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党社：《秦史稿》新评

史党社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提要：《秦史稿》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大著，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目前的秦汉史研究，需要一部新学风和新视野下的秦史专著。

关键词：林剑鸣；《秦史稿》；秦史；秦统一

2017年是著名学者、秦汉史专家林剑鸣教授逝世10周年，《秦史稿》是他的代表作。本文欲重新审视、评价《秦史稿》，对其当代价值加以阐发，也是对林剑鸣先生的纪念。

一.时代作品：特色鲜明的大著

《秦史稿》出版于1981年2月[1]，至今已经36年了，还是我们研究秦史不可或缺的参考书。2009年，此书又经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先生担当，由赵宠亮、韩帅等青年学者重新核正而列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再版。[2]

《秦史稿》是林先生在1980年以前“那些动荡的日子里”写的，可以推测，其写作时代，就应该是文革后期-改革开放初期这个大的时段内。本段历史是大家都熟悉的，期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最高领导人去世、“四人帮”覆灭、改革开放等等。对于位处高校的林先生那样的知识分子群落来说，应该还加上恢复高考制度这样的事情。任何对历史发生重要影响的大事，就其时间和重要性来说，都可称为历史的节点。这段时间恰有如此多的大事，使其在中国历史上超越了一般的节点，其实不亚于一场场革命。如此大而多的社会变动，对人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林先生却能在“动荡”中求得安宁，“孤灯寒月，盛暑挥汗，严冬呵冻，而未尝辍笔”，[3]在社会发生重大转折、并走向“昂扬”阶段的开始，在许多人还在懵懂、逡巡之时，林先生就以敏锐的学术嗅觉、坚韧的毅力，拿出这本沉甸甸的著作，实在是超乎常人而足以让人吃惊和佩服的。

与《秦史稿》同时出版的，还有作为《秦汉史研究丛书》一种的《秦国发展史》，后者应是林先生在《秦史稿》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所述为建国前秦人传说时代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的一段历史，主要叙述的是春秋战国间的秦史，即秦国阶段的历史，而对于统一后即秦帝国阶段的历史则未涉及，可以看作《秦史稿》的简化版[4]。在林先生之前，进行秦通史撰写的学者，根据田静《秦史研究论著目录》的辑录，主要有章嵌、王遽常、马非佰和黄灼耀几位[5]。章嵌所著《秦史通瀓》笔者未见，不能置评。王遽常先生的《秦史》，始作于1926年，历经半个多世纪，“长编”、初稿都因社会纷乱遭到散失和焚毁，在1987年终成现本初稿，又经友人、后学和子女校理，于1992年完毕，2000年正式出版。[6]王书《秦史》，虽然比林先生《秦史稿》出版为晚，但动手则要早得多。王书在秦史“长编”、考证方面都有成就，但仍属仿《汉书》纪传体而作的断代史著作，体例上并无大的突破，材料也基本局限于文献。王书的第一——六章，即所谓“世纪”的部分，其实就是辑录的秦通史，对读者来说最为有用。马非佰先生的《秦集史》，也经过了长时期的孕育和努力，此书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开始收集资料，至于1979年方成初稿[7]。在本书之前，马先生曾著有《秦始皇帝传》[8]、《秦史纲要》上册印行[879]，前者有《秦集史》的部分资料，后者是基于作者在山西大学讲授秦史时学生所做笔记，这两种书由于内容与发行有限的原因，都不如《秦集史》影响为大。《秦集史》的体例，按照马非佰先生自己的说法：“一本《史记》、《汉书》成例，并参照《文献通考》及《绎史》两书，以期于新旧都能衔接。内容分纪、传、志、表、录、图六个部门，部又分属。”[10]他的基本做法，就是按照事类或人物，收录从传说时代到秦亡阶段一切秦或与秦相关的资料，再以按语的形式加上自己的看法。《秦集史》是当时收录秦资料最全的总集，至今无可替代。黄灼耀所著的《秦史概论》，是其在广州文理学院历史系的讲义，于1947年印行[11]。此书虽然简略，但于秦史的基本线索，以及文化、学术、政治思想、宗教和文学艺术，都有概述，并部分吸收了当时的研究成果，不乏真知灼见。黄灼耀后来还有《秦人早期史迹初探》一文行世[12]。他的《秦史概要》在早期的秦史著作中，理应受到重视。

王、马之书，主要在于传世文献的辑录，加上一些考证，可以省去研究者翻检之劳，这是二书最大的贡献。相较而言，马书比王书所用资料更多，比如部分的古文字资料。从体例和路径来说，二书的特色大致可归为：祖述史汉、效法乾嘉，走的还是传统史学的理路。黄书则兼有叙述、归纳和考证，比前二者偏重文献的辑录，在论证方面有其所长。除了王、马、黄之书，在《秦史稿》出版之前以及后来，专门的秦史著作凤毛麟角，非常少见，这也决定了《秦史稿》的价值。《秦史稿》的属性和定位，如评论者邹贤俊所指出的那样：“《秦史稿》并不是秦皇朝的断代史,也不是一般的民族史、地域史和国别史, 而是一部系统叙述早秦—秦国—秦朝的史书，乃是一部秦通史”。[13]本书是林先生用马列史学理论指导下，在秦史领域突破旧的纪传体史书体例和模式的开创性著作。从本质上来说，《秦史稿》并没有超出马列史学的范畴，还是以政治史为主要脉络，叙述的主要是政治、经济、经济、军事等主要方面，讲的是历史中的大事件，对于社会、文化等方面则较少着墨。此书写成于1980年以前的数年之中，但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构思，在林先生的大脑中，应该在更早的时期就开始了。对于本书的评价，我们并不能超越时代、舍弃当时的具体情境去评价历史，不能用时下所谓的“现代”、“国际视野”等时髦的名词去分析本书，而只能以史观书。在文革后期以来史学-政治密切的关联体制内，《秦史稿》已经做得足够客观和新颖了。在基本的方面，《秦史稿》自然要高于王、马、黄之书。就是相较于此前的多种秦汉史、古代通史著作中秦的部分，本书也是有所超越的。故本书所代表的，大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秦史领域的最高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因为此书所具有的时代性，才有了长久的学术生命。

对于林先生来说，本书是他秦史研究的奠基之作。现在看来，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

二.所在多处的创见

现在来看《秦史稿》，我们还可以感受到浓烈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史学气息。例如在分期方面，本书把秦史分为传说时代、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统一的秦王朝叙述，大的框架上明显受郭沫若“战国封建说”的影响，他的秦史分期的“四期六段”也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如同那时的其他通史著作把改朝换代作为历史的主线一样，本书也把政治史作为叙述的重点，关心的是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大事。阶级分析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农民起义等具有时代特征的方法或提法，也常见于书中。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秦史稿》中的许多内容并没有完全过时，林先生所关心的许多问题还在延续，他的观点还在启发着我们。对于现在的研究者来说，《秦史稿》有以下方面仍是值得肯定的。

《秦史稿》首先是一部完整宏大的秦通史。构建一个完整、宏大和具有一定分析深度的秦史，体现了林先生的眼光和对学术史的了解，也最能反映作者的学术气度、格局和历史使命感，这正是现在的许多断代史研究者所缺乏的。对于秦史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年代学，林先生也加归纳其中的三个原因，这可让治史者有所循依，明其就里。整个《秦史稿》的论述，整合了多种资料而立足于社会的变化过程，对历史节点的把握和分析，准确而入理，整本书的叙述显得全面、轻重得体，文字也素朴直白而好读。每章后的注释，极为详审，占了全书很大篇幅，有的注释简直可看作一篇小的专题论文。如此处理既可使正文流畅，又可使读者延伸阅读，至今注释中的许多问题，仍然具有很大启发性，从而构成《秦史稿》的一个特色。在本书中，在当时具有新意、创见的地方很多，闪耀着林先生的学术智慧和才气。

例如，对于秦人的来源，林先生虽然受时代的局限，相信了传世文献的可靠，在未对“秦人”加以限定的情况下，推测了夏等传说时代的秦人祖先的情况。但有一些资料被林先生利用来论证秦人的东方渊源，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林先生通过秦与东方殷人的联系，列举了三方面的资料来论证秦人的渊源：第一是共同的“图腾崇拜”——玄鸟。现在看来直接叫“图腾”并不恰当，但在当时“图腾”仍是具有新意的术语，两类人群中流行的具有神性的“玄鸟”传说，仍是共存的事实，这可把秦与环太平洋西侧的古老族群连接起来，并进而说明秦人的东方来源。第二，秦人祖先与殷人一样，都具有畜牧狩猎的经济生活，所以有类似的传说和习性。林先生所认为的殷人的经济生活，直到现在还不能确知，但他对秦文化所具有的畜牧特征的把握，还是十分敏锐的。现在看来，秦文化在西周中期兴起时，已经是一种农业和定居文化，但至少还是具有一定的畜牧特征的，这可能与秦人源于西北有关，以此或可说明秦人的西方起源；或是受西北“戎狄”影响的结果，而与秦人本体的族源无关。第三即墓葬材料的证明。林先生注意到了凤翔秦公陵园、临潼上焦村秦墓与殷墟殷王陵形制、人殉等方面的相似，认为二者之间存在联系。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秦宗室贵族墓葬，除了与殷王陵形制、人殉的联系外，在更多的细节例如腰坑、墓主直肢等方面，都存在有秦与东方联系的证据。这些看法虽受王国维、徐中舒、蒙文通等前辈影响，并吸收了考古学者的成果，但在那时，全面论证秦人来源、关注考古资料的学者，林先生是史学界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其中第一 、三方面的证据，至今仍被秦人“东来说”者当作论证的依据。林先生主张秦人东来，虽然有政治的因素，即驳斥一些外国学者黄河流域民族西来之说，但其核心论据，都是可以成立的。[14]

又如对于古文字资料的重视和阐释。林先生在本书注释中，详解了1978年宝鸡出土的秦公及王姬钟、鎛铭文。他根据铭文，更正了文献记载的秦宁公为宪公的错误，并认为文中“秦公”即春秋早期的出子，这个观点现在还是一说。[15]另外对于与秦或许有关的师酉簋[16]、石鼓文[17]等都一一引用。现在，秦文字资料已经蔚为大观，成为“秦系文字”和一门独立的学问，是秦史研究的重要支撑。

这样的创见还有多处，无须赘述。

三.“扬弃”以求新：我们需要怎样一部新秦史？

回顾秦通史的写作史，在《秦史稿》之后，还有一些著作值得重视。在《秦史稿》出版后不久的1986年，王云度先生著有《秦史编年》一书，继承的则是编年体史书的传统，除了史料辑录，还利用了清代以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文献的利用方面，也对研究者带来了很大方便[18]。在此基础上，王先生后来又作成《秦汉史编年》一书[19]，并与张文立先生合著《秦帝国史》[20]。在历史学者之外，考古学者的努力，也是不容忽视的，虽然他们的著作并不多。秦文化考古自上世纪三十年代斗鸡台的发掘开始，到1949年以后资料不断增多，研究不断深入，这给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在中国大陆，考古学是被归入到大的史学范畴的，因此考古学者涉足历史领域是非常正常的。2002年，吉林大学滕铭予先生的《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一书出版，这是一本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论述、复原秦史的著作，作者以考古与文献资料相印证，来论述西周-秦代的社会变化，其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以及苏秉琦国家起源理论的影响明显。从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秦文化的总体特征与阶段性，作者至少从物质的层面，给我们提供了不同历史阶段秦文化的变化情况，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她给我们提供的，是另一种秦通史[21]。

由于秦的短祚和秦汉之间的联系，许多著作把秦、汉打通来写，例如吕思勉[22]、钱穆[23]、田余庆[24]、翦伯赞[25]、林剑鸣[26]、田昌五、安作璋[27]、王子今[28]等先生都著有《秦汉史》，海外译著有《剑桥中国秦汉史》[29]、《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30]，还有《秦汉史略》[31]、《秦汉史话》[32]这样的著作，其中都有秦的部分。研究秦史，这些著作也是不容忽视的，其中《剑桥中国秦汉史》、《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是值得重视而须特别提及的。作为海外看中国的著作，其视角显得不同，与上述中国学者的论著具有不同的书写方式；作为“局外人”，作者的一些具体观点，也值得借鉴。

《剑桥中国秦汉史》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翻译，秦的部分即第一章《秦国与秦帝国》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卜德教授撰写。作者重视从技术、人口、地理、文化思想等角度分析帝国的发展，也擅长对史料、史实的分析，例如对于秦胜利和崩溃原因的分析，就显得独到。但秦的部分显得分量较轻，并如李学勤先生在译序中所指出那样，本书分析较多而叙述史实原委不足，对人物的描写所用笔墨不多，很少对一个人物作多方面的生动论述，比起传统《史记》、《汉书》的写法，稍显逊色[33]。

《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根据哈佛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翻译，本被多所大学作为教材，这是笔者知见国内秦汉史著作最新的一种。除了对基本历史线索的叙述，最为值得重视的是它的视角和相关分析方面的新意。在本书中，区域地理及风俗、独裁的产生、都城、性别、外族等，都是作者的视角。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作者也有比较新颖的看法。例如作者认为，商鞅变法的历史作用下的范睢改革，造就了国君个人权力的集中，这在诸侯国中是没有的。[34]另如山东诸侯、汉对秦看法的变化。在战国中期以前，秦的文化上承西周，秦并认为自身是“蛮夷”，但在公元前 300年后，山东以及汉都认为秦为一种更加落后的文化。这个评价与历史事实有些不符，但对秦族群身份评价的阶段性变化的注意，还是给人以启发[35]。等等。与其他秦汉打通来写的著作一样，本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秦汉联接，可以在一个更长的时段来观察秦史，以后视前，可以得到更加明晰的认知。例如，作者认为，秦在政治上对于地方势力并没有根除，这是秦亡的一个原因，而只有到了西汉建立半个世纪之后，政治上才归于统一，汉才从“秦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作者指出：

秦的第一代皇帝没能有效地根除地方势力派别，没能确保人们普遍接受一个绝对专制的权力。秦始皇的统治实际上是一个区域对其他区域的统治，而且由于秦坚持它独一无二的地位，事实上阻碍了建立一个完整统一的帝国。旧的战国时代的统治家族和豪强大族在推翻秦朝的起义过程中扮演了执行人和外交官的角色，汉代后来的分封制度也承认了古老的战国时代的这种经久不衰的现实。一个真正的帝国的统治，需要有相当大的变化。

……

只有到公元前154年朝廷击败了诸侯之乱后，汉朝才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帝国。在此后的两个半世纪里，政治的统一使得汉朝在几个根本的方面逐渐从秦的模式中解脱出来。[36]

所谓“秦的模式”，其基本事实就是秦对山东旧的政治势力并从未根本上整合，山东六国旧地并没有完全接受秦皇帝的权力，从新出的张家山汉简、岳麓简来看，统一后的秦，其本土、关中与山东地区在政治、行政，甚至文化方面都存在着差别。又如上引文中多提到的分封制，研究秦史的学者，多关心的是帝国形成的线索，即关注中央集权的形成，在地方上关心的只是郡县制，而对地方上分封等史实，则关注不够，像古代马端临[37]、现代杨宽先生那样的类似研究[38]并不多见。最近有崔建华博士的相关论文指出，战国时代秦之封君大约是集权政治在地方的另一面，其对于后来秦始皇时代郡县制与分封之间的争论、秦始皇最后选郡县而不封建，也是起了作用的。[39]而按陆说去推测，汉代初年的分封，应与他所指出的汉代把经典儒家信条作为国家学术正统一样，与秦相较，是一种更为狭碍的做法。[40]笔者希望有更多这样的研究，有对这个问题的持续关注。

通观秦史研究，无论是《秦史稿》那样的秦史专著，还是秦汉史专著中秦的部分，都说明秦断代史专著的稀少。除此之外，已有的著作多是单薄而不系统。另一方面，当下的秦史研究，也存在着对象分散并严重依赖资料的弊病。这些弊病，首先是“碎片”与“断片”化研究的并存。笔者不否认微观与局部研究的基础价值，但不能多数学者并长期做这样的研究，在资料与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是需要做大的宏观的论著的，这样的研究其实也是微观、局部研究所需要的，二者是互相帮衬的。可是，在《秦史稿》问世三十五年后，还没有一部可以替代的秦通史出现，这个间隔的时间未免有点长了。其次是对新资料的过分热情，其中不排除功利心态下的“跑马占地”[41]。以笔者之见，历史研究的“新资料”无非两类，一是新出土或发现、认定的资料；二是由于视角的转化而对旧资料的新解释。其实对中国历史发生更大影响的，还应是传世的资料，这个情况要求研究者应更加重视传世基本资料，去不断发掘其价值，在发掘中求新，在此，学术思想、理论视角的转换是最主要的，对一个学者来说，关键也不是看他占有了多少资料，而是通过已知资料归纳、演绎和推理，即从已知推未知的能力。现在的情况却经常被颠倒了过来，新出的考古、简牍资料成了秦史研究的热点，人们经常对新资料加以热捧并夸大其价值，对中国历史中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更大影响的传世资料却相对冷落，很多人更不会去重视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比掌握资料更重要的理论、科学思维的培养，表现得十分急功近利。在学问上，最终表现为无格局、无视野、无学术良心，对一些狭窄冷僻的的领域十分热衷，纠缠于细枝末节，有专无博，忽视了历史的基本面，没有“大历史”的概念，在研究历史时多了一些“混饭”意识，仅满足于文章的发表和学术“名号”的获得，却少了些学者的责任和使命感。

鉴于上述通史性著作的缺乏以及秦史研究的现状，秦汉史学界确实需要一部《秦史稿》那样宏观的、整体性强并能夺人心魄的著作。

秦史中最为应该重视的是那些方面呢？或者说，要写一部秦通史，最应该关心那些问题呢？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秦对中国甚至世界历史最重要的贡献来考察，这可从两个侧面来体现。

一是族群。作为一个“边缘”族群而入主中原，秦人无疑是历史上最为耀眼的此类族群之一，或者说是最为耀眼的。提起这样的人群，我们自然会想起此前的商、周，此后的拓拔鲜卑、蒙古以及满清等人群。相对于起源于东北以及蒙古草原的上述诸族，与秦人最为相似的是周人，二者同起于西北高原，向东发展而建立功业。周以人文立名，秦则以政治显赫。作为一个族群，秦人无疑是最成功的。所以，把“秦人”当作一个族群现象来分析，应是治秦史最重要的视角之一。[42]

二是政治与行政制度。秦统天下、建立集权制国家，废封建而行郡县、以官僚制代替世袭制，政治与行政影响延续两千年，在秦实现的这样的历史转换，曾被许多史家称道。至于秦的所谓“苛政”、“暴政”，里面有汉代以来的主观导向，并不足以抹煞秦人的历史功绩。

族群与政治，属于秦史的一体两面，不可分割。若能以此为纲，旁通根延，整合文献、考古和古文字等所有材料，采取实证、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必能写出一部宏大完整的新秦史。笔者殷切希望有一本秦史，既有有趣优美的叙事，又有鞭辟入里的分析[43]；有理论深度却能少点枯燥，少一点图表公式以及数据罗列，让人感不到那么多的学院气和艰涩难懂；它的受众，不是赠送加销售都不过数佰册的学术圈子，而应是更为广大的读者群，最好是成为畅销书[55]。

时下，虽然所谓的马列史学受到了许多诟病和冷落，例如所谓的“历史规律”、斯大林的“五阶段论”等等[45]。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完全否定马列史学的成就，特别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成果；我们也不能舍弃历史背景去谈学术史。况且，经济关系、技术等层面，还是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由此去分析更高层面——上层建筑，我们并不能完全否定这个视角所具有的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文革以前的中国大陆史学，也不是一片空白。前人的一切探索，即使是错误的，都是我们前进的阶梯，史学发展的过程，只能是历史哲学所说的“扬弃”，即在继承中发展，而不是别的什么路径。所以，作为秦史研究来说，对于林先生那样的前辈的学术成就的继承与总结，就是十分必要的。随着学术的进步，新的秦史著作无疑会出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秦史稿》不会随着新的同类著作的产生而被遗忘，过去、现在，还有将来，它将会一直是秦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书。对于九泉之下的林先生来说，这既是最高的荣誉，也是他生命的延伸。

注解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项目编号：14ZDB028）

作者简介：史党社（1966- ），陕西武功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1]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2]林剑鸣：《秦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3]林剑鸣：《秦史稿》第468页“后记”。按本“后记”写于1980年12月。

[4]林剑鸣：《秦国发展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5]田静：《秦史研究论著目录》，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6]据王遽常《秦史》“凡例”、第308-310页王遽常子王平孙执笔“后记”所述。王遽常：《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7]马非佰：《秦集史》（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8]马元材（非佰）：《秦始皇帝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根据马非佰《秦集史》“自序”。

[9]马元材（非佰）：《秦史纲要》，重庆：大道出版社，1945年。

[10]见《秦集史》“自序”。

[11]黄灼耀：《秦史概论》，广州：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历史系，1947年。笔者所见为书林书局2015年影印本。

[12]黄灼耀：《秦人早期史迹初探》，《学术研究》1980年第6期。

[13]邹贤俊：《评〈秦史稿〉》，《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

[14]林剑鸣：《秦史稿》，第14-20页。

[15]林剑鸣：《秦史稿》，第52-53页。

[16]林剑鸣：《秦史稿》，第27页。

[17]林剑鸣：《秦史稿》，第103-107页。

[18]王云度：《秦史编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19]王云度：《秦汉史编年》，南京：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11年。

[20]王云度、张文立：《秦帝国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另外还有何汉：《秦史述评》（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杨东晨和杨建国：《秦人秘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数种。

[21]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

[22]吕思勉：《秦汉史》（上、下册），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初版。

[23]钱穆：《秦汉史》，香港：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

[24]田余庆：《秦汉史》，北京：中共中央高级党校，1962年。

[25]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按本书原为《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1946、1947年分别由重庆大呼出版公司、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

[26]林剑鸣：《秦汉史》（上、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27]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8]王子今：《秦汉史：帝国的成立》，台北：三民书局，2009年。

[29][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之公元22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按本书鲁惟一撰写的《导言》、卜德编著第一章《秦国和秦帝国》与秦相关。

[30][美]陆威仪著、王兴亮译：《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10月。

[31]何兹全：《秦汉史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32]罗世烈：《秦汉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

[33][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第1-4页李学勤“译序”。

[34][美]陆威仪著、王兴亮译：《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第36-39页。

[35][美]陆威仪著、王兴亮译：《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第39-46页。

[36][美]陆威仪著、王兴亮译：《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第61-71页。引文在第61、67页。

[37][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六十五《封建考六》。

[38]杨宽：《论秦汉的分封制》，《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期。又收入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0-145页。

[39]崔建华：《秦统一进程中的分封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1期。

[40] [美]陆威仪著、王兴亮译：《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第54页。

[41]彭卫：《21世纪初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社版），2014年第1期。

[42]前几年笔者曾以此为视角，把秦人为一个族群现象，作了初步的探索。见拙著：《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第十一章：《谁是“秦人”——族群关系背景下的秦人历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0-366页。

[43]近年李开元的几本著作例如《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在这两方面结合较好，语言也通俗易懂。

[44]例如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45]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8页。

本文原载：《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题为《〈秦史稿〉对秦史研究的推进》。感谢史党社先生授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