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字松坡，别号击椎生
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虽然从临时大总统到正式总统，但他的野心并没有得到满足，竟然利令智昏，违背历史潮流，梦想恢复帝制做皇帝，从而一步一步走上了复辟帝制的不归之路。
袁世凯复辟帝制是从复古开始的。首先，袁世凯在官制官规和公文呈式等方面恢复前清制度。1914年3月，袁世凯公布《觐见条例》，恢复了前清的“陛见”制度。5月，袁世凯又下令改国务院为政事堂，设国务卿，直接对袁世凯负责，并将总统府的内部官制恢复前清的种种名称：原总统府秘书处改为内史，总统府秘书长更名为内史监，原总统府秘书厅及军机处、外务处、财政处、总稽核处、护卫提调处分别扩大为内史、承宣、军事、交际、顾问五厅及侍卫处，并于各厅设监、少监、丞、郎、舍人等各类前清的官名和头衔。6月，袁世凯下令各县县长一律改称为县知事；各省观察使一律改称道尹；各省都督改称将军，民政长改称巡按使，从而使各级地方行政更接近于前清时的督抚、司道体系。7月，袁世凯公布《文官官秩令》，将文官官秩分为九等，并一律冠以前清时代的卿、大夫、士之类的名称，分别为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对此，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所谓共和，徒存虚名，易其名则帝制成矣！”接着，袁世凯又于9月下达祀孔、祀天令，进行祭孔和祀天大典等复古活动。天坛祭天，历来是清朝最隆重的典仪，皇帝登基，都要到天坛祭天，以示“受命于天”，奉“天意”，承运祚，治理国家，因而是清朝皇帝“授命于天”和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重要象征。袁世凯祀天实际上就是企图以“君权神授”的神权对抗民权，为其下一步恢复帝制作准备。
袁世凯祭孔、祀天令下后，一直仇视共和、梦想复辟的前清遗老们似乎嗅觉到复辟的时机即将来临，于是蠢蠢欲动。前清学部副大臣劳乃宣于9月30日抛出他的《续共和正解》和《君主民主平议》两文，主张还政于清室。其他前清遗老刘廷琛、宋育仁等人也随即附和，或上书袁世凯、或发表文章和演说，鼓吹复辟。经这批“善解圣意”的帝制迷们的推波助澜，到11月初旬，北京的复辟风说，几有“满城风雨”之势。
袁世凯在天坛祭天
对于袁世凯的复古，蔡锷与梁启超等人颇有警觉，于11月20日联络30多名参政联名就北京复辟现象咨袁世凯：“自清皇室宣布共和以来，业已三年，民国之待清室者，履行优待条件，有加无已。清皇室待民国者，往来聘□，无不致敬尽礼，推诚布公，此诚一国之幸福，四万万人同深感激者也。乃无知之徒，又复造此谣言，以危国本，不谓不请政府力为注意，如有意存叵测，假此谬说，希图扰乱治安者，即照刑律内乱罪从重惩治，以期消弭祸患于无形。”
袁世凯接蔡锷等人的咨文后，认为此时其复辟帝制的计划尚待筹备，时机也还不成熟，便假意于11月23日发布申令称：“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或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以固国本而遏乱萌。”并下令对包括劳乃宣著作在内的各种复辟言论进行严厉查禁，又令步兵统领衙门以“运动复辟”的嫌疑，逮捕宋育仁，以“议论荒谬，精神瞀乱”为辞，判决将宋育仁“遣回原籍，发交地方官察看”，但私下却赠送程仪三千元，复令地方官按月送三百元休养费。
12月29日，袁世凯公布了其御用造法机关约法会议炮制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其基本内容包括：定中华民国总统任期为十年，连任几次不限；凡届总统改选之年，参政院参政如果认为有政治上之必要，得三分之二以上参政同意，得为现任总统连任之决议，即无须改选，由现任大总统公布；总统继承人，应由现总统推选于选举会，其名额以3人为限，被推荐者之姓名，于（选举）日期前，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图章，密藏于金匮中，于大总统府特设之尊藏金匮石室尊藏之，并有钥匙三把，由总统、参政院院长、国务卿各执其一，平时不得擅自开启，须要在选举前取出，交付选举会进行选举。这样，袁世凯不但可以终身做总统，还可由他的子孙后代继任。至此，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各项民主制度遭到完全破坏，“中华民国”也只剩下一具躯壳，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图谋也更为明显了。
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企图，东西方列强洞若观火。为了能从中国攫取更多的权益，他们也投其所好，纷纷怂恿袁世凯复辟帝制。其中，日本充当了急先锋。1915年1月18日，日本为了实现其独霸中国的美梦，秘密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草案，并暗示袁世凯如能接受日本所提出的条件，日本就支持他做皇帝。为了取得日本对帝制自为的支持，袁世凯于5月9日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承认耻辱的“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要求。同时，英国公使朱尔典、美国公使芮恩施、德国公使穆默“对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不仅怂恿推动，而且催促得很厉害”。
由于有了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袁世凯就加快了其复辟帝制的步伐。顽固坚持君主立宪的参政院参政杨度为投袁世凯之好，于1915年4月以虎公(杨度之自号)答客问的体裁写成《君宪救国论》，批评清末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制度，指陈总统制的弊端，大肆鼓吹君宪救国。他在文中写道：“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张之，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富强无望，由于立宪无望，立宪无望，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盖欲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故也。”最后，他得出结论：“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之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此文写成后，杨度通过其同门师弟、政事堂内史夏寿田转呈袁世凯。袁世凯读后对其“君宪救国”和“先立君后立宪”的主张很是赞赏，亲题“旷代逸才”四个大字，由政事堂制成匾额，赠与杨度，并嘱夏寿田转告杨度由他出面组织一个推行帝制的机关，又嘱湖北将军段芝贵将《君宪救国论》秘密付印，广事传播，为其复辟帝制作舆论准备。
7月，袁世凯的法律顾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古德诺在美国听到袁世凯意欲复辟帝制的消息后，立即赶到北京，替袁世凯卖力，并很快炮制出《共和与君主》一文，在8月3日的《亚细亚日报》发表。该文称：“中国数千年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也。……中国百姓，习于君主，鲜知有大总统者，故君主恒为人所尊敬。”该文最后断言：“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无独有偶，袁世凯的另一个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紧密配合，紧随古德诺给袁世凯上了一个条陈——《新式国家之三要件论》，认为“凡组织新式国家(即共和政体——引者)必须具备以下三事：一有循轨道进行之国会；二取审判独立主义确立司法制度；三小学教育力图发展。”他认为,当时的中华民国不具备此“三要件”，还是以“旧式”的帝制为好。接着，他又写了《日本立宪而强》一文，吹嘘日本因为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变得强大，暗示中国只要实行了帝制，也一定会像日本那样变得强大起来。随后，他还向袁世凯进呈了《日本皇室典范》,大力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
8月14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杨度、严复、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发起组织筹安会。在《发起筹安会宣言书》中，杨度与古德诺一唱一和，宣扬中国不宜行民主共和的观点，并以此作为中国实行帝制的依据。同时，杨度还通电各省军政长官说：“本会之立，特以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应于中国，专以学理事非，事实利害，为讨论范围”，要求各省派代表来京，加入讨论，从而拉开了公开复辟帝制丑剧的序幕。1915年10月初，参政院议决以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是否改行君主政体，袁的亲信及各地党羽操纵各省区代表的选举和国体投票。11月20日，各省区投票全部告竣，“全部赞成”君主制，并“一致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上书“劝进”。袁世凯又经过一次假意歉让后，于12月12日，接受推戴，并发布命令，承认帝位；13日，袁在中南海居仁堂“受百官朝贺”；15日，袁大肆封赏，宣布将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改为“洪宪”元年，设立“大典筹备处”，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极。至此，袁世凯策划的复辟帝制闹剧达到高潮。
筹安会和要角杨度
如前所述，蔡锷入京前后，以袁世凯为民国总统，对袁世凯是支持和维护的。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袁世凯为民国服务，带领全国人民加快建设，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强国。袁世凯不顾蔡锷的多次反对，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之时，蔡锷就对袁世凯产生了怀疑。之后袁世凯的一系列复古倒退的行径也使富有民主革命思想的蔡锷“越看越不对了”。但由于袁世凯善于伪装和表演，其帝制自为的狼子野心尚未完全暴露，蔡锷一时尚未看清袁世凯的真实面目。筹安会出笼后，蔡锷终于看清了袁世凯的真实嘴脸，感到袁世凯帝制自为已经“势在必行”，遂决定与袁彻底决裂。就在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即1915年8月15日，蔡锷从北京赶到天津汤觉顿寓处，与梁启超等四人密商对策。蔡锷表示：“袁氏叛逆，以致强邻生心，内乱潜滋。际此千钧一发之会，吾侪乃不得不负重而趋”。“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有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蔡锷这种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而战的精神，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梁启超指出，在我国四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之时，蔡锷提出为四万万人争人格“含有几斗之血，几斛之泪”。
蔡锷与梁启超密谋反袁（油画）
接着，大家决定立即组织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并开始商量对付袁世凯的具体办法。梁启超对蔡锷说：“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蹈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对此，大家深以为然，最后议定从文、武两方面反对袁世凯。文的方面，既然帝制派既已有了宣言，就不能不发表反对的文字，制造反袁的舆论；武的方面，鉴于反袁的国民党要人都已逃亡海外，国内的许多军人也多被袁世凯收买，只得靠蔡锷到云南发动旧部起义。任务明确后，大家又作了分工：梁启超负责舆论工作，撰写反袁文章；蔡锷负责军事工作，策划反袁起义，一面派人去云、贵侦察动静，一面打电报通知重要的人物来京面授机宜。同时，考虑到梁启超的文章发表之后，恐因梁、蔡之间的深厚师生关系，引起对蔡锷的怀疑，因此又决定，梁启超和蔡锷表面上做成分家的样子。
8月15日之后，蔡锷“间数日一诣天津，造先生（指梁启超—引者）之庐，谘受大计”。这就形成了后来梁启超、蔡锷等人密商讨袁大计的一系列会议，史称“天津密会”。“天津密会”从8月15日至蔡锷11月18日离天津赴云南，前后持续了三个月的时间。（未完）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之第八章“梦断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