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与鲁迅及其弟子们

鲁迅自1927年10月起住在上海，1929年5月和1932年11月曾先后两次访问北京。鲁迅访问北京时，在寄给许广平11 月20 日的信中说：“我到此后，紫佩、静农、霁野、建功、兼士、幼渔，皆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力之邦是看不见。”11月25号的信中再次表达了同一心情。“旧友对我，亦甚好，殊不似上海之专以利害为目的，故倘我们移居这里，比上海是可以较为有趣的。”鲁迅对没有利害关系可坦诚相处并有众多朋友和弟子的北京怀有特殊的感情。鲁迅在访问北京的那段时间里在日记中对所见的人都一一予以了记载，另外在寄给许广平的信中也像是汇报似地告知具体的行程，有意思的是书信中和韩国有关的人物也多次出现。其中值得关注的有关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沈兼士，弟子魏建功、台静农、李霁野和韩国人金九经等人的内容。

鲁迅第一次访问北京是在1929年5月15日到6月3日，共20天。在当时的日记中记载了与张凤举、沈兼士、魏建功、台静农、李霁野等人的会面。第二次访问北京是在1932 年从11 月13 日起共住了15 天，又见了沈兼士、魏建功、台静农、李霁野等人，并记载于日记中。正如鲁迅日记中所写，访问北京时，拜访了北大教授，与弟子们经常见面并促膝相谈。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弟子都是青年知识分子，对日帝统治下韩国的现实予以积极的理解。比如魏建功从1927 年4 月起到1928 年8 月为止，有三个学期在首尔的京城帝国大学担任中文讲师；台静农以在北京秘密开展独立运动的某一“朝鲜人”为形象，创作了《我的邻居》这一短篇小说；李霁野在《鲁迅先生与未名社》的书中介绍了韩国人金九经及拜访鲁迅的某一日本人。本文对这些有真实依据的资料进行细致地分析，探讨鲁迅的弟子们对韩国的体验和认识。通过这一研究，阐明近现代时期韩中交流和相互认识的历程，尤其是将此置于与鲁迅的关系中予以考察，从间接的角度来反映鲁迅对韩国的认识，因此可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魏建功在京城帝国大学任教和对韩国的体验1928 年首尔发行的《京城帝国大学一览》（1927—1928）中介绍了法文学部的讲师“支那语魏建功（中）”。中国人魏建功从1927 年4月起到1928 年8月为止，在韩国住了三个学期，在京城帝国大学教中文。他是韩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后被最早聘请来的中国教授。正如前面鲁迅日记中所说，魏建功（笔名天行）是鲁迅的弟子，和鲁迅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1929 年5月他在鲁迅和北京大学教授沈尹默、马隅卿、张凤举、徐祖正、耀辰等人的饭局中同桌共席，也曾和台静农一起拜访鲁迅共进晚餐，并交谈到深夜。在鲁迅离开北京时，他与金九经、张目寒、常维钧、李霁野、台静农一起去火车站与鲁迅握手言别。另外，1932 年11 月鲁迅为了知道台静农的住址曾去找他并留下纸条，两人之间的关系甚是密切。

魏建功1919 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学习，1921 年预科毕业后转入中文系本科，1922 年读二年级时选修了鲁迅“中国小说史”这一门课。他在北京大学就读时，作为鲁迅的弟子在鲁迅和周作人主办的周刊《语丝》上以“天行”的笔名发表随笔。1926 年7 月鲁迅还拜托魏建功就《太平广记》中的几篇作品与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明刻大字本”相互比较进行校对。鲁迅在书信中写道“给我校对过的《太平广记》，都收到齐了，这样的热天做这样的麻烦事，实在不胜感谢。到厦门，我总想拖延到八月中旬才动身，其实很有些琐事须小收束，也非拖到那时不可。不过如那边来催，非早去不可，便只好早走”。信中鲁迅向魏建功表达谢意，并谈到自己搬到厦门的私事，由此可见两人关系很近。

魏建功到首尔后担任京城帝国大学中文讲师的过程如下。1924 年京城帝国大学建校之后先设立了预科，1926 年设立法文学部和医学部后，服部宇之吉就任第一任校长。大学在设立法文学部的同时开设了支那语支那文学专业，聘请日本的汉学家儿岛献吉郎为教授。服部宇之吉校长曾在北京大学前身、清末的京师大学堂担任教习，因这一缘分，1927 年委托北京大学推荐中文教授。当时北大中文教授中周作人、马裕藻、沈尹默、钱玄同、朱希祖、张凤举等都曾去日本留过学，与日本文化界的人士有着频繁交流。服部宇之吉首先通过今村完道拜托张凤举推荐中文教授，张凤举在和沈尹默商量之后认为魏建功是最佳人选。

魏建功对当时韩国的体验和认识体现在随笔《侨韩琐谈》中，文章在《语丝》杂志上连载。这一文章对韩中历史上文化关系、日帝统治下的韩国真貌、韩国独立的必要性从相当客观的角度出发予以阐述，被公认为宝贵的研究资料。其中第三篇文章《清云巫舞》和第四篇文章《雅乐》中叙述了他到首尔后的最初几天的经历，对了解当时的情况很有帮助。根据这两篇文章所述，魏建功在1927 年4 月5 号到达首尔后的次日见了儿岛献吉郎博士，那天他知道已到首尔的北京大学张凤举教授和京城帝国大学朝鲜语朝鲜文学专业教授高桥博士在一起，故三人在花月餐厅相聚，另外，从张凤举那儿得知北大教授沈兼士和马衡先生当天晚上到首尔的消息，因此晚上7 点和张凤举一起去火车站接站。4 月7 日魏建功和沈兼士、马衡、罗庸、张凤举等人参观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下午4 点拜访高桥博士的家，在高桥的带领下去清云洞的同荣社致诚堂观看了朝鲜的巫舞，4 月8 日经高桥的介绍参观了李王职的雅乐部，欣赏了雅乐演奏，当天晚上7 点北京大学教授一行离开首尔回北京。

魏建功在1928 年结束春季学期后于8 月携妻回北京。回国后担任了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的教授，并兼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讲师，1929 年9 月担任母校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助教，兼任辅仁大学国语系讲师。鲁迅在1929 年6月1日在北京寄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晚上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为孙祥偈翻电报之台（静农），一个是帮我校《唐宋传奇集》之魏（建功），同吃晚饭，谈得很畅快。和上午之纵谈于西山，都是近来快事。”鲁迅与台静农和魏建功就餐时畅所欲言，魏建功此时从首尔回国刚满9 个月，话题中想必会谈到“朝鲜”之事。鲁迅也曾读过《语丝》上连载的魏建功的《侨韩琐谈》，直接见到了他，关于韩国的境况可以听到更为详细的介绍。《侨韩琐谈》的第七篇文章题为《朱子》，魏建功在文中讲到了对韩国的思想和生活起到绝对性影响的性理学的创始人朱熹和明太祖朱元璋，可以说从中如实反映了他对韩国的认识和看法。结尾部分叙述如下：

在这两个重要关系下，朝鲜思想史上的大反动，他们积极要离开中国而独立自主，那实在是有很大的需要和价值。所以明白两朱子与朝鲜的影响，就自然了悟朝鲜之所以有二十多年前的独立自主的事实，乃是一件当然的必然的结果。我们更可以明白，今日之朝鲜的所由来，岂偶然哉！近来听说朝鲜欺侮中国侨民的人很多，并且他们都拿日本话贱视中国人的“チセソコウ”（Chiangkou）来辱骂；甚至许多朝鲜人在街道上遇到中国人就打。我不愿凭意气来批评，同时我也想到许多流泊在我们国内的朝鲜人一样的在受中国人如警察之类的欺压。

文中可看到朱熹和朱元璋在韩国思想史上的影响，韩国追求独立的必然性，韩国国内对华侨的攻击和中国国内警察对韩国人的镇压，另外还包含了韩中需相互了解的必要性这些内容。鲁迅通过和魏建功的交谈对韩国的实际境况了解得更为具体，对魏建功在《侨韩琐谈》中体现出来的态度和想法也会有所共鸣。从另一侧面来看，魏建功谈论镇压韩国人的中国国内警察可能与台静农的短篇小说《我的邻居》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因为在《我的邻居》中讲到了在北京秘密开展独立运动的“朝鲜人”被中国警察抓走一事，两者似有关联。

台静农的《我的邻居》和韩国人形象

台静农是深受鲁迅器重的弟子之一。他于1922 年作为北京大学国文系（中文系）旁听生入学后，1924 年进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埋头钻研学术。在北大曾听过鲁迅的讲课，经朋友张目寒的介绍1925 年4 月27 日拜访了鲁迅，此后两人来往频繁，关系密切。台静农将1926 年为止发表的关于鲁迅创作评论的12 篇文章编成题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出版，这本书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关于鲁迅文学的最早评论集。台静农在1925 年得到鲁迅支持后，与曹靖华、韦素园、李霁野等人创办了文学团体未名社，自此从鲁迅那儿受到了更为直接的影响。正如鲁迅所评价的那样，台静农是一位“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典型的乡土小说作家，出版了代表作品《地之子》（1928 年）和《建塔者》（1930 年）。

在台静农的作品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短篇小说集《地之子》中收录的《我的邻居》这一篇小说，小说描写了租房住在“我”隔壁的“朝鲜人”不同寻常的生活。“我”在早间报纸上读到一则有关日本的新闻说有一朝鲜人想引爆日本皇宫被警察逮捕后处以死刑，不由想起去年住在隔壁的某一青年，就将当时发生的一切予以了记录。住在阴暗的隔壁，像是个未解之谜的他在和我的谈话中说出自己是朝鲜人，他怪异的生活方式与朝鲜的独立运动有关。平时只听到火柴点火的声音，房间内皮鞋踱来踱去的脚步声，信件收到后即刻烧成灰烬，隔壁这一行动诡异的朝鲜人最后被“野兽们”（暗示警察）抓走。远远听到“你们朝鲜人......”的话语, 像在辱骂异国邻居，对于那些野兽们的声音“我”异常愤怒并表示憎恨。但没想到一年后偶然在报上看到的新闻的主人公就是住在隔壁被抓走的那个朝鲜人。小说最后以“这是不是你呢？为了你沉郁的复仇，你作了这伟大的牺牲，我的不幸的朋友！”而结尾。

这一作品是以1923 年9 月日本关东大地震后发生了日本人屠杀朝鲜人的事件，欲暗杀日本天皇裕仁却不幸被捕判处死刑的朴烈这一人物为题材而写成。作者通过描写在孤独寂寞的异国他乡为了独立运动不得不过着隐秘蛰居生活的朝鲜人的形象，从中表现出朝鲜人对独立的热切渴望。台静农在作品中谈到“朝鲜人”是在日本关东地震后的前一年到中国来的，关东大地震是1923年9 月发生的，这一作品的主要时代背景是1924 年，创作时间可能为朴烈被判死刑的1926 年3 月之后。在《朱子》中魏建功谈到镇压朝鲜人的中国国内警察，这与《我的邻居》中出现的逮捕朝鲜人的那些野兽们似乎有着关联，据此可推测《我的邻居》是在魏建功的《朱子》写成前即1927 年6 月30 日之前就已创作完成。

那么，《我的邻居》和鲁迅又有何关系呢？从《地之子》的出版过程来看，台静农将从1926 年到1928 年写的短篇小说汇编成书取名《蟪蛄》，于1928 年2 月15 日寄给当时住在上海的鲁迅批阅。鲁迅看后回信说：“你的小说，已看过，于昨日寄出了，都可以用的。但‘蟪蛄’之名，我以为不好，我也想不出好名字，你和霁野再想想罢。”台静农听取意见后来将小说集改为《地之子》，作为未名社丛书《未名新集》第一卷于1928 年11 月出版。其实，鲁迅在1927 年9月22 日写给台静农的信中说道“静农兄九月八日信，前天收到了。小说要出，很好。可寄上海北新李小峰收转”。从中可知台静农准备在1927 年出版小说集。另外，鲁迅在1930 年写的《我们要批评家》短文中评价说：“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们》，台静农的《地之子》……总还是优秀之作。”如此看来，鲁迅对台静农的《地之子》的出版不仅予以了积极支持，而且给以了高度的评价，对书中的第一篇作品《我的邻居》想必也有着强烈的共鸣。

另外，众所周知，台静农和魏建功是莫逆之交。台静农进北大后就认识了当时的魏建功，进研究所时魏建功正巧担任国学门临时书记一职，两人接触的机会很多，而且他们还一起参与国学门设立的“风俗研究室”的歌谣采集工作，关系更为亲密。两人情趣相投，都嗜好书法篆刻，1928 年创办“圆台印社”一起活动。考虑到两人私交频繁，魏建功假期中从首尔回国之时会与台静农见面，两人交谈之中自然而然会谈到韩国。他们关于韩国的谈话可能加深台静农对韩国的了解，无意识中对《我的邻居》的内容也会产生影响。相反，台静农对《我的邻居》所表露的对“朝鲜人”的怜悯和对韩国独立的期待也会从文学上感召魏建功，使其对韩国具备更为客观的视角和态度。1929 年5 月鲁迅访问北京时在未名社遇到韩国人金九经，关于韩国交谈至深夜，这与台静农的《我的邻居》和《语丝》上发表的魏建功的《侨韩琐谈》不无关系。像这样，台静农和魏建功在撰写关于韩国的文章时，两人和鲁迅交流频繁并亲密相处，因此他们三人对于韩国可以说是有着一定的共识。

李霁野介绍的逸事和韩国人金九经

鲁迅在访问北京的日记中常提到李霁野，他也是鲁迅的弟子，在他写的《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中介绍了和韩国有关的逸事。李霁野在此书中首先就鲁迅1929 年 5 月“往未名社谈至晚”这一事实做了具体说明，说“当时有个朝鲜人，因为不满意日本人的措施，脱离了日本人所办的大学来到北京，一时没有办法，就住在未名社。鲁迅先生和他谈了很多话，主要是了解当时朝鲜的情况”，李霁野所提的“朝鲜人”就是韩国人金九经。鲁迅的日记中也曾提及过，鲁迅在访问北京时金九经先后好几次去拜见鲁迅，而且，鲁迅从北京回到上海后，在寄给李霁野的信中表达对北京弟子们的谢意时也没有忘记提到金九经这一名字。

那么，金九经为何会住在未名社呢？首先须看一下金九经和魏建功的关系。魏建功在1927 年4 月开始旅韩生活，因不懂韩语和日语，跟当时在京城帝国大学图书馆工作会说中文的金九经学习语言。金九经1927 年在大谷大学跟随当时日本有名的禅宗学者铃木大拙学习，毕业后在京城帝国大学图书馆工作。魏建功在首尔逗留期间，他身兼中国京师大学校国学研究馆（前身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特约通信员的身份，同时应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的请求，帮助购买图书馆需要收藏的韩国汉文书籍。魏建功在韩期间购买的书籍有《热河日记》《香槎日录》《别录》《皇明遗民传》《景教史料》等200 多本，在购书时需要得到图书馆职员金九经的一臂之力。因这一缘分，1928 年底金九经去北京时，已回国的魏建功就拜托未名社的创办人之一同时又是至交的台静农将金九经的临时住处安排在了未名社。

虽然相见短暂，但鲁迅对金九经却是相当信赖。尤其是金九经对佛教深有造诣，想必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后金九经偕本善隆、水野清一、仓石武四郎来观造像拓本。”[2] 金九经精通佛教，带日本学者前来拜访鲁迅并进行学术上的交流。

李霁野的《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中还记载了有关韩国的逸事。这事他在1950 年10 月18 号的演讲中做了介绍，书中对鲁迅的话做了如下转述。

有一个在朝鲜住过不少年的日本人去访他，鲁迅先生因为很关怀被日帝所奴役的朝鲜人民的情形，所以总询问民间的一切，自然多半得不到中肯的答话。那个日本人装作仿佛惋惜的口气说，朝鲜人民大概是没有什么大希望了，因为有个颇为普通的风气，表示他们是既无斗志，又是很懒惰的；许多人爱养鸟，常常捧着鸟笼，在外面一坐半天或甚至一整天。鲁迅先生以为这个日本是闭着眼，或至多用一只眼看事的，没有答他什么话……他说日本人的住房每天都要用水刷洗，所以整洁，比较起来，中国的住房是不干净的。若不出于那样日本人的口，这话本来谁也可以承认；但是因他批评朝鲜人民时所表现的自大和民族优越感，就使这本属平常的话着了令人厌恶的颜色。鲁迅先生回答他说：我们把鸟笼刷洗得干干净净，住屋呢，取其明朗高大，屋角里偶有点蜘蛛网之类，是不放在眼里的。鸟笼的比喻，一方面是讥嘲日本矜夸自己的住屋，一方面暗刺他对朝鲜人民的态度。

由此可知，鲁迅对日帝统治下的韩国的情况总是非常关注，很想了解韩国民众的具体生活状况。鲁迅通过魏建功、台静农、金九经等人对韩国有了更多的了解，本来还想通过日本人的视角对韩国的情况有更全面和准确的了解。但是当某一日本人无视韩国人生活的真实面貌，带着民族优越感以扭曲的视角将韩国人描写成懒惰的民族，对此，鲁迅就反过来引用“鸟笼”来讽刺日本的住房小如鸟笼。鲁迅带有嘲讽的对抗可以看出他对于日帝统治下的韩国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关于当时日本人扭曲的视角和傲慢的态度，在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思想倾向浓厚的作品创作时期张赫宙写了题为《我的文学（僕の文学）》（1933年1月）这篇文章，从中也同样可以得到确认。文中写到日本人“看到叼着长烟，逍遥自在晃悠的朝鲜百姓就说他们是个懒惰的民族”，还有朝鲜人“懒得干活在树下酣睡”。为了看上去像有此事，日本报纸登载了“将背架立在地上倚靠着睡午觉的日用工”的照片，对于这些张赫宙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由此揭露出日帝统治下的韩国社会存在着“想干事却无事可干”这一结构上的矛盾。同时身为作家，表明了自己立志“将朝鲜民众的悲惨生活告知天下，向世人声诉。我的文学为此而存在，希望它发挥其真正的价值”这一坚定的决心。正值张赫宙揭发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扭曲认识这一时期，鲁迅也对无视被殖民地民众的苦难而表现出殖民统治者自身优越感的那一“日本人”的扭曲视角予以了辛辣的嘲讽。

鲁迅和其弟子间的相互影响

至此，本文对一些有依可据的真实资料进行了分析研究，以鲁迅的弟子魏建功、台静农、李霁野为中心，结合他们与鲁迅的关系考察了三人对韩国的体验和认识。魏建功身为京城帝国大学中文讲师在首尔居住了一年零四个月，将在韩国的经历和想法写成随笔《侨韩琐谈》。他在文章中从相当客观的角度就韩中历史上的文化关系、日帝统治下的韩国境遇、韩国独立的必然性、韩中相互了解的必要性做了详细的阐述。台静农的短篇小说《我的邻居》对某一韩国青年的生活进行了具体细致的描写，塑造了独自一人漂泊他乡为了独立运动艰苦斗争的“朝鲜人”的形象。作品中的“我”揭露了当时日帝欺压邻居朝鲜人的残酷手段，诅咒那些将他抓走的“野兽们”的同时对朝鲜人表示了深深的怜悯和同情。李霁野对鲁迅访问北京时和韩国人金九经一起就韩国情况促膝谈到深夜一事做了详细的叙述，而且披露了某一日本人将朝鲜人贬低为懒惰的毫无希望的民族这一傲慢言辞，痛斥了日本人那种自高自大有着民族优越感的扭曲视角。

鲁迅通过与这些弟子们的交流，对韩国的现实可以说是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1929 年5 月不仅从金九经处听说了有关韩国的事情，而且通过和魏建功的交谈，对韩国的情况有了更为确切的了解。魏建功的《侨韩琐谈》强调韩国独立必然性和韩中相互了解的必要性，想必也加深了鲁迅对韩国的认识。鲁迅高度评价台静农的短篇小说集《地之子》，通过其中的第一篇作品《我的邻居》对韩国独立的迫切性势必也产生了一定的共鸣。像这样，鲁迅通过和弟子们的交流，对日帝统治下韩国的境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而且尤为关注韩国民众的生活。1933 年 5 月《东亚日报》特派员记者申彦俊在访问鲁迅时，鲁迅向他询问韩国的情况，而且在听到他说“用朝鲜文字写的书籍在减少，朝鲜的文艺甚至全部的文化已被日本化”，鲁迅告诉他“这并不是一件悲观之事”，赋予他勇气和斗志，这一切基于上面的背景才具有可能性。

鲁迅通过和北京弟子们的交流，在对韩国的体验和认识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同时这些弟子们积极地去了解韩国并寄予同情，无可否认这也是受到了鲁迅思想上的影响。魏建功在1928 年《语丝》第4 卷第33 期上发表了《榛子店养闲的》一文，关于朴致远《热河日记》中出现的榛子店的妓楼做了介绍。魏建功先介绍说朴致远为朝鲜著名学者，并高度评价说该书“颇有足为一百四十五年前（乾隆庚子）中国北方风俗掌故及朝鲜排清思想史料者”。在文章的末尾谈到朴致远的感想如此说道“昔年废皇迁出北平旧宫，定期开放任人游观，鲁迅先生独不欲往；谓一经新历，破落如丘墟之象反致想象中之优美同归于尽，精神何等不快也。今读朴氏语联想及之”。在此，魏建功援引鲁迅之言来理解朴致远的感想，这表明魏建功的思想直接受到了鲁迅的影响。魏建功对韩国的认识来自他在首尔身临其境的体验，但其视角和态度可以说和鲁迅思想上的影响息息相关。同时，和鲁迅关系密切的台静农一直以来也同样深受鲁迅的影响，从而鲜明地刻画出小说中栩栩如生的“朝鲜人”形象。

撰文：洪昔杓

翻译：毛海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