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社会治理
主题
虽说多元文化交流和国际化招生已成为不少高校追求的发展趋势，在大学中依据社会文化群体而形成“小圈子”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为了解释这一现象，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田晓丽副教授从微观的社会互动层面针对香港高校当中的内地生群体与本地生群体展开深入质性研究，指出了日常活动、深度参与的经历等在促进学生跨群体互动当中的重要性。研究发现，在香港高校当中，过于碎片化的日常生活空间、防御性的人际交流空间、以及政治化的网络空间，使得可供内地生与本地生群体长期参与的日常活动和共同经历十分有限，从而进一步导致了跨群体互动的缺失。在这一情况下，跨群体友谊的建立往往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制造条件），从而帮助消除个体交往当中的顾忌，增进情感联结。该研究已于2017年发表于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杂志。
（文献来源：Space and Personal Contacts: Cross-Group Interaction between Mainland and Local University Students in HongKong,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Online first: 1-20, 2017. DOI: 10.1177/0265407517718967）。
一、两个概念： “类聚效应”（homophily）与“群体间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推动文化多样性与培养“世界公民”成为许多高等院校的招生原则，不少大学甚至在规则制度上进行改进，以期实现就读学生群体之间的跨群体交流与互动。然而，不少实证研究发现，即使来自不同背景的大学生在同一个校园学习，各个群体之间仍然倾向于各自抱团社交，尤其在非本地学生群体当中，仅在非本地学生群体内部互动、较少融入本地学生群体和社会的现象十分普遍（Waters & Brooks, 2010）。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香港的高校：虽然校方大多通过制度设计等手段致力促进内地生与非本地生之间的融合与交流（例如分配本地生和非本地生为宿舍室友），但内地生与本地生之间的隔阂仍然较为明显，不仅互动频次较低，深层次的交流就更为缺乏（Chiu, Lau, & Zhang, 2014; Tian, 2016）。
在社会学领域，人们倾向于将这种与拥有类似背景的群体进行社会交往的现象被称为“类聚效应”（homophily）（McPherson, Smith-Lovin & Cook，2010）。类聚效应可能促进“同质化群体”（group homogeneity）的形成，但是此前有社会学研究表明，类聚效应的出现并非完全来源于个人的心理偏好，它的产生可能是包括社会背景、社会经济地位、兴趣爱好、政治态度等因素在内的一系列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es）的结果（Wimmer & Lewis，2010）。在这一过程当中，微观个体层面的接触与情感联结同样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在这个微观的过程中，“群体间接触”（intergroup contact）是另一个相当重要的社会学概念（Amir, 1969）。人际接触理论认为，在某些条件下，跨群体间的接触与互动可以促进友谊的加深，但在另外一些条件下，也会挑起更多冲突和偏见。此前的一些社会学研究还发现，感情与好感可以作为个体接触过程当中的重要中介机制（Litwak & Szelenyi，1969）。亲密感和长期、持续性的接触可以为人们提供关于对方的充分信息，从而有利于帮助克服最初印象当中的群体偏见，而相比之下，表面化、肤浅的人际接触就无法起到这个效果。
那么，到底是怎样微观社会机制使得大学内的学生群体形成了以“本地/非本地”而非其他特征为主要依据的群体隔阂？又是什么样的社会过程，可以使得非本地生和本地生打破群体隔阂，产生情感联促进亲密感的提升，进而消弭群体偏见呢？为此，田晓丽教授通过对80名来自香港四所公立高校就读的两类学生群体（在香港长大的本地生和由内地赴香港求学的内地学生）的深度访谈、实地观察以及对于高校行政与管理层的深度访谈，探究跨群体之间社交的微观社会互动过程和以上问题的答案。
二、日常空间的使用在跨群体互动当中的重要性
这项研究发现，虽然四所公立高校在世界排名、宿舍安排等多方面有着差异，但是都存在内地生与本地生之间明显的隔阂现象。此前已有多项研究从语言差异、群体歧视、内地生在香港的社交动力弱等方面解释了香港高校这一现象的形成，但是在研究中田教授发现，以上因素都不能作为足够充分的理由解释两个群体之间形成隔阂的原因。
碎片化的日常生活空间
该项研究发现，虽然在香港高校不同群体的学生都在校园上课、学习，甚至在校方的规则要求下被分配到同一间宿舍以促进融合与多文化交流，但是香港当地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得大部分本地生都在就读期间与家庭关系以及其他原有的社交关系保持着频繁的接触与联系，并会为此分拨出相当比例的时间和精力。此外，在香港高校的课程设置下，即使是同一届同一专业的学生也较少需要在长时间内共同上同一门课或参与同一项长期的活动，不少学生还会在就读期间参与学校大力提倡的一学期到一学年的海外交流项目，大学生在大学校园当中的日常活动空间较为碎片化，人际接触往往流于表面和肤浅。很多本地生受访者甚至表示，自己对于与大学同学建立过多联系没有很大兴趣，相比之下，更看重维护与原有的家庭关系和高中同学的情感纽带。
而对于内地生来说，由于在香港没有同本地生一样的家庭关系支持与原有的社交机会，他们的日常活动计划、生活作息规律与本地生展现出极大的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内地生与本地生即使同在一个宿舍，也会因为两个群体对于日常空间使用上的时间差异而带来分歧，甚至激化矛盾与冲突。
防御性的人际互动空间
通过研究发现，由于香港极高的人口密度以及狭窄的空间，本地人对于其他人在公共空间的行为是否适当非常敏感。而正因为如此，在内地生与本地生极为有限的互动当中，内地生会更加对自身行为进行反复检视，在举止上小心翼翼，担心引起本地生的不满，令本地生与内地生本来就已经十分单薄的互动过程雪上加霜。
此外，由于内地生大多在内地长大，并接受内地的教育至高中毕业，在许多社会事件上的政治态度与本地生有着很大的不同。为了避免冲突与对立，双方在交流过程当中往往对敏感话题与立场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双方互动过程的广度和内容的深度，进一步限制了跨群体互动和深层次关系的建立。
政治化的网络空间
研究发现，政治化的网络空间也在香港高校的本地生和内地生互动当中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在香港近年来特殊的政治气氛条件下，政治讨论在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占据了很大篇幅，社交媒体的使用进一步扩大了有不同政治立场的本地生群体和内地生群体之间的隔阂。
在访谈当中，一些内地生表示自己常常能够在脸书上看到一些香港本地生对于内地充满敌意而且偏激的言论，从而对本地生群体印象变差；同时，一些本地生受访者也表示，部分内地生在脸书上发表的言论让他们对内地生群体的印象变差，认为他们太过自大。这意味着，即使很多在脸书上互相成为好友的内地生与本地生之间未必会出现直接的冲突，充斥着政治议题讨论的网络空间依然能够超越线下空间的互动过程所带来的影响，加深双方对于另外一个群体的偏见与不满。
三、跨群体互动中情感联结的建立
虽然内地生和本地生群体之间的隔阂与偏见在香港高校非常普遍，但是在研究中也发现，四所被研究的香港高校都存在着很多成功打破隔阂、建立跨群体亲密友谊的例子。田教授分析后发现，这些案例有一个共同特征：内地生和本地生在一段时间内共同参与了某些活动或外地交流项目，从而实现了较为持续、长期的接触和互动。这样的例子包括内地生和本地生因为个别专业课程要求在多个学期之内共同参与多门必修课程的学习，或是双方共同离开香港参与某个外地实习或学术交流项目。
对此，田教授认为，虽然外地交流项目会使得学生的日常生活空间更加碎片化从而阻碍校园当中跨群体间的交流和互动，一旦学生一起离开校园来到新的环境当中，外在条件下产生的新的情境会为他们带来更多持续、高密度的共同参与经历，尤其是在共同面对挑战、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不同群体将在私人层面上增进了解，从而有利于减少双方互动当中的不确定性，削弱对该群体的刻板印象，促进跨群体友情的推进。
四、结论与分析
在该项研究中，田晓丽教授从微观的社会机制形成层面探讨了香港高校内地生与本地生群体之间隔阂产生的过程，指出这两个群体间的隔阂并非由双方社交动力不足、心理偏好等主观原因造成，而是由具体的情境因素导致的。这其中，香港高校的教学设计、香港高密度的空间生态、香港社会政治环境等导致学生之间缺乏共同参与经历，这是阻碍跨群体互动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日常时间和空间利用上的差异，令共同分享物理空间的不同群体之间的无法实现真正的个人层面的深层次接触和建立情感联结，而香港社会上的政治气氛更加剧了双方群体对于人际交往的防御和网络空间的政治化，带来更多的跨群体互动障碍。
此外，这项研究也印证了人际接触理论当中的一个观点，即如果在双方接触的过程中，焦虑感和不确定性无法得以消减，那么跨群体友谊就依然无法建立（Allan, 1998）。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内地生群体和本地生群体在香港政治化的网络空间和校园课堂上的短暂接触，都很难成为打破群体隔阂、消弭群体偏见的途径。只有在能够实现长期、亲密且全方位接触的情况下（例如海外交流项目），深层次的跨群体友谊才更容易产生。
虽然在研究选取香港作为实例展开分析，但是碎片化的日常生活空间以及网络空间上相互冲突的政治立场并非香港独有的现象，因此对于其他社会情境仍具有其参考价值。可以说，这项研究为我们提供的一个重要洞见即在于，即使是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拥有共享的日常空间和保持亲密、持续的人际接触在促进跨群体互动过程的作用依然十分关键。
附参考文献
Adorjan, M., & Yau, A. (2015). Resinicization and digital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 Youth,
cyberspace and claims-making. Qualitative Sociological Review, 11, 160–178.
Bakshy, E., Messing, S., & Adamic, L. A. (2015). Exposure to ideologically diverse news and opinion on Facebook. Science, 348, 1130–1132. doi:10.1126/science.aaa1160
Barbalet, J. (2015). Guanxi, tie strength and network attribute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9, 1038–1050. doi:10.1177/0002764215580613
Tian, X. (2016). Network domains i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Expectations, meanings, and social capit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9, 188–202. doi: 10.1080/1369118X.2015.1050051
Waters, J., & Brooks, R. (2011). “Vive la diffe´rence?”: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of UK students oversea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7, 567–578. doi:10.1002/psp.613
http://hub.hku.hk/handle/10722/241659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0265407517718967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