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字一座丰碑】火炬区党史人物（一）：孙康、李凡夫（送10积分）

牢记使命★

孙康——

中山党组织重建后首任县委书记

❒ 孙康（1906-1996）学名佑昆，又名映雪、一艺，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沙边村人。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底转住南洋从事革命工作，1933年初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新加坡当局驱逐出境，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6年3月加入中国青年同盟，同年5月任中国青年同盟中山支部书记，1936年9月恢复党组织关系，1937年初任中共中山县工作委员会书记，1940年夏被委派到印度支那做侨党工作，1948年初因从事革命活动被越法当局驱逐出境，回到香港后不久即调任滇贵黔边区党委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孙康曾任云南省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工矿部副部长、省高级法院院长等职，两次任云南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兼副厅长。

孙康在大革命时期就读干中山县立中学，那时就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中去。曾与刘广生、黄健等一起发动学生开展反对 “洋奴” 教育的 “择师运动”并取得了胜利。

1927年4月，卖蔗埔起义爆发，孙康带领几十名张家边农民自卫军参加战斗。起义失败后，国民党中山当局派兵四处搜捕农民自卫军，解散农会。孙康等人受通缉，于1928年底转往南洋一带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孙康于南洋槟榔屿落脚，积极向《槟城新报》投稿，抨击蒋介石叛变革命，获当地华侨关注。1929年，他任《槟城新报》主笔，一改该报的“保皇”做派，为“三民主义”摇旗呐喊。报纸一时声名鹊起，发行量从每日的200多份猛升至1000多份，在当地尤其对青年影响很大，他的文章也被南洋泗水、婆罗洲等地的报纸转载，不但起到了宣传的作用，还起到了联系组织的作用。不少在大革命失败后转到南洋失去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如关山、潘祖岳等都是通过这些报纸刊登的文章找到党组织的。《槟榔新报》的发行面不断扩大，引起了国民党驻新加坡总领事的注意，国民党向当局进行交涉欲擒拿孙康。孙康遂潜伏于吉隆坡一所平民学校。

1933年初，孙康被新加坡当局驱逐出境。因事发突然，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孙康回到家乡沙边村后，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寻找党组织。西安事变前后，孙康利用沙边小学校长的合法身份，开展校际活动，组织读书会，教育团结了一批进步知识青年，活动范围扩大了到了三乡、南朗、石歧等地一些小学，并与这些学校的进步教师建立密切的关系，以此来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方针。几年的努力，他历尽艰难，终于在1936年3月与党在广州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同盟( 简称 “中青” ) 和党在香港的外围组织世界语协会取得了联系，加入了中国青年同盟，并在中山、广州、澳门等地发展了一批中青盟员。同年5月，中国青年同盟中山支部成立，孙康任书记。

1936年9月，孙康经中共广州市外县工委的批准，恢复了党组织关系。随后，外县工委派麦蒲费、林振华、温焯华先后到中山，帮助开展建党工作，在四区 五区、石岐先后吸收一批中青积极分子入党。10月，中共中山县支部在四区沙边、五区鸦岗小学建立党支部，在石岐成立党小组，支部书记孙康，组织委员孙晖如（李国霖），宣传委员陈嘶马，文教委员孙一之。党小组隶属于中共广州市外县工委。11月，党在中山纪念中学发起成立中山学生援绥联合会，开展抗日宣传。年底，党领导下的中山学界，组织有6000多参加的、在石岐举行的声援抗日大游行，发表了《宣言》，散发了传单，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1937年初，中共中山县工作委员会在石岐成立，工委书记孙康，组织委员孙晖如，宣传委员孙一之，全县党员人数已发展到30多人。县工委在石岐组织“中山话剧社” ，上街宣传抗日，激励群众抗日情绪。1937年8月，中共中山县委成立，孙康担任书记，成为中共中山县委重建后首任书记。到1939年，中山的中共党员已发展至500多名，居广东省各县党员数量之首。中山县委在孙康的领导下，带领全体党员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在抗日战争中，孙康致力于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为了鼓舞全县人民抗敌的勇气和决心，他亲自撰写文章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组织抗战剧社、宣传队等上街头下村庄演出，安插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乡村学校任教，占领各区乡的学校阵地，他亲自主持开办党员训练班、游击训练班，县委还办了妇女训练班、青年训练班等，培养了一大批青年骨干和妇女骨干，为中山党的建设和珠江三角洲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上，孙康正确贯彻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严格按照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派的策略实施工作，使当时国民党中山县当局的部分上层人士逐步向我党靠拢，如县长张惠长、国民党第七战区挺进第三纵队 ( 以下简称 “挺三” ) 司令袁带，各区的区长周守愚、孙子静、刘逸平、孙海筹等，有效地打开了中山的抗日统战局面，壮大了抗日力量，促进了中山的群众抗日运动蓬勃发展。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中山成立了以当地的农民子弟、华侨家属子弟、城市学生等为主体的广东省抗日青年先锋队中山县队部、中山县战时妇女协会 （以下简称 “抗先”、“妇协”），奠定了中山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良好的群众基础。国民党中山县长张惠长任抗先总队长， 孙康任副总队长，各区的区长任区分队长，由共产党员担任区副分队长。张惠长的夫人任县妇协会长，共产党员刘紫云任副会长。继日军侵占广州后，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中山处在四面包围之中。孙康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于1938年底和1939年初先后召开两次武装工作会议，作出了建立县委直接领导的武装和打入国民党第七战区挺进第三纵队及乡村自卫武装等掌握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会后，县委建立了第一支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别动队，孙康亲任队长。国民党中山县组建县守备队时，孙康打入一个中队担任政训员，做改造旧军队的工作。

1939年夏天，日军大举进犯横门，孙康说服县长张惠长坚决抗战，打击来犯之敌，并带领全体党员积极配合县当局动员全县军民抗击日军。中共中山县委以抗先的名义，成立横门前线支前指挥部，由孙康任总指挥，发动抗先队员和妇协会员运粮、运弹药、抢救伤员、慰劳前线作战的守军。县委领导的别动队亦开赴前线，与国民党守军并肩作战.，打退了日军的入侵，赢得了中山抗日胜利的先声。

正当人们庆祝横门保卫战告捷时，国民党的反共逆流殃及中山，孙康受到通缉，在统战朋友张惠长、孙海筹等的帮助下，他才安然脱险。1940年夏，孙康被委派到印度支那做侨党工作，推动当地的抗日运动。1948年初因从事革命活动被越法当局驱逐出境，回到香港后不久即调任滇贵黔边区党委秘书长等职，参加解放云南的工作。为了解决云南解放后干部奇缺的问题，滇贵黔边区党委创办滇贵黔边公学，孙康任公学党委书记兼教育长，主持公学的组建工作。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既没校舍又没教具、教材，孙康发动群众，自力更生，亲自参与建立校舍、筹集粮食、编写教材讲课。学习班训练了政治干部500多人，对桂滇边区的干部建设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云南解放后，孙康任省委副秘书长、后曾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工矿部副部长、省高级法院院长等职。他两次任云南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兼副厅长，秉承“上为党中央分忧，下为百姓解愁”的宗旨，经常深入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访贫问苦，为群众排忧解难。他心胸宽广，思想境界高，不计个人得失，就是在“极左路线”影响下遭到不公平待遇时，他也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无怨无悔地为党工作，深得群众的称赞。他在云南工作长达50年，为云南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李凡夫——

执教红军大学的优秀理论家

❒ 李凡夫（1906-1990）原名郑锡祥，广东省中山火炬开发区濠头村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上海社会联盟常委、党团书记，1937年初任上海临时党委书记，1939年夏受聘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教育长，1940年3月，任华北联大师范部部长，同年10月，师范部改为教育学院后任副院长，1941年回延安后，任中央政治研究室敌伪研究组组长，1943年初至1946年秋，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科长、学委秘书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建立后，先后任中共辽宁、吉林和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华南分局、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安徽省委常委兼政策研究室主任。

李凡夫出生于穷苦华侨工人家庭，1926年至1929年，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附设中学读书时，接触到进步思想人士。1920年秋前往日本留学，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思想逐步趋向共产主义与爱国主义，投身爱国活动和革命事业，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和宣传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弃学回归祖国，回到中山大学继续求学，并参加各项抗日爱国宣传活动，因发表激烈的爱国抗日的文章，被反动学校当局开除学籍、勒令退学。之后，他转到上海暨南大学继续读书，1933年夏，在上海加入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上海社会联盟常委、党团书记，他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和几本专著，成为研究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的著名学者，代表作如《中国与日本》、《日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广田内阁到林田内阁》等。1937年初，上海建立中共文化支部并成立上海临时党委，李凡夫同志任临时党委书记。

李凡夫是 “七·七” 事变后从上海到延安最早的一批革命文化工作者之一，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在延安就任《解放周刊》编辑，并担任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校教授，主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为了抓好教学工作，他重读了《资本论》，编写出政治经济学讲授提纲，经过教研室集体讨论，再写出讲稿。这样既完成了教学任务，又培养了青年教员。他还带领青年教员，对边区的经济做深入细致的调查，把边区人民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生活进行对比，这样理论联系实际的课.，学员爱听，被公认为名教授。1939年夏，他受聘为华北联合大学副教育长，次年3月，华北联大成立师范部，他任部长，同年10月，师范部改为教育学院，他任副院长。华北联合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人民大学奠定了基础。1941年，李凡夫回到延安，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敌伪研究组组长。1943年初至1946年秋，他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科长、学委秘书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职。

在抗日战争期间，李凡夫发表了《日寇大规模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和《抗战以来国际形势的检讨》等著名文章。是公认的研究日本问题专家。在抗日战争快结束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编写《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书。李凡夫首先收集整理了延安的《解放日报》和大量的有关材料，并尽可能地找当时在延安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同志，通过访问朱德和周恩来、刘伯承等领导，收集和整理了大量材料，在书中体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指导思想，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建立后，李凡夫先后任中共辽宁、吉林和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华南分局、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安徽省委常委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59年反右时，他因如实向上级反映当时存在的“浮夸风”对农村造成严重危害等问题，被撤销了领导职务。1962年得到平反，复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后来，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时，适逢“文化大革命” ，李凡夫同志旗帜鲜明地反对林彪的“顶峰”等谬论，第二次遭受冲击，他被军事管制长达六年之久，身心和肉体都受到摧残，但他仍坚信党的正确，忍辱负重。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安徽省工作时，李凡夫同志领导创办了理论学术刊物《江淮学刊》（后改名 《江淮评论》） ，刊登大量有关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理论和学术性文章，并著有《革命的世界观与道德观》一书。成为对青少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佳作。

粉碎“四人帮”后，他得到彻底平反，并于1978年当选为安徽省第四届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79年12月当选为安徽省人大常委全副主任，同年调入中共中央组织部。1990年10月在北京病逝，终年84岁。他在弥留之际，坚决要求丧事从简。

李凡夫生前有一个宿愿，希望自己能给后人留下一些有益的东西。在中山市委的支持下，于1992年建立了“李凡夫书屋” ，供人阅读和参观，书屋陈列的书籍大部分是他的存书。1994年3月，一本33万字的《李凡夫文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了李凡夫在不同时期写作的专著两部和文章10余篇，这些从他数百篇文章中精选出来的代表作，体现了李凡夫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度的思想水平和湛深的理论修养。《李凡夫文集》的出版，不仅是对这位党的老一辈理论家、教育家、宣传家最好的纪念，同时也实现了他的宿愿，给后人留下了一本有价值和教育意义的读物。

该怎么领

没关系！

编辑：黄耀燃

素材来源：《中国共产党中山党史人物100名》（中共党史出版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