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堂旧址教学主楼能否划归山西大学,建成山西高等教育博物馆?丨山晚报

1907年的山西大学堂全景

山西大学堂旧址规模宏大,布局整齐,主体建筑风格为中西结合,是近代中西文化合璧的实物例证,也是当时山西全省唯一的无大梁和内柱的新式建筑。其由主楼与两侧翼楼组成。主楼宽三间,拱券式门洞,其上楼身两层,顶部辟有平台,上建方形钟楼一座。两侧翼楼宽各10间,高二层,下辟拱券式门窗洞,上为方形窗洞,窗口上装饰有西洋式倚柱,两坡水屋顶,建筑外观平衡对称,具有韵律感。

现位于太原市迎泽区侯家巷9号的山西大学堂旧址教学主楼,是近代山西高等教育发展的实物见证。1996年被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成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4年,山西大学由侯家巷旧址迁入坞城路现址。山西大学堂旧址教学主楼几经辗转,现由太原师范学院管理和使用。如今,太原师范学院已整体迁入晋中市山西大学城新校区,太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部分师生也已迁入太原市杏花岭区富力城新校区。山西大学堂旧址教学主楼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任务十分艰巨。

1月28日,在山西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来自山西大学的几位政协委员联合提出提案,希望将山西大学堂旧址教学主楼划归山西大学,并建设“山西高等教育博物馆”。

省政协委员、山西大学对外交流学院教授闫卫平表示,“我们作为山西大学的新一届省政协委员,已就此事与学校做了充分的沟通,山西大学校方表示愿意全力承担此项工作,同时,也愿意借此机会积极推进山大与太原师范学院、山大附中与太原师范学院附中合作办学,共谋发展。”山西大学堂是国内最早建设的三所大学之一,也是山西高等教育的历史见证,在中国高等教育和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闫卫平说,如果山西高等教育博物馆能筹建的话,我们会把山西高等教育发展的辉煌历史和优秀成果展示出来,并为山西大学堂这一重要历史文物提供更好的保护。

山西大学行龙先生《李提摩太和山西大学堂》,带你领略山西大学堂的前世今生......

人物简介

行龙,男,1958年11月出生,山西新绛人,中共党员,教授,中国近现代史、经济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山西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山西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社会兼职中国史学会理事,山西省历史学会会长,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口学会人口历史专业委员会委员等。山西省首批青年学科带头人,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李提摩太和山西大学堂

行龙丨文

李提摩太自1870年来到中国,直至1916年辞别中国,在华传教整整45年。他的一个梦想就是在当时中国的十八个行省各建一所大学,这个梦想在山西大学堂最终得以实现,而实现这个梦想的路途又是那样的艰难曲折。

1845年,李提摩太出生于威尔士一个名叫法尔德普林(Faldybrenin)的小村庄,受家庭的影响,李提摩太10余岁便开始信奉浸礼教。1869年春天,浸礼会批准了他前往中国传教的申请。11月17日,搭乘“亚克利”号轮船从利物浦出发,李提摩太开始了他的东方之旅。1870年2月12日,李提摩太经过近3个月的海上航行抵达上海,随后被派往山东烟台传教。从此,李提摩太“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精力和毅力学习中文”,改穿中国服饰,甚至“削了头发,做上了一条假辫子”。

在山东传教的过程中,他还去过宁海、济南、青州、天津、直隶、山西各地,甚至较为遥远的满洲。他经历了“海上惊魂”“途中中暑”“遭遇劫匪”种种“奇景怪事”,结识了中国各地的民众及各类宗教徒。1875年,他还第一次接触到时在烟台准备签署中英《烟台条约》的江苏总督李鸿章。

1878年秋季,从伦敦筹集的款项终于通过电汇到了上海。然而,由于中国尚无电报,只能通过船只运输银子。当时的银锭一块50两,一箱可装一千或两千两。为安全起见,李提摩太又通过李鸿章特别派遣一队军士,押运20万两银子到太原。

这批银两对灾情严重的山西真是雪中送炭,李提摩太对此十分珍惜,他对发放的地区和具体工作都做了精心准备。在前次亲身考察的基础上,他选择了灾情最为严重的平阳府,寒风凛冽的冬季,他在平阳府待了4个月时间从事赈灾工作。为了杜绝地方官员劣绅的私吞克扣,他决定直接把银子发放到每个家庭。

发放之前的几天时间里,他们又雇用当地的一些铁匠燃起炉火,将每块50两的银锭再切割成更小块的银锭,以便相对均等地直接发放给灾民。长期的内心煎熬和劳累,李提摩太染上痢疾病倒了,他“不得不被人们用担架抬到了平阳府”。

山西民众对李提摩太“心怀感激”,他们曾派代表到李氏的住处索要他的照片,以便“供奉在他们的神庙里,永远感念我们的恩情”。之前对李提摩太的到来“非常生气”的山西巡抚曾国荃,特别给李提摩太“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词的信”,代表山西千千万万的民众对他表示感谢(见李提摩太著,李宪堂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124页)。

身着国服饰的李提摩太和妻子

赈灾工作结束之后,李提摩太继续留在山西从事传教活动,他开始思考导致灾荒及民众如此贫困的原因。

他在太原“买了一座三进院落的大宅第”,花费将近一千英镑用于购买科学仪器和书籍,什么望远镜、显微镜、分光镜、手动发电机、电流表、电压表、幻灯机、照相机等科学器材,什么天文学、电学、地理学、自然史、工程学、机械学、医药学、百科全书等各类书籍,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他相信,“如果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们做一些演讲,使他们对科学的奇迹产生兴趣”,就可以为他们的同胞谋取福利,就可以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以免饥荒再度发生,将民众从赤贫中解救出来。

传教演讲的同时,李提摩太始终将兴办教育挂在心头,他不断地向各级政府官员和伦敦的浸礼会建议“在每个省的首府建立一所学校”,可谓念兹在兹,努力以赴。

1900年,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轰动中外的义和团运动为李提摩太实现梦想提供了契机。是年夏季,义和团轰然起于山东,8月14日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慌乱中挟光绪出逃,一面下谕各地“痛剿拳匪”,一面电诏李鸿章任议和全权大臣。

李鸿章这个时候想到了最有影响的外国人士,也就是他的老相识李提摩太,他邀请在上海的李提摩太北上,要他协助处理山西教案的善后事宜。

李提摩太坦言:“因为在山西生活了很多年,在赈灾过程中又为当地官民所熟知,我被选中与全权大臣协商处理此事”。在“迭次催促,函电往返”的情况下,李提摩太于1901年5月14日由沪抵京,月底向李鸿章提交《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其中第三条提出:从赔款中拿出50万两白银,每年5万两,以十年为期,用来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

当这个建议获得李鸿章的肯定,李提摩太便兴奋地投入到建校的筹办工作中。

1901年7月9日,李提摩太派出耶稣教教士叶守真、敦崇礼、苏慧廉等九人,他们由清兵护送到达太原,商谈“开办中西大学堂”及其他善后事宜,不料时任山西巡抚岑春煊却以山西“民穷财尽”提出异议,开办大学堂一事未能达成一致。11月,洋务局候补知县周之骧赴上海与李提摩太签订《晋省开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李提摩太心目中的山西大学堂就这样成立了,在他的心目中,山西大学堂创立的时间就是1901年!

山西大学堂校门

在现存美国耶鲁大学李提摩太的卷宗中,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份1902年7月10日李提摩太写给伦敦浸礼会传教会总干事贝尼斯(Baynes)的亲笔信,此信的内容无非是汇报已经成立山西大学堂,李鸿章支持他翻译统一的教科书云云。

让笔者感到眼睛一亮的是,在这封已经印制好的信纸抬头,明确地标示着山西大学堂创办于1901年,总办公室设在上海江西路41号,大学堂的主持者为山西巡抚和李提摩太牧师。实在是令人感慨,为了实现自己“在中国十八行省每个省的首府设立一所大学”梦想,李提摩太牧师是那样的投入,甚至有点急不可待了。

山西大学堂的英文课本

让李提摩太意想不到的是,周之骧与他签订的八条并没有落到实处。1901年9月,清政府下诏“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山西巡抚岑春煊关于设立山西大学堂的奏折得到光绪皇帝朱批后,山西大学堂即于1902年5月8日如期开学。3月底,李提摩太一行自上海出发,于4月底到达太原,再经过一轮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中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合同》的二十三条,西学专斋也在6月26日正式开学,李提摩太实现了在山西建立大学的梦想。

离开太原准备南下上海之际,他显得非常开心。他的同事,后来曾任西学专斋第三任总教习的苏慧廉记述道:当天下午,巡抚邀请省城官绅来参加为李提摩太举行的告别宴会。在宴会接近尾声时,李提摩太起身致辞,对巡抚的热心表示感谢,并对山西能有这样一位好巡抚表示祝贺,因为巡抚在任期间着手推行了山西省前所未有的两项伟业:一是创办了一所近代大学,以便与其他国家在教育方面齐头并进;一是开始修建一条铁路,山西人民将会从这条铁路获益匪浅。说到这里,巡抚打断了李提摩太的话,他起身高声说道:“不!不!这两项伟业应当归功于你。若你不在山西,它们将无法得以实行”。这样,李提摩太早期对山西抱有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苏慧廉著,山西大学外语学院翻译组译《李提摩太传》,香港世华天地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页)。

南下上海后,李提摩太即在沪成立山西大学堂译书院。1908年,李提摩太重访太原,又一次受到热情的欢迎。时任山西省咨议局议长梁善济(1911年,梁善济曾撰写《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始末记》,碑存侯家巷大学堂旧址)召集省城大中专院校2000多名学生,会聚一堂,向李提摩太一行致意。

1910年11月13日,在《二十三条》尚未届满之时,李提摩太在太原将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的管理权移交给地方政府,而且“举行了交接仪式”。在他的回忆录中,李提摩太坦然地讲道:“考虑到现代教育已在山西深深扎下了根,永远不会被人拔除了,我想向政府官员和学生们表明,我不打算将学校的控制权掌握到最后一分钟———十年合同期到1911年春天结束。于是我决定立即将学校管理权移交给中国政府。11月13日,举行了交接仪式”。

从1902年6月7日签订《二十三条》,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到1910年11月13日西学专斋的顺利移交,李提摩太实现了他在中国建立大学的梦想,他的心情是欢乐的。而山西人“那种普遍的欢乐和感激之情”也是超乎李提摩太预料的。

山西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

北洋大学堂

三所大学堂威名赫赫

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新纪元

历史沿革

▲李提摩太与岑春煊

▲官员与老师在开学典礼合影

▲山西大学堂农学系教授与职员合影

▲农学系学生在日籍教授带领下田野实习

▲1904年山西大学堂图书馆

创建于1902年的山西大学堂是山西大学的前身,是中国近代最早兴办的三所高等学府之一,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它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一起,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纪元,形成了“中西汇通、求真至善、登崇俊良、自强报国”的光荣传统,是三晋百年文化科教的重镇。它有着时代的象征意义,它本身的文化内涵值得去认识,它所走过的风雨历程也足以让我们深思。

文字编辑丨冀伟 严钦

网络编辑丨陈诚

部分图文来源于山西大学官网、山西晚报

责任编辑丨严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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