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琛欣，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史、汉语句法与语义。
语义格通常指的是句中名词性成分和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它具有一定的初始性（陈保亚2009）。这种语义关系不同于次范畴化的语义特征和句法关系（Chomsky 1965），格语法（Fillmore 1968）将语法分析的中心从句法转到语义，用深层语义组合的非线性解释表层各种句法组合，显示了语义在语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语义格的初始性地位被确定后，随即要解决的问题是语义格的项目，即有多少种语义格。Fillmore（1968）提出了“一句一例原则”，用来判断句中语义格的数量。因为“一个简单句中每种格的关系只能出现一次”（Fillmore 1968），所以句中出现的语义格都是唯一的，并且由于每种语义格都会占据一个表层句法位置，因此可以将“一句一例原则”引申为“共生原则”（陈保亚2009），即可以共现在同一句中不同句法位置上的NP是不同的语义格。用符号可以表示为：
① 若，N1+N2+V+N3+N4
则，C1≠C2≠C3≠C4
该原则有例外，即虽然在不同的位置上，却是同一个语义格，如：
对这个例外的解释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利用生成语法的“语迹”理论，认为“[苹果]i削了ti皮”是从“削了[苹果]的皮”转换来的，主语位置上的“苹果”是本来位于受事宾语位置上的定语“苹果”经过移位并删除定语标记“的”后的结果。
另一种是从格语法角度进行解释，认为The car broke the window with its fender和The car’s fender broke the window同构，是包含了一个表示被属格修饰的名词短语的无施事句，当选择领有者the car作为主语时，剩余部分需要用with引介并通过代词保留修饰成分的痕迹。
而其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句中存在着“不可分割领属关系”（Fillmore 1968），如“王冕死了父亲”中的“王冕”和“父亲”有不可分割的领属关系。底层语义如下图所示：
（S：句子 M：情态 P：命题 K：格标记 D：与格 d：限定性成分）
改写规则包括：
在不可分割领属关系中，由于总是涉及到两个实体N，因此Fillmore采用规定某些N强制性地带D补语的方法，将两个N联系起来，即形成了图中方框所示含有D的NP，从而将“父亲”和“王冕”放到这种NP框架中。对于底层具有不可分割领属关系的语义结构，Fillmore提出了两种主语化的手段：
这样便从深层的非线性语义组合中，得到了表层的线性句法形式。虽然这种方式也是通过转换生成获得了最终的句子，但转换的关键在于“不可分割领属关系”所起的深层作用。运用“语迹”理论进行的解释其实也是受了这种语义关系的潜在影响。从底层语义结构中，我们得知“王冕”“苹果”都是与格成分，而表层的句法形式不会改变深层的语义格，所以提升到主语位置的“王冕”“苹果”等仍然是与格成分[1]。
[1] 这里的“与格”和我们通常见到的典型与格不太一样，如：give an apple to him中的to him是典型的与格成分，是行为动作所涉及到的给予者，而将领有者也看作与格成分，可以从更抽象的关系角度将之与典型与格统一起来，也就是说，与格表示的是和行为所施及对象有关系的语义成分，可以称之为“关系格”。
这样，例外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共生规则”的应用因此具有了普遍性。根据该原则，可以确定句中动词所带的语义格数量，但并非句中有几个NP就一定有几个语义格，如：
句中有4个名词，但只有2种语义格。这就是Fillmore的“并列联结程序”：只有表示相同的格的名词短语才可以联结。用符号可以表示为：
② 若，C1＝C2
则，（N1+N2）+V 成立
很容易就使人想到它的逆命题，不能联结的名词短语应该是不同的语义格，即：
③ 若，（N1+N2）+V不成立
则，C1≠C2
但原则③无法解释下面的例外现象：
按照原则③，“电饭锅”和“节能办法”不能应用联结程序，因此是不同的语义格，而不同的语义格按照原则①又应该可以在一句中共现，显然这样的句子也不成立，于是原则①和③发生了矛盾。“语义格变体”概念的引入很好地解释了这个例外。不能使用并列联结程序表现了两个NP语义关系上的差异，而不能共现则表现了二者之间存在的语义关系共性。对于不同的“语义格”来说，不可能同时有共性又有差异，能够具有这种特性的只能是“语义格”的下位概念，即同一个语义格的不同变体。（陈保亚 2009）“电饭锅”和“节能办法”是工具格的实体变体和抽象变体，前者可继续使用“工具格”名称，后者则为“方式格”。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判定不同语义格变体的规则，如果n个名词性成分既不能共现在同一句中的不同位置，又不能并列联结，则是n个不同的语义格变体，符号表示为：
④ 若，N1+V+N2 不成立
且，（N1+N2）+V不成立
则，c1 ≠ c2 ∈ C
（c1和c2是C的格变体）
这样看来，作为变体的工具格和方式格似乎也是不能在句中共现的，但我们发现了如下的句子：
三个句子在形式上都是[P1+NP1+P2+NP2+VP]，VP前有两个介词词组。但是a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仔细分析两个介词词组的语义就可以发现，“电话录音”就是“你说的方法”，因此两者是同位语的关系，相对于主要动词来说，都是方式格。b和c则不同，由介词引介的两个NP与动词的语义关系分别是行为方式和所凭借的工具，上面已经证明二者是工具格的两个变体，那么按理说就不应该共现，可是在这两个例句中二者确实共现在同一句中了，是否该视为不同的语义格？
其实不然，因为这里虽然共现，但是却忽略了共生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即不同的位置。“照着说明书”“用电脑”即便在线性序列上有先有后，但句法位置是相同的，都是VP前的状语成分，不论是抽象方式还是实体工具，它们对行为动作的进行或完成都是辅助性的，这是二者在语义上的共同点。结合汉语史也可以看出，古代汉语中的方式和工具经常使用同一个介词“以”，说明二者确实存在某种联系，不易截然分开。因此，语义上是否具有相关性，可以辅助原则④来判定是否为语义格变体。比如：
方括号的两个介词词组也都是处在状语位置上，但二者语义关系相差甚远，前者为处所，后者为工具，没有共性，所以即便在形式上类似于b、c，也要分成两个不同的格。
如果参照Chomsky动词次范畴化中对介词词组的分类，把状语分成时间状语、处所状语、方式状语、原因状语、目的状语等等，那么或许对共生原则中的“位置”可以加上一个注脚。可是这样的分类又用到了语义关系，似乎存在循环论证的嫌疑，所以这还是一个尚未得到满意处理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解释例外的基础上，我们得到了确定语义格的两个原则①和③，总体表述就是：如果有n个名词性成分既可以共现于句中的不同位置，并且不能并列联结起来，那么就是n个不同的语义格。而确定不同语义格变体的原则④强调的是除了不能并列联结之外，也不能在句中不同位置上共现，但是可以在同一个位置上线性排列。
参考文献
Chomsky(1965),《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沈家煊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Fillmore(1968)，《“格”辨》，胡明扬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陈保亚(2009)，《当代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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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来自网络
作者/邵琛欣
编辑/鲤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