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记者：陈娴 姜清越
责任编辑：韩翊民 方芮玫
“中山大学卓越服务奖”始设立于2009年，以表彰与学校休戚与共、参与并见证了中山大学光荣历史、为学校发展建设服务超过30年的教职员工，旨在传承中山大学办学传统，弘扬立足本职、爱岗敬业的精神。
“用钱钟书《释文盲》中的一段话做比喻，这就像整理旧衣服，忽然在夹袋里发现了用剩的钞票和角子，虽然是份内的东西，确有一种意外的喜悦。”杨权这样描述获得“中山大学卓越服务奖”后的心情，“虽然是靠‘熬年头’得来的，但我心里还是很高兴。”
坐定后，杨权慢慢说道：“我得过的重要奖项只有两个，第一个是插队时评上的县劳模；‘卓越服务奖’是第二个，之所以这么少，一来是表现不够好，二来，我觉得奖都不应该伸手要，而是人家认可你，主动给你的。”顿了一下，他又补充，“只采访我只怕对其他先生不公平，他们对中大做的贡献比我大。”
（杨权，2016年摄于印度，杨权供图）
始闻大道，初露锋芒
“我的工龄有四十二三年啦，”他掰开手指，细细数着，“要说在中大任职，自1987年进中大出版社起，也有三十来个年头了。”
杨权，字衡之，1958年生于广西玉林，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他考入了玉林师专（今玉林师院）。彼时，他已在老师的指导下展开初步的学术研究，并在相关学术杂志上刊载成果，“但我觉得写的不好，都撕掉了。”从边角泛黄但仍平整的小册子上，依稀可见缺损的页码和参差的撕痕。1984年，杨权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1987年毕业后，杨权南返至中山大学，原本要到中大历史系当教师，但由于当时历史系缺少编制，杨权又有学报编辑经历，系主任陈胜粦教授便将他介绍到了中山大学出版社，说是“过一两年就回到系里”，没想到，他一干就是十五年。
在杨权主持出版工作期间，中大出版社共出版了专著、教材1000余种，其中包括《中国方术大辞典》等鸿篇巨制。虽然很快当到了总编辑，但他自觉并非经营管理方面的干才，况且所喜欢的也是学术。“我一生做事，最重视的就是‘有趣’二字，有趣的事一分钱不给我也会做，没趣的事给再多钱我也不做。”而对于杨权来说，做学术，便确是他的“有趣”之事，“在出版社作编辑也是一碗饭，但学术饭吃起来更香。”
终于在2001年社领导班子换届后，杨权在当时校党委李延葆书记的过问下成功从出版社调到了古文献研究所。
敏而求之，矢志不渝
“转岗时，我已有编审的职称，但却不能当作教学的本钱，除了这顶‘帽子’外，其实两手空空，学术成果——零，”杨权笑着，用双手比划了一个“零蛋”。“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秀才不读书，三年成白丁’，而我已十五年不曾读书。”杨权说，在出版社看稿读书不同于做学术研究，是“替他人做嫁衣裳”，成果都是别人的。那时杨权已年逾四十，“我的同龄人已经在前面跑得连灰尘都看不见了。”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以下简称“古文献所”）曾是独立的校直属研究所，后又曾被资讯管理系收编，直到2011年才并入中文系。
杨权研究历史出身，却在古文献所任研究员，后又先后兼任中文系、资讯管理系硕士研究生导师，三个不同的陌生领域交叉，对他构成了不小的挑战。但或许是遇到了真正所爱之物，杨权的学术研究进展很快。
虽然他既非中文系出身，先前也非中文系教师，甚至在校人事体系中的身份是管理图书的教辅人员，却在2008年就被正式遴选为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至今很感激同仁们的认可。”他很谦逊地说。
（杨权先生在中文系）
杨权原本专攻秦汉史，初来古文献研究所时，与当时的研究员陈永正先生共事，陈先生研究岭南的诗歌文献，杨权便跟随。这也构成了他研究的双领域——一是秦汉研究，二是岭南文献研究，以明清文献为主，又包括诗歌和佛教。“就像我们中大三个校区五个校园，这相当于两个校区三个校园。”杨权这样解释自己学术研究的基本格局。
在秦汉研究方面，杨权有代表作《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2006年）。该著作曾被安作璋、姜伯勤、蔡鸿生等著名学者审阅，获得了较高评价，被认为“具有正本溯源的意义”，达到了此一问题研究的前沿水平。
其二是岭南研究，也是他近期的重要研究项目。以杨权为常务副主编、清代部分的主要编者编纂的《全粤诗》，现已发行二十余本，被列入国家项目，“光是排出清代就要几千万字，若是全列出来，要有巨大的几本。”
此外，杨权作为首席专家研究的课题“岭南诗歌文献整理与诗派研究”被选为“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及此，他的语气里满满自豪，笑说，这是一项“巨无霸工程”，而且“还只是宏大项目中的一个。”
（杨权立项简报）
望着一柜子的著作和杂志，我们总觉得杨权的生活怕是充满了辛酸与疲劳。他却大笑否认，“我常跟我的学生说，如果你们觉得做学术苦、累，说明你们还做得不够，一旦到了境界，会觉得它是一件快乐的事。”“有时完成研究之后，我便会下意识地哼起歌来，正是以它为乐，哪里会辛苦呢。”
在秦汉史与岭南文献研究之外，杨权还完成了一套道教的文献整理；从事过唐代筦榷（专卖）制度的研究并其他学者合作出版专著（1990年）；翻译过荷兰人高罗佩作品《密戏图考》（2005年），涉猎领域极广。杨权的办公室有一整面墙都被书柜占据，“这一柜子每本杂志里都有我的文章。”杨权搬出一摞，指给我们看，如同收藏家展示亲自鉴定的稀世古玩，小心翼翼又眉眼带笑。
文林艺苑，乐在其中
“乐闻其道”不仅仅体现在其学术成果上，学术研究过程中，杨权也自有一份乐趣。
杨权工作的原则是基于陈寅恪先生与陈垣先生提倡的“在材料的占有上，上穷碧落下黄泉；在研究方法上，打破砂锅问到底。”他的问题意识非常强，“我的文章大半以问题展开，并一直追问下去，就像小朋友一样，为什么为什么......”杨权笑道。而这些问题的提出也有其依据，他强调，提出问题要把相关材料找全才能展开，“做学问必须了解学术前沿，否则做的学问都是别人做过的。”
杨权自四十多岁从零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献，虽然现已年近花甲，学术年龄却相当三十五六岁。“未见得有多出色，只是喜欢，每年又都有些成果。”面对越来越多的恭维，他打趣道：“农民养猪，年底还要出笼呢，我是个职业学者，社会养我就是让我专攻这个，吃这碗饭就应该做出东西来。”
现如今，杨权的头上已有三顶桂冠——编审、研究员、教授，且在每一领域都成果颇丰，尤其在学术研究上，成就一年更胜一年，至今仍处于上升阶段。出版界同仁将他的转轨褒奖作“像小蛮腰一样的华丽转身”。
在学者的身份之外，杨权还是书法、绘画、篆刻的爱好者，“我实在业余，不过喜欢而已。”在他的办公室内，有一张颇大的画台，镇纸、水墨、毛笔一应俱全，另有一尊宜兴陶瓶，上刻杨权的书法绘画，旁边的架子上则摆满了他亲手操刀雕刻的石章。书有楷隶，字句清雅，画具素彩，下笔生动，且虫鸟鱼虾、花草竹石均可入画，有的为友人而作，有的自留。自用一把黑檀木扇子也是亲自题诗作画。“我不运动，就以此为休息方式。”
教授还精于鉴赏，手眼之高足以令行家刮目相看，又善于作赋，骈散并举，“可谓学有专诣而并兼文林、艺苑之长。”学生对他如是评价。【1】
（有杨权先生作画题字的扇面）
纵观杨权先生半生，泛舟学海，不计名利，矢志不渝而不固步自封，所凭皆为“喜欢”二字，自得其乐，悠哉游哉。而其自谦、自省、自强，堪称我辈之楷模。
【1】选自杨权学生.学术求新，破蛹化蝶［N］.玉林日报，20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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