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的第二個疑點在“今刪其要”句。對此句大義的理解，古今沒有什麽不同。顏師古注曰：“刪去浮冗，取其指要也。”謂刪去班固所據之《七略》中的繁雜多餘的內容，節取其中的精華要點（來充當《漢書》之《藝文志》）。其後各書志研究者皆遵循顏注以釋其義。
《漢書·藝文志》總序（《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嘉定十七年白鷺洲書院刻本）
此句釋義，古今如此一致，是基於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即《漢書·藝文志》是採用劉歆《七略》而成的，其不同主要在增補了劉歆、揚雄、杜林等三家五十篇（《漢志》稱“入某某”），調整了少數一些著作的歸類（即《漢志》所謂“出某某”、“入某某”），省略了少量一些重複或類似“別裁”的著錄（《漢志》稱“省某某”），散《輯略》之大小序入各自本類（故《論衡》稱“六略之錄”），而其最大的變化則是刪削了《七略》中大量的簡要解題文字。有此事實為基點，則此句大義萬變不離其宗：刪去了繁複的文字，節取了它的精華。至於刪去的是否為“浮冗”，這是價值評判，班固自己並未說明，顏師古用詞未必妥貼，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從書籍體例的角度做了較好的闡釋：“《七略》原本，於每書名之下，各有簡要之解題，故為書至七卷之多。由其為簿錄專籍，自可任情抒發。至於史冊包羅甚廣，《藝文》特其一篇，勢不得不剪汰繁辭，但存書目。史志之所以不同於朝廷官簿與私家目錄者，亦即在此。”
文義沒有異議，疑點又在哪裡？這就是那個“刪”字到底作何解釋。顏師古之注，實際上是解作了“刪而取”。“刪”為刪汰，有刪汰則必有所取，如《說文·刀部》曰：“刪，剟也。”徐鍇《繫傳》：“古以簡牘，故曰孔子刪《詩》《書》，言有所取捨也。”故“刪”又可引申為“取”義，此即古人所謂“反訓”，即一字兩義而相反相悖。“刪”有“刪削”與“採取”相反之兩義不足為奇，引以為奇的是顏師古所解的“刪而取”，是一個“刪”字在同一語境中具備相反的兩種含義，而這是有違訓詁規律的，故有學者指出此有“增字為訓”之嫌。
“刪”是“刪”，“取”是“取”，“刪取”是“刪取”，“刪”可以包含有“取”義，但不宜一個“刪”字在同一語境下而取義卻如同“刪而取”或“刪取”。
最早對顏注提出質疑的是清人段玉裁。他在《說文解字注》卷四篇下對“刪”字的“取”義進行了較詳細的論證：
刪，剟也。凡言刪、剟者，有所去即有所取。如《史記·司馬相如傳》曰：“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刪取，猶節取也。謂去其侈靡過實，非義理所尚，取其“天子芒然而思”已下也。既錄其全賦矣，謂之“刪取”，何也？言錄賦之意，在此不在彼也。《藝文志》曰：“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刪其要，謂取其要也。不然，豈劉歆《七略》之要，孟堅盡刪去之乎？詳言之，則如《律曆志》曰“刪其僞辭，取其義者箸於篇”；約言之，則如《相如傳》、《藝文志》。
段氏認為“刪其要，謂取其要也”，直接訓“刪”為“取”。段氏的這個見解，多被現代詞書所接受，並舉《漢書·藝文志》總序此例為書證。
《說文解字注》釋“刪”之“取”義（《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二十年經韻樓刻本）
其中《漢語大詞典》釋“刪”為“節取，採取”，凡2例，除《漢志》外，另一例見《隋書》卷三二《經籍志一·尚書類》小序：
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為百篇編而序之。
此“刪其善者”數語，劉知幾《史通》卷一《六家》也有採用，可證唐本如此，而此“刪”字訓如“取”字，當無疑問。補此書證，《漢志》“刪”字訓“取”當更為可信。而今人又從“刪”字的詞義發展、構詞情況與語源角度，以及《漢志》與《七略》之關係，進一步辨析了顏注的失誤和段說的精當，可謂已成定說。
但問題在於，從詞義的演變歷史以及詞語的使用範圍看，各家所舉書證還缺乏關聯性和時代性。簡言之，除了《漢志》“今刪其要”外，沒有一條合乎邏輯的鐵證可以證明漢代“刪”作“取”解。
我們首先看各家都舉證的《隋志》“刪其善者”一例。“刪其善者”，賓語為“善者”，為不可刪削之事物，只能訓之為“取”，與“刪其要”完全相類，確實可以證明“刪”作“取”解的新義。但是，《隋志》為唐初人所撰，其行文用語，是無法證明五百年前班固時代“刪”字已經有了“取”義。事實上，這完全可能是因為模仿《漢志》“刪其要”而造的新語。因此，在沒有別的旁證的情況下，此例實在缺乏證據力。
能夠證明“刪”有“取”義的例證，還在《漢書》本身。《漢書》卷一〇〇下《敘傳下》載：
虙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篹《書》刪《詩》，綴禮正樂。
孔子“刪《詩》”，謂刪汰一部份而節取一部份，其說本於《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刪《詩》”之語，在漢代較為流行，如《孔子家語》卷九《本姓解》云：
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
應劭《風俗通義·窮通第七》云：
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衞反魯，删《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
又如《文選》卷四三劉子駿《移書讓太 常 博士并序》李善注引《論語讖》曰：
自衛反魯，删《詩》、《書》，修《春秋》。
從“刪《詩》”，到“刪《詩》、《書》”，再到“刪《世本》、《戰國策》”，如《後漢書》卷四〇上《班彪傳》載：
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䇿》，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黄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此諸“刪”字，皆內含“取”義，即徐鍇所謂“言有所取捨也”，段玉裁所稱“有所去即有所取”也。此“刪”字，《漢語大詞典》訓釋為“刪定”，《漢語大字典》訓釋為“裁定”、“節取”，皆可，但若單訓為“取”，則仍有不妥。“刪”的本義是有捨有取，“取”的含義是有取無捨，此處之“刪”，皆為有捨有取，故其被刪之對象，皆為有可刪汰之事物，是不能改易為“取”字的。或者說，若改易為“取”，則其文義頗有不同。此類用例，與《漢志》“刪其要”顯然有別。“刪其要”之“刪”，所刪之事物——“要”，即《七略》之綱要和精粹，實為不能刪之事物，而是刪節後之事物，是當“取”而不當“刪”、不能“刪”之事物。換言之，“刪其要”與“刪《詩》”之“刪”，其賓語性質不同，一則可刪，一則可取而不可刪。因為“要”為不可刪之賓語，故段玉裁訓釋為“取”。其於句義，甚妥甚當，這個新義的訓釋，解決了“刪”字基本義的矛盾。但是要確立“刪”字的這個新義，靠上述“刪《詩》”、“刪《書》”之例是無法證明的，而捨此之外，各家都沒有提供相類的書證。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從《漢書》本身和先秦漢魏南北朝文獻中再也找不到“刪”字作為動詞用如“取”字的書證。《漢書》中“刪”字用作動詞凡8例，2例作“刪定”，2例作“刪取”，1例作“刪去”，1例作“刪其偽詞”，1例作“刪《詩》”，1例即“刪其要”，無一例可證用如“取”。其他中古以前的文獻也不見有用作動詞而可直接訓作“取”義的例證。我們很難設想，在漢代“刪”字引申發展了一個“取”的新義，而且是在像《漢書》這樣的經典著作中，結果在其後五百餘年間，這個使用頻率並不很低的“刪”字的新義卻又如同不曾存在過一樣，再也沒有人使用過。果如此，我們寧可相信這個“刪”字的新義其實并不曾出現過。所謂的新義，不過是後世不得其真解的一個不無道理的誤說。
既然“刪”字用作“取”字沒有可靠的書證，則不能強作“取”解，而顏師古解作“刪去浮冗，取其指要”，則又因增字為訓而難以服人，那麼從傳寫訛脫的角度來考察此“刪”與“要”之間的矛盾，或許更合情理，即《漢志》在中古時期的傳寫中，“刪其要”之“刪”下脫漏了一個“取”字，原文本當作“刪取其要”。這個理校，可以從班固本人以及班固前後人的詞語用例中得到印證。
“刪取其要”這個短語，最早見於《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傳》：
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虚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
《漢書》卷五七上《司馬相如傳》沿用了《史記·司馬相如傳》的這段文字，亦稱“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顏師古注曰：“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削除其辭也。而説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刋剟，失其意矣。”宋代劉奉世對顏注所指馬遷所刪所取之內容仍有不同理解：“觀傳所云，則是嘗刪其辭矣。若是顔説，則‘刪’字為長辭，恐非傳意。”姑不論其所刪所取具體為何，作為“刪取”一詞與“要”字組合而成的短語“刪取其要”，其語義則是明白的：刪其不需，取其精要。
《史記·司馬相如傳》之“刪取其要”（《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淳熙三年張杅桐郡齋刻八年耿秉重修本）
“刪取”為詞，《漢書·藝文志》中尚有別例，其《兵書略》序曰：
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前舉“今刪其要”是班固襲用史遷之文，而此“刪取要用”，則是班固所造新語，不僅“刪取”連用為詞，而且也是與“要”字搭配，於此可見史遷“刪取其要”對班固的影響。另外，從刪汰與採用的關係看，《漢書》也喜歡用“刪”字與“取”字相配，如《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上》載：
至元始終王莽秉政，欲燿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偽辭，取正義，著于篇。
一“刪”一“取”，雖然是分而言之，但其與“刪取”一詞所表達的語義是一致的。正如顏師古所注：“班氏自云作志取劉歆之義也。自此以下訖於‘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則其辭焉。”清齊召南對班氏所采劉歆文字略有辨正：“‘一曰備數’以下皆劉歆之詞，而班氏稍加删節，所謂‘删偽辭，取正義’也。是以《晉志》引此志直云‘劉歆序論’，而《風俗通義》引劉歆《鐘律書》當亦指此。若《隋書·牛弘傳》引劉歆《鐘律書》‘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云云，今志所無，是則班氏所删去者也。”
“刪取其要”的短語，在其後不久也有沿用。如袁宏《後漢紀》卷二九《獻帝紀》建安十年載：
悅字仲豫，潁川人也。少有才理，兼綜儒史。是時曹公專政，天子端拱而已。上旣好文章，頗有才，意以《漢書》爲繁，使悅删取其要，爲《漢紀》三十篇。
這表明，“刪取”確實成了一個合成詞，而“刪取其要”也成了具有一定穩定性的短語。
從刪汰、採用與精要這三者之間的關係看，用詞以“刪”、“取”、“要”三字相配也頗為合理，班固也樂於使用。三者相配，文義完足，若必略其一而言之，則當稱“取其要”（唐以前舊籍中屢見之），而斷無作“刪其要”之理。故《漢志》之後，五百餘年無人仿其例而用“刪”字，而至唐五代八百年中，竟無一人沿用“刪其要”之語。此皆因“要”之類並非“刪”之對象，而是“刪”之目的，是“刪”後需要“取”來的對象，“刪”與“要”之矛盾，只能補“取”字合成“刪取”一詞（或作“刪采”、“刪著”、“刪存”、“刪撮”、“刪錄”等）以作調和。但自北宋宋祁撰《新唐書》採用“今刪其要”之後，起而仿效者漸夥，此語始得到認可。此可視為於習非成是之類，與《漢志》的文本原貌無關。
綜上所言，《漢志》“今刪其要，以備篇籍”之“刪其要”，在句義可以確定，即如顏注所言“刪去浮冗，取其指要”，而前人關於“刪”作“取”解的新義（在褒義詞作賓語的結構中）又難以成立的情況下，我們根據《漢書》沿襲史遷舊語“刪取其要”以及班固仿造新語“刪取要用”之例，並結合“刪”、“取”、“要”之間的語義關係，推測“刪”下當脫“取”字，原文當作“今刪取其要”，並非沒有理據。此較鑿空而釋作“刪而取”或徑訓作“取”，應當更為可取。
（本文原載《古典文獻研究》第十六輯。微信版刪去注釋，略有刪改，引用請據原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