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陵丨从“生生”之仁走向“同善”——兼论明代杨东明的博爱关

从“生生”之仁走向“同善” ——兼论明代杨东明的博爱关怀

向世陵 教授

明代心学繁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主张理在气中,理即气之运行的“条理”。“条理”突出了天地气化的规律运行,但天地气化需要落实到人或人心。《礼记·礼运》“天地之心”的概念只是对人在天地间地位的推崇,宋儒则从太极—万物的生成关系架构与天地、人、物同气同性的规定出发,认为人理当爱(孝顺)生成了自己的天地,同时,也应当爱与自己同为天地之子存在的万物。

[作者简介]向世陵,1982年在西南师范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87年、199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被聘任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院)、国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书报数据中心《中国哲学》期刊顾问、《中国哲学史》杂志副主编等职;主要从事中国儒家哲学、易学哲学和儒释道关系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宋代经学哲学研究•基本理论卷》《理学与易学》《理气性心之间——宋明理学的分系与四系》《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善恶之上——胡宏•性学•理学》《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变》《儒家的天论》等。

摘 要

明代心学繁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主张理在气中,理即气之运行的“条理”。“条理”突出了天地气化的规律运行,但天地气化需要落实到人或人心。《礼记·礼运》“天地之心”的概念只是对人在天地间地位的推崇,宋儒则从太极—万物的生成关系架构与天地、人、物同气同性的规定出发,认为人理当爱(孝顺)生成了自己的天地,同时,也应当爱与自己同为天地之子存在的万物。孝悌作为从内在仁性生发出来的爱的价值,通过气化的生生流行为博爱的实施提供不竭的动力。如此的“里面”意识,是中国哲学不依赖外在上帝解决爱之根源的一个重要基点。理学之所以比传统儒学的博爱论述更有普遍价值,正是建立在这一“里面”仁性的基础之上。杨东明的“仁说”,是对王阳明“亲民爱物”仁学精神的弘扬。不同人所以能有同一的善念,乃是基于理在气中与心性一致的基础,它们为善的普遍存在提供必需的本体论和宇宙论证明。“生生不息”不但揭示了气化流行的客观过程,也与恻隐发动、并由心之不忍走向施行不忍之政联系在一起。仁爱溥现于天下,不只是为生民立命(仁民),还是为万物立命(爱物),呈现的是体恤关爱天下万物的情怀。杨东明力倡“广仁”以避免人世间的冷漠,把物质的解难济困视为仁意的充分表达。人生活于现实之中,不可能没有利益的考虑,须要将存仁存善与利益的关注结合起来;但同时应以智慧和德性进行引导,不能使人我之隔如重山。他呼吁与民同乐,但“同乐”不如叫“同善”——行善可以带来人间最大的快乐。从孝顺父母到亲民爱物,从仁体流行到天下一体,既是理论的推衍,也是杨东明召唤“同善”身体力行的写照。“同善”固然需要自我心性光明的境界体验,但重点在力求从内在仁心的生发去推行博爱和参与扶危济困的社会实践。

关键词

理气 天地之心 仁 生生 博爱 同善

明代中期以后的理学发展,心学繁荣是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心学并不只是以心为本,它也融合了气学的“理气合一”与“理在气中”,并促成了心性之间的互发。气化流行而生生不息,成为各家学术共同的理论基础。从宋儒到明儒,传统儒学的资源被重新解释,气化从天心到人心再扩展为普遍化的生生之仁。杨东明(1548—1624)的“仁说”,既是对先贤仁民爱物精神的承继,更是立足于救难恤贫而宣扬“同善”的“实学”。

一自“里面”生发的天人之心

明清之际,黄宗羲(1610—1695)在总结明代学术时,曾对罗钦顺(1465—1547)既主张“理气合一”又以为“心性有二”的观点给予了批评。黄宗羲的批评不一定恰当,但他强调“理气”与“心性”的关联则不能说没有道理。在他看来,“理”属于“气”之运行的“条理”,体现在动静往来、生长收藏的规律变化而不紊;而人受天之气以生,蕴涵于人气中的理便是性,它通过心之活动作用而表现,是心当恻隐自恻隐、当羞恶自羞恶的根据所在,此即所谓“明觉自然、自有条理之心”,故人“只有一心而已”。

“条理”说突出了天地气化的规律运行,但天地气化需要落实到人或人心,儒家从《礼记·礼运》以来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人者,天地之心也。”故人之一动一静,就是天之一动一静;天气之动静往来、生长收藏,便成为人心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从天气到人心贯穿的,就是一个生意。心在这里自然能生,而且有长善好仁之德。因此,到号称遥接先秦儒学的宋儒来看待这一问题时,便径直将人心与天地之心联系起来。张栻(1133—1180)称:

夫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该遍者,本体也。在乾坤曰元,而在人所以为仁也。故《易》曰:“元者,善之长也。”而《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礼》曰:“人者,天地之心也。”

从人心去看天地之心,就其周流普遍而无处不发生作用来说,凸显的是它作为“本体”的地位。其本体的发用,在乾坤天地,表现为“元”的创生繁衍;在人世,则化作为“仁”的恻隐怜爱。这在先秦儒家是有共识的。所以,《周易·文言》讲“元者,善之长也”,强化了善亦即仁的生长的价值;而《孟子·尽心下》的“仁者也,人也……道也”,突出的则是在人身之仁爱,并同时构成为“道”的内涵;至于《礼记·礼运》的“人者,天地之心也”,则在说明由人来实现的天地间生意的普遍周流。

人作为气化的产物,《礼记·礼运》早已讲明:“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东汉郑玄(127—200)注此语为“言人兼此气性纯也”。“气性”即“气与性”,“纯”谓美善,意味着人兼备这气与性之美善。唐代孔颖达(574—648)则对此气与性进行了拆分,将“天地阴阳”归气而以“鬼神五行”属性。到理学思辨进入,新的解释亦相应产生。宋代朱熹(1130—1200)认定“天地之德”为理,“阴阳之交,鬼神之会”则均属于气,并将周敦颐(1017—1073)、张载(1020—1077)的“五行”和“气化”说整合进来。他以为:

《西铭》天地之塞,似亦着“扩充”字未得。但谓充满乎天地之间莫非气,而吾所以得为形骸者皆此气耳。天地之帅,则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间也。五行,谓水火木金土耳,各一其性,则为仁义礼智信之理,而五行各专其一,人则兼备此性而无不善。及其感动,则中节者为善,不中节者为不善也。

按,张载《西铭》“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既然气已充塞乎天地之间,“扩充”的问题也就不再存在。充塞之气有内在的原因来支配或主宰,这便是天地之心,在朱熹也就是理。天地间的人物同禀此气而得生,气构成为“民胞物与”的客观基础。不过,张载的《西铭》本身只是讲一体之气构成的现状,并不涉及气化生生和五行流布,故要解释天地之心,朱熹以为需要引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以五行论气,以“各一其性”讲理。

从《礼运》篇(含注疏)本身来讲,“天地之心”的概念只是一种对人在天地间地位的推崇——人立于天地之中,其动静呼应天地,天地有人,就如同人腹内有心一样;五行虽可以指仁义礼智信五常,但仍然是以气去解释,强调的只是仁义礼智信为五行之端首而已。但在朱熹这里,以周敦颐的“各一其性”为前提,仁义礼智信就成为五行各自专守的性理,人则能兼备五性,所以性无不善;当其为外物所感而发,则中节者即符合礼义规范者为善。并推论说:

所以,《太极图说》“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二气交感,所以化生万物”,这便是“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只是说得有详略,有急缓,只是这一个物事。所以万物到秋冬时,各自收敛闭藏,忽然一下春来,各自发越条畅。这只是一气,一个消,一个息。只如人相似,方其默时,便是静;及其语时,便是动。那个满山青黄碧绿,无非是这太极。

《太极图说》讲阴阳气化的特点,是整合了“动/静”“收/发”“一/万”关系等结构范式。从此来看“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就是阴阳二气、满山青黄都归因于纯一之性或太极,万物的收敛闭藏(由万归一)与发越条畅(由一生万),说的正是“帅性”(一)与“塞体”(万)互动的生长消息的过程。朱熹将周敦颐太极—万物的生成关系架构与张载的天地、人、物是同气同性存在的规定整合起来,人兼备五性,不止是存在意义的五性之全,也是生成意义的收发消长。从此出发,人自然要爱(孝顺)生成了自己的天地,也同样要爱与自己同作为天地之子存在的万物。当然,其间的差别,朱熹也要强调。他称:

许多人物生于天地之间,同此一气,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党与;大小等级之不同,便是亲疏远近之分。故敬天当如敬亲,战战兢兢,无所不至;爱天当如爱亲,无所不顺。天之生我,安顿得好,令我当贵崇高,便如父母爱我,当喜而不忘;安顿得不好,令我贫贱忧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当劳而不怨。徐子融曰:“先生谓事亲是事天底样子,只此一句,说尽《西铭》之意矣!”

“孝”在《西铭》表现得是十分突出的,但朱熹以为,张载并不是说“孝”本身,而是通过“孝”来形容“仁”,以“事亲”的道理来说明“事天”。在这里重要的问题是,不能以我的实际处境来判断我是否当爱天,因为父母欲成就我的贫贱忧戚,在根本上仍然是爱我。这可以说是从孝的角度去理解的仁的普遍之爱,一切都是从仁中流淌生成出来。

《论语》有“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说,理学家对此进行了重新解释,将“为仁”与“仁”本身区分开来。“为仁”的孝悌属于发于外的情用,“仁”本身则是内在的性理。朱熹在回答学生“仁者爱也,爱莫大于爱亲,于是乎有孝之名”等问时说:

本只是一个仁,爱念动出来便是孝。程子谓:“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曷尝有孝弟来。”譬如一粒粟,生出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干,有枝叶,亲亲是根,仁民是干,爱物是枝叶,便是行仁以孝弟为本。

“仁”从根本上说,是内在的德性,此德性生发的初始表现便是孝亲。从“爱念”的层面理解仁,更能表现其心中(本性)所发的意蕴。人一念初起,本性已向情感转化,“念”是从仁性中“生”起来的,这就如同枝叶由根干生起一样。所以,孝悌或爱亲是践行仁(从主体说)或仁之落实(从仁性说);从此,亲亲蔓延滋长,枝干花叶相随而生。这便是有生生之根支持的仁爱的现实。

因而,孝虽然有顺的品格,其实质仍然是爱,尽管此爱是个别而非一般,但它既有仁性之根,其发现或推广到一般的泛爱或博爱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那么,“行仁以孝弟为本”便可以翻译成博爱从孝悌开始;也可换用为孟子(前372—前289)当年与墨者夷之辩论时夷之提出的“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后者虽然被孟子讥刺为所谓“二本”,但实际上这是俱道仁义的儒墨两家最大的公约数,孝的观念被深深地嵌入于其中。

从二程到朱熹,孝悌这种从内在仁性生发出来的爱,其作为“本”的价值,主要在通过气化的生生流行为博爱的实施提供不竭的动力。即只要根依于内在的性理(仁理),爱就具有了扎实的基础并源源不断地涌出。所谓“天之生物,便有春夏秋冬,阴阳刚柔,元亨利贞。以气言,则春夏秋冬;以德言,则元亨利贞。在人则为仁义礼智,是个坯朴里便有这底。天下未尝有性外之物”。从天之“生物”一方的春夏秋冬、阴阳刚柔或元亨利贞来看,不论是以气言还是以德言,都无非说明生意是由两个方面共同完成的,即一是外化的天地气象,二是内在的德性根底;落实到人,仍然如此,即一是人的气化形迹,二是构成人性的仁义礼智,这便是“坯朴里”的“这底”。

如此“坯朴里便有这底”的“里面”意识,是中国哲学不依赖外在上帝解决爱之根源的一个重要的基点。事实上,理学比之传统儒学,其博爱论述更有普遍价值,也正是建立在这一“里面”仁性的基础之上的。由此来理解朱熹的“故仁只主爱而言”,就不但可知仁之主爱的性质,而且可以体会到其所承载的深厚宇宙论底蕴和气势。

到明代,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反对朱熹分理气、心理(性)为二,但他自己论述孝悌和仁爱之本,依循的同样是生生之仁从“里面”发生出来的构架。他说:

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

王阳明此论生生,虽然突出了“渐”的特点,但总体格局与朱熹一致,因为所讲都集中在仁理的生生不息上。仁理从根“里面”抽芽萌发,于是有孝悌之爱的流行。不过,朱熹虽然也看重孟子亲亲、仁民、爱物的推恩说,但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所持,却是以“新”为“亲”之解,故朱熹的“亲亲”逻辑上并不能由孝悌之爱一概地推广到百姓万物,而在王阳明这里,却是最不成问题的。

王阳明大力弘扬自己的“亲民”说,并以为正是由此才能将孝悌之爱推广到普天下之人。他说:

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

王阳明接续程颢(1032—1085)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并给予了进一步阐发。“亲”之对象不仅指父兄,也适用于天下人,“一体”的观念通过我对天下人的普遍关爱而最终确立起来。孟子的亲亲、仁民、爱物在王阳明这里已浓缩为“一体之仁”的“亲民”——亲父兄、亲君臣朋友、亲鸟兽草木。正是依赖自身对“里面”生发的仁理的体悟,“明德”才真正敞亮(明)于天下。那么,“明”明德就主要不是个人对内在德性(仁德)的体验,而是我之德性在亲爱天地万物的实践中彰显出来。这也可以说是在德性论意义上的“致良知”说。

当然,人际、人物间的亲疏远近已形成了差等的关系,但从最终境界的实现来说,爱之先后并不具有太大的意义。在“一体之仁”的意境下,己之父兄与天下人父兄的界限实际上已趋于消解;反过来说,要达吾一体之仁,正是要打破这一界限。关联父兄与吾身的是血亲,而关联天下与吾身的则是仁德,亲民爱物则仁德光明,从而实现一身与天下的统一:“惟夫明其明德以亲民也,故能以一身为天下;亲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为一身。”亲民的博爱实践,需要阐扬明德的道德理性的指引;而明德或道德理性的阐扬,只能生发于关爱天下的实践之中。在此意义上,自我之道德水平与关爱天下的善行,是相互发明而互不可缺的关系,是即谓“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

二基于“生生”的“仁说”

杨东明生活于明代后期,被黄宗羲选为北方王门的代表之一,并以为他辨“无善无恶者心之体”“能得阳明之肯綮”。不过,王阳明并不是只论心体,他也关注理气,以为“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而气又是就良知流行而言。事实上,以“条理”解“理”而又重气化流行,是阳明心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王阳明的良知学如果脱离了气的因素也根本不可能挺立起来,也就更谈不上生生之仁的发动生长。作为阳明学的后人,杨东明学术固然注重心性——黄宗羲《明儒学案》为杨东明所立《传》中唯一收录的著作,就是杨东明的《论性臆言》。但在这《臆言》中不难发现,杨东明所言心性并未离开理气,他的主张是理气为一,“气质之外无性”。杨东明的“仁说”,既是对阳明学亲民爱物仁学精神的弘扬,更由此走向他救难恤贫而宣扬“同善”的“实学”。

在强调“理气终是一个”的基础上,杨东明对于理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从生生之条理去解释的:“天地间只是一元之气,生人生物,而气之有条理便谓之理,非谓气外,又有一个理与之俱来也。”没有一元之气,就不可能有一体之仁。从一元之气生成人、物,到天地间的万千变化,均循其自有条理亦即其本性而动作,这就是所谓“生生之理”。

“生生”,包括杨东明阐释的生意、生育、生机、生理等等,是他所在时代“生生气氛高涨”的一个典型表现。而所谓“生生不息”的说法,并非只是揭示了气化流行的客观过程,在天地生物之心落实为人心、生生之理归结为仁理的前提下,生意流行总是与恻隐发动、并由心之不忍走向施行不忍之政联系在一起的。杨东明说:

天地以生物为心,而人则禀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者也。是心也,存之为仁体,发之为恻隐,总所谓不忍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山林川泽皆有厉禁。夫是以两间生育,无有不若其性者。则圣心之仁,立万物之命也。

天地生物之心禀赋于人,就其存在而言谓之“仁体”,就其发动而言称作“恻隐”,双方又总和于“不忍之心”中。不忍之心,在孟子便已有必然的意味,但那还只是一种伦理的律令,这里却是由生生不已的天地本性来驱动。万物循其性而生长繁育,圣人之仁爱溥现于天下,就不只是为生民立命(仁民),而且是为万物立命(爱物),呈现的是体恤关爱天下万物的情怀。

由此,基于“生生”论仁就是不二的选择。程颐当年曾以谷种比喻仁,以此来发明其种下便生的必然之义。后来的张栻、朱熹等则有专门的“仁说”,杨东明亦遂认为相对于具体的“仁术”,一般的“仁之说”更为要紧。当然,他的“仁说”不是专门撰述,而是在为“广仁会”定名所作的《序》中论及,亦可称之为他的《广仁说》。其文称:

夫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地之仁也。人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人心之仁也。夫惟以生名仁,则存仁所以存生也,戕仁所以戕生也。仁顾不重与!公等不见谷种乎?夫谷种,藐焉一粒而已,胡然而萌芽,胡然而长茂,胡然而吐华、结实,仁为之也。谷种非仁,则生意灭矣。故夫人能全仁,则生机所畅,发祥自长,身膺多福,泽及后裔,非强致也。生生者,自不容已也。

彼不仁者,徇私灭理,阴惨满腔。譬犹寒雪严霜,何能生育?故近不能保身,远不能庇后,惟其生理灭亡耳。故曰: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严哉!人胡敢以不仁也。

公等饶于赀产,定自仁根中昌达,非偶尔也。今宜推广吾仁,益培生生之理,其即以广仁名会,庶几顾名而思义乎!众曰:善哉!第不识此之为仁,与克复之义何若耳。昔颜子箪瓢陋巷,自济不赡,岂遂不能广仁乎!抑仁不在事为间乎!余讶然曰:是问也,胡为乎来哉!此其义备在夫子之告子贡者,公等疑未及此也。姑力广吾仁焉尔矣。

先前张栻、朱熹的“仁说”,主要在讨论自天地生物之心而下的四德与仁性爱情等说,又尤为关注仁与爱之关系,并不多留意仁者生也的问题。但后者在杨东明文中却是重心所在:

在第一段,他讲生生之仁,并提出“以生名仁”的重要论点。天地之仁体现在生物不已上,谷种的萌芽开花结实便是仁之生意的现实发明。不过,如此的仁——生的耦合机制,在天人之间仍然存在差别:在天一方,仁的生机是内在的,其发用表现为必然而不容己的趋势;而在人却有所不同,因为人有意识,他可以存仁,也可以戕仁。当然,这一差别并非绝对,因为在天一方的谷种也可能有坏种,从而导致生意在根本上被阻遏。对于天,人是无能为力的。但人对自身之谷种(人心)却可以施加影响,即通过“存仁”“全仁”的自觉努力,能保证内在生机的繁荣畅达,并因此生成自身的福祉并泽及后世。

在第二段,他讲人如果绝灭仁理,则不可能有生。对生意的毁灭意味着对自我的根本否定,因为人本生而有,不仁则断绝了生意,也从根本上切断了自身的命脉。但如此论说,其实缺乏必然的效力。因为,讲以生名仁,就一般“士庶人”而言大致有劝善之益,但对于现实中的下愚或恶人来说,他们虽不仁却并不会无生。换句话说,“人胡敢以不仁也”至多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

在第三段,则进入到众乡绅耆硕的行仁善举。按照其存仁而有福祉的理路,耆硕的富足正是仁者生也(生成财富)的现实发明。所以今天的“广仁”,就是要进一步培育推广此仁之生理。不过,耆硕的认识其实存在问题,因为他们是从“克己复礼为仁”的克除私欲的角度来看待“广仁”的,所以注重的是颜回(前521—前481)心与仁合的精神境界,而不在救济赡养的物质关怀。杨东明则显然不同意仁之生理只停留在精神的层面,而申明广仁必须有物质的施与。他所强调的所谓“备在夫子之告子贡者”之义,即《论语•雍也》中孔子(前551—前479)答子贡(前520—前446)“博施济众”那一段话。孔子表明,博施济众不止于仁而是达到了圣的境界;至于仁自身则是从己立推至立人、达人并能够就近做起。这里似乎是将博施济众与仁相剥离,但更积极的理解,是将博施济众与立人、达人关联起来,把物质的解难济困视为仁意的充分表达,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精神的关怀。所谓“广仁”,其义也正在于此也。

杨东明要为此善会定名为“广仁会”,是相对于先期已成立的周济乡人的“同善会”而言的。众耆硕以为:“今吾侪仁术所及,善不啻溥矣,会可独无名乎?”杨东明据此则针对性地提出,不能仅谈“仁术”,而必须上升到“仁说”,故而有他上面的这一篇长言。但从理论上说,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即不论是“同善”还是“溥善”,都是实在的普遍善举和博爱的实践。可是,何以能有此普遍的善举呢?“以生名仁”可以解释博爱的理念乃自内心生出,但不同人所以能有同一的善念,则是基于理在气中与心性一致的基础,后者为善的普遍存在提供必需的本体论和宇宙论证明。

回顾儒学史上对善的普遍性的认识,汉唐儒学论性善或人性善恶,大都与上智下愚的智慧高低相联系,下愚遂与性恶捆绑在了一起。尽管宋儒以为义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性说”的出现已经解决这一问题,但在理气为一的明儒心中,“二性说”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故下愚的善性问题就仍然需要考虑。杨东明综合了汉唐与宋儒的人性善恶论,承认禀气的偏全清浊造成了上智下愚之差,然而,“要之,下愚未始无善根也。不然,必其不自太和元气中来耳”。只要是禀赋同一的太和一元之气,善性人人同在就是不应当质疑的,这一基本的预设必须要坚持。下愚的不善,根本问题在后天的教化:“故下愚不移,只为缺了修道之教,补一教字,而人性一矣。是谓赞天地之化育。”那么,所谓“人性一”的普遍善性,是在承认天地生人有不齐的情形下,通过后天人为的修道之教、即赞天地之化育来实现的。

由此来看,天地生物而来的人心,只有在性命主体的存仁存生和赞天地化育的积极参与下,才能展开为仁的现实。这一参赞工夫,实际上就是对人心之谷种的培育和弘扬。在这里,心学存养本心、先立乎其大的工夫和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已被整合为一体。杨东明称:

万物本吾一体,仁者天下为家。昔明王之世,制田里,教树畜,家给人足,比屋可封焉,事此煦煦之慧也。故小惠不足以明仁,私恩不足以广义,诸君有志大道之公也,其惟养吾心之谷种乎!夫吾心之谷种,敛之不越方寸,出之相容四海,稊米之身,三才合德,惟有是耳。愿诸公先立其大者。

万物一气,天下一家,这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必须通过先王切切实实的善政去实现。爱民是家给人足的普惠,私恩小惠是不可能达到天下同善的。在杨东明看来,“同善”源出于公天下的大道,但大道之行又基于一心,此心生发出普天下之善,就如同谷种的萌芽分蘖一样。所以,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养心。

不过,杨东明虽然接过了陆王心学的“养心”和“先立乎其大”说,但他并不赞同寡欲的主张。在他看来,与民同乐同善才是最要紧的。他的养心和立“大”工夫,重点是宣扬克私为公的观念,而力求避免人世间的冷漠。相应地,物质财富是实现“同善”必需的基础,也是他创立同善会的基本目的。

当年,范仲淹(989—1052)曾有置义田救济贫弱的善举,可到杨东明的时代,这差不多已成“绝德”,他深深感慨“好义之难”,叹道:

吾闻古之圣贤,以万物为一体,即一身且不为己私。而区区顷亩,吝而弗公,即令贫且困者,日接于目而漠然不动。其心也,斯不可谓忍人乎!

圣贤以天地万物一体的情怀,本身是一种大公无私的崇高境界。对比之下,今天那些富有力者只顾惜自己的财产,待人无情,不忍之心事实上已不存。杨东明对这些悭吝弗公的富豪们无疑感到义愤,对此也应当给予道德的谴责。但是,把问题仅仅局限于道德其实于事无补,因为更要紧的往往是利益的考虑,只有将存仁存善与利益的关注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

三“同善”的实学

人生活于现实之中,不可能没有利益的考虑。杨东明倡言“同善”,也深深明白这一点,务实成为他的学术最突出的特点。吕坤(1536—1618)在为杨东明的《文集》作序时,称赞道:“公之学,实学也,有用之学也”;“即不讲学,已于行与事讲之矣”。

理学初创时,张载立足气性一体倡言“民胞物与”,为他的“兼爱”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气论基础,但联系到为生民立命,则还须补以生生不已之心的生机和动能;二程以生生论仁,使民之痛痒维系于我心,并关涉到博施济众的功用和恩泽,但又需要夯实以天地一体之气。如此的“一体”和“生生”说,给杨东明见之于行事的博爱和慈善事业以深刻的影响。但杨东明并不满足于此,作为一个深谙民众疾苦,敢于打破禁忌向皇帝(明神宗)上《河南饥民图》的亲民官员来说,他的劝善是把民胞物与的博爱论与利益的驱动关联起来考虑的。

事实上,救民出苦难本身也是阳明良知学的真实内容,所谓“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作为阳明后学,杨东明正是由此去践行的,使得他的生生仁学也带上了十分“不忍”的特色。他说:

夫人虽万有不齐,实天地一气所生。古人父母乾坤,胞与民物,疲癃残疾,鳏寡孤独,皆为兄弟颠连而无告,是合天下人本同一体也。人惟间以尔我,身外即为胡越。始有丘累陵积,粟红贯朽,置于无用之地,而视民之啼饥号寒、辗转沟壑者,举漠然不动其中矣。夫重莫重于民命,急莫急于救民命,而况以红朽无用济其至重且急,则我无小损,人有大益,奚惮而不为哉?且夫恻隐之心,天地生生之心也,即人之所恃以立命者也。如遇可哀矜而念不少动,则此心之生生者灭矣。

“天下人本同一体”是理性和境界提升后才可能引出的结果,人需要面对的,往往是人与人之间“间以尔我”的现实。对此情形,一方面要承认它就是感性的现实,完全忽略它而不予考虑是不对的;但另一方面,人之为人,又不能局限于此,应当以智慧和德性去进行引导,即不能“惟间以尔我”,使人我之间如隔重山。一般地说,同善是目的,劝善则是手段,但劝善不能只是空洞地呼唤富人的仁慈,因为对这些富人来说,财富积累和利益的计度始终是第一位的,要使他们接受同善的理念,使已夭折的生生之心重新生发,就必须结合利益和报偿来说事。

杨东明劝导说,考虑利益应当从大处着眼,富人的粮食累积太多以至腐朽,本来已嫌无用;而民之呼饥号寒,冻馁沟壑,迫切需要救济。两相对照,相对于财物,生命更为贵重,况且是拿已无价值的朽粮救助濒死之民,连小损都谈不上而有大益,这岂不十分划算,而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呢?无疑,此种算计仍然是基于恻隐之心的引发,因为所谓朽粮无用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它还可以有多种用途;再者,己之朽粮无用与他人之生命安否并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拿我的粮食、财物去救济他人之生命,其实是利益考虑与仁心引发相结合的产物。所谓“富者之积余者,贫者之所恃以为命者也。与其积于无用之地,孰若推而广之,以济人之急,并以成吾之仁哉?”他前面讲“存仁”“全仁”,主要立足于性命主体的存仁存生和赞天地化育的积极参与,但这只是一般原则,人要真正“成仁”,还需落实到物质上扶危济困的实践。杨东明倡导同善,是将博施济众的要求吸纳在内的。

因而,如果面临他人之危难而心不为所动,生生仁心也就湮灭不存了。后者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说辞,它其实就是当时严峻的社会现状。对此,需要有针对性地从利益和报偿方面进行引导。他说:

夫世有忘贪得之戒、为子孙作马牛者,日夜焦劳,不获晷刻之乐,语之救难恤贫,则吝弗肯予,此真所谓迷人哉!焉能为有无也。且夫人之积善,犹农之力耕,多种则多获,寡种则寡获,不种则不获。昔人活千人而后世三公,渡万蚁而身魁天下,天福善人,如持左券,何惮而不为哉?故愿诸老坚此善念,永无替也。会初名同乐,余更其名曰“同善”,夫惟为善乃称最乐也。嗟嗟!安得公此善于天下,以遂吾大同之愿哉!

快乐本来是人的追求,可人也有不计辛劳之时,为子孙作马牛而不获晷刻之乐就是一典型的表现。人对子女的关爱和责任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如此之人在救难恤贫上却不肯施一钱,简单斥之曰缺乏爱心无济于事,只能说他们胡涂——因为不知付出总是有回报的。

杨东明呼唤将为子孙做马牛之心转换到救难恤贫上,做到与民同乐。他希望富绅明白的道理,中心是天道酬勤和积善必有余庆的传统劝善观,同时也吸收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如此的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应当是具有说服力的。“天福善人,如持左券”,既然善的报偿必定会到来,坚守此善念就是有万利而无一害之事,那又何乐而不为呢?在此前提下呼吁与民同乐,实际上便是与民同享善的福报。所以称“同乐”不如叫“同善”,因为行善可以带来人间最大的快乐。最终的指向,是借助利益的驱动而达致客观上的天下为公——公此善于天下,同善成为了走向大同世界的桥梁。

当然,人如果真能有大公之心,则不必计较私利和报偿。杨东明自己和他的家人便是超脱私念而出以公心,去践行他所宣扬的博爱和同善事业的。他曾与其弟以自身资力捐助五百贫民棉袄度冬,并希望以此带动其他富人效仿,其心理走向是从心学的同心同情而引向同善。其叹曰:“贫人以得衣为喜,余以贫人之喜为喜,而一念与物为体之情,交畅于五百贫苦之众。噫!于余心亦稍快矣!……凡我同心,各有是举,则域中应无失所贫人矣!”万物一体既是一种境界、智慧,也是一种情感和职责,在此前提下,一喜同喜就是理所当然的。而所以能如此,根本点还是心学主张的天下古今的同心,这可以说是杨东明“同心同善”说的本体论依据。

当然,呼唤同心而讲公天下之善,仍然存在下手处的问题,这就需要与亲亲为先的孝道观念结合起来。孝道在传统儒学一直是中心的课题,理学家承接了孝悌的观念并如前述有深刻的探讨,但从宋儒到明儒,更强调的是内在仁性的生发和推广。孝悌相应成为行仁之本始,亦即杨东明所说的“百行之原”,以为“孝德一立,万善必从”。如此之孝行不只在人,在物也是如此:“呜呼!乌反哺,羊跪乳,物类且然,人顾可出禽兽下哉?”人们观察到“乌反哺,羊跪乳”等动物本能行为,并将其提升至道德层面,以证明孝亲的善行在天地间普遍存在。进一步,外在的善行是由内在的德性(仁性)生发而成,所以孝德既立,发之于父母、他人、万物,则有相适应的善行,同善也就在不言之中了。

尽管此种“孝德一立,万善必从”的理念,事实上并不具有必然的效力,因为仁性的生发说到底仍是一种理论的假设,加之其推广不得不受环境条件的诸般制约。但在儒家学者,对此理念却是相当地执着,甚至认为尧舜之治天下,凭借的也正是孝道,所谓“尧舜之道,孝弟而已”。

孟子当年以舜为范例讲“善与人同”,其中贯穿的是舜“舍己从人”的无私之爱,朱熹将其解释为“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善既然具有公天下的品格,它就适用于一切人,并为一切人所需。舜由孝亲推广到爱民,引发了百姓普遍的恻隐和关爱之心,最终收获了同善的效应。杨东明也因之向富绅们呼吁:“彼畋夫耕叟,尚知结社捐赀,共期为善,况搢绅冠盖之流乎!”日常生活中,那些并不富裕的下层民众,往往还有行善之举,与之对照,这些吝啬的富绅们应该感到羞愧。事实上,不论是在他的家乡虞城(今河南省虞城县)还是扩展到整个天下,“共期为善”是他倡言和创立同善会最大的心愿。具体的善举限于条件,无疑有大有小,但同善之心却应该是一律的。

奠基于生生仁心油然不容己的前提,从孝顺父母到亲民爱物,从仁体流行到天下一体,既是理论的推衍,也是杨东明呼唤同善身体力行的真实写照。在他的构想中:“夫孝为百行之原,仁则通天地万物为一体,推是心也,可以父事天,母事地,民吾胞,物吾与。”儒家自始坚守的孝道与理学家强调的天地万物一体和民胞物与,在杨东明的同善事业中整合了起来。也正因为如此,杨东明的同善,固然也需要自我心性光明的境界体验,但重点在力求从内在仁心的生发去推行博爱和参与扶危济困的社会实践。他所探索的道路,影响了活动于江南地区的高攀龙(1562—1626)、钱一本(1546—1617)、陈幼学(1541—1624)、陈龙正(1585—1645)等东林学人,并最终促成了明末的同善会运动,清以后仍在不同形式下绵延。可以说,明末以后的中国慈善史,同善会及其相关组织的活动构成了重要的一环,值得我们认真珍惜和借鉴。

编者注:该文为作者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儒家博爱论研究”(13ZX011)的重要成果之一。全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8年第1期第120—130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

责任编辑:田卫平

鸣谢:澳门大学《南国学术》杂志社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阅读 ()
平台声明
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