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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性(1547-1598)

1577年,明万历五年。浙江临海的生员王士性考中了进士,那一年,他31岁。
此前四年,王士性在万历元年即1573年考中了举人。但是,在第二年赴京城参加的礼部考试中,他没能进士及第。
落了榜,回到浙江老家,他排遣郁闷的方式是游览家乡的名山大川,把金华和温州的名胜走了个遍。然后,再回到家中,苦读三年。
这一次,他终于中榜了,他有了功名,可以有个仕途前程了。第二年,朝廷的任命派下来:他被授予河南确山县县令。
1578年的4月,王士性辞别故里,踏上了前往河南赴任的旅程。
走在帝国的驿道上
从浙江临海到河南确山,一千多公里路,王士性要走国家修建的驿道——当时中国的主要交通干线由国家驿道构成。
从一份1587年的明代驿路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临海到确山的大致路线。
王士性从临海出发,过宁海、奉化到宁波,再经绍兴,先到达杭州。王士性先在杭州尽兴游玩了一把。
陪同他的,是他的好友两三人,他们从西湖的断桥走到孤山到岳庙、苏堤再到南高峰、虎跑、飞来峰、灵隐寺,又趁着月光乘船来到湖心亭。
想来这游程不是一天能完成,而且在那个年代,旅游事业远不如今天这样普及,游人还没有成灾。王士性一行吟诗、把酒、乘船、赏月,完全一副文人派头。
在杭州停留数日后,王士性再度上路,这回,他要坐船了。走水路,也是明朝帝国交通驿道系统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南方地区。

明代驿路图

从杭州到北京的大运河,是驿路的首选,因为这种走法最平稳舒适省力。当然,如果有了急事,比如发生紧急军情,还是只能靠陆路的快马。
京杭大运河的北段在元朝时曾经被弃用,那时人们改由走海路来运漕粮,到了明代,永乐皇帝朱棣决定还是启用大运河来运粮,这条人工水道又被疏通。
它既是货运的大动脉,也是人员往来的驿道,沿河边大约每隔三四十公里,就设有一个驿站。在苏州以南,河上还通行夜船,夜间睡不着的旅客们高谈阔论,有时船上热闹得像是酒楼茶肆。
在有的河段,会遇上很强的逆流急滩,需要动用上百名纤夫后才能拉上去,有时甚至需要十头一组的牛队来牵引。
王士性坐的船有没有让上百名纤夫来拉,他的游记中没有记载。他后来写过好几本游记,都是极精彩的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之作。
但是对于他的这一趟远行,他没有记下确切路线,我们只能大致猜测出来。

明代的漕运

王士性应该是一路北上坐船到了南京后,上岸掉头西行。他再次走陆路的驿道,进入安徽,可能要经过凤阳府,然后进入河南。
确山位于河南的南部,但是王士性很可能是先到了开封,再南下到确山的,这样虽然绕一点路,但是驿路比较通畅,从确山再往南的驿路,图上画的都是虚线了,估计很不好走。
这段路,王士性约走了一个来月。以今天的公路里程计,约为1100公里,平均每天走三四十公里。
这样的速度是一个中等的速度,以当年朝鲜人的行进速度,是日均40多公里。而更早一点,一个从西北入境的波斯使团在明朝驿路上的行进速度,是日均30公里。对比当年奥古斯丁时期的罗马帝国,那时的人们认为日行45公里是个合理的速度。
这样的行进速度,应该不是步行。王士性在陆路驿道上应该是用马的。至于是乘马车还是骑马,要看道路情况。
实际上,还存在另一种非常大的可能,他可以乘轿子,至少在南方平原地区的时候可以。这又涉及到明朝驿站制度中对于官员等级待遇的规定,在下文中我们会详述。
有一点可以肯定,王士性去河南赴任的路上,只在杭州停留玩了一把,其余时间没敢耽搁。
在明朝的驿站制度中,对于行进速度是有规定的,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人没有赶到,护送的官员要吃板子。朝鲜人崔溥的日记中就屡屡提到这一点,为了赶时限,有时候风雨交加也得上路。
而王士性,毕竟是去赴任的,玩得太久了也不好。
与徐霞客“不分伯仲”
王士性在河南确山当了三年县令。这三年里,他认真做官,也出了些政绩。
三年期满时,按例有休假,于是,他按捺不住心痒,先把河南的嵩山、少林寺等游历一番。后来,朝廷调他入京在礼部当给事中,他又当了三年京官,余暇时少不了又把京师考察一番。
万历十六年,王士性被派往四川出任典试官,主持当地的考选。
这一趟远差,让王士性饱尝了“蜀道难”的滋味,从京城走到成都,他和一名同僚边走边观赏,走了整整80天。
这次入蜀,王士性走的是陈仓古道。他从华北平原入黄土高原,一路走到当年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所在,即今天的宝鸡,开始进入栈道。
宝鸡到成都,这条“连云栈道”自古是汉中通往四川的要道,又以天险著称,经凤县—松林驿—金牛驿—广元—潼川—新都,王士性从七月初四走到八月初二才到成都。
从小从诗书中,就没少读到过古栈道,这回亲历一遍,王士性真正过了一把瘾。他的入蜀记后来收在他的《五岳游草》中,他在文中感叹说:
人们说起栈道都说在川,其实是在陕,因为原来的汉中之地,旧日是属于蜀国的。而且,今天的栈道,也早不同当年,在宽敞的地段,都可以通二轿四马了!

清乾隆年间的《陕境蜀道图》

待到主持完成都的考试,王士性去爬了峨嵋,又到了重庆,直奔三峡。出了三峡再往东走,他到了江西的庐山。这一趟差出的,路走了有千山万水。
与后来稍晚一点的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不同,王士性的出游都属于“宦游”,公费旅游。
就在他人还在江西时,接到朝廷的命令,改任广西参议,于是他又进湖北,由汉阳入湘,从湖南再进入广东、广西。后来,他又当了几年云南臬副使,西南几省就走遍了。
看来,在明朝,旅行最远的的人应属是官员。朝廷一个命令下来,常常就是跋涉千里的调动,这种旅途劳顿,在农业社会的中国应该是相当辛苦的。
1589年的时候,43岁的王士性在南行的路上,对着镜子一看大吃一惊,不禁喟叹自己风尘奔波,怎么华发星疏老得这么快。但是,一到了山水之中,王士性便豪情万丈。
或许,比起在衙门里当官,他更想过“遥从马首觅青山”的生活。最终,他走遍了全国除福建外所有的省份。

《五岳游草》王士性著

有后人评价王士性说,他是“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他当官不能说当得不认真,但是他写地理文章才写得更认真,可以说写得呕心沥血。
在明朝当官的人中,一辈子奉令跋山涉水的一定很多,但像王士性这样,一路上兴致勃勃考察山水和人情,并写下精彩地理学著作的官员,只有他一个。
王士性更感兴趣的与其说是自然,不如说是人文。比如,他在浙江行走时,就有段议论:
杭嘉湖平原上的人,水系发达,又通商贾,非常富裕,所以风尚奢侈;而金华衢州一带,地处山区,民风刚烈又轻犯刑法,但生活俭素;
到了温州宁波,海滨之民百死一生,有海利为生不甚穷,风尚就在奢俭之间了。
他以不同地理环境来分析人群的特点,这在今天看来不稀奇,但在四五百年前,在中国地理学中是先驱之作。
他写的游记,举凡历史掌故、兵家要地、自然资源无所不考,他已经敏锐注意到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原来在雍、冀、河、洛,现在反以东南为盛,实现了从北向南的转移……
或者说,王士性这个人,更适合的不是当个地方官或京都的言官,而是当地理学家。

王士性和他的著作

400多年后,当代中国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称赞王士性对中国地理学的贡献,与徐霞客“在伯仲之间”。徐霞客在自然地理上略强于王士性,而王在人文地理上胜徐一筹。
徐霞客比王士性晚生41年,是江苏江阴人,说起来与王士性的家乡不算太远。
徐霞客同王士性一样,也生在江南官宦之家,也自幼喜爱游历。不同的是,徐霞客没有考取功名,他走的是一条布衣旅游的路,用今天的话说,是更纯粹意义上的“驴友”。
既是同时代人,徐霞客当然听说过王士性。他们走的很多地方,也是重合的,徐霞客在游记中称王士性为“王十岳”。
所不同的是,王士性的游历以成熟线路为主,记录是事后回忆的游记;而徐霞客则带有更多的探险性质,记录是每日不缺的日记。
落叶归根
王士性49岁时,皇帝想提拔他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河南巡抚。王士性竟然坚辞不受。
他或许真的是觉得自己不能胜任,但把皇帝搞得很是不快,觉得王士性是在做秀,于是又给他调任了一个闲官,派到南京去当鸿胪寺少卿,只是负责一些宴会礼仪,况且南京又只是个陪都。
王士性明白,自己的官已经当到头了。

王士性的《广志绎》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学记载喀斯特地貌的地理学巨著。

这时候,王士性也感到,自己已经体力衰退走不动了,正好该坐下来整理他的地理著述。
他从到南京的第二年开始写,写了一年,《广志绎》写成,还没能刊印出来,就猝然去世,终年52岁。
这一年,是1598年。
42年后,因为云南边境的“瘴气”,“头面四肢俱发疹块”、“两足俱废”的徐霞客不得不结束他在腾越州(今腾冲)考察,于1640年返回家乡。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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