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春梅(1988—)，女，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和大学教师发展研究。
来源：《重庆高教研究》2017年第05期
摘要：近年来，不少学者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来阐述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使底层精英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进入中上阶层，从而改变自身命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等、家庭背景差异以及现有的就业制度等使得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弱化，甚至出现阶层固化的现象。从功能理论视角来看，一个人所获得的教育资格决定了他的职业，进而决定其所处社会的阶层。这一基本观点的前提是教育机会均等，由于受多种外在因素影响，事实上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不均等的。从冲突理论视角来看，社会各阶层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进一步固化了原先所处的阶层，出现了高等教育的“马太效应”。冲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阶层固化的现象，但忽视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多样性和创造性。韦伯的教育理论把个体的行动和社会结构结合起来，倾向于高等教育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是相对的、有条件的、长期的。高等教育是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其积极作用毋庸置疑。然而，由于其他影响因素日益凸显，有可能遮蔽了高等教育这一积极作用的发挥。当前，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是多元的，应调动多方力量通过“入口”和“出口”两个层面的把关，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高等教育，社会流动，阶层固化，功能理论，冲突理论，韦伯教育理论
一、背景启思：问题提出与概念界定
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了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两篇文章：《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和《我用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前者讲述了一个农村青年通过上大学，毕业后努力工作奋斗，最终在城市立足的故事。后者则认为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一个大学生能否找到好工作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如果一个人出身不好，再努力也没有用。两篇文章讨论的焦点在于：高等教育是否是社会人员改变自身命运的一条通道？这个问题至今仍是个热议的话题。2015年9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重点大学农村比例为何上不去》[1]的文章；9月28日，李涛博士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底层教育梦：先天不足，后天亏损》[2]的文章。这些报道激发了笔者对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中所起作用的思考。
(一)问题提出
社会流动与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等宏观因素密切相关。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这段时间，先赋性因素以及类似于先赋性因素起着关键作用，即人们的社会地位的获得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出身、家庭背景和制度安排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相关政策的变化，后致性因素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人们可以更多地通过自身的努力，尤其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改变命运。从1998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各个阶层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等、“就业难”“蚁族”以及“拼爹”等现象时常见诸报端。为此，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在弱化，甚至是固化了社会阶层(阶层固化既包括个人一生中的职业地位没有改变的代内流动状态，也包括子女一代同父母一代同年龄段比较，职业地位没有改变的代际流动状态[3])。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了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产生的影响。有的认为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底层阶层子女向上流动中仍起着重要作用；有的则认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在弱化；有的甚至认为高等教育固化了社会阶层。这些观点是不是都有合理的地方？那么，我们应如何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的积极作用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
(二)概念界定
什么是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是指个人、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包括地理空间结构)中位置的变化。从流动的方向看，可以是向上或向下的垂直流动，也可以是同一水平线上的水平流动。垂直流动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地位高低的变化，而水平流动则表现为社会成员在相当职位上的转移。从流动时距上看，可以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前者主要是指一个人一生中发生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后者则用于比较子代与父代社会地位的升降；从结构性程度上看，可以分为结构性流动和非结构性流动[4]。此外，还有学者从流动的方式将其分为竞争性流动和赞助性流动(即利用其他社会资源而获得的流动)[5]。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垂直流动。
从以上界定可以看出，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密切相关。社会分层是社会流动的前提和基础，其根源在于社会存在不平等。由于不同的社会成员占有的资源不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因此社会形成了不同的阶层。在我国，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陆学艺等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分类标准将社会阶层划分为十大类[6]2-8。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根据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确定的财富、权力和声望3个维度来对社会阶层进行划分[7]4。在本文中，社会阶层则主要根据不同社会成员占有资源的多寡归为底层阶层和中上阶层或分为劣势阶层和优势阶层。
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发生了社会地位的变化，形成了社会流动？在现代社会，职业是一个人拥有的最重要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和威望高低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人们的职业决定的[7]13-14。因此，大多数学者主要是从高校毕业生的职业选择和工资水平的高低为主来判断社会成员毕业后社会地位的变化。以陆学艺为代表的课题组通过2001年全国的抽样调查，对1949—2001年初职地位获得模型进行的回归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是人们获得初次就业职业地位的最主要因素。而且，受过中专以上教育的就业者，明显具有较高的职业地位[6]187。那么，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二、观点争鸣：促进流动或固化阶层
由于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各自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作用是复杂多变的。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国内外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
(一)高等教育有助于促进社会流动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和费孝通认为，科举制度是社会流动的一条通道，是人才上升或“出头”的一个阶梯。到了现在，高等教育仍对社会流动起着积极的作用。郑若玲通过对厦门大学1997—2001届博士毕业生的家庭出身进行调查统计后认为：“接受高等教育对于社会阶层(特别是社会地位较低的农民阶层)的向上流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8]王宝玺也认为：“高等教育会深深地影响社会分层与流动，而且不同级别和水平的大学对人们的社会分层也有很大影响，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更有利于就任要职。在当代中国，获得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已成为跻身较高社会阶层的重要乃至唯一途径。”[9]此外，张宝昆和谭开林认为，大规模考试，如自学考试和在职研究生考试，为社会建造了一把体现公平的社会流动的阶梯[10]。上述学者通过各自的研究肯定了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的积极作用，即通过接受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等教育，帮助社会成员获得不同的知识和技能，进而影响他们的职业，促进他们不同形式的社会流动。
国外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许多女性认为接受高等教育使她们生活的世界完全发生了变化，虽然她们在职业和经济上的受益不是那么明显[11]。还有学者认为，虽然教育不是实现社会流动的唯一途径，然而它在作为弱势群体通向中等阶层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社会对学历的重视，使得那些没有学历资本的人越来越难找工作[12]。国外学者在这方面与国内学者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二)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弱化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大学生就业难、毕业即失业、名牌学生卖猪肉、大学毕业生工资不如农民工、大学生扫大街等现象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引发了学者们对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这一功能的质疑和讨论。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课题组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从1980年以来，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之间社会流动的障碍在增强[13]。吴坚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使得大学生的符号性功能放大，而实质性功能减低。在他看来，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大学生实现社会流动的必要非充分条件[14]。什么原因使得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受阻？吴晓林认为，社会分层和现行的高考制度影响了不同社会阶层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社会中上层子女有更多的机会接受优质的教育资源。此外，社会分层及现有的就业制度对毕业生的就业产生了影响。底层阶层子女由于缺乏社会资源，更难获得优厚的职位。通过“出口”和“入口”的两层筛选，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弱化[15]。刘志民、杨东平等人通过研究发现，家庭资本对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有重要影响[16-17]。
国外学者罗伯特·哈维曼(Robert Haveman)和蒂莫西·斯米丁(Timothy Smeeding)通过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在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获得与取得成就方面的影响持续扩大。在美国顶尖的学院和大学，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学生来自社会高收入家庭。他们认为，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作用的关键在于要提高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完成高等教育的比例[18]。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等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9]。
整体而言，学者们认为，由于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家庭资本差异和人事制度等的影响使得不同阶层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入学后接受的高等教育质量以及毕业后就业等方面存在差异。优势阶层的子女更有机会进入重点大学，学习热门专业，毕业后找到待遇更为优厚的职位。从这个角度看，学者们认为现阶段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弱化了。
(三)高等教育固化社会阶层
以上观点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然而，有一部分学者持相反的看法。现今，“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并不少见，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民二代”“穷二代”“农二代”，有关这些“二代们”的故事在引发人们关注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不仅没有促进不同社会阶层的公平、合理流动，反而是固化了社会阶层。
2010年廉思对北京、上海、广州等7个城市的“蚁族”(即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集群体)的调查发现，受访者中有将近五分之四从事低收入职业。这些人中，有42.9%的人来自农村，有20.6%来自乡镇，仅有15.1%来自县市级。他认为“蚁族”背后反映出的是社会流动的固化[20]。孙卫红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不同阶层子女高等教育获得的差异导致了赞助性流动的功能日趋强化，进而固化了社会阶层。大多数底层子女进入省属院校、地方院校、高职高专院校，而他们上重点大学、热门专业的机会仍不多[21]。此外，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原先制度(如户籍制度、人事制度)等惯性影响以及上层阶层形成的同盟使得代际流动的继承性越来越强，而代内流动的流变性越来越弱[22]。
有学者通过对中国中产阶级家长和学生的调查发现，中产阶级的家长在学生不能上本国好大学的情况下，会选择把私立学校当成一个踏板，之后送子女出国留学。这些中产阶级的老一代利用他们的社会资本，通过确保子女获得优质的高等教育以丰富子女们的文化资本，从而确保下一代的向上流动和再现其优越的阶级地位[23]。
三、理论剖析：三大理论与双重作用
上述笔者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的不同看法。为了加深理解，本文从西方教育社会学主要的理论流派，即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以及韦伯主义教育理论三大视角来对其进一步分析和解读。
(一)功能理论的视角
功能理论的代表人物涉及近现代的许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如孔德、斯宾塞、戴维斯、默顿等。塔尔科特·帕森斯的教育功能论提供了解读高等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一个视角，他主张高等教育是“精英循环”的中介，认为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帕森斯认为，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社会成员需要形成以“机会均等”和“成就”为根本的价值共识。在他看来，教育机会均等在扩大，但是由于受能力、家庭倾向、个人动机等因素的影响，使得社会成员最终在成就获得上存在差异，进而引发新的不公平。教育的功能就在于把这种不公平合法化，这主要是通过教育的社会化功能和选择功能实现的。教育的社会化功能主要体现在培养个体角色所需要的“承诺”和“能力”，使个体成为适应社会结构需求的“人才”。而与教育的社会功能密切相联系的是教育的选择功能。通过接受教育，个体被区分为高成就者和低成就者，从事不同的职业，而一个人的职业又与他所处的社会阶层的收入、地位等紧密相关。通过这两大功能，学校传递着这样的观念：“由于教育成就差别而带来的收入和地位的不公平是可以接受的。”[24]28
从功能理论视角看，高等教育主要通过培养社会需要的不同层次、类型的人才进入不同的职业来为社会服务。一个人所获得的教育资格决定了他的职业，进而决定了他所处社会的阶层。这一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忽视了作为个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体的需求。此外，功能理论基本观点的一个假设在于教育机会均等。正如上述各位学者的研究所表明，社会不同阶层子女由于受各种外在因素影响，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不均等的。
(二)冲突理论的视角
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米尔斯、科塞、达伦多夫等。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鲍尔斯、金蒂斯、英国的威利斯等教育社会学家开始运用冲突理论的观点来探讨教育问题。如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论”，主张高等教育是“阶层复制”的工具，高等教育固化了社会阶层。
布迪厄认为，教育再生产了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并且使得这种不平等合法化。他的观点主要可以概括为3个方面：一是社会各阶层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是不均等的，支配阶层拥有最多的文化资本；二是学校教育制度体现了阶层利益的思想意识，它所反映的是支配阶层的文化形态；三是学业成绩和文化资本有着紧密的联系，支配阶层的子女更易取得成功[24]37。冲突理论的某些观点与功能理论有相似之处，如两者都认为通过教育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合法化。不同之处在于：功能理论认为不平等是由于能力、家庭倾向和个人动机等差异导致的，而冲突理论认为是教育再生产引发的。
从冲突理论的视角看，社会各阶层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进一步固化了原先所处的阶层，出现了高等教育的“马太效应”现象。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接受的高等教育受到家庭背景的重要影响，处于社会中上层阶级的家庭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他们的子女能够接受到更多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更容易获得学业上的成功，进而找到更好的职业。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维护了自己所处的优势阶层地位。而社会底层子女更多从事一般职业，仍然难以跳离原先的阶层。冲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阶层固化的现象，然而它也存在不足之处。该理论认为教育制度更多体现着支配阶级的利益和思想意识，但它忽视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多样性和创造性。
(三)韦伯教育理论的视角
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更多的是从宏观层面来解析教育对社会流动产生的影响，而韦伯的教育理论则关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把个体的行动与社会结构结合起来，将个体的行为放在整个社会环境中解读。在韦伯主义理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兰德尔·柯林斯的“文化市场论”，也倾向于高等教育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柯林斯的主要观点：第一，教育是社会各个身份团体斗争的工具。社会的基本结构仍是各个身份团体，各个团体为了实现自身的目的而接受不同形态的教育，如强调经济报酬的团体接受的是“实用技巧”的教育。学校的发展顺应了社会不同身份团体的需要。第二，“文凭主义的兴起”与“文凭的危机”。一方面，当今社会文凭已经成为获取职业的一个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受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越来越高的文凭，但文凭贬值的趋势却不可避免。第三，现代学校的系统是国家科层制发展的结果，现代社会的教育类型可以通过人才选拔制度来区分。此外，他认为学校的主要活动是传授特殊的身份文化，而不是专业知识和技能[24]46-48。
从柯林斯的“文化市场论”看，高等教育是社会各个身份团体斗争的工具。不同的社会人员对自身的身份认识不同，他们选择的教育形态也就不同。注重经济报酬的社会人员，选择的是“实用技巧”的教育，而重视政治权力者则倾向于选择与社会政治有关的教育。高等教育为不同身份团体的人提供不同类型、层次的服务，以实现不同群体各自不同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在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中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如通过接受“实用技巧”的高等教育，一些底层社会人员就有可能获得高的经济报酬，从而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一理论的优点在于它关注到了个体的需求与选择。
四、相关思考与建议
不同的理论流派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高等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解读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各自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对这一关系的认识我们需要持一种谨慎、理性的态度。通过上述梳理与分析，笔者提出以下一些思考与建议：
(一)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是相对的、有条件的、长期的
首先，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笔者整理了麦克思近几年来公布的几组数据(数据均来自麦克思2010—2014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5])，图1显示，从2009—2013年，本科毕业生的月收入普遍高于高职高专的月收入。此外，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高等教育对毕业生就业后的持续性影响，麦克思还对2010届的毕业生进行了跟踪调查。研究发现，2010届本科生毕业3年后有13.1%的人月收入达到了10000元及以上，有6.7%的人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高职高专学生毕业三年后有5.3%的人月收入在10000元及以上，有17.1%的人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由此可以看出，不同学历层次的高等教育对毕业生的收入会产生影响。学历层次越高，学生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在继续求学深造方面，2009—2013届本科毕业生国内读研的比例分别为8.4%、6.5%、9.2%、9.5%、10.8%，呈上升趋势。2013届本科毕业生读研的动机主要是就业前景好(55%)和职业发展需要(46%)；2013届高职高专学生毕业后有3.8%选择专升本。专升本主要原因在于职业发展需要(30%)、就业前景好(29%)。2013年毕业生继续求学的动机与前几年相比差别不大。可见，有越来越多的人基于就业前景和职业发展需要选择继续求学。
图1 2009—2013年不同学历毕业生月收入情况
其次，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是相对的，它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时间。钱民辉认为，虽然在当代社会，高等教育被看成是通往“高社会地位”的最佳途径，然而我们也应看到阶层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明晰。各个阶层都有自身的“文化符号”，如“贵族学校”就是上层阶层通过高等教育维护阶层利益的一种表现[26]。英国的社会学家班克斯指出：“只有正式的教育资格成为较高社会地位的条件，教育与职业的关系才会加强。如果高社会地位可以循其他途径，如在职训练或运动、娱乐界的特殊才能获得，则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力量就会减少。”[27]无独有偶，向冠春等人指出，1999年以来，个体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渠道越来越丰富，打工、才艺、创业都可以使个体出人头地[28]。此外，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具有滞后性，大学生毕业后在短期内可能找不到待遇优厚的职业，但相比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而言他们在后期，五年、十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内会有更大的发展后劲，职位升迁的机会更多。因此，应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高等教育作用的发挥，而不能仅仅局限在毕业当下。
(二)高等教育只是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之一
除了高等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还有三大主要方面：行政因素(如“国家分配”“外部调入”)、户籍制度以及“单位体制”的亲缘化现象[29]。这三大因素目前仍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产生重要影响。制度因素是影响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如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许多大城市的事业单位招聘倾向于本地生源。非本地生源毕业生即使最终能留在大城市工作，由于户籍的限制，也难以享受到和本地生源一样的福利待遇。“单位体制”对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社会关系的毕业生来说，更是增加了他们就业的难度。出身底层的毕业生由于缺乏社会资源，相比上层阶层子女而言，他们在获取就业信息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还有学者指出，社会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也会对社会流动产生影响[10]。此外，城乡二元、东西部地区二元、体制内和体制外二元等也是影响毕业生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
高等教育是社会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因此，我们应以系统全面的眼光来看待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张宛丽认为，应当把宏观层面的“制度-政策”安排与微观层面的“先赋-后致”规则结合起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流动[30]。除了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外，我们还需对中观层面加以考虑，即依赖于工作单位、家庭等社会生产单位和社会化组织供给的社会资源也是影响社会流动的一个层面[31]。当前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是多元的，可能由于其他因素的影响过于凸显，遮蔽或削弱了高等教育功能的显现，从而造成其促进作用弱化或固化的“假象”。
(三)多方协作促进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1+
向冠春等人认为，虽然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促进个体社会流动功能相对减弱，但她们仍预测未来高等教育仍然是促进个体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而不是唯一的社会流动渠道[28]。如何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的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应调动多方力量，从“入口”到“出口”两个层面进行把关。
从“入口”层面上看，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生源是关键。梁晨、李中清等人通过对1952—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两所学校的学生主要集中来自部分重点中学。扩展重点中学招收不同阶层学生的比例，是精英大学生源多样性的保证[32]。这就要求我们把目光投放到基础教育阶段。华中师范大学博士陈新忠认为，促进九年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是为高等教育输送出身广泛、数量充足的生源的保障[33]。因此，就“入口”层面而言，国家应在宏观层面进行调控，加大教育投入，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尽可能地确保高考制度在考试和招生录取环节的公平性；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如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依据补偿性原则对一些弱势群体采取相关的倾斜措施，包括招生指标名额、经济资助等，从而保障底层子女有更多的机会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从“出口”层面看，毕业生就业是核心。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拓展毕业生的就业渠道，鼓励、支持学生自主择业、创业。与此同时，各个企事业单位在进行招聘时，应加强信息公开力度，做到“阳光招聘”，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公正。高等学校应加强质量建设，提高学科、专业设置的合理性，推动创新型人才培养。政府应加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为底层人员获取更多教育资源信息、考录信息、就业指南等提供便捷通道，帮助底层子女在选择学校、专业、可获取的资助、就业等方面做出较为准确的考量和判断。对于家庭或个人而言，不管处于怎样的环境，都应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进取。
引用格式：陈春梅.促进或固化：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J].重庆高教研究，2017，5(5)：9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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