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工分的年代，要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前。它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经历了农业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四清”、“文革”等近30年的漫长历程。经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经受了人世间的竞争攀比，成为我国农村的一个时代缩影。期间，曾给多少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记，也曾给多少人留下痛苦、悲伤和心酸。
我出生的年代就是人民公社时期，就是“生产队、大集体”的年代，农村形成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管理模式，村子是一个生产大队，再划分出几个生产小队，像我们那样的大村子，划分出了10个生产小队，也就是最小的生产单位。那时的农村早已实行了工分制，也就是集体劳动评工记分，每天早晨、上午、下午，生产队长都要安排农活，社员出工干活，到了晚上，记工员按出工时间或按劳动量给每个劳动力一一记工分，最后逐月累计，交由生产队会计核算，家家户户便可按所得的工分进行分配，分粮、分钱。不过，那时分配的收入是极低的，记得第一生产队到了年底分现金时，有一户劳动力多，全年一合算，应得99元多，生产队长征求全体社员意见，不差一元钱了，给他足起100元来，对他是一个鼓励，对社员是一种带动，对外是一种名声，听起来也好听。那个年代，全年全家挣了100元，就在近2000人口的大村出了名。原以为这家弟兄们多，不好找媳妇，这时的媒人都抢着来登门。
那时同一生产队里的社员工分也不一样，而且不固定，而是以集体评议的方式决定每人每天应得多少工分。评议的依据，主要看每人在劳动中的长期表现和现实劳动量，其次，还要看性别、年龄、劳动能力等方面，最后，生产队长全面衡量，评定下每个社员的工分。我记忆最深的评工分方法是，男劳力最高的是6分，女劳力最高评5分，上了年纪或劳动能力弱的男劳力评5.5分，学生一般从4分到5.3分。我在孩提时，父亲是乡村教师，当然不去挣工分了，母亲和姐姐每次就评到了全队妇女的最高的工分5.3分，干活热情也更高，专拣脏活累活干，有时跟男劳力比着干。时至今日，每每记起母亲和姐姐为我们这个家庭的付出，泪水不禁湿了双眼.......
工分评定是那个年代衡量劳动力的劳动标准，评定好了，保持稳定，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评定不好，造成整个生产队混乱，社员出工不出力。我那时就觉得评定工分是关系到养家糊口、衣食饱暖的大事，不是件容易的事，最难的是对“老弱病残女少”劳力的评定上，很难运作，尺度和分寸把握，评定中互相攀比，互不相让，评议中要做到绝对公平是不可能的，争吵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有时评着评着就“流产”了，有时评议工分的时间比下地干活的时间还长，很早就收工回来开始评工分，评到半夜还评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社员之间为评定工分争论不休，争的面红耳赤是常事，不争论成为不正常的了，严重伤害了邻里、相亲间的感情。那时，我所在的生产队算评定好的，处于相对稳定，几乎没有闹事的。而亲眼所见别的生产队，每到评工分的时候就乱套了，队长评一次就够一次，社员评一次就打一次，而且常常在生产队的场院里打群架。那时评工分的血腥味让我触目惊心，我现在仍记忆犹新。
如今，记工分的年代已过去30多年了，农民的劳动不再需要用记工分的方式来衡量，只有那段记工分的时光，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不，它已深深地印刻在乡村岁月的皱纹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