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时期的难民问题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史学界基于不同视角对难民状况、难民遣返、难童教养及慈善组织等专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外文史料发掘较少。本文结合原始法文档案与中文资料，运用中外文献互证的“双重证据”方法，分析了1930年代法租界当局与天主教会在上海难民救助中的角色与立场，即二者的救援工作虽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但在国民政府无力施展有效救助的特殊时期，其行为客观上对难民起到相当程度的保护作用。本文将近代中国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活动与天主教会策略、法国外交及国际关系等方面紧密连接起来，以当代历史视角研究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宗教和国际政治问题。
一．引言
近代中国内战外患，民不聊生，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就有学者紧扣战时难民这一社会问题，从难民问题的形成、难民救济的方针和建议、难民工作实践的检讨和解决难民问题的途径等方面进行论著。[1]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基于散见于当时报刊及档案中的中文资料，通过不同的视角对民国时期社会救济的课题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或从宏观层面展现抗战时期难民问题的全貌[2]；或从微观领域研究难民的生存状况、难民遣返、难童教养、慈善事业、民间组织等方面的个案和专题[3]。
本文利用法国外交部、梵蒂冈罗马教廷（机密档案馆、宗教事务部及天主教教育部）和天主教耶稣会（罗马修会总部与法国巴黎会省）等原始法文档案，并结合上海市档案馆等国内权威机构的相关资料，以“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中的难民救助问题为切入点，从微观历史的角度分析法租界当局和天主教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着重解读二者面对日本侵略扩张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反映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和顺应情势的“中立”态度（policyof temporizing）以及客观上对当时难民问题处理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二．上海法租界当局对难民的组织和管理
“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时期，上海地区大量房屋被毁、民众死伤无数，本地居民为躲战祸而多四处逃难。相对于华界，租界被视作西方列强的“属地”，在行政、司法、财政等各方面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因而作为阻隔战争的缓冲区成为难民逃难的首选地，被他们视作保护墙。
中日冲突爆发伊始，上海法租界当局就采取了绥靖的政策和暧昧的态度。出于对自身安全和“中立”立场的考虑，他们关闭对外交通，肃整辖区内的秩序。虽然租界基于人口容纳能力严格控制进入人员，但在客观上保护了已进入租界的大量难民。
1.法租界内的难民概况
1932年“一·二八”事变造成上海市民死 6080人、伤 2000余人，逃难和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4]法租界内的一座寺庙收容了300名难民[5]，位于安当医院和震旦大学的第18、28伤兵医院收治中国伤兵400多人[6]。
1937年“八·一三”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上海的破坏程度逐渐升级，民众的受灾程度也与日俱增。大量民众无家可归，沦为难民。仅在8月13日这一天, 涌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难民就有6万余人。[7]据当年8月底的报纸报道, 进入两租界内的中国难民在高峰时曾达到70万人左右。[8]法租界人口从1936年的477629人增加到1942年的854380人。[9]各收容所的难民“冻馁交迫、凄惨不堪、身无棉衣蔽体者、达十分之四”[10]。在难民收容所无力救助的情况下, 难民们只能流落街头，随时处在饥饿、寒冷和疾病的威胁之下，租界内“每天冻馁而死者、为数甚伙”[11]。
由于环境恶化及担心资产遭破坏，法租界当局及辖内团体决定成立一个难民工作委员会来关注事态发展和协调具体事务，并认为将难民有组织地集中到难民营是防止城市混乱和发生暴乱的最为有效办法。表1统计了1937-1940年间法租界内的难民收容所数量及其收容难民的人数，可以看出在法租界当局的鼓励和帮助下，慈善团体的安置难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法租界当局采取的措施
1932年第一次淞沪抗战并未给法租界带来过多的不利影响，所以当局扮演了较为中性的角色。1937年第二次淞沪抗战导致的难民潮远比1932年严重得多。法租界当局意识到租界内的资源有限，无法长期大规模收纳难民。因此，他们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来限制难民人数和管控界内难民，并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维持社会治安和公共卫生这两个必要方面。
(1)安全与公共秩序
1937年中日冲突期间，大量难民在战乱高潮时涌入法租界, 人员成分异常复杂，社会状况空前混乱，致使法租界面临双重压力，即日本在华界的军事压力和前所未有的难民潮。法国政府和法租界当局决定采取一系列行动维护辖区的安定。
其一，法国加强了租界外部的防御力量。法国政府先是在租界周边部署了千余名安南士兵。后经法国驻华大使那齐雅（Naggiar）与法军驻华高级指挥官协商，从中南半岛急调第16步兵团第2大队两个步兵营进行增援。这支部队包括420名欧洲士兵和220名印度支那士兵，分两批先后于1937年8月25日和29日分批抵达上海，驻扎在徐家汇气象台。[13]法租界当局还在临近华界的边缘地带构筑工事、密置铁丝网，在各隘口下掘地壕、上堆沙袋并架设机枪钢炮。驻军、巡捕和志愿团（由外国平民组成）日夜分班把守，严密戒备。[14]此外，三艘法国军舰长期停留在上海港口起到威慑作用。[15]
其二，法租界当局严控辖区内的秩序。一方面，法租界当局要严防租界成为民族主义者的庇护所，避免给日本任何干预租界的借口。因为法国控制区内出现的抗日活动，日本政府向法国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日军原田贺津雄（Harada）少将通知法国领事，法当局必须在租界内镇压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否则日军将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16]另一方面，难民中混杂着逃兵、罪犯和鸦片贩子等危险分子，导致偷抢害命等犯罪案件猛增，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法国驻沪总领事和公董局商议后决定采取一切措施控制进入租界的难民人数和监视租界内的民众。这些工作均由直接隶属于总领事管辖的巡捕房具体负责。巡捕房共有2235名巡捕，分属4个部门，由总监法布尔（Fabre）统一指挥和调配。巡捕房的主要职责是巡逻租界及边界地带、处理各种犯罪与政治动乱，同时还负责集结散落街头的难民并将他们遣送至难民营进行集中管理。在大型装备方面，巡捕房装备有装甲车，可用于重大游行或发生骚乱时维持治安。[17]他们在法租界和华界之间筑起由铁丝网和砖墙构成的隔离，24小时把守入口处，一遇危急时刻便关闭。1937年中日冲突一开始，法租界的铁门就实施关闭管制，每天只开放10处小铁门供人通行。[18]巡捕房不断阻挡、排斥那些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1937年8月17-19日，巡捕将4万多难民驱逐至南市，并称“这不愉快的任务完全是了为社会治安的需要”[19]，但“还有3万至4万人流落在租界的里弄”[20]。8月28日南市被日军轰炸后，巡捕强行阻止3万名难民涌入租界。[21]他们24小时巡视铁丝网以防止有人非法入境。租界内还在每晚10时至次日凌晨5时实行宵禁。[22]法国驻沪领事认为：因为“必须监管是平常三倍的人口，这些人随时会因混在其中的可疑情况而被煽动，甚至会因乱世动荡、饥寒交迫等各种原因成为危险人群”[23]，所以上述措施是必须的。
(2)医疗与公共卫生
在1937年8月14日日本对上海进行的轰炸后，法租界卫生处决定组织救援服务，具体措施为：一旦空袭警报拉响，1名欧洲医生在1名中国医生的协助下带领20名担架工前往事故现场，把伤者送往医院、2个大型外科中心（设在广慈医院和俄罗斯东正教医院）或2个中型手术中心（设在预防研究所和租界诊疗所）。[24]在冲突期间，法租界内有13家医院满员运作，主要救治中国伤兵。法租界当局将辖区内分为4块，由卫生处职员或巡捕负责日常检查；并组织监督难民营的卫生状况，向每个难民中心派遣1名中医和1名西医。[25]但难民营的难民不能享受医院的救治，只能由驻营医生负责。由于营内人数众多、诊疗所严重不足和缺医少药，且驻营医生优先考虑的是防止疫病流行，这些因素大大限制了难民的就医条件，许多难民未能及时得到治疗。
在业已人满为患的租界里，激烈的战况加剧了疫情爆发的因素：饥饿疲劳、居住拥挤、惊慌失措以及迅速恶化的卫生条件。日本在1937年8月的入侵引发了上海地区新的疫情，且远比1932年严重得多。表2为1937-1942年间法租界内霍乱疫情的统计，受这次疫情主要影响的是中国民众和贫困的俄罗斯人。[26]
为控制疫情蔓延，广慈医院的圣·让隔离病房专门辟出一栋附楼用于收治霍乱病人。该病房拥有80张病床，由1935年毕业于震旦大学的葡萄牙医生Deniz负责。随着1938年7月起疫情的加重，院长万尔典神父（Verdier）决定加派2名中国医生负责夜班。由于院方举措得当，大量病人获得救治，挽回了生命。在1938年7月初至8月中旬这段时间内共收治病患1115例，其中只有106例死亡，病人获救率高达90.5%。[28]从9月开始租界当局针对来自城市北部战乱地区的难民建立监管体系，难民进入难民营前必须首先接受检疫和注射疫苗。[29]医护人员还深入到各级行政机构、学校、工厂、商业场所和难民营等各处进行预防霍乱疫苗接种。在高峰时，注射超过每天2万人次。截至1939年6月29日注射超过100万人次，使用疫苗约一吨半。[30]医院的救治工作因大规模的抗霍乱疫苗接种运动得以加强。
尽管采取了积极措施，仍有大量流落街头的难民死亡。卫生处负责将死者安葬在徐家汇墓地的一个墓穴内。当墓穴不够时，工程处负责挖掘新墓穴和提供必要的人手来安葬难民。[31]虽然上海未长期处于激烈的战争冲突中，但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政治和经济秩序混乱引发的贫困导致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城市居民难以具备必要的免疫力，很容易在肆虐的疫情前倒下。据慈善组织统计，每天约有300名儿童和100名成人死亡。[32]因此在疫病流行时期及时安葬街头死难者对于维持公共卫生异常重要。
经过1937年和1938年的两次致命疫情之后，卫生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疫病的再次肆掠。他们加强了对日常垃圾处理的监管，要求居民不长时间堆积垃圾和粪便，还开展了灭蝇运动，严控疫病传染途径。卫生处特别注重水和食物的卫生，经常消毒井水。据统计，1938年公董局卫生部门共进行了2386次消毒。[33]当局还通过广播、报纸、传单、海报等手段进行了密集的宣传，向公众宣传有关预防传染病的知识和措施。
出于对骚乱和卫生状况的担心，法租界当局认为一些小难民营卫生条件差且四散分布、难以控制，希望将其并入到大难民营进行集中管理。一待战事结束，法租界当局就敦促慈善机构将大批难民转移至国际红十字会管理的大难民营，希望“将在此驻扎的难民从法租界的广大土地清除出去。”[34]
(3)效果与局限性
战争造成了大量民众伤亡、生活物资匮乏、社会状况恶化、人心不稳等诸多不安定因素。在如此糟糕的形势下，维持租界内的社会秩序和公共卫生状况对于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无疑十分必要。法租界当局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采取了一定的应对行动。然而，他们仅在监督和协调层面上有所动作而将大量具体的难民管理工作推诿给各民间慈善组织。即便是这些极为有限的举措，法租界当局又因其过度僵化的官僚主义作风，忽视了底层难民的最基本需求[35]，使难民救助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大打折扣。
3.法国当局的立场及其原因
在近代中国的四个法租界中，上海法租界开辟最早、面积最大、也最繁荣。上海因此成为法国在华拥有最重要利益的城市。法国最初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持批判态度。随着1937年至1938年席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的强袭，法国国内经济严重下滑、失业率不断上升，对外还要面对德国法西斯的直接军事威胁。内忧外患的法国正从一流强国沦为二流强国，深陷于内政、外交和军事事务而无法脱身，完全顾不上干预中日纠纷，更不愿为了中国向日本挑战，只能追随英美的绥靖政策充当一名次要角色。法国担心中国的战败会导致日本进攻租界，因此法国驻华外交官于1937年11月14日公开表示法国政府对于中日交战双方保持绝对中立，其目的在于对日妥协以避免法租界遭到日军的打击，维护法国在上海这块微小飞地的利益。
上海法租界当局的一贯态度是，他们无力终止战争，只能全力应付令人头疼的中国难民潮。战争伊始，法租界当局就认为，其辖区内四分之三的中国难民来自华界区，因此难民管理和物资供应理应归华界当局或民间组织负责，与己无关。但上海市政府却无力承担，“中国当局只负责伤兵，抗霍乱疫苗接种尚未进行”[36]。由于医疗设施缺乏、人员拥挤和生活不稳定等因素使辖区内存在发生大规模疫情的隐患，法租界当局意识到无法节省这笔开支，于是被迫决定组织卫生监管。他们选择把工作重点放在大规模疫苗接种与监测食物和水质上，力图从源头和传播途径两方面阻止霍乱的蔓延。这些举措的积极意义与其局限性一样明显：一方面，在客观上法租界当局尽力阻止了一场公共卫生灾难，为挽救人类生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当局却选择性地优先保障辖区内的外籍人士，并通过取得成效的救治工作来突出生产疫苗的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的重要性，以显示法国科技的发达和优越。
法国虽然保障了其在华利益，但消极被动的立场却损害了自身的国际声望。在乔治·皮科看来，法国在远东的态度被视作是为了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冲突而屈服于极权主义国家要求和威胁的表现。仅仅向日本做出抗议，在所有远东人民看来是民主国家无能的承认和向日本势力的致敬。[37]
三．天主教会的难民救助工作
两次淞沪抗战期间，上海的各种慈善组织、宗教团体等社会力量纷纷参与到难民救助工作中，天主教会也积极投入其中。上海教区宗座代牧惠济良蒙席（MgrHaouisée）在1932年写给传教士和教徒的信中强调了“救助的义务”：“我了解你们的慷慨。那些饱受身体和精神痛苦的可怜的人们除了你们的仁慈之外一无所有。”[38]1937年7月31日他再一次向整个教区传达对于国家的奉献：“毫无疑问，我们不能都被动员上前线，为我们的士兵贡献我们的血脉，甚至我们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全部成为战斗军队的一员，我们可以组成辅助的队伍。以何种形式来提供帮助呢？毋庸置疑，我们会慷慨地付出一切，为国家的捍卫者服务。”[39]在他的领导和号召下，天主教会在教会医院、学校和慈善机构设立多处伤兵医院或病床：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设立伤兵医院20多处；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设立伤兵医院6处，收治中国军队伤兵约2460人。[40]
1.天主教教会人士和信徒对难民的救助
天主教震旦大学及其附属广慈医院，因其医术高超的医生和医学院学生、完善的医疗设备和化验室、较为充裕的场地，在两次淞沪战争中均成为救助伤员和难民的中心。1932年，20余名震旦大学医学院学生自愿冒着枪林弹雨前往最前线的战地医院救助伤员，后其中的十几位学生随医院转移至苏州，共救治500-600名伤员。[41]“震旦大学让出西首宿舍洋房数十间收容华方伤兵。并由广慈医院自动向中国红万字会认收伤兵至少50名，充分供给铺位饮食医药等需用物品完全免费，现悉已收20余名。所有看护工作，均由广慈医院华法国籍之修士担任之。医生则除震旦大学毕业之华籍外，并有著名法国医生Brugeas博士参加其间。博士曾于欧洲战时担任战地军医，富有经验，近日已作种种重要手术，治愈重伤兵士多人。该校乔神父将操场中新建之大礼堂，再行让由中国红十字会安置中国伤兵。昨日该处已到有百余名。”[42]震旦医学院第28伤兵医院共收治伤兵300多人。[43]“八·一三”沪战爆发翌日，震旦大学礼堂、新校舍、广慈医院(专收重伤员)被改造成第三救护医院，有医生30人，由震旦大学医院毕业校友、在校师生和广慈医院院医担任，义务服务，不支薪给。震旦大学伤兵医院规模最大，管理最完善，1937年8月14日至1938年4月15日期间先后收容伤民500余人，受伤官兵1400余人。”[44]在震旦大学难民所，由震旦附中童子军20余人配合男女纠察20余人维持秩序，医疗卫生工作则由震旦医学院师生、广慈医院医生护士和仁爱会（LesFilles de la Charité）修女负责，在1937年8月22日至1939年7月29日期间共救助难民5万人。[45]
法籍耶稣会神父饶家驹（Jacquinot de Besange）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曾任华洋义赈会会长，出入战区救护伤兵和难民。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他发起组织上海国际救济会，并担任国际救济基金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等职务，积极从事各种慈善救济事业。他凭借其外籍中立身份，灵活运用个人能力和人格魅力，积极在中日西各方间斡旋，成功地在南市设立了“饶家驹安全区”。该安全区设有一个完全自治的难民委员会，每天为区内超过10万名难民提供食物、饮水及用电等生活资源；天主教会组织和慈善团体在区内的医疗服务方面也起到了开创性作用。“饶家驹安全区”在1937年11月9日至1940年6月期间共保护了大约25-36万逃难的中国人[46]，成为值得中外学习的成功范例。因此，饶家驹神父在中国难民中得到很高的评价，人们盛赞他“虽然失去了右手，但用左手做出了比许多人用两只手更多的好事”！[47]
一向致力于医疗护理工作的天主教各修会修女们在战时伤兵和难民救治方面的贡献也不容忽视。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拯亡会（Auxiliatrices）、方济各会（Franciscaines de Marie）的14名修女在饶家驹神父的带领下前往战区解救平民和伤兵。[48]方济各会修女负责中国公教进行会在董家渡的救护医院[49]；仁爱会修女负责设在震旦医学院、安当医院的第28和第18伤兵医院；拯亡修女会的寄宿学校被改造成一个治疗点[50]。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方济各会修女管理徐家汇难民营的泽惠医院[51]、杨树浦的圣心医院[52]，并为震旦大学在后方浙江的一家有925名伤员的医院提供协助[53]。仁爱修女会总会的修女管理5座难民营：从1937年8月22日起，4位修女在法租界内马思南路（今思南路）的难民营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6点；2位修女在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由救世军（Armée du Salut）领导的有4500名难民的难民营工作；并负责饶家驹安全区的一间诊所和专治传染病儿童的儿童-耶稣医院（Hôpitalde l’Enfant-Jésus）。[54]修女们还参与所有难民营的霍乱和天花疫苗接种工作。[55]
2.天主教会救助难民的动因
自日俄战争以来，日本的野心急剧膨胀，一直图谋中国东北，进而占领整个中国。面对如此侵略行径，天主教会根据1924年上海第一届主教大会决议案第696条保持中立，“如有争执发生，或当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传教士应在言行方面谨慎行事，严守中立，以免为教会制造政治上的仇恨”。但从“一·二八”事变开始，教会一改往日的中立立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介入态度。两次淞沪抗战中，上海天主教会对中国军民给予了大量帮助。[56]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上海为天主教在华重镇
自明代起，天主教耶稣会士就在上海地区开教。到了18世纪初，天主教教务鼎盛，信众众多。自20世纪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教会加快发展，修葺和新建了一批大教堂，创办了大学和医院。[57]可以说，对于天主教，上海成为与京津同等重要的中心。在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士兴建了著名的震旦大学，在徐家汇主持着众多科研机构，包括天文台、光启社、博物院和藏书楼等。另外还在此建有4所大型神学院、1所大修道院、1所耶稣会神学院、6家医院和2家大型孤儿院，有3个男修会和10个女修会以及91位国籍神父在此与耶稣会巴黎省会会士合作。[58]
（2）创造中国各界对于天主教的信赖和好感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罗马天主教会因此得以重新获准在中国传教。虽然西方各殖民国家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向来复杂而微妙，但至少在中国人的眼里，后者却往往被视为前者在中国的代理，也就是说二者在相当深的程度上共同构筑了“殖民-传教”同盟关系。这种同盟关系引起了中国官府和民众严重的对抗情绪，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政治范畴，渗透在经济、文化、法律、心理认同、伦理、情感和价值观等诸多层面。[59]尤其是发生在20世纪前二十年的民族主义潮流和以现代化为追求的“新文化运动”更是给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各个宗教带来了严重的挑战。教会为了捍卫天主教，必须赢得中国人对其的信赖和好感。
1928年教宗的“八一通电”直接催生和激发了中国天主教界沉睡已久的民族主义热情，使得后者一改此前隐忍卑微的态度和做法，积极主动地关心和参与到国家的共同命运当中，其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也日益得到强化。[60]
上海天主教会人士在1932年“一· 二八”事变后不畏艰险救助难民的努力使得中国媒体对此发表了大量褒扬文章：“2月9日，救护消息：沪变之日，震旦大学医科，即赶赴前方，施行救护。连日日机轰炸真茹，该科救护地点即在暨南大学，颇感危险。但工作人员绝不畏缩。2月20日，广慈医院优待中国伤兵：本埠天主教神父，此次对于救护伤兵难民，颇具热忱。2月24日，近日前方战事愈发扩大，战士负伤者因而益多。该校校长睹此现象，恻然悯之，特循中国红十字会之请，将沪上著明之该校庄严灿烂之大礼堂，辟作病院，并派该校医科学生加入工作。”[61]
其他宗教信仰人士也因此对天主教会大加赞赏。主要领导人为道教徒的中国红万字会，因看到震旦大学学生在救助难民工作的英勇表现，主动向震旦校方请求合作设立救护医院。[62]身为前新教牧师的一位参与救助机构设立和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领导人也表达了钦佩之情：“我知道只有你们，天主教徒，你们工作得如此多如此好。并且默默地做到这些.....”[63]JohnOu原是新教卫理公会的教徒，同时也是一位享有很高声望的法学家、政治评论家，因受到饶家驹难民工作的鼓舞，后来转入天主教会。[64]一位著名的中医兼虔诚的佛教徒丁福保，因为赞赏震旦大学为难民和伤员提供的帮助而于1939年3月25日向学校捐赠图书2万5千册和5万余卷古今刊本。[65]
天主教会的表现还得到了中外军政各界的高度认可。震旦大学救护医院接受了上海市长吴铁城、十九路军总指挥兼淞沪警备司令蒋光鼐夫人、法国驻华公使韦礼德（Wilden）等人的视察。吴铁城毫不掩饰他的钦佩并多次对天主教会救助伤员的工作表示感谢。[66]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兼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在1939年2月1日给广慈医院院长万尔典神父的信中写道：“在1939年1月23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会议上，公董局决定授予广慈医院租界银质奖章以感谢其在近来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发挥的优质服务。”[67]
（3）加强传播天主教信仰和吸引新信徒入教
在华天主教由于经济困难，大部分人力、物力分散在乡间，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缺少联系。[68]天主教信徒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扎根于中国社会最底层人群。相比之下，新教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且在城市内与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其社会影响力是天主教所望尘莫及的。在两次淞沪抗战中，天主教表现出高涨民族主义热情，他们的助华救民行为，不仅使得普通民众完成了将基督宗教信徒从社会和道德边缘的重新归位，还吸引大量的战时移民、难民、孤儿、伤兵等受助者入教，更得以进一步接触到上层社会的精英人士。
1932年，第19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等人的夫人来到救护医院慰问伤员，并顺道参观教堂。在看到圣女贞德雕像前燃烧的蜡烛时，夫人们向陪同的神父询问，当得知圣女贞德拯救了法国，她们在雕像前深深地三鞠躬以求保佑中国。[69]在1932年复活节前，仅在由拯亡会修女管理的医院就有105名中国伤员受洗礼。[70]在由拯亡会修女巡视的9家世俗救护医院里，修女向提出要求的伤兵发放了超过1000块显灵圣牌，并进行了132次洗礼。[71]
“八·一三”事变后，在震旦大学救护医院，震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彭廉石（Bonnichon）亲自担任驻院神父花费大量时间讲解教义，同时还有30名修女、天主教青年团的学生以及神父教师在此参加服务和传教。天主教会还专门举办“护教周”，特邀教内精英人士，如法租界公董局律师Kou Cheou-hi、法租界卫生化验所疫苗部主任、巴斯德研究所刘永纯博士，进行一系列讲座，受众者达300-500名。[72]上海教区惠济良主教亲自为30多位新入教者庄严施按手礼。[73]第一年，震旦大学救护医院共有病危难民230人领受洗礼，受劝化入教的官兵有68人，[74]还有70名临终者找到通往天堂的路[75]。
在“饶家驹安全区”内有大量教职人员负责管理和传教。据信，有一名传道员一年劝化78名成人信教。[76]1938年初在徐家汇难民所，400余难民均在临终前受洗入教。教会还开办难童学校4所，共有学生2000多人，由圣母会会员和备修生任教文化并同时讲授教义进行传教。[77]在位于南洋公学的难民营，拯亡会修女在3周内为152名成人和600名婴儿洗礼，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前来帮助管理的神父和基督徒所进行的洗礼。在徐汇公学，受洗人数有360-400人，听教理人数有600-620人。[78]
1938年在汉口，蒋介石同意罗马教皇驻中国代表参加他为饶家驹举行的宴会。这是此前教皇代表一直苦苦寻求与中国高层官员接触的难得机会。蒋夫人在宴会开始前邀请罗马教皇代表做祈祷。宴会的高潮是宣布废除现行的关于禁止在课堂上进行宗教教育的法令。这些被认为是对饶家驹神父在救助中国难民中的出色表现，尤其是对建立饶家驹安全区和对在华天主教会服务的一种回报。[79]
毫无疑问，战争为天主教传教士提供了发扬他们的慈善事业和表现能力的可能。正如法国驻教廷大使总结法国传教士在淞沪战争中的角色时所说的：“天主教会无疑从摧毁在上海的传教事务的可怕灾难中走出而成长并提高了威信。对于伤员和难民保护、设立安全区、由天主教大学救护伤员，这一切都引起异教人群对于天主教徒的好感和钦佩。”[80]同时，作为主力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的努力也弥补了法国政府和法租界当局对中国难民救助的缺失：在难民营“日本人无权进入，此处飘扬的是法国国旗和红十字会的旗帜[81]”；法国驻华大使对于饶家驹神父的工作更是大加赞赏：“你已经成功做了我们永远无法实现的事情[82]”。
四．结语
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国家与社会的胶合之态。难民救助则位于这种状态之下的公共空间（publicspace），国家和社会均涉及其中，对救助工作产生很大影响。彼时，南京国民政府无力应对大规模的天灾人祸。外国租界当局迫于维护自身利益、减少战争对租界内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做出了一定的努力。随着战争升级和上海沦陷，社会动荡加剧，国家力量无力承担社会救济的主导角色，逐渐退出难民救助的主舞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力量便成为上海地区难民救助的主体，在社会公共领域中发挥积极作用。包括天主教在内的中外宗教组织和其它民间团体的共同努力，构成了当时难民救援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天主教会同世俗政权和民间组织均有紧密联系，成为当时中国民众的重要信息来源与沟通渠道。由于国民党政权的缺席和租界当局的保留，社会中间组织充当起国家救济“替补者”的角色，折射出普世的人道主义精神。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社会救济工作的局限性，即救济供给与难民潮的严重程度是不相称的。虽然因部分国家权力处于真空状态，社会力量起到了暂时的引领作用，对当时的难民救助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不得不承认，单靠这股社会力量是无法独自承担救助潮涌般难民的重任。
基金项目：2014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青年课题“国际关系与宗教纷争下的震旦大学（1903-1952）”（2014ELS001）。
作者简介：任轶，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讲师
本文原载于《民国档案》，2015年第1期，第 67-75页。感谢作者赐稿。
[1]例如：张劲夫：《救济难民》，黑白丛书社战时特刊之四，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
[2]例如：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例如：刘敏：《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地区战争难民问题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许雪莲：《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难童救济教养工作述评》（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李国林：《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组织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阎智海：《全面抗战时期国际红十字组织自对华援助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彭碧红：《抗战时期重庆的难民救济》（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等。
[4]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8页。
[5]阮玛霞：《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
[6]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宗教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75195/node75203/node75285/node75299/userobject1ai91990.html
[7]张宏森：《论“八·一三”抗战期间上海难民救济》，《湘潮》2008年4月：第5页。
[8]郑祖安：《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史林》2002年第4期：第61页。
[9]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租界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3852/node63857/index.html
[10]《难民区商联会劝商户回区复业》，《申报》1937年11月30日，第4版。
[11]《难民区商联会劝商户回区复业》，《申报》1937年11月30日，第4版。
[12]Feng Yi, «Elites Locales et Solidarités régionales.L’aide aux réfugiés à Shanghai (1937-1940) », in Etudes Chinoises, vol XV, n°1-2, printemps-automne 1996, p.78.
[13]François Chabot, « La fin de la présence politique française àShanghai 1937-1943 », in JacquesWeber (éd), La France en Chine (1843-1943), Nantes :Presses académiques de l’Ouest ; Ouest Editions, 1997, p.234.
[14]《法军昨日续到两营》，《申报》1937年8月25日，第02版。
[15]François Chabot,op.cit., p.235.
[16]阮玛霞：《饶家驹安全区 战时上海的难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17]François Chabot,op.cit., p.234.
[18]《法租界严密维护治安》，《申报》1937年8月13日，第10版。
[19]Procès-verbal du Comité de ravitaillement, 25 août 1937,Archives diplomatiques, carton 83.
[20]Rapport de police, 31 août 1937, Archives diplomatiques,carton 91.
[21]Procès-verbal du Comité de ravitaillement, 25 août 1937,Archives diplomatiques, carton 83.
[22]郑祖安：《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史林》2002年第4期：第59页。
[23]Lettre du 9 décembre 1937, Registre des correspondancesavec l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AMAE) 61(3).
[24]Archives municipals de Shanghai(AMS), U38 1 500(2).
[25]AMS, U 38 5 1530.
[26]Archives privées de Louis Malval, Rapport des médecinsJean Malval et Yves Palud sur le Choléra de 1937 dans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Shanghai.
[27]Archive de l’Institut Pasteur, Rapport du docteur Raynalsur l’Institut Pasteur, Statistiques sur le Choléra à Shanghai en 1942.
[28]Frédérique Glaise, « L’évolution sanitaire etmédicale de la Concessionfrançaise de Shanghai enre 1850 et 1950 », Université Lyon 2, 2005, p.401.
[29]《虹口沪东来者实施检疫》，《申报》1937年9月10日，第06版。
[30]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租界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3852/node63861/node63959/node64492/userobject1ai58027.html
[31]AMS, U38 5 1667.
[32]《连日秋凉难民死亡》，《申报》1937年9月17日，第06版。
[33]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租界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3852/node63861/node63959/node64492/userobject1ai58027.html
[34]Bulletin mensuel dela Concessionfrançaise, Fév 1938.
[35]FengYi, op.cit., p.84-85.
[36]AMS, U38 1 500(1).
[37]Jacques Weber, « Un siècle de présence françaiseen Chine (1843-1943 », in Jacques Weber(éd), La Franceen Chine (1843-1943), Nantes : Presses académiques de l’Ouest ;Ouest Editions, 1997, p.28-30.
[38]« Comment blessés et refugiés Chinois furent secourus parles Missionnaires durant la bataille de Changhai (février-avril 1932) », Relations de Chine, Oct 1932, p.232.
[39]« 31 juillet 1937,S.Exc. Mgr Auguste Haouissée, SJ, vicaire apostolique de Shanghai, Lettrepastorale : Le Dévouement à la Patrie », in Auguste Haouissée, Lou Tseng-Tsiang, Marius, Yu Pin, Zanin, Lavoix de l’Eglise en Chine 1931-1932, 1937-1938, Bruxelles : Edition dela Cité chrétienne, 1938.
[40]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通志》第14卷民族、宗教第5章天主教，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7/node79044/node79328/node79344/userobject1ai103702.html
[41]« Blessés de guerre à l’Aurore»,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1931-1932 No 25, p.64.
[42]《申报摘录》，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 1931-1932 No 25, p.6-8.
[43]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通志》第14卷民族、宗教第5章天主教，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7/node79044/node79328/node79344/userobject1ai103702.html
[44]« Le Troisième hôpital temporaire de la Croix Rouge »,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1937-1938 No37, p.34.
[45]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宗教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75195/node75203/node75285/node75299/userobject1ai91990.html
[46]阮玛霞：《饶家驹安全区 战时上海的难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
[47]« Le Père Jacquinot »,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1946 III Tome 7 No 3, p.VI.
[48]« Autour de la bataille deChanghai », Relations de Chine, Juillet 1932, p.187.
[49]« Comment blessés et refugiés Chinois furent secourus par les Missionnairesdurant la bataille de Changhai (février-avril 1932) »,op.cit., p245.
[50]« Comment blessés et refugiés Chinois furent secourus par les Missionnairesdurant la bataille de Changhai (février-avril 1932) », op.cit., p240.
[51]« Zi-ka-wei-Un nouvel hôpital Lettre du Père Groojans », Relations de Chine, Oct 1938,p.401.
[52]« L’hôpital du Sacré-Coeur », Relations de Chine, Oct 1938, p.405-406.
[53]« Echos et nouvelles», Relations de Chine, Jan 1938, p.319.
[54]« Les Missions lazaristes et des filles de laCharité », Revue mensuelle, Avril1938.
[55]AFC, liasse, 564/6, lettre du 21 octobre 1937.
[56]刘国鹏：《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8-429页。
[57]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通志》第14卷民族、宗教第5章天主教，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7/node79044/node79328/node79344/userobject1ai103698.html
[58]« Les intérêts de l’Eglise dans la zone de guerresino-japonaise », Relations de Chine,Oct 1937, p.196 .
[59]刘国鹏：《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60]刘国鹏：《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1页。
[61]《由新闻申报抄录》,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1931-1932 No 25, p.6.
[62]« Commentblessés et refugiés Chinois furent secouru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urant labataille de Changhai (février-avril 1932) », op.cit., p.236.
[63]« Comment blessés et refugiés Chinois furentsecouru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urant la bataille de Changhai (février-avril1932) », op.cit.,p.247.
[64]Relations de Chine, Avril 1938, p.347.
[65]« Les oeuvres de l’Aurore au cours de 1939 », Relations de Chine, Juillet 1939, p.152.
[66]« Comment blessés et refugiés Chinois furentsecouru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urant la bataille de Changhai (février-avril1932) », op.cit., p.238-239,p.242.
[67]« L’Aurore et ses réfugiés », Relations de Chine, Juillet 1939,p.153-154.
[68]刘国鹏：《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
[69]« Comment blessés et refugiés Chinois furentsecouru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urant la bataille de Changhai (février-avril1932) », op.cit., p.241-242.
[70]« Autour de la bataille de Changhai », op.cit. , p.185.
[71]« Comment blessés et refugiés Chinois furent secourus parles Missionnaires durant la bataille de Changhai (février-avril 1932) », op.cit., p.243.
[72]« L’Aurore et ses réfugiés »,op.cit., p.153.
[73]« L’Université L’Aurore pendant la Guerre », Relations de Chine, Oct 1938, p.404-405.
[74]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宗教志》第四编天主教，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75195/node75203/node75285/node75299/userobject1ai91990.html
[75]« L’Université L’Aurore pendant la Guerre », op.cit., p.404-405.
[76]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通志》第14卷民族、宗教第5章天主教，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7/node79044/node79328/node79344/userobject1ai103702.html
[77]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宗教志》第四编天主教，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75195/node75203/node75285/node75299/userobject1ai91990.html
[78]« Zi-ka-wei», Relationsde Chine, Avril 1938, p.351.
[79]« Voyage du père Jacquinot à Hongkong et àHankow », Relations de Chine, Oct1938, p.409.
[80]AMAE, série E, Asie-Océanie, 1918-1940, Chine, vol. 652, f. 240.
[81]Journal de Shanghai，le 14novembre 1937.
[82]AMAE,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commerciale (1918-1940), série E, Asie,vol. 653, Copie de « Compagnie », n°9 corrig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