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看解词】这回，又是一篇咬文嚼字的文章，讲的是“城市更新”这个渐渐热门起来，却又变得无所不包的词。
本文将抛出下面三个论点：
一、城市更新有很多的用词，让人迷惑
二、很多人以为中国城市更新是阶段演进关系，但是实际上是多线并行关系
三、我们应该拒绝换词式的讨论，拥抱丰富多彩的城市更新实践本身
1
城市更新的舶来词
城市更新的概念，首先来自于西方世界。
广义上的“城市更新”的英文名词包括：
- “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
- “城市再开发”（urban redevelopment）
- “城市再活化”（urban revitalization）
- “城市土地再利用”（urban reuse）
- “城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
- “城市复兴”（urban renaissance）
- ……
几个英文城市更新用词篇名的论文频率，资料来源：知网，Web of Sciences
广义的“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是各类城市改造的统称 ，是各个词语中最为通俗使用的。吴良镛先生在1980年代引介城市更新概念进入国内并提出“有机更新”概念时也是采用renewal的原词，并作为一个统称。
狭义的“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经常用来特指西方国家在二战后1950年代开展的以清除贫民窟为目标的拆旧建新的大规模住区重建运动。在我自己的博士论文里，把狭义定义重新翻译为了“市区重建”，以避免混淆。
“城市再开发”（urban redevelopment）在1940年代曾经是城市更新的主要用词 。在英国语境下，突出特点是以项目为基础，强调私人部门参与，重视经济发展和资金平衡。
“城市土地再利用”（urban reuse）一般用于专业和项目操作层面，是对于小块土地或建筑物重新调整用途，往往并非大规模的改造（程大林，张京祥，2004）。
“城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不仅关注物质环境改造，而面向更综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它与城市再活化（urban revitalization）的属性相似，往往并非以拆房建楼为手段（孙施文，2014）。它是英国和香港等受英国研究传统的地区更倾向使用的字眼，也在社会学、公共政策等相关学科的城市研究中被更偏好使用。不少学者就认为urban regereration更适宜作为“城市更新”的原词（翟斌庆、吴美琴，2009）。
“城市复兴”（urban renaissance）是在世界城市竞争格局下，基于自身城市战略定位以改善差距和不足的策略。它更像是提升一个城市的竞争力的综合策略，或者一种城镇化的纲领（程大林，张京祥，2004），与其他的概念的含义范畴较大的区别。
英文城市更新用词的使用频率变化，资料来源：Googlebooks Ngram Viewer
一些研究者试图将这些名词形成与城市更新实践的演进过程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从词语的使用频率来看这种对应关系并不严格。
例如，从谷歌词频统计来看redevelopment在1940年代就达到了使用高峰，在renewal之前；但是它在英国语境下被学者熟知并认同、出台政策、形成一系列再开发项目却在1980年代，在renewal之后（revitalization的传播则与此相反）。
这些名词在学科间的传播也存在类似的不同步现象。比如城市规划学者一提到renewal就嗤之以鼻，觉得在讨论一个过时且贬义的概念；土地经济学者却觉得renaissance之类时髦新词太宽泛，还不如用习惯的老词。所以可以说，在国际上，各地区、各学科的研究者仍对概念和用词没有形成共识。
有的词会一时时兴，但涵义范畴不断在变，并没有哪个词最为权威。
2
城市更新的国内造词
国内城市更新相关用词很多，并且有相当多的衍生词。
| 名称 | 旧城改造 | 旧城整治 | 城市更新 |
| 源起地区 | 我国 | 我国 | 西方国家 |
| 对应英语 | Urban redevelopment | Urban rehabilitation | Urban regeneration |
| 相近变异词 | 旧区改建、城市改建、危房改造、棚户区改造、城市再开发、“三旧”改造 | 旧城修缮、旧区修缮、环境整治、环境修缮、环境治理 | 城市复苏、城市双修、城市再生、城市复兴 |
几个城市更新用词的联系，资料来源：参考黄建文，徐莹，2010
其中，“旧城改造”和“城市更新”的使用频率最高。
“旧城改造”是继承自计划经济以来城市更新实践的习惯用词，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和计划色彩，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比例较高而学术使用的频率下降。
“三旧改造”是来自广东地区的实施政策，近期使用频率有所上升。
“城市更新”综合来看仍是最通行的词语，并且随着上海、深圳等地政府颁布城市更新实施办法，广州成立城市更新局，其话题性和主流程度进一步增加。
还不得不补充两个特殊的词，一个是“棚户区改造”，其实由于它只负责居住区、以拆除重建为主，因此更接近于西方国家战后的大规模住区重建，也就是renewal或者redevelopment。
另一个是“城市双修”，同样来自于国家政策，即“生态修复、城市修补”，这是个比较宏观和宽泛的词，绿化改造、拆除违建都能往里装。
国外＋国内，关于城市更新的词大概就是这些，细说的话还有。
复杂吗？
复杂
困惑吗？
困惑
有用吗？
……
关于城市更新，为什么造出了这么多词呢？有什么用呢？
3
“换词式研究”
总之，对于城市更新的概念尚不统一，中文用词与英文用词的对应关系也仍有多种解读。在基本概念尚不统一的情况下，许多研究做法是建立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并在自己的体系下展开阐述。
例如刻意将过去的实践归结为“改造”，而新的做法将是“更新”；或者将旧的做法归结为“更新”，新的探索将是“复兴”等。
这也就是所谓的“换词式研究”，把时间花在了概念里。
通过西方经验可以知道，试图以一家之言形成对城市更新用词的权威解释可能是徒劳的。一些研究将城市更新的概念外延扩大化 ，虽然增加了适用范围，但是并不利于研究城市更新本身。
事实上，随着中国城市建设进入存量阶段，广义的“城市更新”一词很可能如同“城市发展”一词一样，成为模糊的、拥有多重含义的、被大量学科共同采用的词语。它不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静止的词语，而是处在动态变化之中，那么理解当下的城市更新阶段和趋势就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
4
阶段演进式分析
城市更新作为一类实践，是否可以探索出某些共性，存在一定的必然趋势？
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将中国的城市更新进行阶段对标，判断中国的城市更新进入了某一阶段，即可以得出本阶段适宜采取的对策与制度。
这也是研究西方城市更新不同概念背后的另一条逻辑。
一些学者认为，尽管西方各国国情不同，但是不同国家的城市更新遵循相似的发展趋势，从而可以对西方城市更新发展进行阶段划分，总结出各阶段背景、对象、途径和结果的特性。这一类认知方式较受英国研究者青睐。类似的阶段划分与对标也逐渐被引入中国（董玛力，陈田，王丽艳，2009）。
本研究于是借鉴黄建文，徐莹（2010）提出的三个阶段的划分并进一步发展，将建国后城市更新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0年代以前，以政府主导的旧房改造和旧城的市政建设为主的小规模整治为特色；
第二阶段为1990年代到2000年代末，关键节点是房地产改革启动，政府主导的旧改计划与开发商参与的地产开发项目并行，以大规模的拆改为特色；
第三阶段为2010年代后，关键节点是广东“三旧”改造启动和各地城市更新办法出台，政府和市场力量采取了更多样的合作方式，同时社区、业主力量开始参与，以多元化局面和制度化建设为特色。
| 阶段 | 城市更新模式 | 城市更新重点 |
| 1949-1980年代末 | 政府主导的，小规模的整治 | 旧住区危房改造，旧城的市政建设、环境整治 |
| 1990-2000年代末 | 政府主导的旧改计划，与私有部门主导的地产开发项目并行，大规模改造，拆除重建为主 | 旧城中心区更新，创意园区改造，城中村改造等 |
| 2010以后 | 政府和私有部门更多样的合作方式，同时社区、业主力量开始参与。全面的多元化的城市更新，制度化建设 | 旧城中心区更新，产业园区升级，旧建筑活化利用，棚户区改造等 |
不同阶段中国城市更新的主要特点, 资料来源：依据阳建强，2001；李建波，张京祥，2003；翟斌庆，吴美琴，2009；黄建文，徐莹，2010，等，笔者自绘
以这样的阶段划分为基础，是否可以进行中西方城市更新发展阶段的比较，进而直接得出当前阶段的城市更新对策了？
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不然看看君的博士论文就不用写了……
5
中国的城市更新不是阶段式的，而是多线并进的
经过自我评价，阶段式的研究方法难以直接得出有效的当前对策，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首先，中国的阶段归纳不清，阶段划分仍然是非常粗糙和不谨慎的。
在中国的“压缩城市化”情景下（张京祥，陈浩，2010），多个阶段的城市更新实践同时发生着，这使得趋势的归纳变得极为困难，阶段之间是一种模糊、渗透而非迭代的关系。
简单来说，中国和西方城市更新的阶段对标关系是这样的：
中西方城市更新发展阶段的比较，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在西方经验中走向政府、私有部门和社区的三方合作关系是一个大趋势，但是中国在从1990年代以前单一政府主导的旧城改造走向了2000年代政府与私有部门并行的状态后，依然会在2010年代继续发起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提出带有任务性质的目标口号 。
再者，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内“多梯度城市化”（张鸿雁，2010）的情景下，各地区城市更新的模式和进展非常不同，例如2010年代后的棚户区改造政策主要发起于对公共部门依赖程度较高的东北地区，与此同期的“三旧”改造系列政策则应用于高度市场化的珠三角地区。
棚改这件事，放在西方语境下，就是从阶段三了跳回去阶段一，妥妥的开倒车。但是放在中国语境下又是能够理解的。拿之前文章的比喻来说就是：“就像一列长长的火车，车头已经穿出了山洞，中间部分却还在黑暗里摸索，而车尾巴，恐怕还没有进洞。”
其次，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城市更新背景不同。
西方大规模更新发生于城市化后期，主要是针对1960年代后郊区化带来的内城衰败问题；中国的城市更新则是与城市扩张同步，来自于新增用地管控、逐利、打造城市形象等多方面原因。所以“中国的城市更新的环境远比西方复杂，目标价值取向也更加多元”（张京祥，2009）。
第三，城市更新制度发展本身是高度复杂和特化的。
从西方话语体系的角度讲，不同的城市更新用词和政策背后都各自包含着一整套的政策，这些政策又都是与特定时期、特定党派的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的（孙施文，2014）。对有限的一些国家的比较，提炼出的趋势的普适性是存疑的。
小结：拥抱丰富多彩的城市更新实践本身
基于上述的认识，通过将中国城市更新阶段与西方国家简单对标，进而得出相应措施的假设暂告不可行。
制度的提出和制定需要必须谨慎，不可能简单采用拿来主义的方法。这不是说城市更新的历史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恰好相反，中国的城市更新历史需要更丰富的研究，但是以当前的研究基础所提出的阶段划分，仅能起到短时间为读者建立一个大致的中国城市更新发展情景的作用。国际比较研究亦需要辩证看待，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制度工具，一方面是宝贵的研究资源，另一方面需要审慎考察不能拿来就用。
既然认识到中国当前城市更新状态的复杂性，本研究暂时放弃了用一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自上而下”地考察城市更新制度变革的假设，而是“复杂问题复杂分析”，“自下而上”地去探查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其后再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因而，对当前中国城市更新的共性或趋势判断将仅仅作为背景，而对实践中的机制和工具的考察更为重要。
抛开词语吧，让我们回归细节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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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节选自：周显坤. 城市更新区规划制度之研究 [博士论文]. 北京：清华大学，2018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