次旱灾一直延续到1932年才有所缓解,长达4年之久。李文海先生将这次旱灾列为近代中国的十大灾荒之一①,因此足见此次旱灾在近代中国影响之大。关于这次旱灾,学术界己经有了比较多的研究成果,涉及对灾害本身、人口迁移、灾后救济以及关中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等问题②。但对有关灾害所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影响而言,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如灾害发生后农村地权转移、农民离村与土地抛荒、人口问题以及基层社会秩序混乱等,都值得研究。本文主要从农业歉收与土地抛荒、地权转移和基层社会权力失控等几个方面,对这次灾害给陕、甘农村经济与社会所带来的变化进行考察。

农业歉收与土地抛荒

陕甘地区属于大陆性气候,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发生旱灾的频率很高,各地有“三十年一大旱,十年一小旱”、“十年大旱,五年小旱”、“五年大旱,三年小旱”等不同说法,更有50年或10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③。从1927年至1929年连续无雨期(5mm)长达260天,1928年的降雨量仅为正常年份的15-20%。从1926年开始,甘肃开始出现旱象,到1927年旱灾继续蔓延,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甘肃农事,仅夏秋二场,而每年四五六月之间,则雨水缺少,终日赤日如炽,片云皆无,以致夏禾尽行萎枯,不得收一草一柴。秋田又难下种,何望有青苗黄芽,田间泥块大如牛腰,农夫无法使之细碎,以致耕作停顿,秋夏无收者,十常八九”。1928年至1929年,旱灾蔓延到全省,“无县不受旱魅之虐”③。此次旱灾还伴随着虫灾、雹灾、瘟疫及其他次生灾害。据l}灾委员会调查,“陕甘绥三省,灾劫踵起,至重且惨,为时三载,未见透雨,夏麦秋禾,五谷未生,加河水冲涨,霜残雪冻,病疫流行,蝗蛹蔽天,死亡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J2批面上资助项目(2012M521737). 2013年陕西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和陕西理工学院人才引进基金(SLUQD1333)的阶段性成果。

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陈晓峰《对1928年陕甘灾荒及救济的考察》,《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史蓄:(( 1928-1930年陕西大旱灾间天主教组织的慈善救助活动》,《延安大学学报》2011年第6;郑磊《民国时期关中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结构变迁(1928 }-1949))),《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 1928-193。年旱灾后关中种植结构之变迁》,《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等。

何挺杰《陕西农村之破产及趋势》,《中国经济》第1卷第4}-5期合刊,193382J日,第14

李生秀《中国旱地农业》,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康天国《西北最近十年来史料》,西北学会1931年印行,第96页。

枕籍,无地不荒,靡人不饥”①。在以旱农为主的地区,每遇旱灾,或无法下种,或禾苗枯死,或种子不能发芽,导致农业减产或绝收。1928年甘肃至少有4成田地未能下种,即便“己下种子,多霉烂地中,即或出土,亦多苗而不秀,秀而不实”,平均收成不到2成②。

据1929年天津《大公报》的调查,在甘肃省灾害最为严重的51县中,夏禾收获2成的有13县,占25. 4%;l成的有19县,占37. 2%;无收成或半成的有19县,占37. 2%。秋禾收获2成的有4县,占7. 8%;l成的有13县,占25. 5%;34县颗粒无收,占66. 7 %。受1928年旱灾的影响,全省大部分地区无法播种小麦,即便勉强播种也未发芽。由于粮食短缺,粮价暴涨,每斗粮达到2230元,全省受灾人口达到391. 9万人,占总人口的77. 6%。在当时对灾荒的调查中,反映了灾荒所带来的粮食歉收情况,如正宁县“夏禾歉薄,秋禾全无”;环县“夏禾尚有一二分收成之处,秋禾全无收获,冬麦亦不能播种”;崇信县“秋夏无收,冬麦又己失种”;灵台县“夏禾薄收,秋苗枯稿,冬麦未种”③。甘肃的旱灾一直持续到1930年,导致粮食几乎年年绝收,如1927年甘肃“秋收歉薄”,1928年“夏秋颗粒无收”,1929年“平均收成不及二分”1930年春季继续大旱,尤其榆中、定西、会宁、渭源、通渭等10余县,“夏禾定致歉收,秋田布种在即,无种可下”⑦。

陕西省的灾情也很严重。1928年,自春祖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径、渭、汉、褒诸水,平时皆可通舟揖,夏间断流,车马可由河道通行。三道夏秋收成不到二成……冬亢旱,麦未种,或种未出”⑧。陕北连续三年迭遭歉收,“东部客岁(1928年—引者注)农收占二成至二成五,西部仅占一成至一成五”⑨。据统计,1928年受灾85县,灾民855. 4万人;1929年受灾63县,灾民530. 2万人;1930年受灾76县,灾民558. 5万人⑩。受灾各县农业基本绝收,据西北灾情视察团192910月调查,西安城郊各乡村“田黍枯萎,焦如火焚,高低尺余,收获不足一成,棉花亦然。居民十室十空,板房售卖者十之四五,树皮果实,早经采罄,现食糠批土粉,灾民遍野,日有饿毙。因无麦种,田禾未耕种者十有八九”;咸阳“全县秋收,不足一成,棉花尤少……麦种每斗廿四斤,价值六元,尚无买处”;武功“农田尽成荒土,学校全停,冬麦未种,死者载道,掩埋无人,夫卖其妻,父卖其子以求生,食馒首每元三斤,灾童满城,为状尤惨”;扶风县“秋收尚不足二成……春麦全无播种”;径阳县“秋收仅二成”;三原“春麦未种者十之四五,秋禾、棉花收约二成”;富平县“秋收有三成,全县麦田无力下种者二千顷”。据立法院统计处的统计,1929年陕西小麦收成占平常年份收成的5 5. 1%,大麦占平常年份收成的44. 5%,玉米占平常年份收成的48.20%1930年灾荒严重程度超出了1929年,陕西92县“无处非灾区,除沿河各县,略见青苗外,余均满目荒凉,尽是不毛之地”。陕南自1927年以来,“无岁不灾,而去年(1930年—引者注)自春去祖秋,滴雨全无,草木尽枯,五谷悉未登场,川泽为竭,饮料难觅”。有调查者称陕南“亢旱三年,颗粒无收,灾情之重,父老相传,为空前所未见闻”。陕西的旱灾到1931年并未缓解,当年关中地区农业“夏秋未收者,省垣以西渭河以北如咸阳、礼泉、乾县、陇县与武功、扶风、岐山、宝鸡、眉县、彬县、凤翔、高陵、耀县、径阳、三原、周至、户县、蒲城、富平、临撞、渭南、大荔、合阳、朝邑、韩城等县尤系极重灾区”1931年陕西粮食亩产量只有正常年份的47成,小麦相当于正常年份的46%,大麦只相当于正常份的51%,旱稻只相当于正常年份的78%

①仵建华《西北农村经济之出路》(续),《西北农学》第3卷第1期,19365月1日,第17

陈志定《根本救济西北旱荒之商榷》,《村治月刊》第1卷第9期,1929年11月15日,第1

《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1931,广西师范大学1997年版,第492--494页。

根据方荣的研究和统计,1928年甘肃人口为5052 467人(方荣《甘肃人口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5)

《甘肃省各县民国十七年灾情一览表》,手抄本,藏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阅览室。

《甘肃灾情概祝》,《振务月刊》第1卷第9期,1930年11月1日,第4

《甘肃今年又大旱,夏禾致歉收》,《贩务月刊》第1卷第5期,1930年7月1日,第2

翟佑安主编《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陕西卷》,气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6

高厚儒《陕北赈务总干事十八年度报告》,华洋义救灾总会《民国十八年度务报告书》,1930年铅印本,第43页。

何挺杰《陕西农村之破产及趋势》,《中国经济》第1卷第4-5合期,1933825日,第14

梁敬锌《江南民食与西北灾荒》,《时事月报》第1卷第2期,1929年12月,第88

立法院统计处《民国十八年各省农产收获与平常年收获比较表》,《建国月刊》第2卷第2期,192912月,第122页。

康天国《西北最近十年来史料》,第119、133122页。

《报告》,陕西省贩务处《陕贩特刊》1933年2.3期合刊,第19页。

晚稻只相当于正常年份的73%,小米只相当于正常年份的51%,玉米只相当于正常年份的52%,高粱只相当于正常年份的55%,大豆只相当于正常年份的41%,棉花只相当于正常年份的46%①。武功县小麦等18种农作物的平均收成与正常年份比较,1931年为51%,1932年为34%,1933年为54%,1934年为56%②足见这次灾害对陕西农业影响之深。

1928-1930年旱灾之后,陕甘两省凡被灾地区均有土地抛荒情况。据1917年的调查,陕西省全省荒地共计1 543 190;经历此次旱灾之后,荒地增加到300余万亩,“较灾前几乎多出两倍有半”③。及至1933年,渭河两岸还有16万亩无人耕种的荒地①。又据西北灾荒视察团报告,大灾之后“因无麦种,田未耕者十有八九”,关中大地“赤地连叶,一望无垠,欲种无籽,欲耕无畜,大好美田,今己变为荒土”③。又有调查指出,“最近三年的大旱,关中道素称繁富之县如咸阳、兴平、礼泉、武功、乾县等,都是赤地千里”⑥。据1931年调查,陕西被灾地区荒弃的土地少则占30%,多则全部抛荒。如陇县、榆林、蓝田、紫阳、永寿占100%(未下种),周至占95%,礼泉90%,武功、扶风、华县占80%,大荔占75%,澄城占70%,韩城占65%,兴平、岐山、白水等占50%,三原、临撞占40%,咸阳占30%⑦。凤翔县东区灾前田税数为6099.7石,灾后田税为1881. 2;西区灾前田税8085. 5石,灾后为2697;南区灾前田税9034. 2石,灾后为3187. 6;北区灾前田税为5289. 5石,灾后为2217. 3石。田税大幅度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土地荒芜,无牲畜耕种和种子,人口绝户⑧。足见灾后抛荒面积之大,一直到1933年,国民政府派林森等人赴西北视察,所看到的仍然是“农家种子既绝,土地任其荒芜。有汽车直驰40分钟的时间,而不见地面青苗。其荒凉之程度可知。即受灾较微之地带,播种之地,也只有十之二三”⑨。灾后甘肃也有大面积抛荒,民国“十八年旱灾,活活饿死者,几达半数,今田地荒芜,年甚一年。一面固由于人口之稀少,他面则由于耕种资本之缺乏”⑩。陇东环县、合水等地,往往四五十里始有三五人家,“土地荒芜极多”。据甘肃省建设厅调查,灾后甘肃荒地面积达1747.2万亩,一方面是“民十六、十七、十八三年的旱灾并匪乱战事种种,实为使山地耕种者日渐减少”;另一方面“负担加重的普遍化,耕种出售其田不可得,于是只有抛弃之,任其荒芜”。是什么原因导致灾后大量土地抛荒民国时期学者认为:(1)人多死亡,未死者亦多弃地而走;(2)缺乏籽种,灾民日求一饱且不可得,无有多余的种籽播在地上;(3)牲畜全无,灾荒中农民多将牲畜屠宰售卖,兵匪拉畜不择牛羊驴骡,所过则空(4)当下种时正值军兴,人民逃避他处,置耕地于不顾;(5)麦出土时蝗犹未死,致多被噬食”归纳起夹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劳动力缺乏。在这次旱灾中,有大量的人口死亡或逃荒,导致农村十室九空。如据对眉县的详细调查,共计死亡48764人,妇女被诱卖3123人,逃亡3331人,土地荒芜130 087。凤翔县东区土地荒芜1881石2斗,南区荒芜31786斗,北区荒芜22173斗,西区荒芜2697石,原因均是无人口、牲畜和种子。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在谈到陕西农村荒地增多时,均提到劳动力减少的问题,“由于人口减少,劳力资本缺乏的农民贫穷化,增多了二千万亩的荒地”;“由于农村人口减少……田地多无人耕种,使农村经济走入万

①⑨何挺杰《陕西农村之破产及趋势》,《中国经济》第1卷第4,5合期,1933825日,第27

②马玉麟《武功县土地问题之研究》,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版,第35520

③冯和法《中国农业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店1935年版,第778,787

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

《西北灾情视察团对于陕灾之报告》,《陕西赈务汇刊》1930年4月,第3页。

⑥陈必贩《陕西农村金融枯竭之真相及其救济方法》,《新陕西》创刊号,1931年41日,第11

石荀《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和农村新恐慌的展开》,《新创造》第2卷第1-- 2期合刊,19327月,第215--216

陈赓雅:《西北视察记》上册,上海申报馆1936年10月印行,第151页。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天津大公报馆1936年,第116

王智《甘肃农村经济现状的解剖(续)》,《拓荒》第2卷第4--5期合刊,19347月,第27--28

庐兆逛《一月来陕西之灾情与贩务》,《新陕西》第3期,193661日,第126

17师宣传队《凤翔农村状祝》,《新陕西》第2期,1931i1日,第63--66

赵俊峰《陕西农村经济破产真象之回顾与改进方式之探讨》,《西北农学》第3卷第1期,19365月1日,第30--31页。

劫不复的境地”,其中表现之一就是大量土地荒芜①。在受灾地区,年轻力壮者大多出外逃荒或自谋生路,乡村剩下的是父老孩童。乾县西乡的白家庄、东乡的安家寺、小青仁村及乳台村,每村原有20 ~30户人家,灾荒期间每村仅剩人口不全的5-8户,“且多系妇老”②。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力逃荒离村,1930年陕西少数地区虽然下雨,但土地依然无人耕种或无力耕种,任其荒芜。

二是生产资料缺乏。灾害发生期间,农民为了糊口不得不出卖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或宰杀耕畜,或吃掉预留籽种。“陕省在灾荒期间,农民为生计所迫,宰杀耕牛,以及专卖,借维生活”③。陕西兴平、武功、咸阳、径阳等县来的农民“到市上来卖门窗、梁栋、锄犁、耙、糖、镂、镰、担、笼、掘巨撅」以及水车、柳罐、耕牛、大车等”①。西安城北大街“竟成农具市场。农具中最有价值之犁耙及辘护、绳索,平时新置均须十元,现至多售一二元,至于撅头、镰刀,只值二三角”③。灾荒期间农村的牛马牲口都被变卖换粮,乾县“成群的牲口被卖到外省外地,流往山西的马驴骡最多,耕牛多数被卖往彬()、长()、永(寿)和甘省等地。灾民所留的少量牲口和鸡犬则被宰杀充饥”⑥。农民将大量耕畜和农具卖出,导致耕畜和农具大量减少,1928-1931年,陕西凤翔农民耕畜减少70%以上⑦;合阳县是此次旱灾中受灾较轻的县份,牲畜也减少严重,据陈翰笙研究,无耕畜之家由灾前的29%增加到了47%;有二三头耕畜之家,则由灾前的13%减至8%。根据陕西省建设厅对37个县所作的调查,牛、马、驴、骡等耕畜减少了3 6. 5万头⑨。据对关中40余县的调查,有耕牛301 308头,缺少耕牛169 676头⑩,缺额占36%。上述武功等县大量耕地抛荒,主要是缺乏耕牛、农具和籽种。1933年,甘肃甘谷、固原等县,到了播种的时候,农民无法耕种,“因为他们没有现金购买种子,没有农具耕种,这些东西早己经卖了。结果只有任田地荒芜”。因此,灾后陕西、甘肃各地缺乏农具、牲畜、籽种己经成为普遍现象。

以上论述可以看出,1928年大旱灾发生之后,陕甘地区的农业严重歉收或绝收,灾民为了获得生存或逃亡,或出卖各种生产资料,劳动力不足和生产资料缺乏又导致了大量耕地被抛荒,使得农村经济恢复十分缓慢。因此,这次旱灾导致了陕甘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更加贫困化。

二 地价降低与地权集中趋势

农地价格是由土地上获得的纯收益决定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陕甘大旱灾,导致农业歉收或绝收,土地荒芜,农地价格急剧下降。灾荒期和灾后,农民“为着维持生活,不惜拆屋当薪,连同牲畜、农具及家具出售于人。流动资金既罄,再转让固定资本的田地,可是每亩价格虽低至二、三元或四、五元,仍苦无人问津”。据报载,陕西“每亩数十元或数百元之田地,有跌至十余元者,有跌至三五元者,甚至有减低至每银一元可买数亩者”。1929年,一商人到长安县收买土地,“居民闻风而尾随求售者十余人,平素价值五十余金之地,刻售七八元,买主尚不肯收”。兴平县“田价每亩二三元,尚无人买”;武功县“东望四十五里,全无人烟,农田尽成荒土……田价每亩五角”。1930年乾县“地价平时每亩值30元者,现仅五六元”;1929-1931年陕西府谷地价下降50 %-81%,眉县地价最低时只有

①③⑦冯和法:《中国农业经济资料》,第778,771,805,779页。

②⑥韩佑民:《乾县“十八年年懂”及贩济概祝》,《乾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印行,第5960页。

③⑩《关中四十余县耕牛数量的调查》,《农村经济》第2卷第6期,193541日,第99-100页。

④陈翰笙:《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申报月刊》第1卷第6期,19321215日,第14页。

⑧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第2辑,第91--92页。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农牧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素之:《一九三三年中国农村经济之趋势》,《中华月报》第1卷第6期,193381日,第24页。

蒋杰:《关中农村人口问题》,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38年印行,第186页。

石荀::《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和农村新恐慌的展开》,《新创造》1932年第2卷第1--2期合刊,第218页。

《西北视察团对于陕灾之报告》,《陕西贩务汇刊》第1期193。年4月,第3页。

梁敬锌:《江南民食与西北灾荒》,第1卷第2期,192,年12月,第88页。

浪波:《西北灾情的实祝及其救济的方策》,《西北》第11期193。年11月,第2页。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07页。

1角①。户县秦镇张良寨村灾荒初期每亩地可卖到3-4块银元,后来1块银元也无人问津②。乾县缺粮的灾民为了买粮糊口,变卖田地,每亩平川好地,“在灾民的恳求救命声中,仅付给一至三个银元”③。又有报告说,“渭河北岸,径阳、三原、淳化等县的旱田,每亩仅有五角至八角。西安附近,户县、周至的水田,每亩亦仅售十元”①。淳化县因人口死亡,荒地增多,地价猛跌,“旱地每亩5-8角,水田不过10元”③。旱灾中旱田地价比水田下降得更低。表1是旱灾前后陕甘农地价格指数的变化情形。

表1 1912年与旱灾后陕甘农地价格指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各省历年地价之变迁》,《农情报告》第7卷第4期,19394月,第47

由表1可以看出,这次大旱后,甘肃农地价格开始下滑,山坡原地与旱地下滑的幅度比较大,低于1912年的水平;甘肃水地之所以下滑速度比较小,原因在于该省水地主要分布在降雨量较低的河西地区,因此这次旱灾对河西影响比较小⑥。陕西地价下滑幅度比较大,1931年,陕西的平原旱地、山坡旱地和水地均低于1912年的指数。表2是对陕西关中受灾382村农家农地价格变化的统计。

表2陕西关中区382村每亩平均地价比较表

资料来源蒋杰《关中农村人口问题》,《西北农林》第3期,1938710日,第52页。

在陕西关中地区,灾害发生后地价普遍降低,由1928年的均价16. 3元降低为5. 7元,降了10.6元,旱灾期间的地价只有平时地价的35%。灾害越严重的地方地价降低的幅度越大,如关中西部、户县、武功等地。有学者研究认为,造成20世纪30年代初期地价降低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纯收益的减少,二是由于灾祸频仍,三是由于农村信用的紧缩⑦。这一分析符合当时实际状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陕甘大旱灾前后地价的降低,加速了土地在短时间内流转,“灾荒前后的地权,往往转移甚巨”⑧。灾害刚开始时,只有受灾最严重、土地最少的人家为了活命出卖土地。此时富农、中农也会出于本能买些田地。但是随着灾情加深,富者变穷,穷者破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出售土地维持生存的行列。一般的自耕农,甚至中农、富农都会出售土地。这时候再愿意买进土地和有实力买进土地的就只有少数人家。根据各县政府报

①解生:《中国农业恐慌的现阶段》,《中华月报》第1卷第6期,193381日,第30页。

②朱学道:《秦镇地区民国十八年年懂略述》,《户县文史资料》第10辑,1995年印行,第95页。

③韩佑民:《乾县“十八年年懂”及贩济概祝》,《乾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55月印行,第57页。

①⑧蒋杰:《关中农村人口问题》,《西北农林》第3期,1938710日,第52页。

⑤马林:《淳化大事记》,《淳化文史资料》第8辑,19945月印行,第37页。

⑥《甘肃粮库剪影》,《经济研究》第1卷第8期,19404月,第1页。

⑦孔雪雄:《最近我国农地价格之变动及其原因》,《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冬季号,第118页。

告,“在此次灾荒中,税契的数量,甚于灾前。这是灾荒中地权移()频繁的铁证”。一方面,由于土地收益大幅度减少,农村金融枯竭,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卖掉土地换取活命的食品,对于自家耕种的土地,“灾民为救死计,大都忍痛出售”。如关中“小农大批地出卖田地,单说咸阳、径阳、三原、高陵、临撞五县,他们出卖的耕地己占本县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凤翔县因灾荒而完全失去农地的农户就有2280户①。另一方面,地主、商人利用地价走低的情形,大量购买土地,据天津《大公报》报道:“在充满着封建思想的陕西的商人、高利贷者看来,当此干戈扰攘的时候,剩余资本只有用来收买土地……当着灾荒期中,土地每亩价格自百余元跌到两三元甚至七八角,更引诱着一般地主、商人、高利贷去投资。’心低廉的地价燃起了地主、商人“吸收土地的狂欲”。于是,他们“平时从土田、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上所剥削来的积累的资本,便开始在土地上活动起来……当他们巧遇着连年荒旱,地价跌落的时候,更是所向披靡地大显威风!三原富商的广置田宅以及陈录地产之迅速增加,都是1928 -1930年大灾荒中的事实”③。因此,灾后地权转移是该地区农村社会的主要问题。

灾荒期间,地主豪绅趁机从饥民手中贱价购买土地甚至强买土地。据1930年天津《大公报》载:“陕西在农村中之关系更有极大之变易,大有影响于国计民生者,即土地所有权之转移与土地之集中。盖农民卖妻膏子者,其于卖妻膏子前己将平时所赖以生存之土地早己典卖一空矣。收买此种土地者为乡村中之富豪与城市中之官吏。去岁渭北旱地有一元二亩出售者,西安附近及省西南一带之水浇地可以十余元购一亩,因此土地集中之趋势极为迅速。麦收后流离在外之农民渐归原处,但其所耕之地,多以不为己有。无田可耕成为有人无田之状。”①这个时候能够买得起土地的人,“大多是经营高利贷的那些军人、官僚、商人和务人员,田权己很快集中到他们中间,有数百亩的很多,甚至拥田产有过1万亩的”⑤。陕西兴平县“每亩土地卖34(银元),财主家大量收买,土地便集中到少数富户手中”⑥。因地价超低,一些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趁机巧取豪夺,在“百亩农田只换来二三日的粮食”的情形下,“资本家乃利用农民的弱点,投起资来。欺诡引诱,用极经济的手段,将农地窃取过来—听说灾情蔓延的时候,百亩农地,几块钱就可以买得。这种情形的结果,是造成大资本家、大地主的绝好机会,将来定会弄得劳苦的农民,无立锥之地,而资本家、大地主不事生产,倒有连叶累陌的田地”⑦。眉县金渠东边直至麻家堡村、年家庄村之间的大片土地,就曾被姓华和姓姚的两家地主买去,建立了新的庄园⑧。一些农民因借高利贷而失去土地,在关中渭河流域,“个别富户家里有钱有粮,高利息向外贷钱贷粮,穷人用土地做抵押,按期不能归还,便将土地作价,一张卖契归了财主。年谨过后,穷人地少更穷了,财主地多更富了”⑨。灾荒年是陕甘土地兼并较为严重,也是贫富分化加剧的重要原因。

政府对土地缺乏监管,地主巧取豪夺,导致土地越来越集中。自然灾害发生后,大量农民被迫临时离开土地外出谋生,政府对“无主”土地缺乏有效的监管,一些地主乘灾民暂时外出逃生之际,明目张胆地掠夺灾民土地。如甘肃“从民十七年灾乱以来,人民逃离四方,迄未回庄。宁定南乡一带之难民田地难应案,有土豪何腰哥儿等率其族属,分散占据。遇有难民上探询者,则仅予贱价,勒索写卖约以为据……每响竟以一元或三四元买得。何腰哥儿又恃其子在宁定(甘肃)充当差弃,借为护符……县长张庆云亦置若罔闻”⑩。显然,政府充当了土豪、官僚夺取灾民土地的保护伞,纵容他们掠夺“无主”土地,导致土地集中更加严重。一些“无主”土地被强行霸占或以贱价强行从灾民手中购买。在大灾之年,趁机购买土地的

①③陈翰笙:《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申报月刊》第16号,19321215日,第13 --14页。

②③石荀:《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和农村新恐慌的展开》,《新创造》第21932年第1--2期合刊,第213 , 217 - 218页。

①《陕省灾后现状》(西安通讯),天津《大公报》,198。年84日,第4

⑥申炳南:《民国十八年年懂前后》,《兴平文史资料》第14辑,19984月印行,第114

⑦连瑞琦:《土地问题之商榷》,《新陕西》第1卷第5期,193181日,第88页。

⑧廉洁之:《眉县荒年见闻记》,《眉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510月印行,第i6

⑨赵西文:《民国十八年年懂》,《渭城文史资料》第2辑,19942月印行,第112页。

⑩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784页。

除了地主,还有商人、地方武人和城居士绅等。根据陕西省赈务会的调查,关中地区灾后转移的田产十分之七集中在武人手中,十分之三集中在文人和商人手中①。

严重的自然灾害是导致自耕农没落、土地集中的因素之一。尤其是1928-1931年大旱期间,大量贫困农民失去土地,陕甘地权呈集中趋势。据统计,灾后咸阳占有5 -10亩土地农家由30%减少到25%,减少了5%10-50亩的农家由5 5. 6%减少到45%,减少10.6%;50-100亩的农家由11. 2%增加到25%,增加13. 8%,100亩以上土地的农家由4. 4%增加到10%,增加了5. 6%②。一方面小土地所有者大量减少,另一方面50亩以上的中等和大土地所有者数量增加,说明地权在灾后逐渐集中,更多农民无田可耕。安康灾后的情形是:“耕者大半无地,有地者大半不耕,虽有自耕农,实居少数。”③陕西关中地区,在大旱灾发生前,“每家平均耕地数为三十亩”,灾后减至不足二十亩”,特别是“在灾情严重之五县至七县,有百分之二O的土地都出卖了”④,说明灾荒期间土地兼并比较严重。

表3是陕西合阳三个村庄农家地权变动状况调查

资料来源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经济》第1卷第4--5期合刊,1933825日,第13页。

合阳并不是陕西旱灾最严重的县份,但灾后土地兼并也比较严重。从表4看,旱灾前后有20亩以下土地的农家从占30. 84%增至39.81%;50亩以上的农家由49户增至61户,从占12. 99%增至19. 7%;2049. 99亩土地的自耕农由占56. 17%降低至40. 45%。另据统计,从1919年到1932年,陕西土地不满10亩的农户比例由3 0. 4%增加到37. 9%,增加了7. 5%;土地在10-20亩的农户比例由3 4. 4%减少到33. 8%;土地在3050亩的农户比例由19. 2%减少到16. 4%;土地在50-100亩的农户比例则由2.2%增加到7.5%⑤。正如当时在中国做调查的斯坦普尔博士所指出的:“在一九三O年灾荒中,三天口粮可以买到二十英亩的土地。该省(陕西)有钱阶级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大批地产,自耕农人数锐减。”⑥

灾荒期间甘肃地权也呈集中趋势,表4是灾后甘肃地权变化统计表。

表4 20世纪30年代初期甘肃农户变化表

资料来源:《民国24年各省农佃之分布及其近年来之变迁》第5卷第1期,1937115日,第8页。

表4表明,大灾之后甘肃佃农所占比例较高,在20%-25%之间。主要原因是灾荒导致自耕农出售土地,变为佃农。“自民国十七八年凶荒而后,地方富户,利用地价之低落,巧为金钱之操纵,廉价收买,遂使坐食之人,变为地主,力田音夫,

①陈翰笙:《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申报月刊》第1卷第6号,1932125日,第16页。

②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786页。

③陈翰笙:《破产中的汉中贫农》,《东方杂志》第30卷第1期,193311日,第67页。

④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经济》第1卷第4期合刊,1933825日,第13页。

⑤何廷杰:《陕西农村之破产及趋势》,《中国经济》第14--5期合刊,1933825日,第30.

⑥转引自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页。

大多转为佃农。”①以上资料表明,灾荒后地主极其廉价地收购农民的土地,使失去土地的贫困农户和地主的数量增加,加剧了自耕农的破产。

上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地权分配问题的讨论中,秦晖先生提出了“关中模式”,其关键词是“关中无地主”、“关中无租佃”和“关中有封建”②。核心内容是关中地权分散,租佃关系不发达。关中模式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关于关中地权问题的讨论,如胡英泽用黄河滩地地册文献质疑了关中模式,他认为从地册所反映的地权状况不能推论出清初至民国的“关中模式”,并以清朝至民国时期黄河小北干流区域为例认为“地权集中、分散并存”③。本文无意讨论关中模式是否存在,但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旱灾前后地权转移的状况看,关中地区“地权集中与分散并存”更符合历史的真实,而且在某个特定的时段内有集中的趋势,正如前辈学者在对旱灾后陕西土地调查后所说:“陕西一九二八一三O年大旱,田地兼并结果,三千亩以上之地主,占全农户百分之一;一百亩至三百亩之富农地主,己成为很平常的户头;反之,雇农特别加多,约占农民总户数百分之五十,自耕农则急激的减少。”④陈翰笙也指出:“在陕西中部,很惨苦的证明土地的集中,往往以百亩之田换取全家三日之粮。”⑤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变成雇农,如“咸阳农户五十亩以下的灾后减少百分之十五,当然多数的小农早己无地化了”。又如陕军17师宣传队在凤翔县的调查结果,“因灾荒完全失去耕地的农户就有二千二百八十户。这些无地化的农户求为雇农而不得。灾后凤翔农村失业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⑥。西北旱灾期间,“农民迫于生计的急需,己到卖妻膏女的地步,而平时所赖以生存的田庄土地,早己售罄……因此,土地集中的趋势,极其迅速。麦收后流离在外的农民,旋归原处,所耕的土地,己不为己有,成为有人无田的状态”⑦。因此,此次灾荒后,地权转移与土地集中是陕甘农村经济的主要变化。

灾荒与基层社会的失控

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大旱灾,不仅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死亡,而且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化,造成了大量的饥民和流民。武功县是陕西旱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全县18万人口,据1929年调查,“饿毙七万余,逃亡五万余,尚有六万灾民待贩孔急”。凤翔全县人口16万,“死去五万一千,逃散者三万一千……城外旧有八九十户之村庄,现只存三五家,膏卖妻女甚多。且有将子女投井者,饥民嗽嗽待哺,尚无办法”。径阳、三原、耀县、富平、蒲城、大荔6县“无衣无食灾民共达四十万”⑧,其中富平逃亡人口占全县人口之半数,失业有3000余人⑨。同官县灾民达2万余口,占总人数的一半⑩。略阳县人口901 054口,其中极贫灾民己达69 313口,流亡者9212口。岐山县灾荒发生后,流亡人口达3万余人。甘肃有灾民244万,特别是通渭、陇西、会宁、会宁等县,全县95%以上都是饥民。这些饥民没有在灾荒中饿死的,走上了不同的生存与人生道路,尤其年轻力壮者有的投军,有的拦路抢劫,有的上山落草。正如民国时期学者所言:“农民的破产、失业、饥饿、流亡、自杀等等的悲哀,和农村中的聚劫暴动、盗匪等不安的现象,这

①汤惠荪等:《甘肃省农业调查》,《资源委员会季刊》第2卷第2期,19426月,第164页。

②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析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清初至民国—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史研析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③胡英泽:《流动的土地与固化的地权—清代至民国关中东部地册研究》,《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近代地权研究的资料、工具与方法—再论“关中模式”》,《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

④达生(许涤新):《灾荒打击下底中国农村》,《东方杂志》第31卷第21号,1934111日,第40页。

⑤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经济》第1卷第4期合刊,1933825日,第8页。

⑥陈翰笙:《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申报月刊》第1卷第6期,19321215日,第14页。

⑦件建华:《西北农村经济之出路()》,《西北农学》第3卷第1期,193651日,第18页。

⑧梁敬锌:《江南民食与西北灾荒》,《时事月报》第1卷第2期,192912月,第88页。

⑨解生:《中国农业恐慌的现阶段》,《中华月报》第1卷第6期,193381日,第30页。

⑩雷炎堑、李景民口述:《民国十八年年h'i之所见》,《铜川郊区文史资料》第4辑,19883月,第79页。

秦含章:《中国西北灾荒问题》,《国立劳动大学月刊》1930年第4期,第30页。

赵世英:《甘肃历代自然灾害志》,《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页。

康天国:《西北最近十年来史料》,1931年印行,第71页。

许多悲哀和不安,特别是在灾荒的行程中反映得深刻。”①陕、甘两省地方政府在灾荒中失去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

民生凋敝是造成匪患出现的主要社会背景。此次灾荒之后,饥民和流民增多,地方政府无力救济与安置,灾区农村出现了盗窃和聚众抢劫等恶性事件。径阳县一些灾民或结伙在夜间抢粮食、财物,有的直接拦路抢劫;或针对富户、有名望的人直接入户抢劫,如拿不到钱财,即行烧房子或杀害人命;有的采取绑票的办法,逼富户拿钱或烟土赎回人质。该县罗家堡王承中家的孩子被绑票后,用3000元赎回②。在受灾地区,饥民抢粮事件不断发生。1929年,淳化夏田颗粒无收,秋田大多未能下种,时有饥民抢粮事件发生③。定边县有个叫朱二的农民,联络灾民向大户(地主)借粮,地主不借,灾民就打开寨子赶跑地主,挖出粮食大家分吃④。洛南县永丰乡焦村农民焦长玉组织本村60名青年准备到闰山底抢收谢德甲的大麦,谢闻风提前收割,“便将首猎尽皆割食”。1929418日,该县永丰街发生抢粮事件③。陕西兴平县“社会秩序大乱,乱夺乱抢者到处都有。要是谁家有升、斗之粮,被人发现,也难吃到自己嘴里。即是白天无人来抢,晚上你就不得安宁”。“小偷、土匪到处横行,本村人多还可互相保护,小村群众简直无法生活。北原上的北韩寨子,两个村子四五十户人家,就无法自我保护,土匪常常抢劫。群众原本就少吃没喝,再加上土匪横行,大多数人只好逃荒在外”⑥。甘肃通渭三辅、什川、文树等乡,农民王国正等纠集饥民抢粮,号称“创世军”,从者甚多⑦。灾民成群结队到富有人家讨饭吃叫作“吃大户”,这是灾民向地主讨活路的一个重要的方法。灾荒期间,各地发生了“吃大户”的灾民队伍,如甘肃庆阳、合水、正宁灾民组织“撅头队”、“口袋队”外出“吃大户”⑧。陕西岐山、扶风也有灾民不断到富户家里分配地主豪绅的粮食⑨。抢粮、拦路抢劫、吃大户成为灾荒期间乡村社会的一种乱象。

绿林武装是被官府认定为不合法的农村武装团体,“他们会为那些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组成一个暂时的避难处”⑩。1928年陕甘大旱之后,一无所有、无家可归的灾民成为土匪的主要来源。尤其是曾经拦路抢劫、偷盗和参与绑票的饥民,一方面,回家后可能会遭到官府的逮捕,或会被当作共产党遭到杀害;另一方面,饥民在逃出来前把土地、耕牛全部变卖,回家也无地可种,只能挨饿等死。他们的出路不是流落他乡,就是加入民团或绿林武装,落草为寇。吴新田镇守陕南期间,1924 -1929年派款共计在1500万元以上。“经手捐税的当地土劣、流氓至少还要加派一倍,民间所出不下三四千万。地主、商人和富农不难将重担移转给大批的贫民,如大水一样冲洗了25县乡村的那些苛捐杂税便紧迫着这些农民,使他们很迅速地破产。破产的贫农为侥幸免死期间,大批地加入了土匪队伍;土匪的劫掠将富饶地方变成赤贫,转使更多的贫农破产而逃亡。”逃亡的灾民使陕南的绿林武装势力日众,杆首陈安定、王三春、韩剥皮聚集了三四万人和数千条枪,192 9-1930年先后盘踞在西乡、镇巴、紫阳、石泉、岚皋、平利和安康等县。土匪沈尔亭、狗大王聚集四千余人盘踞汉阴的凤凰山,土匪张丹屏盘踞在白河、旬阳两县,其他各县有零星土匪,数不胜数11,陕南完全变成了“土匪世界”。

1928年,甘肃庆阳人陈硅璋趁机起事,在陇东各地抢劫市镇,与官兵作对。“时值连年大旱,饿殍遍野,当局无力,坐视不救,饥民又蜂附其部以求食活命”,时称“跟陈硅璋吃大户”。宁县四乡几乎村村有人相率以归,良平乡傅家、贾家两庄跟陈“吃大户”者可成编制,有“贾一连、傅一团”之谣。附近各县远道

①石荀:《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和农村新恐慌的展开》,《新创造》第2卷第1-2期合刊,19327月,第203页。

②王兴林:《民国十八年年h}},}}径阳文史资料》第3辑,19875月印行,第84--86页。

③马林:《淳化大事记》,《淳化文史资料》第8辑,19945月印行,第37页。

④李春元供稿、畅予整理:《饥懂年间的安边轶闻》,《定边文史资料》第1辑,19865月印行,第82页。

⑤时运生、樊孝廉:《关于洛南光绪三年及民国十八年旱灾的历史回顾》,《洛南文史》第5辑,第12页。

⑥朱学道:《秦镇地区民国十八年年懂略述》,《户县文史资料》第10辑,1995年印行,第95,96页。

⑦魏道轩:《目睹民国十八年饥之一斑》,《通渭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第18页。

⑧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1990年印行,第250页。

⑨周文镐:《岐山交农运动》,《岐山文史资料》第4辑,19898月,第57

⑩菲尔·比林斯利:《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陈翰笙:《破产中的汉中贫农》,《东方杂志》第30卷第1期,193311日。

投奔者更多,一时陈硅璋所部激增至万余人①。随着大量灾民的加入,土匪势力的壮大,更加危害到地方社会的安全和基层政权的稳定。1929年阴历三月十六日,李刚武率部攻破勉县老城,打开看守所将囚犯全部放出,焚毁县政府第一科房屋,大肆抢掠民财②。19295月,陈硅璋率部攻克宁县盘客堡,杀百姓27;破盘客堡,杀百姓30余人围正宁县山河镇,勒索居民银元数千块,烟土数千斤;抢劫揪头镇,熏死居民48人。611日,陈部又抢劫平子镇的朱家城村、尚家村,杀死居民36人③;724日,破宁县县城,焚毁县政府二堂、三堂及民房百余间,抢掠2日,绑票10余人①;928日,破镇原县城,抢劫3日,“所掠金钱、烟土、货物、青年妇女,陆续运至西峰镇”,101日绑肉票200余人离开。此次抢劫,使“镇原自同治乱后培养六十年,元气稍复,至是被各匪一网打尽”③。在陈硅璋的劫掠下,庆阳基层政权几乎全部瓦解,变成由土匪主宰的社会。次年66日,陈硅璋率部进占平凉,杀害陇东行政区行政长兼绥靖司令杨承基,自称陇东绥靖司令。这支队伍在中原大战中被南京国民政府收编为地方部队,正如有学者指出:“各种敌对军事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一场持续不断的反政府起义,使许多土匪头目也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可怜的小军阀,并最终取得了官府的认可。”⑥陈硅璋就属于这一类型。

黄龙山和子午岭山麓是灾民落草最多的地方。黄龙山位于黄河西岸,地域包括韩城、宜川、洛川、白水、澄城、合阳、甘泉、富县等8县,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因战争和灾荒,居民或逃或死,方圆数百里少有人烟,逐渐成为荒山野岭,民国以降成为“八不管”地区,因有大片荒地,成为陕豫等省难民聚集之地⑦。特殊的地理环境为难民生存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一是这里山峦起伏,地广人稀,便于隐藏;二是距离中心城市较远,地方政府对这些地区控制薄弱。1928年大旱之后,各地难民蜂拥而至,落草黄龙山。势力较强的,贾德功活动在讫台川一带,陈老十活动在石堡地区,梁占魁活动在黄龙庙沟一带,薛子敬千余人驻讫台川孙家沟门一带,另有杨谋子、郭宝珊、梁黑二等,分散在黄龙山各地。他们的生活来源全部靠抢劫和绑票,主要对象是周边各县的“财东”,即地主或有钱的大户。也给当地社会和民众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如1928年陈老十从洛川百益镇拉来高小校长及学生30余人作为人质,进行敲诈。1932年正月,贾德功劫掠石堡镇后,“石堡、曹店等村住户很多人逃往澄城、洛川附近各县避居”⑧。子午岭位于陕甘交界地区,南北走向,山大沟深,森林茂密,人烟稀少,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旱灾后,这里聚集多股绿林武装。据统计,1931年前后,在甘肃庆阳地区境内活动的土匪有上百股之多,如正宁县有10余股,合水县有20余股⑨,活动在子午岭中段南梁一带的绿林武装有52股之多⑩。这些由饥民组织起来的队伍,有的占一道川,有的占一座山,与地方政府对抗,如1930年庆阳县李培霄组织本县灾民起事后,活动在宁县东部山区,因人多势众,要挟宁县政府拨给粮铜,县政府无奈之下,最后劝他们驻扎在早胜镇“就地取食”。绿林武装之多,势力之重,己经能够裹胁地方政府了。

有学者指出,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各地为乡村士绅所控制,士绅阶级主要由半官方身份的地主

宁县志编纂委员会《宁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1,415页。

②刘效先:《三十年代前后勉县匪乱概祝》,《勉县文史资料》第2辑,19868月印行,第68页。

③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1990年印行,第24,页。

④《重修宁县志》卷9《大事记》,1938年印行。

⑤焦国理:《镇原县志》卷17《历代大事记下》,1985年铅印本。

⑥菲尔·比林斯利:《民国时期的土匪》,第65页。

⑦如1912年在三岔黄家塔为据点,活动着一股土匪,首领人称黄大爷;1914年,河南难民樊老二(钟秀)聚集一批河南难民拉起一股土匪,1917年受陕西靖国军收编;1916年前后,活动在黄龙山屹台川一带土匪有13股,约千余人;1918年至1928年,先后有曹老九、郭金榜、徐老毛等股匪(刘在时《黄龙山区“山大王”去向记(1912--1938),《黄龙文史资料》第2辑,19902月,第158159)

⑧刘在时:《黄龙山区“山大王”去向记(1912 -1938))),《黄龙文史资料》第2辑,199。年2月,第158-160页。

⑨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地区志》第4卷,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⑩华池县志编写领导小组:《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家庭所构成①,陕甘也不例外,士绅对乡村社会秩序起主导作用②。但是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之交的旱灾期间,士绅家成为灾民“吃大户”和土匪抢劫的对象,大批士绅迁居城市,乡村权力出现了“真空”,导致陕甘地方社会逐渐陷入了土匪的困境之中。“在军阀势力的统治下,陕西成了各色暴力行动的汇集地,从名副其实的农民起义到军阀支持的土匪武装,乃至豪强地主自行组成的民团,无所不有。”不仅陕北、陕南土匪迭起,“甚至土地肥沃的渭河流域,在民国期间也成为剽悍凶残的土匪猖撅活动的老巢”。陕西匪患严重,对邻近的甘肃省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到1930年在中国和外国的舆论界看来,甘肃的土匪活动己‘步入正轨”,③。因此,灾后的陕甘两省乡村社会己经不再是传统的以士绅为核心的权力网络,20世纪30年代,陕甘大部分乡村社会基本上被那些在灾荒中起兵,后被官府所认可的地方强人所控制。

余论

本文仅从以上三个方面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陕甘大旱灾后给这一地区经济与社会所带来的变化进行了论述。陕甘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极端贫困化,地权转移与土地集中是灾后陕甘农村经济的主要变化,陕甘乡村社会不再是以士绅为核心的权力网络而是为地方强人所控制的。关于近代陕西灾荒,有学者指出:“一九00至一九二八这二十八年中的前半期,陕省出产尚丰,每年所产小麦、棉花除供给本省应用外,还有剩余的可输出邻省,换到一笔现金回来。长安一带的农民,每年两熟,岁有余粮,就是遇两年旱灾,也不致发生最严重的饥荒。”④照此观点,1928-1930年大旱灾之前,陕甘虽多次遭受自然灾害,但社会经济并未发生多大变动。而这次旱灾却对陕甘社会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陕甘社会经济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这次灾害背后的推手是什么?笔者认为除了灾害本身外,还有深刻的社会因素。

第一,地方军阀横征暴敛,是导致灾后陕甘两省社会经济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20世纪二三十年代灾荒最严重的时候,正是冯玉祥的国民军盘踞陕甘时期,冯氏为积聚势力,扩充军队。这些庞大的军费开支,主要依赖于向民间征取。据统计,1929年到1930年,陕西92个县中,73个县有兵差负担,占79.3%;甘肃66个县中,51个县有兵差负担,占77. 2%。陕西自1918年后,“军人专政,军务浩繁,财政因之紊乱。地方任意摊派,藩篱一破,而征收无度矣。演至十六七年,地方浮摊滥派,往往按月附加,几于不可究话。十八年……饥谨仍频,兵祸接连,搜粟拉差,无所不用其极。损失车辆,不可胜计,流亡载道,而农村破产矣”⑥!

1928年,在陕西关中负担兵差的29个县中,仅小麦一项,平均达到地丁正税的97%,其中15个县的兵差小麦量远远超过地丁正税,商县等承担的兵差小麦量超过地丁正税的一倍以上⑦。同时甘肃的征兵、差役、杂项等负担也十分沉重。如在192 7-1931年间,甘肃榆中征兵2000人,骡马578匹,大车390;定西征兵3600人,粮株费300万元,摊款5万元;甘谷征兵2000人,摊款280 010元,征发粮株费32万元⑧。中原大战爆发后,冯玉祥驻甘各部及宋哲元、杨虎城均出撞关作战,陕甘居民再遭洗劫。宋哲元部抢民舍,刮民财,纳军粮,朝邑的商号、机关及农民的粮食、牲畜等被军队掠去,共值66万多元现洋。对于如此搜刮居民,宋氏居然扬言:“宁教陕人死尽,不叫军队受饿。"1930年,陕北绥德县第五区征收正款1550元,附加办公费、印花附加、地亩捐、门牌捐、杂税等6771. 8元,是正税的4. 4倍⑩。汉中田地,“不问种什么,每亩要纳三元半的田亩捐和十二元的特别捐,最上等的田刚可还税,中下之田是不足以供捐税之支

①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秦燕:《清末民初的陕北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200。年版,第212-}-218页。

③菲尔·比林斯利:《民国时期的土匪》,第65,66页。

④石荀:《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和农村新恐慌的展开》,《新创造》第2卷第1期,19327月,第206.

⑦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中国研究书店19366月印行,第253,258--259页。

⑥民国《乾县新志》卷7((赋税志·民国田赋之整理》,西京克兴印书馆1941年。

⑧刘郁芬、杨思:《甘肃通志稿》卷40《财赋五·差摇》。

⑨蒋友博:《陕西灾情面面观》,陕西省贩务会:《陕灾周报》1931年第8期。

⑩公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53-154页。

出的”①。军阀把所有的费用都转嫁给陕甘民众,正如于右任所言:“事实证明,方知野心军人只管扩充势力,穷兵默武,不顾民生。’心在军阀的横征暴敛下,陕甘地区传统的各种防灾和救济设施,如省仓、府仓、县仓以及民间村仓、义仓等,“早被一般军阀摧毁了”③。正是军阀的无耻劫掠,导致灾后陕甘地区社会经济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第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沉重的捐税是导致社会经济变化的又一因素。此次大旱灾发生前后,也是陕甘居民负担捐税最重的时候。据统计,甘肃征收捐税34种①,陕西各种杂捐达33种③。各省开支浩繁,省库空虚,地方军阀为了巩固地盘,购买武器和作战需要,强行预征田赋。甘肃各地普遍预征1年,陕西预征27年⑥。据乾县地方志记载:“民国十四年,豫陕构怨,军需浩繁,竟开借征之端,本年征完,则预借明年,明年征完,则预借后年。辗转预借,自十七年,而田赋己征至二十一年矣!当十八年开征时,直将从前预借征过之四年田赋四五十万元,一笔勾销,从新重征。大军仍频,又值饥谨连年,本境饿砰遍地,竟不惜残民以逞。”⑦渭南北闰村预征3年以上,大上庄村1929年预征到1932年,征完之后又从1929年起征⑧。勉县、宁强预征7年,从19313月预征到1938年⑨。

即便灾后农家己是家徒四壁,地方政府仍然要征收沉重的赋税。陕西“灾后孑遗,无不典当以应,去秋丰收,竟因谷价暴落而成灾,每亩所得不足公家‘烟亩捐’的半数,其余人工肥料籽种,无不暗补,民间毫无盖藏,而公家催款员打押,并施强迫缴款。农民于此,除了逃荒外,还有什么办法呢”⑩?陕甘地区烟禁大开后,烟亩罚款成为居民一项主要负担。灾荒发生前,陕西的烟灯捐按照县的大小规定月捐多少。但灾荒过后,因吸食鸦片者减少,当局乃改为按户抽捐的办法,即住户无论吸否一律缴纳烟灯捐1⑪。

第三,婴粟的种植,排挤了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导致灾后粮荒的出现。陕甘两省婴粟种植始于清朝,北洋政府时期地方军阀为了增加收入,大开烟禁,以征收“烟亩罚款”,导致婴粟种植面积越来越广。1918年四川军阀刘存厚占据汉中各县,“大肆征款,强卖谷仓房,并且开放烟禁”。从此,陕南各县“民家被迫种植鸦片”,如洋县,1928年烟苗有12 000亩之多,经历大旱之后的1930年还有5000亩。汉中的农田,无论是坝田、槽田还是榜田、坡地都种婴粟,“即使不种烟苗,也得负担烟亩罚款”。陕西1928年大灾之后,以“善后专款”之名,勒种鸦片,各县种植面积,最高占地90%,最低亦占30%。甘肃自1922年烟禁大开后,婴粟种植日益增多,最高时占到全省农作物总值的90%。甘肃的鸦片税是笔大宗收入,对于财政拮据的冯玉祥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因此,冯玉祥的国民军到了甘肃后依然如法炮制,强迫农民种烟,借以征收烟亩罚款。以致烟田占到全省农田的四分之三,鸦片产额占农作物产值的90%婴粟种植的猖撅,是以大量侵占耕地和排挤谷物为代价的,其结果必然导致粮食作物的进一步萎缩。如陕西“因为农田多重了鸦片,所以谷之出产反较稀少。面粉之价值,较之数年前,激增不己”。尤其陕西关中平原,本为产粮之地,却因烟田扩大,粮田减少,使其“变为连年缺

①许涤新:《农村破产中的农民生计问题》,《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1月,第47页。

②于右任:《陕灾述略—二十年一月十九日在中央党部孙总理纪念周讲》,《中央党务月刊》第30期,19311月。

③石荀:《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和农村新恐慌的展开》,《新创造》第2卷第1期,19327月。

④民国:《漳县志》卷4《田赋卷》。

⑤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农村调查》,第155页。

⑥农锡瑞:《农民负担与农村前途》,《农村经济》第2卷第10期,193581日。

⑦民国:《乾县新志》卷7((赋税志·民国田赋之整理》,西京克兴印书馆1941年。

⑧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农村调查》,第153页。

⑨邓飞黄:《中国经济的衰落程度及其前途》,《中国经济》第1卷第1期,193345日。

许达生:《苛捐杂税问题》,《中国经济》第1卷第4-- 5期合刊,1933825日。

陈翰笙:《破产中的汉中贫农》,《东方杂志》第30卷第1期,193311日。

许涤新:《捐税繁重与农村经济之没落》,载《中国农村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60

卢达贤:《农村荒地问题的检讨》,《农村经济》第2卷第7期,1935i1日。

薛立敦著,邱权正等译:《冯玉祥的一生》,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43页。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8页。

罗运炎:《中国鸦片问题》,上海协和书局1929年10月,第189页。

粮地区”,导致“每值春季,便闹饥荒,农民殆皆仰给于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山西等邻省运粮接济,以资度活”①。造成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婴粟种植,诚如时人所言,陕、豫、甘三省之所以发生重大灾荒:“究其原因,实为三省土地,择其肥沃者,多栽种鸦片,以致农产减少,粮食缺乏。”②婴粟大面积种植,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农村没有粮食积储,一旦大灾到来,农民自然难以应对。

由此可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旱灾所造成的灾难,除了灾害本身外,最根本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运行机制出了问题,军阀压榨、地方政府重税和以种植婴粟换取财政收入的恶劣政策,导致陕、甘两省农村经济彻底破产,农民严重贫困化。农民为了求得生存,不得不变卖农业生产资料以及土地,最后仍然无法生存,不得不离村而去,或被“逼上梁山”。所有这些,都成为此次旱灾之后引发的社会经济变动较前剧烈的根本原因。

收稿日期2013-09-20

作者温艳,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陕西理工学院副教授。

陕西,西安,710062;陕西,汉中,7230000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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