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戴，字仁夫，号对泉，延津（今属河南新乡市）城里东街人，嘉靖四十年（1561年）举人，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初任兴化县知县，由于政绩突出，提升为户科给事中；当时，广东因为用兵的原故，增收民间的赋税，到万历初年，祸乱平定，李戴奏请免除增加部分。后升迁为礼科给事中，出任陕西右参政，又晋升为按察使。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李戴从山西布政使提升为右副都御史，任山东巡抚，至十七年（1589年）六月离任，前后达3年有余。
对于李戴任山东巡抚期间的业绩，《明史·李戴传》记述说“岁凶，累请蠲振”。另有资料说，任山东巡抚时，山东恰逢大旱，李戴力请免除租税，赈济饥民，先后上疏12次，最终得到当时的皇帝允许。明万历间任山东直指（朝廷直接派往地方处理问题的官员）的毛在于所著《对泉说》一文对李戴在鲁所施惠政有较为详尽的记述，他说：“中丞公起家县令，拜诸官，敡历中外，所至膏泽及民。其开府山东也，入境之初，旱魃为虐，公首登泰岱祈祷，甘澍立降，遐迩欢呼。民之饥而无食也，则请发粟以赈之；民之穷而无能急公赋也，则请蠲租以恤之。凡可以去民疾苦而休养生息之者，无所不用其极。即数月之间，公之德泽，惠此六郡生灵者，渊深汪濊，岂直斯泉云乎哉。所谓寒泉之食，公信足以当之。”《初至遇旱躬赴泰山祈梼》为李戴初来山东亲赴泰山祈祷所作的诗，可使读者体味到他期盼国泰民安的心境，该诗云：“忧民无计意悬悬，为叩山灵陆岳巅。风送雷声摇栋宇，云蒸雨色满山川。纷纷万壑垂飞练，隐隐千峰锁翠姻。安得甘霖褊九有，农家到处庆丰年。”
在清乾隆《历城县志》中载录有李戴为修建济南千佛山一览亭所撰写的《（一览亭）记》，该记说：“一览亭，初建佛寺（系指兴国禅寺——笔者）前，为积雨倾坏，因山腰隙地，移旧亭而新之。公余登此，坐翠微中，可以洗涤尘襟。而凭槛一览，则民瘼历历目前也。己丑仲春，对泉子书。”从上面的记述中也可以看出，李戴在任职山东巡抚期间，是一位关注平民疾苦，颇有惠政的官吏。
在济南，如果提起李戴，许多老济南人并不知晓他在济南的“惠政”，甚至连“李戴”这个名字也会感到陌生。但是倘若说起“李对泉奇遇吕仙”的传说，不少“老济南”会在茶余饭后的街头巷尾向你娓娓动听地讲述这段“趵突”传奇。
其实，早在有清一代的康乾盛世，济南名士任弘远在他的《趵突泉志·仙迹志》中就曾记载了明代万历间山东巡抚李戴的这则逸闻轶事：“李中丞戴，延津人，别号对泉。少遇一道人示一语云：‘仙人原为对泉来’，不解其故。数年抚东土至趵突泉吕仙祠，恍如前所遇道人。乃新其祠宇，毛直指在乃益一语云：‘胜地自逢开府辟’。迄今揭之阁楹间。”到了清道光、咸丰年间，文人王贤仪在《家言随记·卷三·辙环杂录》中“吕祖殿”条下亦有与上面所述相类似的记述：“吕祖殿在趵突泉上，久著灵迹。殿联‘胜地自逢开府辟，仙人原为对泉来’。考前李中丞戴，廪延人，号对泉，曾遇道者约异日见于济南。及抚东，忆而寻至泉上，瞻像始悟，遂乞乩书。此联或以为明毛直指撰书。”
与前面两段记述相比较，明万历间任山东直指的毛在《对泉说》一文，对李戴（对泉）修建趵突泉及其泉亭之情事并泉亭命名之由来和泉亭楹联来历记述得更为翔实可信。据该文记述说：“济南之泉七十二，而特称趵突最胜。余以九月受代入省，适对泉李公东巡海上，余同乡先生太仆周公往观，之最后一亭，凭栏观泉，极便。独左为通衢，往来杂沓，无所障蔽。而面当民居，举目苦无佳境。已中丞公从东巡还，再携往观，公谓左偏初有垣，为水冲激而圮，今宜以木屏障之。水泛则彻，敝坏则葺，盖甚便也。西须筑基竖亭相对，有废寺余材可用。乃命官鸠工，而捐赎锾百金以助。几两月而落成。有屏有亭，而居民所植树翼之。周遭掩映，大为兹泉增胜。公曰：‘斯亭当有名，将奚取为？’余应之曰：‘亭依于公，以对泉名乎？’公笑而许之。趵突泉平地涌出，高至数尺，四时不竭，性温而味厚。其注而北，则谓之泺水，达小清河，经华不注山，东行，会济、漯、孝妇诸河，青州北县界而入海。其发源最深，而其流泽也最远。”至于清时任职于山东提刑按察使司的李戴之从孙李某某在《建李对泉先生祠堂记》中所云“工既成，（李戴）与直指毛君饮於斯，字其亭曰对泉亭。义取其亭与泉相对，而对泉又公之别号也。直指题其柱曰：‘胜地自从开府辟’，方含毫未续，见一道人，羽衣蹁跹，揖而前曰：‘仙人原为对泉来’。转瞬而道人不见矣。嗣知其为纯阳祖师来临也”。笔者以为这是作者为推崇其先祖，而有意把这段轶闻神化了，不足为信。
明万历十七年六月，李戴离任山东巡抚，入京做了刑部侍郎，后又晋升为南京户部尚书，接着又奉召入京拜官为工部尚书。因继母去世丁忧去职。
万历二十六年，吏部尚书蔡国珍被罢官，廷议时推举了７名接替其职务的人选，李戴是其中最后一名，不料万历皇上却特意任用了李戴接替蔡国珍为吏部尚书。这时，赵志皋、沈一贯做宰相，虽不干涉吏部的权限，可是大官有了空缺，九卿和科道的当权者都可以自行举荐、直接由皇上裁决，而吏部的属员也要由九卿推举，吏部尚书却不能自已选任下属，地方各府的佐官和各州县的正佐官员，也都是实行抽签法，吏部的权限日渐缩小。李戴任职后，谨守新令，惠政爱民，引之以宽，豁达大度，时称是一位“温然长者”。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京城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内外的“妖书”大案。十一月甲子这天的清早，从朝房到各国戚大臣的门口，都有人送上了一份匿名书《续忧危议》，说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和大学士朱赓、兵部尚书王世扬、三边总督李汶、保定巡抚孙玮、少卿张养志、锦衣都督王之桢等勾结在一起，阴谋更换太子。锦衣官王之桢等与同官周嘉庆有仇，说妖书是周嘉庆所为，把周嘉庆下狱追查。而周嘉庆却是李戴的外甥，到会审时，李戴回避。皇帝知道后非常厌恶他。正好王士骐（明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后七子”领袖之一王世贞之子，李戴部属。——笔者）为权者所嫉，告其通“妖书”，下到部里问罪。士骐上疏明辩，皇上认为士骐不应当辩，责备李戴不能钳制部属。李戴上疏认错，而疏纸误用了印章，又遭到斥责，并罪其部属，李戴上疏谢罪照旧误用了印章，皇上大怒，令其退休，夺去郎中以下的俸禄。
李戴“晚年好道，为纯阳祖师弟子，赐道号‘真明’。检架上牙签，有《吕祖师诗》，授《修真密诀》数卷焉。”（见《建李对泉先生祠堂记》）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二月初四，李戴病逝，享年七十有三。皇帝赐予“忠肃公”称号，追赠“少保”，后葬于延津城东关的“天官坟”，占地百亩，目前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