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在论述莎士比亚时，忍不住感慨说：“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谚语有云：“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我们谈到《红楼梦》的时候，也会产生同样的想法：“说不尽的《红楼梦》。”“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贾宝玉。”确实，每个人眼中都有一个贾宝玉形象，贾宝玉长什么样子，他心里怎么想，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到底想干什么……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红楼梦》为读者提供了足够广阔的遐想空间。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还是从小说文本说起。
一、“正邪两赋”人物观
“正邪”之辨本不易，即如武侠小说中正邪分明，也有亦正亦邪、正邪难断的人物。我们只是借传统的正邪观念，从一个角度切入分析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
《红楼梦》第二回，贾雨村高谈阔论传说、历史和文学中的人物，提出“正邪”人物观：
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馀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馀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天地有正邪两气，天地生人，秉正气应运而生大仁者，秉邪气应劫而生大恶者。除大仁大恶两种，馀者皆无大异，是秉正邪两气而生者，正邪两赋，贾宝玉、王熙凤等就是这一派人物（一路之人）。
作者借贾雨村之口提出的人物观，为我们理解、评说小说中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了一个切入口，从脂砚斋等人开始的《红楼梦》评点也经常采用这样的视角评说人物，比如，庚辰本第四十三回夹批：“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还有己卯本第十九回的一段夹批很有概括性：“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孝顺），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对宝玉这种双面否定式的评价，正是说明很难评出贾宝玉是“何等人物”，也可以说是一种“囫囵不解”式的评说策略。鲁迅说《红楼梦》写人物“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好，坏人完全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也是这样的思路。总之，从小说本身的描写和评论者的解析来看，贾宝玉可以说是个“正邪两赋”“善恶相兼”的人物，具有性格的多重性和形象的复杂性。
“正邪两赋”是对贾宝玉形象的一种定位，那么，正与邪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正与邪的评价标准又怎么确定？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脂评谓宝玉乃“今古未（有）之一人”“今古未见之人”，依此思路，可以给一个坐标系，在纵向比较中认识宝玉形象的内涵；再给一个参照系，从横向比较中确认宝玉形象的特点。需要注意的是，《红楼梦》的叙事有种复调性，具体到贾宝玉这个人物的塑造，小说文本就有各种不同视点的叙述，其中真真假假、正话反说等要仔细体悟辨别。比如，从当时正统的、主流的价值观来判断，宝玉的“极恶读书，最喜在內帏厮混”无疑是邪，他的“女清男浊”论当然也是邪，贾政痛打宝玉斥他以后会酿到“弑父弑君”，也是因为宝玉的邪。
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宝玉身上所秉赋的正邪。其一，是《红楼梦》所写的那个时代的正统观念、主流观念，其二，是作者个人观念，其三，是现代观念。第三回《西江月》二词很好地把第一种观念表达出来：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
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
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
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
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似傻如狂”“偏僻乖张”“无能第一”“不肖无双”，这是宝玉的邪。但是作者并不是真的这么认为，他的看法有点复杂。而现代人对贾宝玉身上的正邪之气会有新的理解和评价，他的儿女真情、痴情，他对女儿的尊重甚至崇拜，他的泛爱，都是正；而他由多情到绝情，他的悬崖撒手可能被认为是邪。
二、从儒家价值观念看宝玉的“正邪”
《红楼梦》融汇了儒道佛思想，从个人追求和家国情怀角度看，儒家价值观念是正统的、正面的，小说开头的女娲补天神话包含着一个文化隐喻，其实也是一个儒家价值观念的表述。天塌了，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这正是儒家匡时济世，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伟大事业，那些“有材”可去补苍天的石头个个都是英雄人物。然而，女娲所炼的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顽石却用了个整数36500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正是这样的命运遭际造就了一块补天遗石，一块“无材可去补苍天”的弃石，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小说的这种先行设定，预示着贾宝玉这个人物从儒家思想和价值观念来看，呈现出一种复杂性和矛盾色彩。
对于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说“仕途经济”，贾宝玉到底是什么态度？实际上他又做了什么？或者，换个角度问，从正统儒家观念角度看，贾宝玉到底是“正”还是“邪”？
笼统地说贾宝玉“反礼教”、“反道学”、“反儒”、“反孔”等，这样评论内涵意蕴丰富、思想情感复杂的《红楼梦》经常会失之简单或偏颇。从小说文本的描写来看，贾宝玉对儒家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态度是复杂、矛盾的。贾宝玉的言行在很多方面经常表现出对儒家文化的不满、厌恶，对儒家价值观的摒弃。以贾政为代表的男人世界（男人世界中的一类）的标志性特征是讲读书举业仕途经济，强调“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处世哲学，里面的男人多为士人官僚清客，是社会的权力主干、“精英分子”，处于主流地位；他们常以诗文礼乐自命风雅高尚，以儒家正统自居。宝玉对这样的男人世界确实具有天生的厌恶，并多次批判、嘲讽这种男人。然而，仅凭这种描写来判断作者彻底摒弃儒家文化价值显得简单化了，我们能否从这些厌恶、批判、嘲讽的背后体会到某些更为复杂的感情、心态呢？
其实，“最厌读书”的宝玉并非什么书也没读，即使儒家书籍也读了不少，黛玉等人也是从读《四书》开始的。宝玉在言语上批评了那些“国贼”、“禄蠹”、“文死谏”、“武死战”等，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儒家的彻底否定。同样，宝玉厌恶八股时文、烧书而保留四书，批儒而遵守孔子训导，这些言行也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反笔”、“曲笔”、“避祸”之类。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是，作者塑造甄宝玉形象时有一段描写他的女儿崇拜心理：
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你们这些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等事。（第二回）
在这里，宝玉把女儿与佛教和道教的最高神阿弥陀佛、元始天尊进行对比，并把女儿抬到这两大神佛之上，但他却没有拿儒教的圣人孔子来比较，这是不是有意为之呢？宝玉的许多“大逆不道”的言辞非但没有批判、否定、亵渎孔子以及原儒的著作，反而显得恭敬有加，并奉行之。比如，宝玉替黛玉取字“颦颦”，说是出自《古今人物通考》，当探春笑他杜撰了这种书时，他辩解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行？”（第三回）宝玉有个呆意思存在心里，料定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有这个呆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只是父亲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说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听他这句话”（第二十回）。宝玉因宝钗辈导劝他而生气，“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第三十六回）。当麝月等笑宝玉不比松柏而偏比“大笨树”杨树“太下流了”时，宝玉笑道：“松柏不敢比。连孔子都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可见这两件东西高雅，不怕羞臊的才拿他混比呢。”（第五十一回）宝玉平素对时文八股一道深恶痛绝，原因是此道“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第七十三回）。《四书》是宋代学者抽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文章，与《论语》、《孟子》两书合订而成的，朱熹作了《四书章句集注》。在那个最高统治者尊崇并推行程朱理学的时代，宝玉、黛玉等人所读的应该是朱熹这个权威的、标准的、普及的本子。
作者在塑造宝玉形象时也写到他的趋附时俗潮流的一面，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写“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宝玉题的对额以及他的议论都是很正统的，比如，他说“况此处虽云省亲驻跸别墅，亦当入于应制之例”，“这是第一处行幸之处，必须颂圣方可”，并为之取名“有凤来仪”（称颂后妃）；他为“稻香村”题的一联是“新涨绿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称颂妇德、读书人）。就是林黛玉也同样大作“应景”之诗，她作的“世外仙源（匾额）”一诗为：“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她替宝玉作的“杏帘在望”一诗为：“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两首诗都是“歌功颂德”的主题。宝玉在贾政面前作的《姽嫿词》虽然赞美的是女中英豪林四娘，但表达的还是“忠君报国”的封建正统观念。此外，空空道人检阅《石头记》时，认为“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第一回）一般认为作者是厌恶、反对程朱的理学道统的，那该怎样来看待宝玉对《四书》的这种恭敬的态度和尊奉的行为呢？宝玉不反《四书》的思想，却又对社会上的那种读书举业、仕途经济、峨冠礼服、贺吊往返最为厌恶，对历史上的“文死谏，武死战”的做法大加鞭挞（第三十六回），这其中是否有矛盾呢？
张毕来先生在他的《贾府书声》、《谈〈红楼梦〉》等著作中从社会—文化的维度对贾宝玉的言行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的结论是，贾宝玉并没有“反儒”、“反孔”，相反，贾宝玉具有正统的儒家思想，譬如，他对“文死谏武死战”的议论，实质上是站在“为君而死”的立场来批判“为己而死”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行为，这就否定了贾宝玉“反儒”的观点。此外，张先生还暗示我们，曹雪芹也是认同儒家伦理的。
对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儒家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儒家”或“儒教”、“儒学”是个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概念，先秦的儒家与汉朝、宋代的儒家就有区别，而清朝所奉行的儒家思想观念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前代。我们可以把笼统而言的儒家文化分为“道”、“学”、“政”三个方面，这一点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以及儒家经典《论语》里就可看出。“道”即儒家阐述的对世界、社会、人生的思想观点，包括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它以“礼”、“仁”等概念为核心，建构了一个超越于现实世界之上的理想世界；“政”则是指儒家思想观念化为实践行动，从历史上看，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的实现必须通过国家朝廷这个中介，其结果往往是儒家伦理的政治、意识形态化，而不是儒家所期望的国家政治的伦理化。“学”主要有两层意思，一为儒家思想构筑成的学问，二为“体道”、学习的行为，所以“学”是“道”与“政”的中介，即一个人通过学习儒家思想、“体道”而诚意、正心、修身，而后才能“为政”、“行政”。而这三者在所谓的儒家文化中并不像原儒孔孟所设想的那样和谐统一，却往往是分裂、冲突的，孔孟自身不愿放弃自己的理想而与现实妥协，宁肯徒劳无功也不愿抛弃价值原则，结果只能感慨“道之不行”。后代儒士虽然有持“道”不渝者，但更多的是与现实社会妥协，他们所秉持的是儒家的入世原则，但放弃了孔孟的坚持理想的精神。从汉代开始，儒家学说正式被接纳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儒家伦理被政治、意识形态化，被当作统治臣民的工具。在大一统的封建时代，一个儒士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只有走“学而优则仕”这条正道，他的“学”兑变为带有强烈功利性的直接指向社会政治目的的行为，为此他只有首先把自己纳入国家的体制中，屈服于“势”，而这往往迫使他违背原儒的“道”、理想。以这样的区分来看宝玉所谓的“非儒”、“反儒”的言行，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宝玉所厌恶、批判的只是历史上、现实社会中的那种“学”与“政”，而非原儒的“道”。恰恰相反，宝玉坚持站在原儒的“道”的立场来批判后儒那些违背儒家精神的“学”与“政”。在宝玉眼中，贾雨村、甚至贾政之流只是为了做官求名逐利而读书考试的做法并非儒家正道。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这个形象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历史上和当时社会的那一套儒家的做法他是厌恶、反对的，但他并不反正宗的、本色的儒家思想。有的论者甚至认为曹雪芹在弃石（宝玉）身上寄托的“补天济世”的意愿，“恰恰又是古代儒家学说注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精神的写照，充分体现了曹雪芹对于绵延两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内在认同”。曹雪芹与明清经世思潮在注重实用功利、批判宋明理学等方面有内在的一致性，而这种批判实质上不是“反儒”，而是儒家思想内部“异端”倾向与“正统”学说之间，在如何经邦济世的问题上发生矛盾冲突的一种具体表现。
这样说来，我们还真的难以判断宝玉是“正”还是“邪”，模糊点说，他是亦正亦邪，正邪两赋。
三、从女性观和喜欢与女性相处角度看宝玉的“正邪”
对于贾宝玉的女性观念，他对女性的态度这个问题，至今仍然争论不休。
在对男女两性的地位、价值评判上，贾宝玉的一些疯言疯语透出一股“邪气”，可称为“歪理邪说”。他认为天地间的精华灵秀独钟于女儿：那些女子之“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第一回）；女儿是“天地灵毓之气”“山川日月之精秀”所独钟，是由天地“钟灵毓秀”而成，是老天的精华灵秀生出的“人上之人”（第四十九回），是“水作的骨肉”。“噫！女儿囊生之昔，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第七十八回）。这虽然是宝玉诔晴雯之文，其实也可通用于众女儿身上。而男人是“泥作”的骨肉，须眉蠢物、“浊臭逼人”，只不过是些渣滓浊沫、混沌浊物而已（第二十四回）。宝玉的这些言论颠覆了男女两性的地位、价值，摒弃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转而崇女贬男、赞女厌男。
宝玉还一反传统的“女人祸水”、“女人有罪”这种男性中心主义的女性观，认为男人是祸害，是罪恶的根源。女儿本是颗无价的宝珠，但嫁出去之后就变坏了，甚至变得比男人更可杀，其原因，是这些人“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第七十七回），就变得“都是些铁心石头肠子”（第五十八回）；或者是染了须眉浊物的争名夺利之风，“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第三十六回）。这似乎表明女性本源是好的，只是被本性是恶的男人“变”坏了。这些都是对男尊女卑的等级秩序的颠覆。
从传统的、正统的观念看，这种女清男浊、女尊男卑的言论体现了宝玉思想中的“邪”，但从现代女性主义观点来看，这种观念不失为一种正论，自有它的历史价值，不过却矫枉过正了。
其实，宝玉的思想中也因袭了传统女性观，比如，第二十一回写他情绪不佳，在读《庄子·胠箧》这一则时，“意趣洋洋，趁着酒兴，不禁提笔续曰”：
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则无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
单就这段话来看，宝玉否定了女性的聪明美丽，把它看做是一种祸害，宝玉则无疑是个具有“厌女症”的男人，难逃“大男子主义者”的指责。由此我们也可以体察到，作为一个承载着数千年父权制的历史文化心理重负的男子，宝玉确实无意识地流露出诸多父权制、男性中心式的心理意识。这一点以现代观念来评判，则是宝玉思想观念中“邪”的一面。
至于宝玉喜欢跟女性相处，而不喜跟男人交往（相对而言）这一点，也是他经常受人嘲讽、诟病的一个原因。宝玉“最喜在内帏厮混”（第三回）、“专能和女孩儿们接交”（第四十四回）、却“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第三十六回），即喜欢钻在女人堆里，而不愿跟一般的男人交往。宝玉有个个性化特征很明显的体态动作，那就是喜欢“猴”到、“扭”到女性身上，像猴子一样“揉搓”、纠缠，显示了宝玉小孩性质的好动、淘气、纠缠，包含一些“无赖”、嬉皮笑脸；同时，这些动作体现了宝玉天生与女性的亲昵：
凤姐笑道：“便是他们作，也得要东西，搁不住我不给对牌是难的。”宝玉听说，便猴向凤姐身上立刻要牌，说：“好姐姐，给出牌子来，叫他们要东西去。”（第十四回）
宝玉便把脸凑在他（鸳鸯）脖项上，闻那香油气，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腻不在袭人之下，便猴上身去涎皮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赏我吃了罢。”一面说着，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第二十四回）
他对作养脂粉非常有兴趣，把心思大多花在众女儿身上。甚至对自己死亡的遐想也与女儿联系在一起：
宝玉忙笑道：“……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第十九回）
宝玉道：“……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第三十六回）
后来宝玉“情悟梨香院”，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伤“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为谁”？（第三十六回）当然这个人是为“还泪”而生的林黛玉。
因为喜欢女儿，宝玉又具有女儿化特征。宝玉长得像女孩子，龄官曾隔着花叶把他当成丫头，嘴里称他为姐姐提醒他被雨水淋了：
那女孩子（龄官）只当是个丫头，再不想是宝玉，因笑道：“多谢姐姐提醒了我。难道姐姐在外头有什么遮雨的？”（第三十回）
贾母也曾远远看着山坡上的宝玉，把他当成了女孩儿：
一语未了，只见宝琴背后转出一个披大红猩毡的人来。贾母道：“那又是那个女孩儿？”众人笑道：“我们都在这里，那是宝玉。”（第五十回）
把宝玉的形象女儿化，这与宝玉喜爱女儿、希望自己来生也变个女孩儿的心思是一致的：第四十三回写宝玉去祭祀金钏儿，茗烟代他祝道：“……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和你们一处相伴，再不可又托生这须眉浊物了。”
凡此种种，也都体现了宝玉作为一个男性的怪异的特点，以至世人视他为痴、呆、怔、傻、憨、狂、疯，顽劣、愚钝，被俗人称为“呆子”、“傻子”等，所谓“外像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第三十五回）。
宝玉是正是邪？这要看读者用那只眼去看。在贾雨村眼里，既然不是大仁大恶，贾宝玉就是正邪两赋的中间态人物；而在我眼里，正邪两赋的贾宝玉身上固然沾染着邪气，但邪不压正，正气主导。我看好宝玉。
此外，我们非得要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来评判人物吗?或者，非得要在一个人物身上分清楚哪些是好的（正），哪些是坏的（邪）？高明的小说作者往往只是呈示，不讲述（判断），而我们读者似乎不进行道德评判，不分出个好坏就不能安心。《红楼梦》中“太虚幻境”两旁的对联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孰真孰假，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幻？对此，《红楼梦》的叙事充满张力。也许，被称为“太虚幻境”的这个幻境是真实的世界；也许，被称作“下凡造历幻缘”、被仙子“警幻”、被认为“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那个凡间红尘，才是更真实的世界。真假混一，真幻难辨，与此类似，《红楼梦》中人物的正邪（善恶、好坏）也难以条分缕析，不是那么黑白分明。
供稿|展览活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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