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兆梓
金兆梓（1889—1975），字子敦，号芚厂，浙江金华人。历任浙江七中校长、北京高等师范讲师、北洋政府外交部主事、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苏州市副市长等职。将近古稀之年，他重返出版岗位，担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主任、编辑委员会常委等职。在此期间，当选上海市政协委员，并兼任上海市文史馆馆长。他大学上的是理工学校，喜爱的学科是化学；肄业后曾先后在中学和师范学校教国文，课余研究的又是汉语语法和修辞，本无意于出版事业，但因种种机缘，先后三次进入中华书局工作，最终以学者型出版家名世。
金兆梓三进中华书局的时间分别是1922 年、1929 年和1958 年。据姚绍华《金兆梓先生传略》一文所述，金兆梓第一次进中华书局是为生活所迫：“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积欠北京教职员工的工资为数甚巨，先生迫于生计，乃于1922年春受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之聘，第一次进书局担任文史编辑。”但金兆梓自述并非如此，在《追忆陆费伯鸿先生》一文中，他写道：“记余与先生相识，尚在民国十一年。其时余正在北师大任教，裒集在校讲国文法之稿，颜曰‘国文法之研究’，加以整理排比，敝帚自珍，径致中华，丐其出版。先生得余稿，当以畀编辑所，时阅稿者适为业师张献之夫子。张师时适主持文史，颇需人相助为理而未得，遂请之先生约余入局。余重违师命，乃由平之沪。”在另一篇他为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五十周年所写的《我在中华书局的三十年》文章里，他也说：“我头两次进中华书局的引进人，是我在中学里的文史老师张相——张献之先生。”正是在张相的引导下，金兆梓逐步走上了研究文史的道路。他后来回忆说：“我原是个北洋大学矿冶系的学生，平日在学校中所喜爱的学科要算是化学，但我一生的工作中，却从来不是化学而是历史，尤其是教科书。”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向呢，就是因为老师张相调教的缘故：
我初次进中华，他正在主持文史地的中小学教科书。我一进局，他就教我编著一部新学制的初中本国史教科书。我推说历史非所素习，不好胡乱搞。他鼓励我并且允许我尽量帮忙。师命难违，我只好担任下来。在这书的编著过程之中，他就用带徒弟的方式督促我，教导我，使我勉强编成这么一部书。不意这书一出，半年中销数便达二万五千部。这样的销数，在现在不足奇怪，在1922 年的中国，可就是破天荒的事了。于是就有人恭维我是个历史教育家了。其实这是张老师作成我这不虞之誉的。但从此我却不能不钻研历史了。我的为学前途也便从此转了向。（金兆梓：《我在中华书局的三十年》）
虽然初任编辑就取得不俗业绩，但金兆梓似乎并未爱上这一行，仅工作一年，便考取北洋政府外交部翻译，复去北京，先后任翻译、主事。6 年后的1929 年，他第二次进中华书局工作，引进人是陆费逵和张相：“民十七，余挈眷南归，道出沪上，以旧谊谒先生（指陆费逵）暨张师于静安寺路总厂，时则国民革命军方底定江南，一时人心大慰，民气因之发扬。先生认文化教育之业为百事之基，欲有以辅助国民革命之鸿猷，坚邀相佐。余当时思归心切，请俟诸异日，先生乃挽张师屈趾旅邸者至再至三，余感其口殷，乃重理旧业。”（金兆梓：《追忆陆费伯鸿先生》）这次他一直工作到退休，时间长达23 年。这23年，以卢沟桥事变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他积极组织编辑各种教科书，“包括从初小到高小、从初中到高中、从简易师范到普通师范以及南洋华侨各级中小学校课本用书在内，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已逐一出齐”（姚绍华：《金兆梓先生传略》）。这些书精益求精，具有较高的质量，使金兆梓几乎付出了性命不保的代价。多年以后，他以痛定思痛的心情来回忆个中的艰辛和苦楚：
第二次进局，局中狂于我编初中本国史的成功，谬以为我真于教科书已有了三折肱的经验，竟叫我做了教科图书部部长，将这件最麻烦的事整个压在我肩上。这件事怎么说是最麻烦的呢？其一，从初一到高中所有的学科起码有十种以上，这十多种学科，又得按初高小、初高中四级高低不同程度为之配置材料；同时又将英、国、算、文、史、地、数、理、化、音乐、美术、劳作各科的编辑先生都合并到教科图书部中来归我领导。我当然不可能科科都升堂入室，但门口总得张这么一张，这张一张就已够苦了我。其二，所有这些科目的编制，当时都必须由教育部颁定什么课程标准、教材大纲。写教科书的人就得按部就班紧紧地扣住部颁的教材标准写，不许你自出心裁，自出心裁，就会扣你一顶不合标准的帽子而不许发行。……偏偏在我担任这劳什子部长时，正是反动政权权贵争夺教育部的当儿，所谓教育部部长不断在更换时，新部长对旧部长能显示的新猷，似乎就只在这课程标准的改订上。所以每换一个新部长，必有一份新的课程标准要颁布。……单就我担任教科图书部部长的五年间（1930 至1935），就改订了课程标准三次。往往前一次的各科教科书没有全部改编完成，后一次又来，这时候全国中小学就得坐着等待新教科书的出版。于是，编辑人员、印刷人员、发行人员就得全部动员起来，终年累月忙得屁滚尿流，把这急如星火的工作赶办出去；而我和类似我的教科书负责人这一份辛苦就不用提了。综计在我这五年中随着这种工作的高潮，血压也随之而高达二百度以外者两次，性命几乎不保。（金兆梓：《我在中华书局三十年》）
如果说第一阶段金兆梓是由于工作紧张繁忙而陷入苦海，那么第二阶段他虽然工作上没有那么大压力，但因遭遇国难，仍然未脱离苦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举家避难香港，书局的重心也随之移至香港。上海中华书局的所有业务遂几乎停顿，编辑人员也大多星散，只剩下金兆梓和舒新城、吴廉铭、姚绍华等少数人留守。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租界，金兆梓被迫逃离上海，从浙江历经江西、湖南、广西、贵州而抵达重庆大后方。一路上颠沛流离，艰险万状。到重庆后，金兆梓受命以总编辑名义行事，着手筹备于1938 年停刊的《新中华》杂志的复刊工作，目的是一方面搭建平台宣传抗日以鼓舞士气，另一方面借以联系大后方的作家为中华书局写稿。1943 年1 月，《新中华》以月刊形式恢复出版，成为大后方唯一大型期刊，金兆梓任社长，并主撰社论。与此同时，他也出任编辑部长，协助书局成立编辑所和印刷机构。据姚绍华回忆，当日军大举入侵湘、桂，西南遍传烽火之际，金兆梓对大后方的出版事业贡献很大：
《新中华》
当时内地出版物印刷质量普遍低陋，先生就凭借到达渝地的港沪两厂技术员工对他的信赖，建议在李子坝建立印刷厂，并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以提高印刷质量。这样我局出版物印订质量迅速提高，还影响其他印刷厂家的印制品质量的增进。由于先生对书局的贡献，声望与日俱增，当时来重庆的各地经理，对他倍加敬重，称他“老夫子”而不名，多数印厂工人也都称呼他“老夫子”，这竟成为对先生的专用尊称了。（姚绍华：《金兆梓先生传略》）
当然在此期间，金兆梓也与时任总经理的李叔明在书局的出版业务、经营管理、发展方向等方面都有分歧而发生冲突，但他始终以大局为重，努力操持，维护书局的利益，使书局处于一个较好的运营状态。正是由于“他对本局编辑出版业务，始终积极负责，这对当时编辑所的同人是一种有力的鼓舞，并为抗战胜利后渝沪两地编辑所的合并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姚绍华：《金兆梓先生传略》）。
抗战胜利后，金兆梓回到上海。由于身体原因，加上得知老师张相去世之消息，他开始萌生了退志。1950 年，因高血压复发，病状甚危，他按照新颁劳动保险条例办理退休，全家移住苏州。在苏州，他先后当选为市人民代表、市人民委员会委员、苏州市副市长，同时又被聘为江苏省政协委员。1958 年2 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指定中华书局作为其办事机构，主要从事我国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为了加强中华书局的力量，除将舒新城和金兆梓调回书局以外，还把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 与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金兆梓以书局副总编辑的身份兼任该所主任，这是他第三次进中华书局，时年已经69 岁。
上任伊始，他配合国务院检查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要求，以主任的身份指出中华上编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出书品种单一，偏重在古典文学方面，哲学、历史等基本付诸阙如；二是编校力量不足，编辑人员以古典文学方面为主，且本身能力不强，此外校对人员较为缺乏；三是出书方向不明确，主次也不分明；四是受厚今薄古思潮影响，新华发行大量削减中华上编的图书印数，有可能导致亏本。面对这些问题，金兆梓认为中华上编的任务既是整理出版古籍，要按古籍小组的要求出书，那么就应该朝专业性古籍出版社发展。为此，他一方面要求对内部进行整改，端正编辑的业务思想，强调出书要分清轻重缓急，定好出版计划，并据此约稿组稿；另一方面则向上级反映，要求增派政治、业务都强的编校人才，提高编校队伍力量，中华上编图书印数和读者对象也应有所调整，不能因厚今薄古而压低印数，也不应硬性规定要面向一般读者（《金兆梓关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1958 年掌握的哲学社会科学等24 个重点项目的意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在金兆梓的要求下，中华上编的出版情况有所改变，逐步按照他的要求发展。
此外，为了尽快打开局面，在金兆梓、李俊民的主持下，中华上编除了计划影印《申报》外，还提出了《古籍研究丛刊》、《中华活叶文选》、《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中华文史论丛》等编辑计划。其中影印《申报》做了很多前期准备工作，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出版，最终由兄弟出版社出版；《古籍研究丛刊》在1959 年9 月所拟的编辑计划草案里已列了20 个选题，有《李义山诗集注》、《鲒埼亭集校注》、《世说新语笺疏》、《唐五代宋词选注》、《明清平话小说》等，第一辑从1960 年1 月起发稿。而《中华活叶文选》、《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中华文史论丛》三种，金兆梓特别重视，亲自于1959 年12 月6 日假锦江饭店召开了征求专家意见的座谈会，共邀请了29 位，几乎囊括了当时沪上最为著名的文史学者，像周谷城、罗竹风、谭其骧、李平心、杨宽、周予同、刘大杰、章荑荪、瞿蜕园、魏建猷、朱东润、王运熙、胡云翼、陈守实、束世澂、马茂元等悉数出席。会上，专家们畅所欲言，提出了不少很好的建议和意见，金兆梓希望他们大力支持，积极提供稿源，“这样比较踏实，对学生、对干部的出版意图更明确”（《“中华活叶文选”等座谈纪录》，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正如金兆梓所寄语的那样，这两套书和一份刊物中华上编做得很踏实，它们相辅相成，荟萃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影响力经久不衰。
1964 年，金兆梓因患脑血栓症离职休养。1975 年，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他一生著述甚丰，除了编写初、高中历史教科书外，还撰有《国文法研究》、《实用国文修辞学》、《法国现代史》、《俄国革命史》、《现代中国外交史》、《中国史纲》、《近世中国史》、《芚厂治学类稿》等著作。这些书涵盖文史，各具特色，不乏创见，奠定了其文史学家的学术地位。
（作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编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选自《春华秋实六十载：上海古籍出版社同仁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