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宁国移民潮

原标题:清末民初的宁国移民潮

郑树森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312期

人口的移出、迁入是常有的社会现象,但一定时期内大规模的移民则是值得关注、研究的历史事件。近代大量客民迁入宁国县(初由政府动员,继之民众自发迁徙),是移民城市宁国的成因,“五方杂处”仍是今日宁国市基本地情之一。

一、大量客民迁入宁国的前因

经过康乾盛世,宁国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涌现许多殷实之家和望族(从众多宗祠的兴建可见一端,境内曾有57座宗祠),人口也激增。乾隆年间人口均为29万多人,较明嘉靖廿九年增20余万人;嘉庆年间在30万上下波动,嘉庆二年(1797)创人口高峰(48440户,367450人)。人烟稠密之情形,从下例可见一斑:

宁国县西的环川村(今名上坦村,明清时为徽商通往金陵、苏州、杭州线路上重要据点之一,穿村而过的古道是旌德通往宣城的必经之路)于清代中叶鼎盛,店铺栉比、民房密集,相传“千灶万丁”,村内有72家豆腐店、3家当铺和众多旅店,菜地全在四周山坡。

在商业较繁荣的河沥溪、港口、石口、东岸、胡乐等集镇已有外籍客民。1936年版《宁国县志》载:宁邑旧称居城列肆皆徽郡之人,在乡营生多江右(江西)之客,既而旌、泾之人遍于四境。

然而,咸丰、同治年间的兵燹、鼠疫、灾荒不仅打碎了宁国的繁盛局面,而且使宁国遭受近乎毁灭的劫难:

①自咸丰六年三月廿八日(1856年5月2日)太平军石达开部首次攻占宁国县城,至同治三年(1864)七月太平军退出宁国,这9年间清军与太平军争夺县城20次,多数成年男性被太平军强行征兵,兵灾中生灵涂炭,被杀或逃亡者不计其数。

②同治元年五月起,爆发大面积的鼠疫。县志云:“瘟疫流行全境,死亡枕籍,无人掩埋”“终日不过行人,百里不见炊烟。”

③灾荒。1852—1855年“连年荒歉,飞蝗蔽天,所集田地,苗稼立尽”;1856年“大旱,人相食”;1862年冬“大雪,斗米千钱,人相食”。由是土著式微(县志云“宁自清咸丰兵燹后,土民存者不足百分之一”)、土地荒芜,许多村庄空无人烟,真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县志云“宁民死于锋镝者十之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散于四方未归者不及十分之一”。

在太平军与清军相互争战中,江南地区各县均出现人口剧减(或亡于战争,或死于瘟疫,或逃荒于外)、熟地搁荒(当时宁国府和广德州荒地不下数百万亩)的情况。鉴于苏皖赣抛荒严重的情况,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同治四年(1865),曾在皖南征战的两江总督曾国藩采纳薛福成的建议,上书清廷要求实行“召垦升科”的政策,清廷诏令从人口密集的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移民到江南地区,允许移民“插标划田、立界为山、据室为家”(凡无主田山、房屋,移民均可自行划分,具册呈报领凭后便为己产)。安徽省也颁布了《开垦荒田章程》,宁国同皖南各县一样设“劝农局”,以垦荒政策吸引大批外地人移居。光绪七年(1881)四月二日,清廷准予垦种荒地的“客民”加入宁国县籍,其子弟可在当地“入籍考试”。

清廷诏令下达的前一年,已有徽州、福建的少数客民迁入宁国县;同治五年(1866)起,湖北籍、安庆籍、浙江籍民众相继携带家口,来宁国县垦荒种地,人口才渐多且客民数倍于土著人口(1869年土著人10004人,是原来人口的1/30;1904年客民120131人,而土著人仅26923人)。

二、宁国移民的构成、分布

迁居宁国的客民中,以湖北人、安庆人居多,其次是浙江人和河南人。

1、首批迁入宁国者系湖北人。2008年广水市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再度牵手进宁国》称:如今38万宁国人中近20万人祖籍是湖北的。湖北人中应山县(1988年10月改为广水市)人约占六成,应山人多地少、十年九旱,故人们最先响应“劝农局”的号召向外迁徙,有两千余户上万农民“下江南”,聚族而居,至今宁国普通话即以应山话为基础而成为主流方言。湖北人除应山籍外,还有来自孝感、枣阳、远安、谷城、大悟、当阳、钟祥、十堰、黄陂、荆门、随县、英山等地,他们多半集聚在畈区(今港口、梅林、汪溪、河沥溪、竹峰、霞西、西津等镇、街道),同治年间“湖北人满阡陌”,河沥溪即有湖北移民聚集而成的“湖北巷”,湖北人亦有散居在东部乡村者。他们找到适意的村庄后“据室为家,插标划田,立界为山”,一季丰收后回原籍向亲友述说“江南肥沃”,遂引来更多移民。

2、第二批迁入宁国的移民是安庆人,主要来自潜山、怀宁两县(落居宁国的桐城人、太湖人、枞阳人较少),初来时住棚垦山、间以狩猎,谓之“棚民”。主要分布在万家、宁墩、南极、狮桥、云梯、仙霞、中溪、桥头、青龙、甲路、东岸、方塘等山区乡村,亦有散居城郊、梅林镇者。

3、浙江人与安庆人同期或稍晚迁入宁国。主要落居在宁国东部地区(今万家、宁墩、中溪、仙霞、云梯、南极、梅林7个乡镇),来自浦江、江山、绍兴、昌化、永康、黄岩、青田、东阳、义乌、桐庐等20余个县,以浦江、江山人居多,其次是绍兴、昌化、永康、台州等地浙民。浙民约七成在清末民初辗转来到宁国谋生,最终定居下来,少数人在民国期间因躲避“抓壮丁”逃难而来①。

浦江人主要落户云山、万家、南阳、纽乐、黄岗、凤凰、中溪、中田、獅桥、石口等10个村,龙亭、盘樟、石岭、阳山、桥头5个村亦有少量浦江人。江山人主要分布在云山、大龙、西泉、万家、吉宁、黄岗、南阳、中溪、石口等9个村,云梯、龙亭、石岭、孔夫、石口、龙川、桥头、桥头铺8个村也有少量江山人。绍兴人分布于大龙、西泉、仙霞、獅桥、中田、阳山、永宁7个村。昌化人分布于云山、南阳、杨獅、南极、永宁、梅村、龙川、鸿门、石门9个村。永康人分布于中溪、西泉、千秋、白鹿、云梯、孔夫、凤凰、石岭8个村。台州人分布于阳山、云山、千秋、中田4个村。黄岩人分布于仙霞镇深坞一带。青田人居于孔夫、西泉、茅坦村的部分村民组。1879—1893年,钟、雷、蓝3姓畲族人从浙江淳安、桐庐、兰溪、景宁、云和诸县迁入宁国,落籍于云梯、仙霞、杨山、中田、狮桥、南极等10余个乡镇,他们刀耕火种、寮房山栖,住在云梯者将荒山坡开成层层梯田。

4、同治、光绪年间迁入宁国的其他移民。迁居宁国县的湖南、河南、福建籍人口不甚多。在畈村(有“湖南村”)、万家村和隆坞(原名火龙坞,即因湖南人住此且有玩火龙的习俗)等地有湖南人。在姚高、古林两村,河南人(主要来自新乡、罗山、光山县)较多,杨狮村、桥头村也有少量河南人。在仙霞、云梯、千秋、南阳、中田、大龙等村有闽南人,另有来自福建浦城县的畲族人。

三、大量客民移入使宁国发生显著变化

一是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发展。当初动员移民时,地方政府将荒田廉价售给客民,或准许客民对无主田山、房屋自行划分,造册呈报后便为己产,政府提供耕牛、种子,并以“三年内不纳皇粮”的政策鼓励垦荒,因而招徕大量移民,荒凉之地渐有生机。湖北人多居平畈种植水稻,安庆人多在山区开荒种玉米,畲族人劈建梯田。很多田地被复垦,农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数年后政府也增加了财政收入。

二是生产技术得以传播融通。移民聚族而居或杂处,各地的耕作方式、生产技术相互交流传播,加之“宁国县山川朗秀,土地肥饶”,则相应提高了生产效率。

三是呈现各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和方言。“宁国兵燹后,土著人稀,五方杂出,习尚各殊”,相处百年后部分地区的习俗也有一些趋同;湖北人种植棉花后自织自染的“湖北布”,改变了人们的穿着;鄂菜尚辣、徽菜重油色,至今影响宁国人的饮食;与汉人相处、经济条件改善,影响了畲民住居方式。咸同兵难之前,宁国县主流方言是土著人所操用的吴语,弱势方言则是胡乐司(与绩溪县接壤)所通用的徽语。湖北、河南、安庆、浙江、徽州、巢湖籍移民迁入后方言纷杂,经过百余年的交融,宁国市境内形成三大方言区:中、北部的湖北方言区(构成宁国市的强势方言),东南部的安庆方言区(也夹杂小片吴语区),西南部的徽语区(绩溪话)。在浙民后裔年轻人中原籍方言渐次失传,湖北、安庆、绩溪方言在宁国保留下来。

四是带来了各地的民间文艺(如安庆的秧草歌、畲族的盘歌、湖北的花鼓调与皮影戏;河南的旱船、彩车;南陵县的目连戏),而且与宁国本土文艺融合(如皖南花鼓戏就是湖北花鼓调、河南民间灯曲、宁国民间歌舞合流而成),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五是形成的“宁国精神”使宁国发生巨变。各地客民和土著人并存于兹,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民风,不排外不封闭,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和观念,从而为今后创新发展奠定了民情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宁国扔掉贫困县的帽子进而跃入综合实力百强县、获得多项国家级荣誉,创业过程中体现出的“宁国精神”(开放包容、敢为人先、艰苦奋斗)即与移民县有渊源关系。

注:①部分浙民在“吃食堂”(1959—1961)后逃荒而来,解放后手工业者经商者落户宁国,以及因1958年建造通济桥水库而将浦江县前吴镇、白马乡部分民众迁移宁国县纽乐村等,不在“清末民初移民潮”之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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