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百年诞辰 | 黄仁宇先生生平、著作目录及其大历史观

退伍后在日本待了两年，遂负笈美国，1952年9月到密歇根大学开始半工半读的留学生涯，以三十四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先念新闻系，后转至历史系，1954年大学毕业，其后又在该校继续上研究所，分别于1957年和1964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以「明代的漕运」为题，指导教授是霍尔（John Whitney Hall ）、费维恺（AlbertFeuerwerker）和余英时先生。求学期间常以绘图员和洗碗工等兼职打工维生。

获得博士学位后，黄仁宇成为南伊利诺大学助理教授，并在此结识其妻美国小姐格尔（G a y l e）。1966年黄仁宇结婚，时年四十八岁。两人育有独生子培乐（Jefferson）。1967 年经由余英时教授的推荐，进入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New Paltz University College, StateUniversity of New York）担任副教授，1971年升任正教授，至1980年暑假因该校人事缩编而被解聘。在这段期间他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参与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主持的明代学术研讨会；也曾参加由著名历史学者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所主持的《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的编写工作。1970年黄仁宇申请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费，供其从事撰述《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 ）一书。1972至197 3年，黄仁宇至英国剑桥，襄助李约瑟（Joseph Needham）搜集整理研究有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材料。当时英国《观察家》（Observer）周刊还曾以李约瑟、鲁桂珍和黄仁宇三人一起讨论的照片当封面，做特别报导。1979 年黄仁宇又赴普林斯顿大学参与《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的集体研究工作，撰写明朝部分。

黄仁宇的成名作是《万历十五年》，最初是用英文写的，198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该书并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Awards）1982和1983年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由其老友廖沫沙题字，印在封面。后来陶希圣先生很欣赏这本书，就在其主持的食货出版社印行台湾版，并为之写读后记附于书后。自此黄仁宇在台湾成为知名度很高的历史学者，经常在各报刊发表文章，并集结成多本专书，销路都不错，可谓史学界之异数。究其原因，与其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黄仁宇的论著多有大的历史架构，以个人人生经历（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亲身经历对日抗战而体会到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问题，以及在美国生活多年对西方文明的认知与反思）对照历史记载，发展出一套对中、西方历史文化的解读。不拘泥于现代论文的写作格式，以较为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历史似小说般的呈现，故较能吸引广大的阅读群。他主张以「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常探讨的问题包括：中国何以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中国何以不能变农业社会为商业社会？中国的行政何以不能像西方那样理性化？而他以「潜水艇三明治」形容传统中国—上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广大农民，此种说法脍炙人口，常为人津津乐道。

然而黄仁宇在学术界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未能获得一致的肯定，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此由其综论性的回忆录《黄河青山》（1983年以英文撰就，但表明于逝世后方能翻译出版）中屡屡述及他撰写的书（如《中国并不神秘》（China Is Not a Mystery）等）在美国难以出版的挫折，以及他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阿瑟．莱特（Arthur Wright）等知名汉学家对中国史解读和撰写方式意见之扞格，可见一斑。实则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明代史，是下过苦功夫的，他曾在1960年代，以两年半的时间，阅读完整部《明实录》（共133 册，外加29 册附录），并做笔记，可见其功夫之扎实。

无论如何，黄仁宇的后半生毫不间断地研究历史，至逝世前仍持续有新作发表。尤其在他离开纽约州立大学的教职后，作品数量甚多，包括学术专著和报刊论文，大多数是在台湾出版，俨然成为专业的畅销作家。作品普遍受到注目，从早期的英文论著，到后期的中文论著，都有不少学者撰写书评评介。2000年1月8日他在美国纽约寓所，去看电影时心脏病发辞世，结束了他多彩多姿阅历丰富的人生。

一、学术专著

1.《缅北之战》，1946

2.The Grand Canal during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Thesis （Ph.D.）--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64）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3.

3.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385pp.ISBN:0-521-20283-3

阿风、许文继、倪玉平、徐卫东译，《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台北：联经，2001.1，410 页，ISBN: 957-08-2192-2

4.《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82.5，250页；台北：食货，1985.6（食货出版，联经总经销，1994），289 页，ISBN: 957-8876-01-7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78 pp. ISBN: 0-300-02518-1

5.《放宽历史的视界》，台北：允晨，1988.7，294 页，ISBN: 957-0329-01-7

6.《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台北：时报，1989.10，324 页，ISBN: 957-13-0046-2

7.《地北天南叙古今》，台北：时报，1991，316 页，ISBN: 957-13-0352-6

8.《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台北：联经，1991.11，529 页，ISBN:957-08-0713-X, 957-08-0714-8

9.《现代中国的历程》（与劳思光、金耀基、戴国辉、高希均等合着），台北：华视，1992，222页，ISBN: 957-572-030-X

10.《中国大历史》，台北：联经，1993，368 页，ISBN: 957-08-1068-8

China: A Macro History.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88. 277 pp. ISBN: 0-87332-452-8

11.《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1993，447 页，ISBN:957-13-0962-1

12.《近代中国的出路》，台北：联经，1995.4，167 页，ISBN: 957-08-1355-5

13.《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台北：商务，1998，100页，ISBN: 957-05-1434-5

14.《关系千万重》，台北：时报，1998，284 页，ISBN: 957-13-2751-4

15.张逸安译，《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Yellow River and Blue Mountains ），台北：联经，2001.1，615 页，ISBN: 957-08-2193-0

二、历史小说

1.李尉昂、宋碧云，《长沙白茉莉》，台北：时报，1990，392页，ISBN:957-13-0097-7；台北：商务，1998，308页，ISBN: 957-05-1501-5

2.李尉昂，《汴京残梦》，台北：联经，1997，239 页，ISBN:957-08-1749-6

三、录音数据

1.中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黄仁宇主讲，吕学海企划），台北：社会大学文教基金会，〔1997〕，2 卷卡式录音带（各90分）

四、单篇学术论文

1."Fiscal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Seven Studies, ed.by Charles O. Hucker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73-128.

2."Ni Yuan-lu: "Realism" in a Neo-Confucian Scholar-Statesman,"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by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the Conference on Ming Thought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415-449.

3."Military Expenditures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 Oriens Extremus（Hamburg, Germany）,17:1/2 （Dec.1970）,pp.39-62.

4.Joseph Needham & Ray Huang,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Hong Kong）,12:1／2（1974）,pp.1-16; East and West （Rome）, New Series, 24:3／4（1974）,pp.381-401.

5.〈从「三言」看晚明商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7：1（1974.12），页1 3 3-154；收入《放宽历史的视界》，页1-32

6.〈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Shanghai: Shanghai Guchi chubashe, 1982）,pp.115-130；《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123-138；《明史研究通讯》1期（1986.9），页5-24；收入《放宽历史的视界》，页33-36

"Administrative Statistics in Ming Tai-tsung Shih-lu: An Illustration of Chinese Bureaucratism as Criticized by Dr. Needham," Ming Studies, 16 （Spring 1983）,pp.39-66.

7.〈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食货月刊》15：7／8（1986.1），页253-267；收入《放宽历史的视界》，页63-91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oday's World,"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9:4（Summer 1986）,pp. 3-36.

8.〈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个重点上的综合〉，《知识分子》8（1 9 8 6：夏季号）；〈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食货月刊》1 6：1／2（1986.9），页26-49；收入《放宽历史的视界》，页9 3-139；收入《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杨君实、杜念中主编，台北：允晨，1987.12），页85-142。

"The Rise of Capitalism in Venice, the Dutch Republic, and England: A Chronological Sketch,"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20:1 （Fall 1986）,pp.3-50.

9.〈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五百年无此奇遇〉，《知识分子》（纽约）9（1986：秋季号），页29-44；收入《放宽历史的视界》，页141-197

"The Merger of Chinese History with Western Civilization,"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20:1(Fall 1986),pp.51-122.

10.〈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收入《放宽历史的视界》，页199-219

11."The Lung-ch'ing and Wan-li Reigns, 1567-162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7: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Part I, eds. by Frederick 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pp.511-584.

12.〈蒋介石的历史地位〉，《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杨联升、全汉升、刘广京主编，台北：食货，1988.4）下册，页665-690；收入《放宽历史的视界》，页225-272

13.〈从唐宋帝国到明清帝国〉，《九州岛学刊》2：3（1988.4），页129-138

14.〈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历史月刊》8期（1988.9），页124-133

15.〈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1）：甚么是资本主义？〉，《历史月刊》13期（1989.2），页104-110

16.〈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2）：威尼斯（上）〉，《历史月刊》14期（1989.3），页111-125

17.〈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3）：威尼斯（下）〉，《历史月刊》15期（1989.4），页92-102

18.〈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4）：荷兰〉，《历史月刊》17期（1989.6），页53-63

19.〈法国大革命〉，《历史月刊》18 期（1989.7），页36-55

20.〈十七世纪的英国〉，《历史月刊》19 期（1989.8），页105-119

21.〈俄国的十月革命〉，《历史月刊》22期（1989.11），页81-99

22.〈德国资本主义的特性〉，《历史月刊》27期（1990.4），页111-127

23.〈日本资本主义之路─创造还是模仿？〉，《历史月刊》28期（1990.5），页134-150

24.〈中国的长期革命〉，《历史月刊》29期（1990.6），页122-134

25.〈中国的大历史─西安与黄土地带〉，《历史月刊》43期（1991.8），页10-20

26.〈中国的大历史─亚圣与始皇〉，《历史月刊》43期（1991.8），页21-30

27.〈中国的大历史─土壤、风向和雨量〉，《历史月刊》43期（1991.8），页31-37

28.〈从拉吉夫．甘地被刺说起─历史传统与地理条件对近代改革运动的影响〉，《历史月刊》43期（1991.8），页38-63

29.〈兵马俑的幕后〉，《历史月刊》44期（1991.9），页74-80

30.〈名士至军阀的蜕变〉，《历史月刊》46期（1991.11），页50-59

31.〈明朝：一个内向的国家〉，《历史月刊》55期（1992.8），页82-94

32.〈晚明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历史月刊》56期（1992.9），页90-104

33.〈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历史月刊》59期（1992.12），页96-105

34.〈一国两制在历史上的例证〉，《历史月刊》60期（1993.1），页84-95

35.〈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历史月刊》62期（1993.3），页29-39

36.〈关于修订近代中国史的刍议〉，《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5期（1993.3），页33-47

37.〈关于蒋介石日记之二三事〉，《历史月刊》78期（1994.7），页117-121

38.〈为什么称为大历史〉，《读书》（北京）188期（1994.11），页66-74；《历史学》（北京）1994：12（1994.12），〔页32〕

39.〈李约瑟（Joseph Needham）给我的影响〉，《历史月刊》88 期（1995.5），页102-113

40."Chiang Kai-shek and His Diary as a Historical Source,"（PartI,II）,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29:1/2（Fall 1995-Winter 1995-96）,pp.3-176;30:1/2 （Fall 1996-Winter 1996-97）,pp.3-185.

41.〈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历史月刊》98期（1996.3），页122-130

42.〈对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几点看法〉，《历史月刊》121 期（1998.2），页28-33

43.〈一六一九年的辽东战役〉，《历史月刊》131 期（1998.12），页112-120

"The Liaotung Campaign of 1619," Oriens Extremus （Hamburg,Germany）, 28:1 (1981), pp.30-54.

44.〈中国的经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历史月刊》144 期（2000.1），页99-107

五、报导、时论与杂文

1.〈驻印军锋芒小试〉，《中印公路是怎样打通的》（吕德润、煦东、黄仁宇等着，重庆：大公报馆，1945.3），页9-12

2.〈孟关之捷〉，《中印公路是怎样打通的》，页33-42

3.〈拉班追击战〉，《中印公路是怎样打通的》，页48-64

4.〈随车出击记〉，《中印公路是怎样打通的》，页64-70

5.〈密芝那像个罐头〉，《中印公路是怎样打通的》，页90-119

6.〈论上海〉，《华语快报》（纽约）1986.1.21

7.〈孔孟─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1）〉，《中国时报》1987.3.3，8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17-22

8.〈秦始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2）〉，《中国时报》1987.3.15，8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23-29

9.〈李悝─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3）〉，《中国时报》1987.3.26，8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31-36

10.〈司马迁和班固─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4）〉，《中国时报》1987.4.12，8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37-42

11.〈文景之治─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5）〉，《中国时报》1987.4.21，8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43-47

12.〈汉武帝─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6）〉，《中国时报》1987.5.8，8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49-55

13.〈从霍光到王莽─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7）〉，《中国时报》1987.5.16，8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57-63

14.〈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8）〉，《中国时报》1987.5.23，8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65-70

15.〈西汉与东汉─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9）〉，《中国时报》1987.6.3，8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71-76

16.〈光武中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10）〉，《中国时报》1987.6.14，8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77-82

17.〈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1 1）〉，《中国时报》1987.6.2 5，8 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83-89

18.〈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1 2）〉，《中国时报》1987.7.2，8 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91-98

19.〈长期分裂时的悲剧─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1 3）〉，《中国时报》1987.7.11，8 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99-106

20.〈淝水之战─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1 4）〉，《中国时报》1987.7.21，8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107-113

21.〈北魏拓跋氏─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1 5）〉，《中国时报》1987.7.28，8 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115-123

22.〈从分裂到统一─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1 6）〉，《中国时报》1987.8.6，8 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125-132

23. 〈隋炀帝─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1 7）〉，《中国时报》1987.9.3，8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133-142

24.〈贞观之治─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1 8）〉，《中国时报》1987.9.23，8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143-153

25.〈武则天（上、下）─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19）〉，《中国时报》1987.10.26-27，8版〈人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武则天〉，《山西文献》31期（1988.1），页94-100；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155-169

26.〈渔阳鼙鼓动地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20）〉，《中国时报》1987.11.17，8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171-180

27.〈九重城阙烟尘生─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21）〉，《中国时报》1987.12.7，8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181-189

28.〈里昂车站的会唔点〉，《中国时报》1987.12.11，8版〈人间〉；收入《放宽历史的视界》，页273-281

29.〈站在历史的前端〉，《中国时报》1988.1.15，18版〈人间〉

30.〈「藩镇之祸」的真面目─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22）〉，《中国时报》1988.1.20，18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191-199

31.〈黄巢─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23）〉，《中国时报》1988.2.27，18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201-207

32.〈五代十国（上、下）─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24）〉，《中国时报》1988.3.21-22，18版〈人间〉；〈五代十国〉，《中原文献》22：2（1990.4），页31-36；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209-217

33.〈宋太祖赵匡胤─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25）〉，《中国时报》1988.5.20，18版〈人间〉；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219-227

34.〈澶渊之盟（上、下）─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26）〉，《中国时报》1988.6.11-12，18版〈人间副刊〉；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229-238

35.〈王安石变法（上、下）─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27）〉，《中国时报》1988.6.27-28，18版〈人间副刊〉；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239-247

36.〈靖康耻──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28）〉，《中国时报》1988.7.20，18版〈人间副刊〉；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249-257

37.〈贾似道买公田（上、下）─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29）〉，《中国时报》1988.8.9-10，18版〈人间副刊〉；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259-267

38.〈道学家─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30）〉，《中国时报》1988.9.20，18版〈人间副刊〉；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269-278

39.〈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上、下）─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31）〉，《中国时报》1988.10.25-26，18版〈人间副刊〉；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279-288

40.〈忽必烈留下的传统（上、下）─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32）〉，《中国时报》1988.12.18-19，23版〈人间副刊〉；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289-299

41.〈元顺帝─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33）〉，《中国时报》〔1989.夏，23版〕〈人间副刊〉；收入《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页301-311

42.〈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思考〉，《联合报》1991.12.31，25版〈联合副刊〉

43.〈大历史带来的小问题〉（上、下），《联合报》1994.1.10-11，37版〈联合副刊〉

44.〈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三数事〉，《联合报》1994.5.5，37版〈联合副刊〉

45.〈接受历史的仲裁─如何纪念蒋公忌辰〉，《联合报》1995.4.5，37版〈联合副刊〉

46.〈抗战胜利方使中国真正独立自主〉，《中国时报》1995.7.6，2版（「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省思」系列3）

47.〈从珍珠港事变说起〉，《联合报》1995.12.7，37版

48.〈对两岸三地文化交流的建议四个共识（摘要）〉，《中国时报》1997.11.3，9版〈两岸文化交流十年特别报导〉

49.〈关系─从大历史观点看性、金钱、生死关系〉，《中国时报》1997.11.4，27版〈人间副刊〉

50.〈关系〉（1-9），《中国时报》1998.2.5-12,14，27版〈人间副刊〉

51.〈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关系论题之二）〉（上、下），《中国时报》1998.3.5-6，27版〈人间副刊〉

52.〈何键（「关系」论题系列）〉，《中国时报》1998.4.9，37版〈人间副刊〉

53.〈母亲（「关系」论题系列）〉（1-5），《中国时报》1998.5.10-14，37版〈人间副刊〉

54.〈迈阿密的故事（「关系」论题系列）〉（上、下），《中国时报》1998.6.25-26，37版〈人间副刊〉

55.〈成则为王（「关系」论题系列）〉，《中国时报》1998.8.6，37版〈人间副刊〉

56.〈日本、Nippon、Japan日本人侵华事件的追述（历史与真相）〉，《中央日报》1998.11.30，23版

57.〈上海〉（上、中、下），《联合报》1999.3.7-9，37版〈联合副刊〉

六、书评

1.（Review）James Bunyan Parsons, The Peasant Rebell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0:1 （1970.11）, pp. 175-176.

2.（Review）Hosi Ayao, Mark Elvin tr., The Ming Tribute Grain Syste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 0:1（1970.11）, pp. 176-177.

3.（Review）Frank A. Kierman Jr. & John K. Fairbank eds.,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5:2 （1976.2）, pp. 309-313.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文 | 黄仁宇（Ray Huang）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的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比如西方所谓“自由”及“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差别。现在我虽作这种论调，仍是个人见解，不足代表美国时下的趋向。以这种见解看中国，更要胸襟开阔才能容纳。所以我一方面坚信美国立国精神有伟大的正义感，只待将两者之间的差别解释明白，很多误会即会冰释。另一方面在中国发表文章，尤其要强调道德非万能。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至于将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容我渐次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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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01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

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抗战第二年，即辍学从军。所从的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军校，毕业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国军十四师当过排长。后来也去过驻印军，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过参谋，曾随此公由缅甸前线去上海而入东北。也目击杜聿明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我自己没有卷入内战，实系侥幸，乃因在东北三个月即被送来美国入陆军参谋大学。以后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随朱世明将军解职而退伍。可是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代又认识了当日很多左倾名流，如作国歌的田汉先生寿昌，在我则为田伯伯。他曾告诉我年轻时无数吃苦奋斗的经过。他的长子田海男，在我则为海南弟，也同我去成都，也同在十四师服务，也同去过日军占领的越北作过斥候，也同在驻印军工作。我也和他有过一度的竞争，所争的不是党派问题，也不是名位，而是到步兵前线作观察员的机会。事载1944年6月12日重庆《大公报》。也真料不到，他抗战一结束，即自动加入人民解放军，对装甲兵及炮兵的训练作过实质上的贡献，又去过朝鲜前线。而当日同我们一同起居办报的廖沫沙兄，则为日后三家村硕果仅存的元老。在武汉时代范长江兄则是无党无派，任《大公报》记者。他原名希天，北伐时从军，部队被打散。他曾亲自告诉我，一时贫病交迫，跳水自杀，被救后改名长江。曾几何时，他又做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以后在文革期间，在确山身故。这些事情今日回顾有如梦寐。

▲ 1946年，作者就读陆军参谋大学时。

因为我有了这些经验，开始立场就复杂，乃不能对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的观点雷同。况且二次来美后，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栈作小工。整日劳动后退居斗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深感风卷云消后，我自己已入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询人生意义的趋向。这还不过是初步。以后更结识了诸多的名流，遍阅诸家著作，泛游各地。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01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作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例如郑贵妃是否掩袖工谗，她到底是否国家妖孽，和今人的关系至微。明代人之所以要在这些地方做文章，可见他们道德的观念过于窄狭，技术无法开展。我的书也已给欧美学生作教本，那些教师，当然不会在考试时要求学生在试卷上说明明代衰亡乃因泰昌皇帝朱常洛，并非郑妃所生，而系恭妃王氏所出。他们从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应该在读我书时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去鸦片战争尚有253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如我们今日读英人魏黎（Arthur Waley）所作《中国人眼里的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Through the Chinese Eye），可见 1840年，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而我自己所作的《1619年的辽东战役》也有小历史的情节。例如刘綎，中国方面的资料说他战死；满洲档案说他被俘后处死；朝鲜方面的资料则说他点燃火药自爆身死。文载联邦德国《远东杂志》（Orient Extremus）。从大历史的观点看，则方从哲、杨镐当年丧师折将，有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多方的原因，和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情形极相似。是以痛责琦善、耆英及道光帝，于事无补，即咒骂光绪帝、李鸿章、丁汝昌也只能与咒骂郑贵妃和福王常洵相同，都仍不出长隧道内的观感。

▲ 1973年英国《观察家》（Observer）周刊，以李约瑟博士、鲁桂珍博士和黄仁宇博士三人为封面，做特别报道。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即这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他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曾和英国的汉学家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作文阐述。现在我仍在做个别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主要重点，则系历史上有长期性的重要发展，牵涉很多事物的时候，很难是少数人的贤愚得失所能概括。必有其背面、侧面，即我们自己还没有看清楚的因素，此是后话。现在即从明朝末年，贯穿有清268年到民国初年，也可以从潜水艇夹肉面包的基点看到：

•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靠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superstructure）与下层机构（infrastructure）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因为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结束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 links），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这不是说整个一个世纪所有的人物，毫无贤愚得失，只是他们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大历史的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长期贡献。要不是有这些积极的因素，中国1980年间也仍会和1910年间一样，不可能生存至今。我这样解释历史，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即对重洋远隔的师长同学，以及在内战期间丧生的亡友灵前，才都讲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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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大历史的立场，这种分析方法最能表现每个国家先后发展的程序。也才不会用抽象的道德观念，抹杀了实际上技术的作用及成效。今日中国主张实事求是，我觉得更应当收集未曾被滥用的资料，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检讨很多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的程序。

我们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得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我们今日一提到这问题，首先还没有把问题掌握清楚，就先要被质问，作者是否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可是最近根据法国历史学家鲍德尔（Fernand Braudel）考证，“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还是19世纪后期的产物，而仅在20世纪内广泛使用。马克思虽称“资本家”（capitalists）及“资本家的时代”（capitalist era），并未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今日我们公认为最先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实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自己也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他著的《原富》，在民国初年即在中国行销。而他在18世纪著书时仅称商业的管制办法优胜于农业的管制办法。在研究大历史的立场，这种分析方法最能表现每个国家先后发展的程序。也才不会用抽象的道德观念，抹杀了实际上技术的作用及成效。今日中国主张实事求是，我觉得更应当收集未曾被滥用的资料，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检讨很多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的程序。

这样看来，以“资本主义”形态在欧洲作先锋者，实为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其中骁首则为威尼斯。这城市在大陆所占有的农业地区经济力量有限，而市内碱水也不便制造，在教皇及神圣罗马帝国（其本身不在意大利而在德奥）争权，两不相让之间，取得独立地位。其最大的方便则是地方小，内部组织简单。13世纪之后，其全部国家有如一个大城市，也如一个大公司，所有民法即全部为商法，所以也不顾天主教的教义，建设海军，竭力经商，为欧洲最先进的国家。

继威尼斯而兴起，则为荷兰，荷兰正式国名为“尼德兰王国”（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历史上也称The Dutch Republic，或 United Netherlands。荷兰（Holland）不过为联邦内七个省之一省（今则十一省）。但是这个国家17世纪初独立时，荷兰人口占全国 2/3。又供应联邦经费3/4。尼德兰因抵抗西班牙政府及参加宗教革命才联合全体荷民成为独立国家。过去无统一国家及社会的经验，经济发展尤参差不齐。显然荷兰虽工商业先进，但尼德兰境内也有很多省份保持中世纪形态，为落后的农村机构。不能以同一的法律在全境施行，于是乃行联邦制，大事由联邦决定，其他各省自理。开现代国家双层政治的先河。初时荷兰还坚持它有独立外交的主权。联邦的海军也是由五个海军单位拼成。虽然全国皈依新教的卡尔文派（Calvinists），初独立时很多教徒对这派教义所谓“定命论”（Predestination）者作特殊的解释，以便支持他们个别的政治活动。但尼德兰国终因对外经济的激烈竞争及本身高度经济的发展，使其内部矛盾逐渐解除而成为世界富强国家之一。

▲ View of Delftc. Johannes Vermeer.1660-61

在荷兰之后商业资本高速发展的则为英国。英吉利及苏格兰称“联合王国”，大于荷兰五倍至六倍之间。我们今日看来面积小，在18世纪之前的欧洲则为大国，也有坚强的农业基础。这国家商业组织没有展开之前，常为各先进国家掣肘。如银行业，即为意大利人垄断，以后保险业也为荷兰人操纵。意大利人在伦敦的市街称为仑巴德街（Lombard Street），他们也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输出以羊毛为主。意大利人即先垫款于畜牧的农村，将羊毛预先收买，又掌握其海外市场。

英国的整个17世纪可称多难之秋。起先英皇与议会冲突，财政税收成为争执的焦点，又有宗教问题的扰攘，司法权也成问题，对外关系又发生疑忌。也有内战、弑君，革新为民国，政治独裁制、复辟，行第二次革命的大变化，又产生了暗杀，排斥异教徒，发传单及英皇受外国津贴的情节，而其人口又不过400—600万，其与本世纪初中国之不能治理，情形也大同小异。当然这段历史可以产生很多不同的解释。不仅不同的历史家著书争执，有时同一的作者所著书也前后解释不同。

我极想向中国读者提及的，则是对中国的大历史而言，英国1689年的经验，深足借镜。这年代之前，英国为一个“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法律即有不同的见解，法庭也有三四种不同的种类。所谓普通法（common law）者，乃中世纪遗物，绝对的尊重成例，凡以前没有做的事都不能做；对地产注重使用权。对所有权倒弄不清楚；缺乏适当的辞章，足以解释动产的继承权；不动产的押当，也不符合社会需现款的情况，也没有将地租按时价调整的办法；农作物只能推销于本地，限于历史上有基础的市场。其他如组织公司，宣告破产等全未提及。简言之，这种法律以旧时代的习惯作倚衬，无意改革。一到17世纪初期，大批白银由西半球输入，物价陡涨，英国内地也受国际贸易及国际战争的影响，整个社会动摇。地主则不能保持自己的产业，商人则不愿付额外之税，皇室则因军备增加而无法筹饷，一般贫民及小市民也为生活所逼，有时感情冲动。宗教上教义中抽象之处更给他们火上加油，其所谓君权、民权的争执，两方都有理由，其困难之处则是问题的范围已经超过成例。

1689年不流血的革命之后，即无此征象。以前的问题掀动了半个世纪，到此渐渐销声敛迹。宗教之派别的冲突也好像被遗忘了。其中最大关键，则是兵戈扰攘之后，农村组织已有变化。英国17世纪，当然谈不上平均地权，所改革的是内部规律化。以前地主不知道自己产业在何处，种田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赁户还是半个业主的糊涂情形也慢慢地被肃清。以前地界不明的情形至此渐渐规律化。而普通法的法庭能接受公平法（equity）也是一种进步的征象。公平法本身非法律，而不过是一种法律观念，等于习俗所说“照天理良心办事”。在英国初行时，只限于英皇所控制的若干法庭，有额外开恩之意。17世纪中叶后，普通法的法庭处于时势的需要，对这种观念让步一二，也是迫于事实。结果是积少成多，妥协的办法也认为成例。1689年革命后，普通法的法庭，更受首席法官的指示。以后与商人有关的案子，照商业习惯办理。这样一来，英国的内地及滨海、农村与工商业中心距离缩短，资金对流，实物经济变为金融经济，可以交换的条件（interchangeability）增多，分工较前繁复，所以整个国家可以以数目字管理。同时英国传统上又有司法独立及议会政治的沿革，这样一来，其高层机构及低层之间可以以最灵活的商业原则作联系。一时控制经济力量之雄厚及其效率之高大，世无其匹。大英帝国因之称霸世界有好几个世纪。

▲ 英国1689年革命

所以，商业资本作国家组织的基础，都是由小而大，从没有农业根底的国家逐渐传播到小有农业基础的国家，而更波及农业基础甚高的国家。由易至难都有历史上一定的法则。这程序今日不容易看清，因为美国及日本已经发生过两个例外的情形。

美国独立时，已距英国的1689年革命87年。所以一开始，法律上就没有农业社会和工商业社会的隔阂，又能够以新社会的组织在一个空旷地区上展开，其人口也随着领域扩大而增加。迟至1862年国会通过“自耕农屋地法案”（homestead act）还能够让普通公民以最廉价购买耕地160英亩，等于明买暗送。这种情形实为特殊，但是还是因为南北社会组织不同，发生内战，经过四年之久。此外又因为银行、货币，联邦内之商业、工会组织，防止独霸市场（anti-trust）、筹谋劳工福利及退休金等等情事，发生很多争执。美国的好处是这些问题在国富继续增进的情形下容易用数目字的方式解决。这样一来，美国政治社会经济都有它的特色，不能以“资本主义”四个字轻率代表，更不能用他表彰的民主与自由当作是资本主义之所赐予。前面轻轻提及每一个国家所标榜的道德观念，都要透过它的历史地理才行得通，这在美国的情形为尤然。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学家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地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例如各大名都有替他们在城市里贩卖农作物的“藏元”，所谓“回船”也等于定期航线，也有他们互相保险的办法。商会的组织则称“诸仲间”，批发商则称“问屋”。明治维新只要给它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则所有商业管制的办法都行得通。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况且明治维新专注重工商业的发达，将农民的生活置诸脑后，一般学者都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政局受“军阀”及 “财阀”互相垄断的主因。这农村问题还要等到战后，在麦克阿瑟的政令下解决。所以也不是没有付出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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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我们把中西历史都推后三五百年，才可以看到，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退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的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

从以上情形观察，以中国历史一百年或两百年的立场作基点，不能和世界历史衔合。如果要坚持短期历史的观点，则不仅威斯俾及（Respighi）的音乐不能听，即孔子的仁民爱物也是反动。假使我们把中西历史都推后三五百年，才可以看到，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退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的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municipal franchise）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中国立国向来以贫农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所以要经过很多流血惨剧，才能造成可以用数目字管理的形势。据我揣测，只能用这样的解释，才能渐渐促使当日曾受内战影响的两方同胞，今日处于台湾海峡两岸者客观地接受。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为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日本在19世纪尽量学西欧，对农民生活则不顾及，也可以算作一国两制，而引起滔天战祸的悲剧。一国两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将眼光放远，在长久的历史中，找到合作的逻辑，而且今后也只有使两方更为接近，不致越来越远。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今日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六七十年前孙中山先生著三民主义就提到，一方面即要限制私人资本，一方面又要扶植私人资本。骤看起来，也是自相矛盾，孙先生也被批评为不着实际，今日看来，实在是世界一般趋势。况且美国虽称资本主义国家，也并没有放弃限制私人资本的立场，而最令我们存信心的，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以任何“主义”解决问题都不可能是依样画葫芦，都是要处在绝境、于“柳暗花明”之中突过难关，创造出一种新环境。英国实行民主，还保存一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皇室，日本的美浓部博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作“天皇机关说”，大有离经叛道的意思。今日其学说即已为事实印证。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法家、道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可能亦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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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

这样解释历史，和很多人所说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相近。粗看起来好像应该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不能发生，伦理道德没有真实的意义；再强调说优胜劣败，“力量即是正义”（Might is right），但是这种社会天演论（Social Darwinism），乃前世纪遗物，也不是我读书的经验。

《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今日全世界处于原子武器的威胁下，我们讲学不得不特别谨慎。

在这种情形下看来，一国两制不仅是上天给中国人的一种难题，也是给中国的一种测验。道德虽高于法律及技术，但是要提出作争论的根据时，则要在法律及技术之后提出。不能经常提出，也不能在细微末节内提出。我写《万历十五年》的时候，和富路特先生作序的时候，还没有听到一国两制的说法，所以富先生还只说“极需要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而今日中国立即准备在十多年后收回香港，势必为大陆文化及海洋文化中的居间人。我在书中自序里说及“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至此已经更现实化，其期待也更迫切。

我离开中国已经36年，于1974年入美国籍。在个人讲，能在有生之日看到中国能在国际场合中发扬传统的“继绝世，举废国，柔远人，来百工”的精神。并且我自己能够在文字之间，稍尽绵力，增进各方的了解，也是以前没有料到的好事。写《万历十五年》的目的，当然不是以让中国“丢丑”为目的，反对狭义的道德观念也是对中外一体而言。因为我自己生活的经验觉得中外两方不是没有正义感，但是正义感放在局部的场合下使用，可能与初心相违。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这篇文章以发扬积极性的精神为主，也用不着再一一举例驳正。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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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道德观念，都有突出环境，创造新环境的征象。可是我们又无法脱离站住脚跟的基点。所以我们所走的路线也只能在内外之间。只是因为今日科技发展之故，旅行于弧线形的速率越来越快。我们只好把向外的箭头画长。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以不惮再三解说，要把道德的范畴放得远大。

我这几十年在海外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则是西方文化有一个重要长处，即是在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里面承认人类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其称为“original sin”，也不能说它就是“性恶论”，和儒家的“性善说”相反。孔子说：“观过，斯知仁矣。”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也都是不待外间逼迫，自己承认过失。有这种认错的精神，也就表示人类有向善的趋向。这中外共通之点，我觉得今日很可以做广义道德观念的基础，也可以做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狭义的道德观念基于狭义的宇宙观，就是武断地说出世界的根源如是，它的结局也必如是。这往往明为真理，实际带有自私的见解，并且预先摆下了一个蛮不认错的想法，其容易走极端，可以以希特勒的人种学说窥见之。

我现在所说大历史的观点，一方面从小历史方面积结而来，一方面也受了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影响，已经在1982年于上海出版的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论文集稍稍提及。如果用图解，则下面图中实线部分代表我们可以以经验证实的知识，即我自己所称大历史。虽包括中国商周到人民共和国已三千多年，在人类历史上讲，仍不过长弧线上的一个小段落。我们所认为的真理，也是在这小范围切身直觉而成。我们也还不能够知道宇宙结构的真原因和真目的，也很难预知今后的真结局与真趋势。用虚线表示这弧线的过去和未来，也仅仅是凭实线作根据，揣测而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只能假定自然法规（natural law）会要逐渐展开。下一代的人证实我们的发现，也可能检讨我们的错误，也就等于我们看到前一代的错误一样。

图上向外的箭头表示我们的道德观念，都有突出环境，创造新环境的征象。可是我们又无法脱离站住脚跟的基点。况且我们自己也有继续做错事的根性。这根性以向内的箭头表示之。所以我们所走的路线也只能在内外之间，亦即希望与现实之中的弧形路线，半出于我们的志愿，半由于其他条件推演而成。只是因为今日科技发展之故，旅行于弧线形的速率越来越快。我们只好把向外的箭头画长。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以不惮再三解说，要把道德的范畴放得远大。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闭户造车，不顾外间情势地单独决定。

这一篇已经写得很长，我感谢编者及读者的耐性，知道我所谓大历史包涵一种大而化之的精神。作者无意自高自大，或是大而无当，或是尾大不掉。这文章今日能在中国发表，即是中国革命业已成功，全国已经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如果中国历史过去全靠自辟门径，今后则可以像太空的人造卫星一样，和其他人造卫星在空间联系，虽有所谓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差别，也无妨大局。

我个人方面，不但希望中国与西方各国家有这样的联系，也仍希望把中国历史开诚布公地写好，可以促进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了解。据中猜想，今日很多国家外间称之为独裁或极权，其实其内部都还有很多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原因。历史家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从侧面分析，至少可以逐渐窥测这些问题的真貌。我因为有了这些宏愿，才胆敢自称为大历史观。“登高自卑”，《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中译则为《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也可以说是实行愚志的第一步。

*文章节选自《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