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丽 | 晚清旗人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以穆儒丐在《大同报》发表的文章为例

《大同报》第2号封面

鉴于一些学者将《大同报》和《大同日报》视为两分不相干的报纸，或对东京《大同报》与北京《大同日报》间的关系梳理不清的情况。本文将《大同报》与《大同日报》历史渊源作以整理，以此丰富穆儒丐生活和创作的历史语境。同时本文根据穆儒丐在《大同报》发表的文章，分析他于20世纪初，在中国从封建帝国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中，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中的构想和努力。以及这些构想与以“五族共和”形式建国的中华民国在民族国家认同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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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人报纸《大同报》与《大同日报》

《大同报》创办于1907年6月29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月刊，实际未按月出版。社址设在东京早稻田鹤巷叮493号，由恒钧及乌泽声等主办。报纸封面右上印“大清邮政局特准认为挂号新闻类纸业”，出版后运回国内发行，共发行7期。当年的《盛京时报》和《顺天时报》分别对这份报纸进行了报道。

《盛京时报》刊登了题为《大同报之势力澎湃》的文章，“东京留学八旗组织之大同报已出两期，销路甚畅。各省由提学司札派，无论大中小学堂概须购置一分。本馆昨得陕山两省访员报告，该处均已寄到。其势力可谓澎湃。”[4] 《顺天时报》刊登《批允大同报出版》的消息，“日本留学生宗室存忠，创立大同报，以提倡融化满汉界限，禀请民政部立案，现经肃邸与各宪□[5] 议批准。”[6] 并将民政部的批文刊登，“关怀时事，在莒不忘。”《顺天时报》还刊登了“大同报之募股”的消息，记载了《大同报》得到醇亲王1000元、肃亲王和那桐各500元的支持。[7]刊登在《大同报》第7号“本报名誉赞成员姓名”的捐款目录，可以看到土尔扈特郡王、杨度、汪康年等人的捐款。丹徒马湘伯、大公报馆主英敛之、黄可权、康甲臣、盐山贾恩绂、牖报主人李庆芳、郭心培、山东王丕煦、牖报社同人为《大同报》刊发祝辞。

《顺天时报》刊载《批允大同报出版》

杨度在《大同报》创刊号上发表题辞，这份题辞同时也刊发在1907年6月25日《中国新报》第1年第6号上。文中提到恒诗峰找杨度为其新创的《大同报》做题辞。杨度认为他们“立宪开国会，满汉平等，同化蒙回”的宗旨和自己的主张相符，便同意为其做题辞。杨度在《国会与旗人》里认为，八旗人是阻碍国内改革最顽固的力量，而恒钧等旗人有这样的举动很难得。“其内最沉锢者莫如八旗之人。此其原因虽甚复杂，而其所以救之之方法，亦颇烦难。予有《国会与旗人》一文，曾详论之，当即以公于世。其中所言者不能于此述之也。今惟因恒君等皆旗人中同志者，且组织杂志，主张政见，以为国民之先导，尤为自旗人以来所无有之事。今恒君等首为之，岂非中国之大幸？”随后杨度在《大同报》上连载《国会与旗人》（一曰撤旗私案）。可见这份报纸在当时是一份有影响的报纸。

杨度在《大同报》创刊号上发表的《题辞》

1907年《顺天时报》刊登的一则《大同日报》预计明春出版的广告，“本社原在东京出刊大同月报一份，今复在北京纠集资本创办日报。一切均照股份有限公司办法，招集股份二千五百股。每股二十圆。有愿入股者祈通函本社，即将开办章程寄上，或移玉本社面商可也。再本社发行所原附在公益报馆内，今已移至前门外琉璃厂土地祠西院大同报社。凡与本社通函订报均祈寄至本社。大同报第3号亦经寄到请即至本社来购为荷。北京前门外琉璃厂土地祠西院大同日报社事务所谨白。”[8]1908年初《顺天时报》记载，“留学生在日本开办之大同月报，现在北京又组织一种大同日报，以提倡立宪融洽满汉为宗旨，定于二月二十六日出版”[9]，同为清末北京报人的管翼贤在《新闻学集成》中记载了，《大同日报》在北京的办报情况，“大同报，设于琉璃厂土地祠。社长恒诗峰，编辑荣华卿、林质生、王藻轩、恒叔达（大同）。体裁文言，日出一大张。以变通旗制、促成宪政为宗旨。与杨度在日本东京所刊之大同杂志相呼应。”[10]可以确定,东京《大同报》出满7期后，改名为《大同日报》在北京出版发行。《大同日报》创刊时间为1908年2月26日，报社地址为北京前门外琉璃厂土地祠西院。

《顺天时报》刊登的《大同日报》预计出刊广告

《中国近代印刷工业史》记载“《大同日报》文言文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发刊，恒诗峰创办。馆址设北京琉璃厂土地祠。琉璃厂广益印字局承印，铅字不齐，有头号字，无二号字。该报设论说、时评、杂俎等栏目，并刊有小说，皆用四号字排印，销路尚佳。同年秋，附出《大同白话报》。”

1908年11月《顺天时报》刊登《中央大同两报之合并》“顷闻中央日报，北京大同日报两报之总经理，会商两报所出之版合为一报，曰：中央大同报。于日昨初四日两总经理商议妥协，曰一二日即合并出报矣。”袁世凯复辟期间，《大同日报》与《帝国日报》合并为《帝国大同报》，“缘帝国日报社长陆鸿逵，尝于田桐等往来。袁氏搜索党人，陆氏不安。因与大同报社长恒诗峰交甚笃，恒氏系清室宗人。陆氏欲表示拥护皇室，故与大同报合并，遂易名为帝国大同报。帝国而加大同，被引为笑谈。可以看到北京《大同日报》在北京的活动，以及这份报纸从最初主张立宪开国会、消除满汉畛域逐渐成为袁世凯复辟造势工具的轨迹。

根据当时的资料，该报的社长恒钧，及参与创办东京时期大同报，后为北京《国华报》经理的乌泽生，都参与袁世凯称帝，成为国体请愿的代表。恒钧为满洲八旗代表，乌泽生为吉林省代表。[11]而从当时的活动和穆儒丐事后记述看，穆儒丐并没有参与复辟活动。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恒钧潜逃到上海，这份报纸就消失了。穆儒丐《说戏评》中提到，“报纸上有戏评，是在前清末叶。那时我与同学朋友共通办了一个大同日报。因为同人里面戏迷很多，闲时作几篇戏评，登在报上很受欢迎。这是报纸上有戏评的一段小历史。后来各报仿行，遂至今日。报纸若真没戏评，真算缺点了。可是我们大同日报，早被不成器的兄弟弄没了。”[12]本文将《大同报》与《大同日报》历史渊源作以梳理，也以此丰富穆儒丐生活和创作的历史语境。

留日旗人学生在东京创办的《大同报》，一直仅在仅史学界提及，用来考察中国新闻报业历史，以及20世纪初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近年来随着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这份报纸被纳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过程加以考察，比如黄兴涛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13]。而文学研究界对穆儒丐的研究中，鲜有将这份报纸纳入研究视野。

东京出版的《大同报》上，穆儒丐以穆嘟哩署名，翻译和论著了4篇文章，分别发表在该报1—5号上：翻译鸟居龙藏《经济与蒙古》[14]和浅龙虎夫《中国纸币起源考》[15]。发表《世界列国现今之状势》[16]和《蒙回藏与国会问题》[17]（未完）

而有趣的是，穆儒丐有意忽略自己在日本期间，参与创办《大同报》并发表文章的历史。在其1922年连载于《盛京时报》的长篇自传小说《徐生自传》[18]中，详细的记录了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经历，却没有提到自己和旗人留学生办这份报纸的经历。本文主要考察穆儒丐，作为旗人在20世纪初立宪派与革命派论战中，他如何处理自己的民族身份，如何加入这场论战，以及穆儒丐在民族国家发轫期的思考和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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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同报》创刊历史语境与理念

20世纪初，梁启超、杨度为首的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阵地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在日本东京开展了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论战。回看这段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论战双方并没有就君权、立宪、民主等方面进行过深的争论，而民族问题却成为双方争论不休的话题。对此不应该将其视作一笔历史的糊涂账。应看到在立宪和革命之外，一个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更为深远的话题：中国从一个封建帝国向一个现代国家过渡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如何从族类和王朝认同，转而建构一种新的民族国家认同。从中能够看到今天关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其中发轫期的各种想象的多样性和冲突性。

革命派和立宪派在诸多观点上各执一端，但在当时的中国，急需打造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如何建立这个现代民族国家上，双方存在很大的分歧。最大的分歧就在于这个现代民族国家，是“排满”还是“合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至少以汉族为主的汉族政权国家），还是建立包括满人在内的多民族国家。革命派主张前者，立宪派倾向后者。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与黄兴、章太炎创办中国同盟会，撰写《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革命宗旨。这十六字的革命宗旨直接效仿《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中“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据同盟会元老柳亚子回忆，“大家对民生主义都是莫名其妙，连民权主义也不过是装装幌子而已。……最卖力的还是狭义的民族主义。”[19]革命派所持的这种民族观念，固然有古代中国传统的“华夏中心”“华尊夷卑”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华夷大防”[20]，然而已经与古代汉文化中心有很大区别，即是对清王朝的失望，也是受到欧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观念的影响，民族主义和革命思想交织在一起。孙中山也说过“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我们推到满清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21]可见孙中山的种族革命是服从于政治革命的，而这个政治就是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其中以汉族为中心的种族复兴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存亡危机中，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争取中华民族平等的国际地位，对革命派和立宪派来说都是不言自明，无需争辩的。区别在于这个新的民族认同共同体，其边界在何处，该采取何种实现方式和手段。也正是这一共同的目标使得双方的论战成为可能，成为引起国内外华人关注此论战的原因。也是这一共同目标使得双方能在辛亥年，共同达成清帝逊位，建立“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而不是按文化、民族不同，而各自独立。

作为旗人宗室留学生群体在这场论争中，基本站在支持立宪派的立场，《大同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乌泽生《大同报序》中提出了该报办报的政治宗旨“一、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二、主张开国会以建设责任政府；三、主张满汉人民平等；四、主张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裕端在《大同义解》对该报“大同”予以解释：“大同云之本意有二，一曰：欢迎其本不以为异者而同之；一曰：利导其自以为异者而同之。二者缺一不为大同。”针对的就是当时排满风潮，主张满汉融合，不要内乱，使列强趁机入侵。恒钧在《中国之前途》一文中，以欧洲殖民侵略非欧地区，非欧地区纷纷灭国成为殖民地。所剩者仅中日两国。日本率先改革成为强国，中国要以日本为学习对象。引松春介石之言以为“主义”，“专制国必亡，立宪国必不亡；国小民少者必亡，国大民众者必不亡；逆世界大势者必亡，顺世界大势者必不亡。”并举日耳曼民族统一，意大利民族统一，英国合并诸多殖民地才实现富强。以进化逻辑来解释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并以此看待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认为中国的“进化”较欧洲各国更早，满汉蒙回藏早就同处在一个政府之下，是世界“进化”的趋势。而现实中“满汉问题发生之由来，全由于内治败坏日甚一日，外纷压迫十倍于前，政治问题牵入种族问题，惟其然也，故双方之感情愈疏愈远，势不得不抛却政治问题而专言种族，又不得不抛却国家而反对立宪，更不得不抛却外患而言专言满汉，尤不得不抛却蒙回藏而言内部。”所以反对排满排汉的种族主义“有国界可言而无种族可分。”主张在中华民族新的民族共同体下，解决民族间的问题和矛盾，“须知使中国存在于二十世纪之宇内，非满人之利，亦非汉人之利，中国之利也。使其遽跻于亡，非满人之害，亦非汉人之害，中国之害也。满汉人固不能跳出中国之外单言利害。”

《大同报序》 乌泽生

乌泽生《满汉问题》以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高田早苗的理论，区分种族与民族概念，认为满汉并非两个民族，实际为一个民族。“满汉两种人之关系，只问民族不必问种族。民族既同斯无种族问题发生也。”

在当时的革命、立宪的争论中，《大同报》诸君站在立宪派的立场，他们作为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开明旗人，感受到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国内各民族因清朝对不同民族分治的统治策略，造成的民族间的隔阂矛盾，会成为中国分崩离析的导火索。试图从理论层面应对各种排满、排汉的言论，为朝廷贡献关于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方略。当时的报纸介绍《大同报》，也强调它“消除满汉畛域”的主题。因此这份穆儒丐参与创办的《大同报》，是清末较早开始在一个多元文化，甚至彼此冲突的情况下,想象和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刊物。他们借助中国传统中已有的种族一词与经日本翻译西方nation而来的民族一词，作为两个相互区别的概念，将中国内部的种族矛盾概括，用民族概念来构建一个现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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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儒丐处理满汉隔阂构建新的民族共同体

穆儒丐在《大同报》上发表了4篇文章，以翻译鸟居龙藏的《经济与蒙古》的译前、译后文章和自己创作的《蒙回藏与国会》2篇文章较为明显的表露了他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考。

穆儒丐在《大同报》发刊号上，翻译日本考古学者鸟居龙藏在日本《太平洋报》发表的《经济与蒙古》，该文中鸟居龙藏系统的介绍了处在阴山山脉东端，多树木森林，蒙古“最开明”、为通满之要道的喀拉沁，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财政收入、人情风俗等方面的情况。鸟居龙藏在文中将喀拉沁视为“王国”，将其“绍介于我大和民族，使其海外发展上，生一大裨益者。”

翻译《经济与蒙古》

清朝根据不同地方行政区域，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边境与内部行省制不同，蒙古地区归理藩部管理，由蒙古王公实行自治。清末边境问题凸显，蒙古地区在政治体制上的特殊性，成为帝国主义渗透、侵略该地区的借口。穆儒丐在译前，介绍自己翻译这篇文章的目的“是篇译自日本太平洋报为鸟居龙藏氏所谈，氏为蒙古喀拉沁学监，故于蒙古一切情形最切吾人。读此可见外人谋我之一斑，故译之以贡献于我国民。”译后穆儒丐撰写了长文，驳斥鸟居龙藏的观点，“吾人读此论文有着眼处三：其目喀拉沁为王国一也；谓蒙古与我国无何等直接关系二也；促其国民研究蒙古语三也。”可见穆儒丐翻译《经济与蒙古》的目的，就是提醒清政府和国人重视日本在该地区渗透行为。文中以朝鲜亡国为例，指出鸟居龙藏视蒙古为王国的意图，“此特其灭人国之惯用计，用以愚我国民耳，彼目喀拉沁为王国者，明明怂恿其谋独立也。”并提醒政府和国民，外藩问题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废藩改省的建议，“以我国今日之力，固不足以息外人之侵略，而改藩为省之力尚游刃而有余，政府又何惮而不为乎？既改为行省矣，则其一切官制必仿内地各行省，而于边防必备、于交通必灵、于外交必易，而不难此必然之势也而置之不顾，听外人傀儡之，今日尊之为王国，明日即可谓其为帝国，必使其与我畔离而独立，而后已此平和的瓜分手段也。”

在译后的长文中，穆儒丐还注意到在处理“外藩”问题以及维护国家主权上，语言的重要性，“英之灭印度也，先研究印度语。俄之欲谋事业于极东也，先研究满蒙之语。他如法之于越南，日之于朝鲜，英之于西藏、缅甸，列强之于中国无不孜孜然研究其语言文字，以为国势力发展之计。诚以言语者一国之命脉所开，而风俗、人情、政事之所系也，故国强而言语亦强。凡研究我言语者皆为我势力所左右者也。国弱语言亦弱，凡研究我之语言者皆左右我之势力者也。”主张在当时中国各地语言不通，边疆短时间不能与内地言说同一种语言的情况下，南北互通，在译学馆设立少数民族语言专业。“以我边疆之民若斯之众，使其尽语内地之语，固非一日所能企及，故蒙藏之居民既不能尽语内地之语，毋宁择内地有志子弟使习蒙藏之语，以为经营西藏之用，诚如是数年以后，可以言经营边疆而与外人侵略之野心相抗矣。”穆儒丐对语言和由语言承载的风俗人情的融合，以及行政体系的畅通，来促进不同文化区域之间融为一体，进而对抗外人的侵略。

《蒙回藏与国会》从该文的目录中可见，该文分为“绪论”“第一论蒙回藏与内地亲密之关系以及其居势之危殆”“第二论蒙回藏经营之方法”“第三论蒙回藏与国会之关系”而穆儒丐这篇文章未完成，只刊出“绪论”“第一论蒙回藏与内地亲密之关系以及其居势之危殆”。

《蒙回藏与国会问题》

开篇穆儒丐就提出“今日中国有不治之病二: （一）政治之不统一，（二）社会與论之偏颇是也。”“政治不统一”指的是清朝在不同的民族聚集区，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其立法施政及於此，而不及於彼，能行於近，而不能行於远，甚至一部一地之人民”。“社会舆论之偏颇”是在“政治不统一”的基础上造成的“国民无有团结的气象，甲地之人民所造之舆论，绝不与乙地人民之舆论合，偏於一方，不及全体。故其论之得者，只足为一地福，而其失者，则灾及全局焉。”并造成“只有民族的思想，而无国家之观念。”而造成国家的内乱。并论述了蒙古、新疆、西藏存在的危机和对中国的意义，以及应该通过立宪，废藩改省，使得各地各族人民平等成为国民，形成一个有国家意识的民族。针对列强提出蒙古等地人种、风俗与内地不同，进而分裂中国的用意。穆儒丐反驳“盖民族之成，国民之合，其绝大之原因，全由於外部之压迫，及利害之均等。而他种之原因。则一缘於居於同一之土地，一缘於相安於一政治之下。至於言语、风俗、习惯，虽为成立民族及国民之要素，然有时不以此而亦能判定其为某国之国民。”

当时革命派持满清是敌国，满清入关是灭亡中国的观点。并大量印制明末清初反清书籍《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小册子为革命造势。穆儒丐在应对革命派满汉不同种族的排满言论，以及清初满汉之间的冲突和汉人的伤痛表达时，做了这样的回应。

穆儒丐在《蒙回藏与国会》一文中，重点论述了“蒙回藏与内地的关系”，用人种学和考古学的知识，先说明“此时代远在有史以前，即中国人种未入中国以前之时代也。盖中国人种之非中国土著民族，学者已有明证。”也就是无论满汉，谁都不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土著”。接着从人种学上说明中国人是“同种”的，“据人类学家之言，则谓中国人类为都兰（Turan）人种。都兰者，亚西亚最古之历史的民族也。其根据地，在亚西亚之西方，其迁徙之范围，为他族所不及。今之中国人种（含全体而言），即都兰自北路迁徙之民族也。”也就反驳了排满排汉言论中的“满汉不同种”的观点。

在处理排满言论中，清初满洲八旗为征服中国，屠杀汉人这个史实时，穆儒丐回避了满汉之间敏感的话题，而是在论述蒙回藏与内地关系时，对历史进行了分期：“此关系（蒙回藏与内地 笔者注）更细别之三种：民族迁徒时代、部族竞争时代、国民共同生活时代。”从都兰（Turan）人种到黄帝时代为民族迁徙时代，黄帝之后到近代为部族竞争时代，“此时代自黄帝时至於近代，中国历史下所有之事实也。盖中国人种自迁徙以来，但有程度的问题，而无国际的问题。故其相战争，亦不过文野的战争而已，强弱的战争而已。至於国际的竞争，则敢断其必无也。故中国四千年之历史，强半殆为战史，然其所与战争者，皆部族与部族之纷争，而绝非国与国之战争。特其部族所居之地有不同，故有文野程度之差，因而虽有中华外夷之误想，实则皆同一之民族也。春秋之荆楚，战国之强秦，其祖先皆夷种，而当时目为外国者也，而今则为幾辅之近疆，胡越并称之国耳，今究安在？况彼时所谓戎狄者，大半与列国为同姓。或为周之宗室，如姜戎则与齐同姓，骊戎姫姓，则周之宗族也。准是以言，则当时所有居於中国之人，必皆为迁来之都兰民族无疑矣。特其时法制不甚完备，人民本团结者也。而析之以封建，民族本相同者也，而别之以华夷。至相因已久，忘其本真，同种相残，至於无可底止。人谓中国非法制国，或者其不诬欤。”

穆儒丐将清初满汉间的战争，视为部族时代中国的内部矛盾，与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之间的战争性质是一样的。这些战争都是因为“法制不甚完备”。人民本来是团结的，民族本来是相同的，但是由于封建制的隔离，还有华夷之别，使得“忘其本真”而至“同种相残”。而在这个划时代的时刻，中国进入了“国民共同生活时代”“此时代，即中国现在及将来之时代也。人民生活于一政治之下，有利害相同之关系，且强邻环处，兄弟之阋不克复行，自兹以往，惟期权力义务之平允，协力以维持此危亡之国家，共享国民之责任，是此时代中自然之现象也。”

这种先划分时代，给“过去时代”贴上野蛮、落后标签的断代法，用以对应历史伤痛承受者的创伤处理。用此刻与以往截然不同，减轻过去时代的伤痛感。让创伤的承受者，看到共同的外部威胁而团结一致，进而共同通往光明未来的历史述说方式，成为以后中国每次发生危机时的历史言说“法宝”。此时构想“国民共同生活的时代”的穆儒丐，处在庚子之乱后清朝开始着手变法的改革时期。作为清朝派到日本的旗人留学生，是旗人中的开明派，代表着旗人中最有眼界、最有能力的力量。可以想见将是未来治国家的栋梁。此时的穆儒丐生发出关于“五族大同”的共同体想象。而清朝覆灭后，穆儒丐失去入仕的机会，旗人生活堕入底层，穆儒丐处理自己族群伤痛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关系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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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制的现代民族国家理想

除了行政上的改革，针对当时革命派提出的排满言论，穆儒丐在《蒙回藏与国会问题》中提出建立一个新的融合不同种族的军国制共同体“所谓政治统一者，即完成一良美之宪法。而造成一大军国制是已。”

在文中穆儒丐未对军国制进行过多的阐释，在借鉴日本的强国的经验时提到，“然则，欲救中国，将出何策？则应之日，以今日中国之所处，内治外交均为不可缓之要务，然补救之手续，则宜首内治，而次外交。何则？盖外交者，常视内治之如何，而异其手段。徴诸日本，有足信者矣。日本初与五国所结之条的，皆片方的条约也。然其欲改定之也，必先着力於内治，编纂法典，改良地方行政，定通商条例，改良民法，定外人内地杂居之制，迨至内治完善而无缺，始能与外国改正条约。而外国亦因其内治之成效，始得允其条约改正之请。中国今日之所居，虽与日本异，其为治之手段，则不可不取同一之原理，以为今日救亡之策。虽然，吾所谓治内以抗外者，非地方的，乃全体的，何谓全体的？即合中国地盘上所有之人民，为一完美之宪法，造一大军国制度。消灭其民族的思想，而确立国家之基础。所谓国民的是也，完成秩序的结合是也。盖不如是，则不足以抗外而自存。”

可见这个军国制，是为了应对列强入侵、国家危亡的局面，它涵盖了生活在清王朝版图上的各个民族，文中引拿破仑法典“生于法国者为法民”的条款，认为“生于中国之土者得不谓之为中国之民乎？”将革命派的“排满”主张看作秦始皇筑长城，造成了现在南北、华夷隔阂的延续，是宗法时代的产物，会给列强侵蚀中国提供口实。在清朝的传统兵制中，旗人是国家武备的正当来源，而在穆儒丐的“军国社会”，是身为中国人，各个民族人民都有义务保卫国家。因此要废除八旗制度，使得保卫国家成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民的义务。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各民族间平等的社会制度。

穆儒丐对中国“军国制社会”的设想，明显是受到梁启超等人尚武思想的影响。1897年梁启超《记东侠》写道，“日本自劫盟事起，一二侠者，激于国耻，倡大义以号召天下。”[22]梁启超到日本后，受到日本军队“祈战死”和“常路丸事件”[23]刺激，认为“尚武”是救治中国的良药。在1904年《中国之武士道》自序里，梁启超认为“武士道”虽是日本名词，但他却愿意借用它来宣扬中国的武士道。[24]

穆儒丐的独特之处在于，作为旗人在这种“尚武”“武士道”的风潮中，从自己民族崛起中寻找资源。回顾明末满洲崛起的历史，试图汲取八旗制度曾在历史上成功的要素，用以建立一个以“中华民族”作为所有“平等”个体共同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资源。而这种关于军国社会的想象一直成为穆儒丐在构想理想社会时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其以后的漫长创作中，不断清晰。

1933年穆儒丐在《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连载35期，翻译日本江户时代的《赤穗义人录》，在译前穆儒丐说明了自己翻译的意图，“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其士大夫多邃于汉学，类通古文精诗律，若在三百年前，江户幕府时代，其风尤盛，士大夫著者，多以汉文，有班马气息者，不一而足。赖山阳之《日本外史》，室鸠巢之《赤穗义人录》，其最著者也。……《赤穗义人录》篇幅较短，兹为录之，以饷青年，使知日本之强，固有赖于维新，而其‘武士道’之精神，根于往古，至今不衰，则强国之要素，与物质文化，以俱进者也。故其国民，有为有守，精进而不滥。……世之误解日本者，多以为是维新之厚赉，殊不知日本之维新，无非是一种手段，六十年以来，其国固有之旧精神，并不因之而少损。”在他的历史小说《福昭创业记》中，可以看到这种穆儒丐心中军国制较为完成呈现，“再说八旗兵制，在当时不亚是个大家族，上下痛痒相关，毫无隐蔽，到了最后关头人自为战。”[25]“太祖太宗崛起东土，似乎已然恍然于近代国家的意义。无奈固有文化不足，自然也受了二帝三王的古书说的洗礼，直到入关以后，可以接受的倒不曾接受，不可以接受而须大加斟酌的，倒接受了。所以后来和以往的国家，一点分别没有了，除了大帝国的虚荣，实际上得了什么？”[26]1942年穆儒丐创作小说《新婚别》，在第七章记述了原禁卫军士兵赵文英，请假回家与琴姑娘结婚。因假期太短，婚后第二天就离家回部队，穆儒丐这样评价文英的行为，“文英可以不走吗？这个问题，若在当时一般当兵的看来，满可以不必管它，不走有利就不走，走了有便宜，便可以赶快回去。尤其中国在民国以后，没有国军，而一律变为个人私兵的时代，得便逃跑，那简直是当见的事，但在文英所属的第十六师，本来是帝国时代禁卫军，兵员的素质，在当时是模范，现在因为军阀割据，虽然一样也变为私兵，但是兵员以及下级官长，依然一仍其旧，虽然有人主张澈（彻）底更换，不要这群人，但是一时尚难实现，同时兵员以及下级官长，又都竭力团结，打算保存这一师人，好替北京同乡仗仗腰眼，大小是一部分实力，虽然他们可以也照个人私兵的蛮不讲理，犯了罪或抢着钱，未尝不可任意给它一个逃之夭夭，可是他们一想起国家，一想起同乡，他们不知不觉就得讲团结，重义气了。何况他们的素质，自祖先以来，就是他当兵一事看得极重，兵就是武士，不但违法不义的事，不忍去作，就算是不犯法，假如不理于众口的事，他们也是不会作的。”[27]同时将八旗制度也罗马文明相比较，“如果曾经读过西洋史，再拿太宗此举，和希拉（腊）、罗马的往事一行比较，必然发见好多相同之点。罗马人是武力有余，而文化不足的民族。自从征服了希拉（腊），形势一变，希拉（腊）人虽有不幸沦为奴隶者，但是希拉的文明，却由这些被俘的学人，直接传给罗马的贵族。久而久之，希拉的文化，全被罗马所吸收。旧的文化，新的民族，后来便孕成欧洲罪放异彩的新文化。”[28]

在穆儒丐看来，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家，带领满洲统一中国，八旗制度是制胜的法宝之一。穆儒丐认为八旗制度在入关前是理想的社会制度，与“尚武”“武士道”“罗马精神”契合，入关后八旗制度从社会组织形态，变成兵制，才八旗制度衰落的原因，而这种武士、尚武的精神是可贵的，是陶铸新文化和民族国家共同体的重要资源。1933年穆儒丐在其《过去的满洲民族之教育》中，“记者所闻见，且不才生于健锐营，满洲式之教育，尝所身经。今日思之，斯巴教育，不过如此。”“满洲之兴，颇有类于罗马。始于弹丸之地，扩而为一大帝国。而征服者之文化，转不如被征服者。故希拉之文明，罗马不得不采用之。既习文侈，便是衰徵，往古历史，无逃此例。”[29]而以我们今天已经走过20世纪的眼光来看，这种军国制乌托邦社会无疑是有重重的问题，但是它折射了一个作家，甚至是一个时代的症结。

5

余 论

美国新清史研究有一种倾向，过分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统治的区别，仅仅看到清朝在满汉间的统治方式不同，满汉间文化及习俗的差异，以及革命派在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中的排满的主张，据此认为清朝不属于中国，辛亥革命是汉人主导从清朝统治中分裂出去。这种研究倾向是将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套用到从多义性的王朝向主权国家转型中的中国。用学者汪晖的话说，“‘中国’是一个较之民族范围更为丰富、更具弹性、更能包容多样性的范畴，”[30]而立宪派对中国概念的构想，使得中华民国的治国主张，并非简单的等同于革命派前期的政治主张。立宪派虽然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他们建构了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观念，并使之成为一个时代新的合法话语。五族共和是中华民国治国的重要资源，也是中华民国能够存在的合法性之一。作为旗人立宪派的穆儒丐参与到这个大的历史过程中。

梳理这份由穆儒丐等留日旗人留学生创办的报纸，可以看到青年时期的穆儒丐及其同人，对雏形期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诸多构想，以及这些构想最终成为现代中国民族意义的一部分。清帝退位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些关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观念成为中华民国的重要治国思想资源。1912年1月1日，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南京发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宣言书》这样表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实行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政体，在《对外宣言》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的称谓。所以辛亥革命是革命派首义，但中华民族这个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并非完全来自革命派的主张，它有它自己的历史延续性。“中华民族”成为新的国家执政者在处理国家边界和民族间差异和矛盾的理论资源之一，在现代中华民族的形成中，走了关键的一步。

该文原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

鉴于阅读方便删除部分注释

注 释

[1] 辻听花为《顺天时报》编辑辻武雄的笔名。辻听花在《顺天时报》1917年7月5日第五版“春雪楼谈”栏目第103期，刊登《送别穆辰公之沈阳》。

[2] 根据穆儒丐1935年11月7日—11月13日在神皋杂俎连载的《运命质疑》，“那时我由奉天回家，因法政学校停办的缘故，所以依然在报界胡混。这时本社想由北京邀个人来帮忙，便由野满先生和辻听花先生协议之下，想着约我去，使人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以为奉天是熟地方，又是老家，便答应了。”

[3]穆儒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3年末，在神皋杂俎上中断创作的现象，很多研究者都有提及，因为穆儒丐在自己的作品中没有提过这件事，所以一直无法解释穆儒丐为何从《盛京时报》消失的原因。笔者根据1933年10月29日神皋杂俎上金小天的《吾之生涯（2）》“适此时周君华章，将长燕市，吾等师友乃促儒丐君从其行，而周君三顾其庐，彼终不得不西上出为一衙署之秘书矣。儒丐君之赴燕也，于国于友诚两无所愧。”再根据《北京文史馆馆员传略》（北京文史馆，2002年，第58页），记载宁裕之曾任北京市政府秘书，和周大文任北京市长的时间与穆儒丐离开盛京时报的时间大致相当。推断了穆儒丐这段经历。

[4]《盛京时报》1907年9月26日。

[5]报纸原文不清。

[6]《顺天时报》1907年9月22日

[7]《顺天时报》1907年7月17日

[8] 《顺天时报》1907年12月6日。

[9] 《顺天时报》1908年2月2日。

[10] 管翼贤：《新闻学集成》第六辑，北京：中华新闻学院，1932年，第287页。

[11] 《盛京时报》1915年9月17日刊登了各省请开国会的请愿书，乌泽生为吉林省代表，恒钧为满洲八旗代表。

[12]《神皋杂俎》1926年4月4日“戏评”栏目

[13] 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4]根据穆儒丐在译文中的介绍，《经济与蒙古》原文发表在日本《太平洋报》上，穆儒丐的译文发表在《大同报》第1号，1907年6月，第103—123页。

[15] 根据穆儒丐在译文中的介绍，《中国纸币起源考》原文发表在《日本京都法学会杂志》第二卷第一号上。穆儒丐的译文发表在《大同报》第2号，1907年8月，第101—110页。

[16]《大同报》第3号，1907年9月，第51—74页，《大同报》第4号，1907年11月，第87—107页。

[17] 《大同报》第5号，1908年1月，第47—62页。

[18]穆儒丐：《徐生日记》，连载于《神皋杂俎》1922年6月27—12月12日。

[19]柳亚子：《柳亚子自传》，选自《柳亚子选集》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030页。

[20]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华夏中心”“华尊夷卑”“华夷大防”参见学者郑大华《略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选自《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版，第1—25页。

[21]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4页。

[22] 梁启超：《东侠记》，《梁启超全集》 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111页。

[23] 1904年的日俄海战中，日本军舰“常陆丸”号被俄军击沉，但全舰官军拒绝投降，全部自沉海底。此事成为当时日本杂志上讨论的一个热点。

[24] 关于梁启超对日本“尚武”“武士道”的论述参见吉田薰：《梁启超对日本近代志士精神的探索与消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2期。

[25]穆儒丐：《福昭创业记》（上），长春：满日文化协会，1939年，第98页。

[26]穆儒丐：《福昭创业记》（下），长春：满日文化协会，1939年，第540—541页。

[27]穆儒丐：《新婚别》，连载于《麒麟》杂志，1942年1月号至8月号。

[28]穆儒丐：《福昭创业记》（上），长春：满日文化协会，1939年，第268—269页。

[29]穆儒丐：《过去的满洲民族之教育》，神皋杂俎，1933年10月19—28日。

[30]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1页。

作者简介： 李丽，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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