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往往是伴随着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而同步进行的。
北方的游牧民族因天气寒冷，草场荒芜，而南下入侵农耕区域，农耕、游牧民族皆为生存而 战，以至于战争频发、朝代更替、民族交融、文化汇合。东汉后期开始，经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朝统一，中国实际上经历了四百多年的乱世，史称第二个寒冷期。
从东汉末期开始，中原地区陷入了长达数百年的动乱。中华文化第一次受到了外族的强烈冲击，史称“五胡乱华”。此时一方面大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直入王室；另一方面，在相对稳定的三国期间，大批游牧民族特别是匈奴，又归附中原，逐步汉化。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经南北朝，到公元589年隋朝灭陈，中国社会基本上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当时的南方地区， 基本上是完全意义的汉民族政权，而北方黄河流域基本上是游牧民族统治后逐步转向汉化的过程。
中华文化的勃兴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经过剧烈民族冲突所引发的文化交锋之后，反而带来了某种文化上的相互感受，并由此逐步达到了对文化的相互理解和相互认同，对于中 华文化这种具有相融性的文化而言，反而发展的空间更大。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求同存异的特质。 魏晋南北朝是华夏文明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次文化与民族大融合时期，而且这次融合的范围与内容远比第一次广泛。
春秋战国时代主要是中原大地各原生文化的融合，而这一次， 包括波斯、印度、粟特、蛮俚、百濮、北族、东南亚以及中原各地未曾发掘的民间文化，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被融入以华夏传统文化为主干的新生文化之中。
自汉朝设立太学以后，至东汉末年，在几百年时间里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辈出的大家族，传到魏晋就形成了“士族阶层”，这个阶层具有非常开放的思想。比如在儒家的基础上，道家玄学渐兴，直到东晋葛洪结合儒家思想改造了道教。又因为佛家学说渐入，儒家学说又吸收了一批佛教的思想。因此，当时儒释道三门思想学说融会贯通，再加上波斯、希腊文化的加入，再一次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那段时期可以说是一段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时期，它的出现为后来的隋唐文化盛世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如在科学领域，南朝祖冲之与北朝贾思勰南北辉映，西晋裴秀的《禹贡地域图》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旷绝古今。在文学领域，不但完成了古诗从四言、五言、骚体到七言诗的过渡，产生了建安三曹、田园诗人陶渊明、山水诗人谢灵运等大家，就是民间的《陌上桑》、《敕勒歌》和《木兰辞》也都是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结晶。这时期书法也成了一门艺术，楷书、魏碑相继诞生，《兰亭序》的高峰，后世绝无撼动。而其他在绘画、舞蹈等方面也是大家频出。同时期产生的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后来成了闻名世界的艺术宝库。所有的这些成就，居然就产生在最为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还是民族关系最复杂、最动荡和最激烈的一个时期。
北方各族先后进入内地，纷纷建立政权，又彼此取代，造成了中国北方最为复杂的政治局面。据史书记 载，北方前后共成立了十六国，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同时，北方的汉人因为战乱纷纷南迁，与当地原住民一起加入了长江流域的宏伟蓝图之中，就这样形成了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 一次民族大融合。
魏晋初期，曹操统一北方收服了乌桓，诸葛亮七擒孟获安定了西南，吴国招抚山越稳定了长江中下游，中原大地尽管征战不断，但在民族问题上却都以融合与安抚为主。后来西晋永嘉之乱后大批少数民族政权在北方混战，晋政权流亡南方，带去了农耕文明的人力和财力。在隋朝统一中国之前，北方地区的很多少数民族与当地汉民族一同生活生产，已经基本融入汉民族生活圈，至少不反对汉民族的生活方式，而其在生产方式上，也逐步采取了农耕社会的方式。
特别是北魏时期，身为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宏（汉名元宏）自觉认同中华文化，革除鲜卑文化的陋习，不但借南征南朝之名，将首都由平城（今山西大同一带）迁至中原核心的洛阳地区，而且全盘推行汉化，将鲜卑姓改为汉姓——拓跋氏改为元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独孤氏改为刘氏等，鼓励与汉人通婚，三十岁以下禁用鲜卑语——“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改胡服为汉装、采用汉官官制、实行均田制等，以期彻底适应中原、融入中原、统治中原。
社会秩序，实际上就是广大民众的人文需求。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人文需求，进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秩序。在南北朝统一之前，北方各族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有一个逐步从破坏、理解、认同、接受、融入，最后到完全秉持的过程。
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必须要寻找一个适合自身现实社会正常发展的社会秩序，以改变过去游牧形态下的社会秩序。北齐皇帝高洋是汉人，但他自认为是鲜卑人，推行仇杀汉族的政策。北魏孝文帝是鲜卑人，可他推行汉化政策。因此族群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对文化的认同。 一方面是受到身处中原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的影响，北方各民族必须面对生产生活的改变，否则无法在中原生存；另一方面，中原环境下的社会人文秩序——中国文化在社会生态方面的外在表现形式，有利于整个人文社会的稳定发展，包括有利于避免族群间、部落间不必要的内耗，是现实中原社会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秩序。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群，在中原政治舞台上成为了一段时间的主角，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其中的离散聚合最后都纷纷与汉族融合在一起。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具有双向或多向的迁徙、汇流和融合，成了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最大特点。比如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但不管是汉人政权还是胡人政权，汉人的士族阶层始终处于政治中心，并引领着民族的融合。南北朝虽然纷乱残酷，但民族的融合终究是利大于弊，杂居、通婚、改姓改名，各民族用相同的语言文字互相学习和共同发展，这时候文化的认同和接受， 逐步变成了对汉民族的认同和接受，民族差别最终得以消失， 至隋唐时期终于融合成了新的中华民族。
中国历史上的每次民族大融合，其实就是各个民族逐步与汉族融合，也是汉族与各个民族、各个民族相互之间的融合，直至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过程！
而各个民族本身的文化也在某些方面或一定范围内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并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族融合使得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而这种民族融合的前提，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接受，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长久存在、灿烂至今的根源。
（作者简介：蒋海，工作室成员，本文摘自《中华民族：积淀五千年的文化自信》。本公众号是唯一获得授权刊载此书内容的网络平台，如需转载，必须获得本公众号的授权，违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