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罗曦：美国构建全域制胜型战略威慑体系与中美战略稳定性

美国致力于打造一种全域制胜型的战略威慑体系，实现以“实力威慑”为本质的全球战略威慑态势。随着其全球霸主地位的衰微以及对中国军力崛起的战略疑虑，美国在战略威慑领域处处寻求绝对优势地位，这将对中美之间以非对称性核力量为基础的战略稳定性构成冲击。美国扩大了核武器的威慑范畴，并继续加速核武器现代化和全球反导系统的部署进程，企图在传统威慑领域打造攻防一体、核常兼顾的战略威慑力量。美国通过减少自身核威慑力量的脆弱性，削弱了中国有限核反击的生存能力和机动性，限制了中国既有反制措施的实施余地，因此，此举有可能动摇中美在核领域战略稳定性的基础。从威慑手段和威慑效应两个角度来看，跨域威慑将通过升级报复行为和间接威慑效应引发两国的危机升级,进而破坏两国的战略稳定性。此外，美国还寻求在传统威慑和新兴威慑手段之间实现优势互补，迫使中国采取升级报复行为，在提高两国危机升级风险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在海洋、网络和太空等领域的恶性战略竞争。

1既有威慑手段难以应对威慑对象的矛盾

冷战期间，威慑政策作为一种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实践，为避免核战争、维持“冷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核武器的威慑效应，肯尼思.华尔兹从“体系塑造单位行为”的逻辑出发，认为核武器的扩散将国际体系内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乃至世界大战的几率显著降低，“相较于占领领土，核武器的威慑性部署对国家安全的贡献更大。”从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到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和尼克松的“现实威慑”，再到里根的“新灵活反应战略”，美国各届政府都会根据所面临的外部安全环境灵活选择核武器的报复性功能或拒止性功能，不断变化和调整其核威慑战略。冷战结束后，面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恐怖主义威胁的上升，美国开始逐渐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和战略威慑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其主要用于慑止“核进攻”。降低核威慑的地位并不意味着要削弱其威慑效果，２００１年１月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明确指出，冷战时期的威慑理论应扩至非核场景，抵御２１世纪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开始逐渐将太空、网络和常规威慑也纳入战略威慑体系的范畴，并从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高度大力推进太空和网络威慑力量的全方位建设。特朗普上台后，逐渐调整了对外部安全环境的威胁认知，自冷战结束后，大国战略竞争的威胁再次被置于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首位。

(一)大国战略竞争与多维安全挑战

美国认为，当今世界是不同于美苏全面对抗的“第二个核时代”，拥有与第一个核时代截然不同的时代特征，美国面临着复杂的核安全威胁以及国际核安全失序的风险。一是在外部安全威胁判断上，美国开始强调大国战略竞争的回归。秉持理想主义的奥巴马政府认为大国陷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很低，故而将恐怖主义视为首要安全威胁而将传统大国威胁置于次要地位。２０１０年出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将“核恐怖主义”置于美国面临的三类核威胁的首位，成为美国“最紧迫、最危险的首要威胁”，因此这一时期美国战略威慑的主要目标是应对核扩散威胁和实现防扩散任务。随着中俄两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提升，大国战略竞争逐渐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感知。在２０１５年１２月的听证会上，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负责战略部队的下级委员会迈克.罗杰斯即忧心忡忡，认为美国有可能在与中俄两国的军备竞赛中丧失优势。特朗普上台后，明确指出要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威胁，并强调以军事手段备战大国竞争与冲突。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报告中，美国指称中国和俄罗斯是“修正主义大国”，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２０１８年２月出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延续了这一既定思维，认为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大国战略竞争的回归。参与制定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的美国参联会保罗.萨尔瓦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上声称:“几十年来，美军一直在执行美国的政策，降低核武器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削减核武库中核武器的数量和种类。然而其他很多国家，其中包括我们的对手，并没有以此为榜样，相反他们提高了对核武器的依赖，提升了其核能力，而且有的国家还在扩大其核武库。”报告中共有１６０次提及俄罗斯、５５次提及中国，其中９处将中俄两国相提并论，且多贬义用语。在核领域，美国认为其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的“核升级”与中国的“核模糊”政策。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正在加强战略核力量和战术核力量建设，研发新型SSC８陆基巡航导弹，在核战略上出现了以“升级求降级”(escalation for deescalation)的变化趋势，美俄之间的核力量天平有可能倒向俄罗斯，美国面临俄罗斯核打击的风险上升了。美俄之间的战略竞争将有可能从俄罗斯处于劣势的常规军事领域转移至核领域。而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核模糊”政策主要体现在其核武器数量、核计划进度以及相关的核战略和理论始终缺乏透明度，尽管中国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但如果美国以常规武器攻击中国的核武器及其支援系统，那么中国是否仍坚持“不首先使用”政策则不得而知。

此外，美国认为跨域安全威胁进一步恶化了美国外部安全环境。美国当前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已经不限于核安全领域，而有向网络、太空等新兴领域扩散的倾向，导致美国面临复杂的“跨域安全威胁”。进入２１世纪后，美国的对手已经不再仅限于在核武器领域向美国发起挑战，各个作战领域与作战空间的兼容性与连通性，给潜在对手提供了“跨域攻击”的可能性。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对手“非理性”的地区国家行为体以及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正寻求能够威胁美国的“非对称性”挑战手段。美国空军战斗司令部司令詹姆斯.M．霍尔姆斯在布鲁克林研究所的报告会上指出:“美国当前面临的环境是一个崛起的中国和复兴的俄罗斯正在运用联合的、多域的手段来打击我们拥有的常规能力。”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也同样认为，“美国面临着这样一种空前的安全威胁混合了大规模常规、核、生、化、网络和太空威胁以及非国家暴力行为体在内的多重混合威胁。”“中俄两国正在以非对称的手段和途径来反击美国的常规能力”，包括反太空军事能力、网络进攻能力和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核安全挑战与“跨域安全挑战”，共同构成了美国面临的“多维安全挑战”。

(二)不同威慑手段的局限性

不同威慑手段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传统核威慑的有效性与适用性面临争议。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威慑政策，其力量构成主要是核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主要威慑对象是像苏联这样势均力敌的理性国家行为体。“在苏联解体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威慑与核武器是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的。”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９.１１”事件爆发以来，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反恐、反暴乱、常规军事行动在美国对外军事行动中处于优先位置，因此，许多美国学者认为，传统核威慑在维护美国及其盟友安全上的作用已经难以与冷战时期相提并论。著名战略学家科林.格雷则认为:“在历史著作中，几乎没有记载过什么成功的威慑政策。”

著名学者艾尔布吉.科比也认为，“与冷战时期的绝对优势地位相比，核威慑已经衰退到相对籍籍无名的状态。”而“全球零核”的创始人布鲁斯.布莱尔和马修.布朗在２０１１年６月公布的«全球零核技术报告»中指出，美国当前的核战略和核武器在面临新的核安全威胁时呈现出巨大的局限性，“一个庞大的冷战式常备核武库不可能有效地应对这类威胁，例如不能可靠地威慑或击败居无定所的恐怖分子，也不能有效地制止核扩散行为。实际上，在威慑或击败地区性入侵者方面，常规军力和导弹防御可能会提供更为可用的选择。”正是基于此类认识，奥巴马提出了“无核武器世界”的口号，并试图在操作层面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其主要用于慑止核进攻。

二是太空与网络等新兴威慑手段面临技术和规范上的局限性。在技术层面，在当前条件下实施网络与太空威慑，仍存在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网络威慑的有效性曾受到美国学术界的普遍质疑，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威慑对象、威慑门槛以及威慑方式，这三个问题将给网络威慑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带来极大的影响。就威慑对象而言由于在网络攻击行动中各种加密、代理技术的发展，成功定位攻击来源并予以及时反击，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几乎难以实现，归因难题突出。而且，获取网络武器和实施网络攻击的门槛较低，多数网络武器的“开架时间”(shelf life)非常短暂，任何一个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都有可能成为网络攻击者。如果难以确定实施网络攻击的主体或来源，那么利用网络进行惩罚性威慑的效果也十分有限。就威慑门槛而言,网络报复行动面临着“红线困境”难题，即如果明确界定报复行动的门槛，则意味着对那些报复门槛以下的攻击行动束手无策。就威慑方式而言，针对网络攻击行动是进行对称性反击还是非对称性反击，学术界目前尚无统一定论，如果反击力度较低，那么网络威慑的效果就会被削弱。如果反击力度很高，网络攻击引发的附带损伤难题，同样也会使网络威慑行动难以取得既定效果。网络空间中民用目标与军用目标互联互通，仅仅针对军事目标或政治目标的网络报复战略，在理论上难以控制其附带财产与人员伤亡规模。此外，美国在太空威慑领域也面临诸多困境。从攻防平衡的角度来看，太空资产带有与生俱来的重大缺陷，即对于攻击而言具有相当大的脆弱性。与卫星相比，反卫星导弹的成本较低，如果使用电磁技术进行干扰，成本则更为低廉，因此相对于太空攻击来说，太空防御的难度要大得多。综上所述，尽管美国在太空和网络领域享有实力优势地位，但是这种实力优势却导致高度依赖网络和太空的美国更具脆弱性，其他国家对美国发动先发制人式的网络与太空攻击，对美国网络与太空资产造成的破坏，要远远高于美国进行同等规模的打击报复对该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在使用规范层面，太空和网络空间缺乏国际上统一的使用和判断标准，缺乏类似核军控条约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那样公认的网络军控或太空军控条约，也不像核禁忌那样存在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太空禁忌”或“网络禁忌”。

(三)制胜型威慑思维的内在影响

由于战略武器的大规模毁伤性效应能够造成对手的心理恐惧，因此战略武器在心理作用上能够对对手产生强制作用。所谓强制(coercion)，是指将战略武器作为惩罚手段，迫使对手改变其既定行为。核武器的强制性作用可以分为核威慑(nuclear deterrence)与核驱使(nuclear compellence)，前者是指使用核武器使对手放弃计划中的行动，后者是指使用核武器驱使对手采取原本不在计划中的行动。作为强制战略的组成部分，威慑战略依据强制程度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劝诱型、报复型和拒止型。劝诱型威慑战略是指通过积极鼓励而非消极打压的方式，鼓励对方采取克制或者直接放弃行动，使其相信克制或放弃行动虽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但却是可接受的结果，从而实现威慑效果。报复型威慑战略是指通过扬言对对手的行动进行报复，向他们施加不可接受的成本，迫使对方被迫放弃行动，主要依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巨型毁伤程度实现纯威慑效果。而拒止型威慑战略通过实质性或心理性地抵消对方行动的效果，否决他们行动的收益，从而迫使对方放弃行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第四种威慑战略即制胜型威慑关注不多。尽管威慑战略涉及的是止战，即战争爆发之前的场景，但是威慑战略也应该涉及如果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如何向敌人展示赢得战争胜利的能力，因此制胜型威慑就是指,通过保留战争权力、提升以及向敌人展示其强大的作战能力来实现实战威慑效果。制胜型威慑战略有着深刻的理论、现实与军事文化渊源，在理论上主要起源于威慑理论学界的“战争对抗理论”(War fighting Theory)，认为威慑政策成功的关键，不仅仅体现在以报复手段或者拒止性手段制止战争的能力，更在于威慑失败后是否拥有实施战争、控制战争和打赢战争的能力。从威慑的可信度来讲，相比报复型威慑和拒止型威慑，制胜型威慑在提供延伸威慑这一功能上所产生的威慑效应可信度更高。以冷战时期美国提出的有限核战争为例，如果苏联威胁要攻击美国本土，美国以核武器实施对等性报复是可信的，而如果敌人威胁的是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地区的盟国，美国再施以对称性的打击报复则不那么可信。基于制胜型威慑思维提出的有限核战争,则更有利于美国解决各种类型的危机事件。与中国威慑战略传统思维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完全相反，其战争逻辑是以“对战”和“赢战”的方式来实现“止战”和“慑战”。

制胜型威慑思维对于美国战略威慑体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美国的战略威慑已经不只停留在战略层面，还进一步深入战役和战斗层面。２００６年美国出台的«威慑行动联合作战概念»就是威慑在作战层面的反映。此外,美国各个军种也依据制胜型威慑理念提出了各自相应的作战概念。美国海空军于２０１１年提出的“空海一体战”概念，就是针对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增长，旨在保持美军在该地区空中、海上、太空和网络空间的主动权和制胜力。２０１５年这一概念更名为“全球公域联合介入与机动”，这意味着美国将不再局限于在东亚或西太平洋等有形空间或平面空间中与中国较量，而将整合在陆、海、空、天、网络和电磁等各个领域的行动，形成对中国全方位、全频谱、全领域的绝对优势。美国还试图在这些领域实现“跨域协同”，使多个领域的合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发布«多域战:２１世纪合成兵种的演进»，提出“多域战”概念，认为陆军作为联合部队的组成部分，将跨越所有领域(包括太空、网络空间、空中、地面、海上)实施作战，遂行战役和战斗，战胜势均力敌的对手。从“空海一体战”到“全球公域联合介入与机动”，再到“多域战”，这表明美国已经从作战层面确立了以中国为对手的全域制胜型作战概念。此外，在构建战略威慑力量体系时，美国要以能够运用于战场、并且赢得战争胜利的军事手段为重点。为达到威慑效果,美国始终在追求全频谱、全层级、全时段压制和战胜潜在对手的作战能力，以确保在战争前和战争中都拥有绝对的制胜能力。美国国内当前盛行的制胜型威慑战略思维，决定了其“确保霸权优势”的终极战略目标、“追求数量优势”的军力建设原则,以及“以能力而非意图”作为威胁来源判断的唯一标准，成为美国一直追求以灵活手段实施威慑政策的主观因素。

2美国全域制胜型战略威慑体系的构建

美国构筑战略威慑体系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核武器的纯威慑阶段(１９４５年—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核与太空威慑并重阶段(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冷战结束)、核与太空威慑分离阶段(冷战结束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网络威慑出现阶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至２１世纪)、倚重太空与网络威慑阶段(２１世纪以来)。近年来美国开始在军事领域谋求“全频谱优势”，也即在核威慑、常规威慑、太空和网络威慑等各个领域里保持优势制胜能力，慑止对手，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战胜对手。

(一)重塑核威慑领域的绝对优势

特朗普上台后，一改奥巴马政府寻求降低核威慑地位的做法，认为美国对战略核威慑的应有态度不是削弱而是要加强。就任之前，他就声称美国应该“扩大其核能力”，在军备竞赛中“超越”中俄两国，就职后，更是宣称要维持美国的核优势地位。２０１８年２月出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提出了“定制式”的核战略，表明美国已经重新调整了对战略核威慑的态度，即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增加核武器的适用情景、强化核武器实战威慑，通过使核武器“可用”和“能用”来加强核威慑的有效性，因此其未来核政策将更具进攻性与先制性。

首先是重新提高核威慑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在“无核武器世界”理念的推动下，奥巴马政府将核武器的作用限定为“仅慑止敌人的核进攻”，其内在逻辑是通过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以及减少核武器数量，为其他拥核国家树立榜样，鼓励其他核国家也采取类似行为，以最终实现“无核世界”的目标。新版报告则开始重新思考核威慑的作用，“慑止核攻击将不再是核武器的唯一战略目标，考虑到当前和未来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美国的核武器将发挥以下战略作用，即慑止核与非核攻击、确保盟国和伙伴国家的安全、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实现美国目标、以对冲能力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由此可见，美国对于核武器战略作用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从“仅慑止核进攻”调整为“慑止核与非核进攻”。这表明，特朗普政府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门槛，从奥巴马时期的“仅用于慑止核进攻”延伸至“慑止核与非核进攻”，增加了核武器的适用情景。虽然报告指出美国将在“极端环境”下考虑使用核武器，关于这种“极端环境”是否包含网络或太空或生物攻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胡德在发布新版报告的吹风会上表示，对此类攻击的反击是否包含核或非核手段，将视“情形”和“后果”而定，因此这种极端环境也有可能包括非核武器攻击的环境。“通过使潜在对手意识到，他们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可能的核攻击、核升级、非核攻击都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甚至将遭受难以承受的报复。”为了更好地发挥威慑作用，美国不会明确宣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在该政策上保留一定程度的模糊性，鉴于特朗普的核立场更为保守和强硬，美国未来宣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更加渺茫。

其次是继续推进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核武器升级替换计划和核弹头延寿计划。奥巴马政府在２０１０年版«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曾承诺，美国将“不研发新型核武器”，但通过核武器升级替换和核弹头延寿计划，美国达成了升级核武器的战略意图。特朗普延续了奥巴马政府的这两个计划。根据计划，第一艘“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潜艇将于２０３１年服役，新的弹道导弹潜艇将具备更加先进的静音水平以躲避下一代探测技术。B２１战略轰炸机能够携带B６１核重力炸弹和新型“远程防区外核巡航导弹”，以替代日渐陈旧的空射巡航导弹。“民兵３”洲际弹道导弹将会被新型的陆基战略威慑系统所取代。通过为核弹头配备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空地导弹等各类进攻性导弹武器，届时美国将拥有一支可用于作战的“新三位一体”核力量，包括新型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新型远程轰炸机、新型空射巡航导弹、新一代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执行核任务的新型战术歼击机等。核弹头“３＋２”延寿计划将完成“W７６１”、“B６１１２”“W７８”型号的延寿和“W８０４”、“W８８”型号的改进、核指挥控制系统的现代化改造，以及新型核武器制造与模拟设备的建造等。

再次是增加新型低当量弹头的数量和规模。根据美国«１９９４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阐述，爆炸当量低于５千吨TNT的为“低当量”核武器。美国以低当量核武器提升威慑效用的做法由来已久，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就曾将前沿部署的低当量核武器作为弥补己方常规军力劣势的主要手段。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低当量战术核武器进行了大规模销毁，并严禁研发新型低当量核武器。然而，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重回冷战思维，公布了研发低当量核武器的近远期规划，重新提升了战术核武器的地位和作用。近期计划包括为既有的“三叉戟D５”等潜射弹道导弹配备低当量核弹头，用来应对“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使用小型核武器，以及朝鲜半岛可能爆发战争的紧急事态”。远期计划是研发新型低当量海基核巡航导弹，通过提供更多类型的爆炸威力、发射平台、有效射程以及防范能力的核武器，为美国提供战略核武器以外的更多威慑选项，从而有助于应对各类核与非核攻击。

(二)组建攻防一体的常规威慑体系

在地区层面，美国判断其传统的威慑模式也逐渐丧失了往日的效能。美国针对地区安全威胁的传统威慑模式主要是核威慑加上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一方面利用核威慑慑止大规模地区冲突的爆发，另一方面使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鼓励韩国和日本等地区盟国放弃研发核武器，从而增加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性。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将“威慑＋防御”的双重功效视为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基石，但是随着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发展，美国认为,这一传统的威慑模式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功效。面对这些变化中的安全威胁，美国应该从“威慑＋防御”的传统模式转变为“防御＋打击”，一方面继续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常规领域的军事打击力量。

就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而言，美国坚持“将优先延伸威慑作为２１世纪核战略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０１年退出«反导条约»之后，美国通过“阶段性适应方案”在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部署地区导弹防御系统。欧洲地区部署方案自２００９年实施以来，已完成第一阶段部署，正在进行第二阶段部署。当前，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的反导系统主要包括陆基爱国者系统(日本、韩国)、萨德系统(关岛、韩国)、雷达系统(日本、澳大利亚)、海基X波段雷达以及具有反导能力的宙斯盾舰，其中３３艘宙斯盾舰有一半部署在亚太地区。目前，基本完成亚洲地区第一阶段方案的部署。美国国会２０１６年底通过的２０１７年«国防授权法案»提出，“要针对日益复杂的全面导弹威胁，发展强健、有效的多层次反导系统，确保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新任总统特朗普虽然秉持“交易原则”来对待亚太地区盟友，意图让盟友承担更多安全义务，但仍在当选当日与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话，表示“美国将坚决有力地保护韩国”，承诺维系对日韩的“延伸威慑”。尤其是当前朝鲜核武化进程急剧加速，美国战略界人士普遍认为，朝鲜将在２０２０年之前拥有对美国本土进行核打击的能力，据此，美国加速了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进程。在韩美签署的最初协定中，仅计划在２０１７年部署１台“萨德”发射架，剩下的５台计划于２０１８年部署，然而２０１７年９月７日，美国就完成了在韩国星州部署全部６台导弹发射车及其相关物资的进程。２０１８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又提出要加快研制和建设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同时与“萨德”系统、“宙斯盾”系统和“爱国者”系统进行联合。

就常规全球快速打击能力而言，美国能够在２小时内快速精确打击全球任何目标，有助于决策者实现定制式威慑。通过全球快速打击系统构成及其能力分析，美国未来的常规全球快速打击将可能出现多种装备的组合模式,不同系统构成之间的有效组合将增加许多新的作战模式，其不仅能够减少美军对前沿基地乃至盟国的依赖，减轻依附在作战行动中的政治因素，还能降低对方防御系统拦截概率，从而减小作战行动风险。常规全球快速打击能力的实现，可使美国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具备先发制人的能力。２０１０年４月和２０１１年３月美国先后发射两架X３７B空天飞机。特朗普上台后，决定加快研发太空飞机，使其实现超高音速飞行的目标。２０１７年７月，美国与澳大利亚进行了一次高超音速武器试验。２０１７年４月，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登在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上声称，美国今后要大力发展常规全球快速打击武器，从而为美国提供跨越核门槛的选项。

(三)提升网络和太空拒止威慑的进攻性

从威慑手段的角度来看，斯奈德将威慑区分为“惩罚性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和“拒止性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前者是指运用武器的大规模杀伤性效果，通过向对手采取报复行动，迫使对手放弃计划中的行动，立足点是打击能力。而后者主要依靠武器的防御和进攻能力，通过抵消对手行动的预期后果，使对手感到无法实现预期效果而放弃行动。根据前文所述，鉴于网络和太空威慑力量对其他领域军事能力的“战斗赋能效应”，美国对于网络和太空领域的高依存度使它与其他国家相比更具脆弱性，因此当网络和太空威慑被纳入战略威慑体系之后,对于更应该发挥网络和太空威慑的惩罚性效果还是拒止性效果，一直是美国学术界炙手可热的研究议题。一些学者认为，就惩罚性威慑的效果而言，与核武器造成的大规模毁伤性与破坏性后果相比，网络威慑由于各类技术难题和合法性问题，对对方国家尤其是非国家行为体的报复效应要大打折扣，因此美国一直在该领域寻求拒止性威慑效应，如加强网络资产的防御能力，以抵消其他国家行为体的非对称性优势。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俄罗斯乃至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网络攻击能力的提升，一些学者开始认为仅维持拒止性威慑的防御能力是远远不够的，美国还要继续提升拒止性威慑的进攻能力，因此美国加紧研发用于密码破译、漏洞利用、后门设置、无线注入、网络阻瘫等方面的网络进攻武器。２０１５年，美国防部颁布新版«网络空间战略»，表示美军要具备在必要时“提供进攻性网络手段”的能力，以破坏敌方网络系统、关键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２０１６年４月，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首次正式赋予网络司令部作战任务。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日，白宫网站显示，特朗普总统正在优先考虑“开发新的进攻性网络能力”。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８日，美国将网络司令部升级为美军第十个一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这个新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将加强美国在网络空间的进攻能力”。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太空威慑脱离核威慑成为相对独立的威慑领域以来，美国一直在太空领域追求报复性威慑能力，将太空威慑主要用于慑止潜在对手对美国发动核与非核攻击，诸如恐怖主义袭击。后来美国意识到，其在太空面临的真正威胁是对手对其太空资产发动的攻击，于是开始将太空由威慑手段转变为威慑内容，即威慑潜在对手攻击美国的太空资产，寻求太空资产的防御能力。然而由于太空资产防御自身存在很大弱点，导致在太空环境中，防御方所面临的成本和技术难题要远高于进攻方。“考虑到在太空中实施报复的环境、卫星资产的精密性以及其他因素，防御方面临的压力要远高于进攻方。”纯粹的太空防御还面临着自我失败的风险，如产生过量的轨道碎片导致卫星失效。由于太空进攻与防御相比，更易于操作、成本更为低廉，如果美国仅追求纯粹的太空和网络防御，势必会在与中俄展开的成本技术竞赛中输于对方，因此，美国在采取加固卫星资产、提升弹性恢复力、安装拦截系统以及提升太空态势感知等防御性举措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在太空拒止性威慑中的进攻能力，主要体现为在遭受太空袭击后具备迅速重建并展开打击的报复能力。２０１１年«国家安全太空战略»明确指出，如果(拒止)威慑失败，美国将保留自卫反击的权利。迅速重构作战能力主要依靠太空作战响应(Operationally Responsive Sacep)计划来实现。该计划要求美军能够准确、快速且以较低成本将载荷送入太空，保证从提出作战需求到航天器部署完毕只需要数天或者数周的时间，目的是为了“创造一种更加敏感、可靠和低成本的升空能力，以实现相对应的响应性和低成本卫星当前和未来的发射需求”。通过这些计划，美国发展了庞大的反卫星等太空进攻能力。

3实现各领域优势互补的跨域威慑

鉴于上文中阐述的各个威慑领域的局限性以及互补性，为了使各个领域的威慑力量实现其最大威慑效果，优势互补、扬长避短，美国在运用其战略威慑体系时更侧重于“跨域威慑”(cross domainde terrence)的手段。从字面意义来看，域是指领域，在这里域是指作战领域。长期以来，美军条令一直将陆地、海洋和天空视为作战域，近年来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文件逐渐将网络和太空空间纳入作战域。跨域攻击是指行为体从一个领域发动的针对其他领域目标的攻击，那么跨域威慑就是指当面对被威慑方在某一个领域的进攻风险时，威慑方威胁将在其他领域进行报复，以获得更为可信的威慑效果。也就是说，美国运用的威慑手段、所攻击的军事目标以及攻击引发的后果，可能存在于不同的空间领域。

“跨域”主要包含三层含义，一是跨武器平台，二是跨物理领域，三是跨军事领域。跨武器平台是从威慑结果的角度来看的，即某个领域内的武器平台的毁伤效果有可能在其他领域的武器平台上呈现出来，例如美国正在研发的核电磁脉冲武器，可用于摧毁对方的电磁设备以及与电磁设备相连接的其他领域的基础设施。２０１３年美国时任中情局主任詹姆斯.伍尔西在国会听证会上指出:“美国的核电磁脉冲弹头(尽管仍属于核武器范畴)，所造成毁伤范围直径可高达２２００千米，可以造成美国全境所有关键基础设施的瘫痪和崩溃。”

跨物理领域，则是从威慑手段的角度来看，指的是当面对敌人从某个物理领域发出的威胁时，国家有可能运用其他领域的威慑手段来进行报复。２０１１年时任美国参联会詹姆斯.卡特赖特曾明确表示:“美国将借助各军兵种组成的常规军事打击力量，一旦遭遇具有破坏性的网络攻击，将使用常规军事力量予以还击，即以物理实体战争对付和摧毁发动虚拟攻击的敌对方。”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出台的«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则进一步明确，美军可“以物理报复震慑网络攻击”。美国国防部国防科学委员会在２０１３年发布的«弹性军事系统与高级网络威胁»报告中指出，为应对高级别的网络威胁，美国将不惜动用网络军力、常规军力甚至是核武器来维护其国家安全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于２０１８年２月«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提出的“定制威慑”核战略也属于跨域威慑。“不存在一个‘以一敌百’的威慑政策，针对某一个特定对手的有效威慑战略，在面对另一个对手时则可能是无效的。美国将使用量身定制的、灵活的方式来有效地威慑各种各样的敌人和威胁。”简言之就是根据不同的威慑对象制定其威慑战略，通过设计一套范围广泛、种类多样的军事选项，使其适用于不同的潜在对手，从而增强美国核威慑政策的可信性。此外，美国进一步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门槛，使核武器能够慑止核与非核进攻，也属于跨域威慑的范畴。由于美国在太空和网络空间相对于对手的脆弱性，以及对手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发起针对美国的非对称性攻击，美国正在考虑利用核威慑来弥补太空和网络威慑能力的不足。

跨军事领域也是从威慑手段的角度来看的，但这一威慑手段已经不限于军事领域，而是指美国将运用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手段，打造一种跨领域、全频谱、全层级与全时段的复合型威慑。如２０１０年兰德公司出台的报告«太空威慑与第一次打击的稳定性——初步评估»认为，对称性的报复性手段将得不偿失，建议利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多种手段慑止对美太空系统的攻击。２０１１年«国家安全太空战略»更是明确提出，要运用一种“多层级的方式”来慑止威胁，“在威慑失败时，运用国家力量中的部分或全部要素，给予对手适当的、同时也可能是非对称性的打击。”这种“多层级”的威慑主要包括通过国际准则进行威慑、通过建立联盟进行威慑、通过增强太空系统弹性进行威慑以及通过威胁采取报复性手段进行威慑等。美国学者乔纳森.特克赛尔将这一复合型的威慑手段缩写为DIMEFIL，即外交(Diplomatic)、信息(Information)、军事(Military)、经济(Economic)、金融(Financial)、情报(Intelligence)以及执法(LawEforcementn)等。

太空和网络领域能够增强其他领域的作战效能，是美国运用跨域威慑提升威慑可信度的前提条件。冷战时期太空威慑就是作为核威慑的辅助力量而出现的，美国和苏联发射的各类卫星能够对对方的核三位一体力量进行监视、预警和拦截，通过为核威慑力量提供指挥和控制，从而保证核威慑的效果。“通过监视对方导弹发射，确保双方战略力量的报复能力,太空为(美苏关系)提供了战略稳定性。”冷战结束后，太空资产进一步成为军队战斗力的倍增器,通过太空侦察监视、通信保障、导航定位和气象保障等四大系统,为地面部队提供巨大的信息支援。

近年来,随着战争技术的不断进步,陆、海、空、网络和太空等作战领域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尤其是网络和太空领域作为“效能领域”，对于实施其他领域的作战行动和提升其作战效能，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战争赋能效应，具体表现在:在战前提供用于态势感知的近实时的情报侦察和监视信息,为后续实施精确打击奠定信息基础。在战时提供定位、导航和定时信息。探测来袭导弹并支持相应的核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等。因此，美国开始将战略威慑体系的重心逐渐转移至这些新兴的“作战效能领域”，在确保核威慑核心地位的前提下，提高太空威慑和网络威慑的地位和作用。

4全域制胜型战略威慑体系对中美战略稳定性的影响

在意识到当前威慑手段难以应对威慑对象这一根本性困境之后，美国在行动层面对各个领域的威慑手段进行了调整和强化,构建了一支攻防一体、核常兼备、以实现全域制胜为目标的战略威慑体系，并通过跨域威慑的方式寻求对各个威慑手段实现优势互补、灵活组合。这些做法，对两国以核与导弹防御系统为主的传统战略稳定关系构成了冲击，其跨域威慑的做法也对包含核、常规、网络和太空领域在内的广义战略稳定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战略稳定的构成要素

战略稳定这一概念起源于核领域,出自冷战时期美苏构建相互核威慑的实践。美国对战略稳定概念的初始构想主要是为了防止苏联的意外核攻击。尽管与苏联相比，美国无论在核武器的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享有绝对优势，但由于苏联相对于美国在常规军力上占有优势，因此美国担心苏联的核武器会导致美苏之间军力平衡的天平倒向苏联，从而引发苏联进一步的扩张,因此，为了防止苏联进行先发制人式的核攻击，这一时期美国开始意识到，对苏联威慑政策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数量或规模上的绝对优势，而是在于美国的核武器能否从苏联的先发制人式攻击中保存下来并进行核反击，即拥有二次打击能力。因此冷战时期美苏战略稳定性的主要内容就是核稳定，影响这一稳定机制的两个因素分别为核武器的脆弱性和生存性，前者表现为冷战时期的核武器缺少足够有效的防御系统，即确保摧毁的程度，后者则表现为核武器能够经受住首轮攻击并进行有效报复性反击，即二次打击的能力。这两个因素可以用来衡量核武器对于国家间战略稳定关系的具体影响。

以两个敌对国家A国和B国为例，假设B国核武器的防御能力和打击能力保持固定不变，那么A国依据核武器的攻防能力的差异可以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如果A国核武器的脆弱性很高，而生存性很低，那么就很容易招致B国的先发制人式打击，两国战略关系非常不稳定，这种情况比较符合核大国对那些刚迈入核门槛国家的核讹诈和核胁迫行为。第二种是，如果A国核武器的脆弱性很高，但生存性也很高，那么就不太容易引发B国的先发制人式攻击，即两国的战略稳定性较高。第三种为，如果A国的脆弱性很低，而生存性很低，也不容易招致其他国家的先发制人式攻击。第四种，如果A国的脆弱性很低，而生存性很高，那么A国向B国发动先发制人式攻击的可能性就会升高，两国的战略稳定性不稳定。综上所述，当某国核武器的脆弱性和生存性都很高或者很低时，即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与他国的战略稳定性较高。一般意义上来说，由于导弹防御系统的难度较高，能够降低自身脆弱性的国家从技术上来说都能提高核武器的机动性，因而第三种情况比较少见。所以，维持两国战略稳定性可实现的条件就是第二种情况，即尽可能使本国核武器的脆弱性和生存性都维持比较高的状态。

１９９０年的美苏战略核武器谈判联合声明首次阐明了战略稳定性的定义，即“两国的战略关系中不存在先发制人式攻击这一动机或行为的状态”。在国际关系中，尽管两个国家的关系因冲突而陷入危机，但是鉴于影响战略稳定的两个因素的存在，敌我双方都不会主动发起先发制人式的打击。就我方而言，保持面对敌人时仍具有一定的脆弱性(确保脆弱)，丧失了向敌人发动首轮攻击的意愿和动力。就对方而言，由于我方仍具有有效的摧毁能力(确保摧毁)，也打消了敌人对我发动首轮攻击的意愿和动力，这就是冷战时期美苏双方基于“相互确保脆弱”(MAV)和“相互确保摧毁”(MAD)原则在核领域建立起来的战略稳定性。冷战时期美苏就这两个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军控条约，如限制反导系统条约和全面废除中短程弹道导弹条约等。

(二)全域制胜型战略威慑对中美核稳定机制的影响

根据２００６年国防白皮书的阐述，中国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该战略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在核武器使用上奉行“自卫反击”，将核威慑的作用限制在反核攻击的范围内，体现了中国核战略的纯粹防御性和自卫性。二是在核力量发展上遵循“有限发展”原则，即始终保持核力量的精干有效，追求数量上的“有限”和质量上的“有效”，“有限”原则以“有效”原则为前提和基础。三是在政策宣示上，中国奉行的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并提供毫无任何前提条件的消极安全保证。“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非核武器国家或无核武器地区，首先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当前装备了公路机动式洲际弹道导弹，能对弹头与运载工具进行分离储存。根据外媒报道，中国还在研发并试验空射弹道导弹、部署０９４级弹道导弹潜艇以及在DF５B洲际弹道导弹上装载多重弹头。中国核威慑战略赖以成功的基础是通过追求核武器的机动性、生存性、隐蔽性,确保能对敌人发动第二轮报复性和决定性的打击能力。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的反导能力仍处于试验阶段。根据上文分析，由于中国核武器的脆弱性和生存性都较高，因此中美具备了在核领域实现战略稳定的基础，尽管美国国内对于中美之间是否构成战略稳定尚无定论。

但是近年来，中美核领域初步形成的战略稳定基础有可能因美国追求全域制胜的战略威慑体系而遭到削弱。美国试图在战略威慑体系中的攻防领域均占据绝对优势，将导弹防御能力从导弹飞行末段提升至飞行轨迹的助推段、将全球快速打击目标从非对称性的恐怖分子和极权国家转变为传统大国如俄罗斯和中国，这种战略优势将美国置于免遭对手战略性报复的处境。在核威慑领域，美国近年来还在追求或试图追求第一次打击能力、有限核战争能力、基于预警发射能力、导弹防御能力。其中首次打击能力和导弹防御能力通过削弱中国核反击力量的生存性对中美战略稳定性构成负面影响。以首次打击能力为例，美国研发的常规全球快速打击能力，利用超高速空间飞行器、弹道导弹等运送精确制导的常规弹头，可在１２小时内对位于全球任何地点的高价值目标实施快速精确打击。在美国使用常规全球快速打击的假想任务设定中，就包括使用此类武器攻击中国的核指挥控制系统和洲际弹道导弹。在中国的核力量分支中，其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机动性和生存性目前来讲是最高的。而常规全球快速打击能力对中国洲际弹道导弹构成了首轮打击威胁，削弱了中国陆基核力量的生存性。除了首轮攻击能力，美国研发并拓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也会威胁中国陆基核力量的生存性。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及其附带X波段雷达，有助于更早地探测到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其与美国其他预警雷达和拦截系统的紧密配合，严重威胁中国战略核导弹的生存力。美国在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周边部署的“宙斯盾”反导系统，能够检测到任何从中国内地发射的远程弹道导弹，甚至在其助推阶段就将其拦截，严重削弱了中国战区弹道导弹的能力。此外，近年来美国还持续派遣海空军事力量进入南海，并针对中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开展了持续的抵近侦察，这一做法降低了中国海基核力量的生存性。

当核反击力量的生存性遭到削弱时，国家可以采取降低本国核武器的脆弱性的举措来重新实现两国的战略稳定性。尽管中国一直尊重中美战略稳定性的基础，即战略进攻和防御能力相互平衡的原则，对研发导弹防御系统秉持低调克制的态度，但近年来中国开始着手恢复和发展其导弹防御系统。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１日、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７日以及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３日,中国进行了三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２０１８年５月，中国成功进行了第四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此外，由于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率依然存在争议，中国依然可以通过相关的非对称反制措施，如提升陆基弹道导弹的突防能力和机动能力(导弹诱饵、分导式多弹头、公路式机动导弹、机动变轨导弹等)，增强核潜艇的隐蔽性和核政策的模糊性，甚至增加核潜艇的数量，重塑与美国在核领域的战略稳定。此外，中国还可以选择反舰弹道导弹对美国的海基空中导弹防御系统进行压制。中美未来陷入新一轮导弹攻防与海军军备竞赛的可能性极大提升了。

(三)跨域威慑对中美战略稳定性的影响

由于认为当前敌人使用“非对称手段”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以及鉴于网络和太空威慑在技术和规范领域存在的障碍，为了提高报复威慑的可信度，美国可能使用更为成熟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来慑止对手在新兴领域对美国的威胁。根据上文的阐述，跨域威慑是从威慑手段和威慑效果两个方面实现跨域，当美国从与面临威胁所不同的物理领域进行报复时，其威慑手段与报复所产生的效果也可能位于不同的领域，因此跨域威慑将通过升级报复行为和间接威慑效应导致两国危机升级，进而对国家间的战略稳定性产生影响。升级报复行为是从威慑的匹配度来阐述的。匹配度是指威慑方可以使用威慑手段造成的后果，是否与所面临的被威慑方的威胁程度相匹配。根据匹配度的强弱，可以分为匹配的报复行为(proportionate response)和升级的报复行为(escalatory response)。前者是指依据所面临的威胁程度，选择对称性的威慑手段进行报复，后者是指选择非对称性的威慑手段进行报复。例如对手利用反卫星导弹攻击美国的情报监视侦察卫星，如果美国使用情报监视侦察飞机控制并渗透该国的空域，并攻击敌人的防空网络，那么此种行为就是匹配报复行为，因为该行为事实上恢复了美国丧失的情报监视侦察能力。如果美国运用常规武器攻击该国国土,那么该行为就是升级报复行为。就威慑的可信度而言，匹配报复行为的可信度要高于升级报复行为。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升级报复行为更容易引发危机升级风险。

所谓间接威慑效应与直接威慑效应的作用机理不同，后者是指通过威胁对敌人造成直接性的破坏或使敌人的行动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来迫使对方放弃行动。而间接威慑效应，是指通过威胁破坏对方某个领域的基础设施或相关人员，从而削弱严重依赖该领域的相关陆、海、空军事力量的作战效能,迫使对方放弃军事行动。正如网络攻击和网络利用在应用于跨域威慑时所引发升级风险的路径是完全不同的，将网络应用于跨域威慑，通常引发直接威慑效应，即使用网络进行侦查、干扰、窃取信息等行为，仅造成对方国家的数据破坏和操控，但是如果将网络攻击应用于跨域威慑，将导致间接威慑效应，即不仅包含数据的破坏和操控，其还对与网络密切相关的关键基础设施乃至人员造成大规模的物理毁伤。这种在其他领域造成后果的间接威慑效应，目前正在成为美国追求跨域威慑行动的主要目的，如果这种间接威慑效应是建立在战略误判基础上的话，那么它对于国家之间战略稳定性的影响将会更加严峻。

因此，跨域威慑能通过升级报复行为和间接威慑效应引发两国的危机升级，进而破坏两国的战略稳定性。此外，美国在核力量建设中企图实现“核常兼顾”和“核常混用”，并正在研发小型低当量核武器。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指出，美国将加强核常混合的作战准备，实现战役层面的联合核与非核军事规划，从而打造一支“一体化的、灵活的和适应性强的核与非核作战能力”。这一做法事实上模糊了核战争与常规战争之间的界限，也模糊了战术核武器与战略核武器之间的界限，因为用核武器来慑止非核攻击，本质上就属于升级报复行为。由于核与非核行为都会被美国视为“极端环境”而遭致核报复，为了不在危机升级中处于劣势，中国有可能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场，或者也选择研发全球精确打击能力，这事实上将加剧中美两国由常规冲突升级为核冲突的风险。

在太空和网络领域，针对中国在这些领域中的能力提升，美国开始暴露出在这些领域中的先发制人倾向。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１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指出，“如果检测到即将来临的网络攻击威胁，美国军方就可以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针对中国的反卫星能力，美国的对策之一是利用动能和非动能武器先发制人地打击中国的反卫星导弹和非动能武器(如C４ISR系统)，二是通过政策宣示太空自卫反击权利和迅速重构作战能力。美国正在持续研发用以执行太空进攻任务的武器，包括定向能武器、空天飞机、动能反卫星武器系统等。２０１７年４月在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海腾宣称，美国要发展太空“进攻性能力”来保卫美国。

鉴于中国实施一体化作战程度在上升，其作战效能依赖网络和太空领域的比重不断提高，中国在这两个领域中的脆弱性与之前相比也大大提升。美国在实施网络和太空威慑行动中暴露出的先发制人倾向，同样也会通过间接威慑效应对中国整体军事效能构成严重破坏。为了避免遭受美国的先发制人式打击，中国有可能选择利用现有的反卫星能力对美国发起首轮攻击。引发中美危机升级的另一个因素是升级报复反应，例如美国声称如果中国再次进行反卫星试验，美将威胁打击中国各个不同领域的高价值目标，这也属于升级报复反应。２０１７年２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国防科学委员会网络威慑专题小组报告»指出，为了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大规模网络攻击的威胁，美国必须通过明确的报复战略来阻止此类攻击。鉴于中俄两国在网络空间中的脆弱程度不及美国，对中俄两国实施同等规模的网络报复攻击造成的损伤程度也不及美国，因此美国一直没有明确针对网络攻击的报复手段。如果正如美国学者所建议的那样，选择利用“复合性”的整体国家实力进行报复，那么中美两国由网络危机事件上升为国家整体危机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升。

近年来，中国在核武器发展中保持比较克制的态度，但是在常规军事力量上取得了长足进展。美国军方领导人和相关专家认为，中国正在常规威慑领域对美国发起挑战，不断发展“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反舰弹道导弹和反太空能力，这将动摇广泛意义上的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因此，为了恢复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平衡，美国需要一种全域制胜型的战略威慑体系,用核威慑来补充新兴威慑因技术问题而导致的能力不足，并运用太空和网络进攻能力实现升级报复和间接威慑效应，其主要目标就是为了打击中国日益增长的常规、太空和网络能力。当前，中美战略稳定关系仅在核武器领域取得了较多共识，而在太空、海洋和网络空间领域，中美之间爆发常规冲突的风险却日益上升。中国的关切点是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美国大力发展的军事打击能力，美国的关切点是中国不断壮大的常规军事能力(尤其是海军实力)在海洋上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因此扩大中美两国间战略稳定的概念、范畴、定义、适用范围，避免中美常规冲突升级为核冲突，应该成为未来中美两军关系发展中的重要内容。（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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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年03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首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