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什么东西正处于危机之中，那是阅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试图推动读者变得更加主动。我在其它的艺术形式中找到了解决方法。我真诚相信有七个缪斯女神。她们全部加在一块儿组成一个强大的艺术！当某一缪斯女神发现自己处于困境时，她从其他女神那里寻求出路。她们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
米洛拉德·帕维奇访谈录
[塞尔维亚]米洛拉德·帕维奇
周纹 译
“Milorad”这个词在其母语中是“亲爱的人”的意思。米洛拉德·帕维奇对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是不太熟悉的。他是位塞尔维亚作家，被数度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帕维奇是这样一位作家，他成功地构建出来的小说能让任何人都以欣赏雕塑的方式来阅读。他住在贝尔格莱德。我们与他共度三日时光，只是交谈。下面便是我们交谈的结果。
第一次会面
贝尔格莱德，天黑下来了，街上车辆不多，嘉嘉四处打听，找到一片还在营业的花店，买了些鲜花。出租车将我们载到布里奇·巴鲁大街2号。这是幢老建筑，大门开着，我们走了进去。右边是住户的信箱。所有信箱都一样大小，除了最后一个巨大得惊人外——足有其余的信箱加在一起那么大，我第一次看到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名字写在那只巨大的信箱上。据《星期日泰晤士报》说，米洛拉德·帕维奇与博尔赫斯、纳博科夫、辛格、卡尔维诺（Calvino）和艾科（ECO）一起创作了本世纪下半叶的文学宝库。
来到二楼，见到一扇破旧的白木门，我们按了门铃，门开后发现自己面前的人跟莱克·瓦文萨一模一样！“莱克·瓦文萨的脸要更胖些，”嘉嘉注意到。“他的双眼没这么炯炯有神，”我补充说，替她完成了整个想法。帕维奇身穿深蓝色西服，系着领带，领我们步入穹顶很高的起居室，室内有几把白色的扶手椅，墙上挂着几幅他儿子伊万画的画，他儿子现旅居巴黎画画。“以我们做梦的方式思维”的作家帕维奇给我们端来饮料，并劝我们品尝他的那些极精美的糕点。他向我们介绍了帕维奇夫人。我们握手致意，在我们看他的书的各种版本时（他的书已被译成除汉语和挪威语之外的所有语言），帕维奇自言自语道，“在我的国家里很难获得好的评论，这就是为什么我娶了位评论家的原因！”
大家不禁大笑起来，然后他在一本《哈扎尔辞典》上写了赠辞：“献给金发女郎！米洛拉德·帕维奇。”他将书送给嘉嘉，她是他的同胞，也是他在大学里的学生，曾令人惊讶地将他的书翻译成希腊文。我们动身前往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参加一家新电影院的开幕式。
他像个孩子似地开车。汽车在他的手里就好像是一件玩具。他在所有的单行道上都逆向行驶，并用手指给我们看他度过童年的那幢带花园、后院长满树的两层楼房。他总是离目的地老远就泊车。这令我觉得很好奇。好像他一直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穿着华达呢大衣，踱着小步向市中心走去。“这就是国家大剧院，”我们走过街灯的时候他对我说。在国家大剧院对面的大广场上，许多人认识他。帕维奇假装什么都没注意，不停步地往前走。很可能他注意到了每个人每件事，可是，直到他发现自己仰面躺在了床上，他才能证明它。
他总是仰面躺在床上写作。他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做笔记，每次有想法闪现在他的头脑中，他便会记下来。”几乎总是这样——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他说，“每次你从周围广阔的世界中捕捉到一件美的事物，另一件美的事物就会沉入多瑙河蓝蓝的河水中，再也搜寻不到。”我跟帕维奇的第一次会面就在帝国大饭店外面以握手而告终。在第一次会面期间，我一直不停地观察他，不过交谈不多。我们的下一次会面安排在次日上午10时，他的公寓里。
第二次会面
拉莱斯（下简称拉）：昨天我在仔细地观察您。您对世事的反应就像一个小孩。您给我的印象好像您并不是目前最重要的塞尔维亚作家似的。
米洛拉德·帕维奇（下简称帕）：事实上我正是这么觉得的，我尝试用初见人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为了能继续生活和写作，我尝试忘掉所有我写过的书。
拉：您写过的书是否妨碍了您继续写作？
帕：假如你不忘掉已经写过的书，你就写不出新书来，因为每一本新书就像是回到了极点。
拉：开头和结尾肯定是小说家最大的麻烦。
帕：我已尽我所能去清除或毁掉我的小说中的单一的开头和结尾。比如，《风的内侧》就有两个开头。你可以从自己喜欢的那一边开始读这本书。至于《哈扎尔辞典》，你想从哪儿开始阅读都可以。但是在写作它的时候，你不得不将书中哪个条目先于或接在另一个条目之后牢记在心。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成功地避免了陈旧的阅读方式，也就是从传统的开头读到传统的结尾的方式。
拉：假如小说可以有不止一个开头和不止一个结尾，我们是否压制了有关开头和结尾的传统观点？
帕：我们不是压制自己，我们是在解放它们，而且我们随之也解放了我们自己。
拉：您认为每一个开头必有一个结果吗？
帕：不，这是不对的。
拉：可是我们常说，无论生时如何，都以死亡告终。
帕：完全正确。可是，正因为在我的生活中我无法避免这种单行街道，我便试图至少在我的小说中尽我所能的避免它。
拉：幻象是不是人们用来与生活的“事实”相抗争的武器？
帕：现实世界与幻象世界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自由之人消除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界线。作为一个作家，我经常有这种感觉。我当真认为，一个作家所能拥有的最重要的才能便是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即现实与幻象对他而言其实是同一个世界。惟其如此，事物才会以其应有方式正常发展。
拉：昨天我一直在观察您开车。我注意到您的一个习惯：你在单行道上逆向行驶。你不害怕吗？我的意思是，要是谁逆向行驶的话，他不会招致巨大的危险吗？
帕：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苦思冥想：“你怎么知道自己正在写的东西是好的，其结果也会是好的，而且会被大家接受呢？”在很长的时期内我常常以为只要写了自己最喜爱的东西，其结果也会是最好的。现在我明白事实并非如此。
拉：在您看来，创作最佳作品的真谛是什么呢？
帕：我相信，只要你的恐惧达到了最大极限，最佳作品就会出现。我们离自己害怕的东西越近，也就越朝最佳作品迈近了，恐惧将把我们引向超常，真正的超常。正是在这里人们才会找到真谛。为了能找到真谛，这样的挑战很有价值。
拉：这么说来，您其实是在说，是恐惧使我们具有创造力。
帕：完全正确。只有恐惧。恐惧正在引导我们。恐惧正确地引导我们。当然，是在文学当中。
拉：有什么恐惧支配着您吗？
帕：我一直受各种各样的恐惧的支配。我这一辈子就像背十字架那样将它们背负在身。恐惧其实是作家最忠实的朋友。我仍旧像孩提时那样强烈地感到恐惧。我的恐惧从来不会变老。当我还是孩子时，我是如此地害怕孤独。我害怕夜半时分的空房子。我害怕我在那里长大的那幢房子的后院——我昨天指给你们看的那幢房子。我害怕它，尤其当灯都灭了的时候。
米洛拉德与妻子雅斯米娜。
拉：事实上，您所有的恐惧似乎都集中在那幢房子的内部或周围。
帕：可能那正解释了我为什么尝试用造房子的方式来构建我的小说。可能因为这种对空房子的恐惧——我正在试图克服它——永远存在。《风的内侧》有两个入口和一个内院。《哈扎尔辞典》也是一座巨大的房子，它令人震惊是因为它有如此多的入口和出口。到处都是门。进屋出屋完全随你心愿。
拉：您父亲干什么活为生？
帕：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他是造房子的。真正的房子。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我宁愿他是位雕塑家或画家。他业余时间搞些雕塑和绘画。
拉：他为什么没成为一名雕塑家？
帕：那时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某些人来说正是发大财的大好时机！至少造房子要比当雕塑家或者画家更能赚钱。不过他搞建筑从来没有成功过。他干得最好的还是雕塑。
拉：一个人整天造房子，回到家后又做雕塑品，这怎么可能呢？
帕：我父亲能同时干成千上万样事情，可能他比我还恐惧。
拉：您母亲呢？她是干什么的？
帕：她教哲学。她口才极好。她给我讲过许许多多有关我们家族成员的各不相同的故事，尤其是有关先祖们的故事。
拉：您能从自己身上找到任何与您父亲或母亲相像的地方吗？换言之，您从他们身上继承了什么？
帕：其实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有些时候，当我在镜子里看自己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看到的是我父亲而不是我自己。
拉：那么说来您确实长得跟您父亲很像。
帕：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我没有从他身上继承任何东西。我们只是长得极像。
拉：有什么人对您的生活产生过影响吗？
帕：我的祖先。
拉：您是什么意思呢？
帕：我指的是父亲的家族。在最近的两百年里，我们家族的许多成员都是作家。早在18 世纪的时候，就有第一位帕维奇出版了一本诗集。他是布达佩斯的一个僧侣。他通晓拉丁文，而且既用拉丁文也用自己的母语出书。后来，你可以发现，每隔一代就有一位帕维奇成为作家。
拉：您在成为作家之前想过要当什么？
帕：我一直想成为作家。我还记得自己宣布要当作家的那一天。我相信是我的自然环境把我推向这一方向，因为我生长在作家堆里。
拉：您还记得您曾崇拜过的第一位作家吗？您是否曾说过，“我也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作家？”
帕：是的。他就是我的叔叔尼古拉·帕维奇。他是位诗人。不过我并不是通过阅读才了解第一批作家的。我是通过倾听别人交谈认识他们的。事实上我依赖于下面两样东西：塞尔维亚的口述传统（民歌和谚语）和有关拜占庭的教堂讲演和文化传统。两者中口述因素都是极其重要的。
拉：这种口述传统对您的写作风格有多重要呢？
帕：我认为一个词组首先必须动听。一个句子动听悦耳时，它自然就是个好句子。谁持有跟我一样的文学观，就意味着在他心目中只有听众而不是读者。在此就出现一个新问题——你决不能让你的听众打瞌睡。
拉：有什么作家让您打瞌睡吗？
帕：许许多多。我避免读他们的书。我当真觉得荷马有打瞌睡的权力，但他没有让其听众打瞌睡的权力。
拉：什么时候一件作品会令其读者厌倦？
帕：当它不能迫使其读者运用自己的幻象的时候。在我看来，一件作品不要只是关注读者的理念。这就意味着它不能只是其作者的理念过程。
拉：那么除了“理念”之外还需要什么呢？
帕：爱！换言之，你必须热爱你正在写的东西。同时，你的写作有机会自发成其道时，你就不要去妨碍这种永恒能量。假如你让这股能量流遍你的书，可以肯定这部作品会自己找到通向读者的道路。
拉：您是否曾经产生过厌倦的情绪？
帕：是的，我曾经用过一次“厌倦美”这个词。我很惊讶你提出这个问题。只要人会厌倦爱，他也就会厌倦美。
拉：艺术中美的标准可能就是自然美吗？
帕：没有一件艺术品够格来描述自然美，不过艺术美是自然美的一部分。
拉：那么对您而言艺术美的真正涵义是什么呢？
帕：站在排水沟里的一只长腿鸟，为了不致沉下去，它得不停地活动。假如艺术停止其活动，即使只是一会儿，它也会沉沦下去。
拉：您在写作的时候考虑读者吗？
帕：写作时你从来没有时间去考虑读者。不过你的确对你将来的读者和对你自己有“不撒谎”的义务。我在写作时尽力不去忘记伟大的小说家伊伏·安德里奇的话。“写作时的主要意图”他曾说过，“必须是令读者哭叫，而不是你，作家自己！”
拉：您是否已经找到了无论干什么都可以令自己很突出的秘诀？
帕：首先是毅力。当然在我的情况中运气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有那么一阵子我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出书。这有其政治原因。因此我完全有可能忍痛割爱，从此搁笔不写。最终我很幸运，因为我没有那么做，我没有停止写作。那时我是作为一名教师从事文学工作的。我写有关文学的文章是为了避免变得满腹牢骚。最后，我开始出版小说，尽管已将近不惑之年。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如今我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小提琴大师。
拉：为什么尤其是小提琴呢？
帕：我曾学完了小提琴课，但也仅此而已。
拉：您什么时候开始出书？
帕：很不幸的是，我得等到1967年各种适宜的条件成熟了，允许我在自己的国家出版第一本书。当年我已38岁，因此我从来没有一个文学起步。当时我已经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但是运气并没有像尾巴紧跟奶牛那样一直尾随我。事实上，在所有活着的作家中我现在的情况最遭。我是世界上最遭人恨的民族的最著名的作家。
拉：您认为伟大的作家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造就的？
帕：作为一名作家，我出生于二百年前。你也知道，在欧洲最大的图书馆里人们可以找到我的祖先写的书。每当我开始写点什么，给予我支持的正是我的祖先。我甚至用古语写过几首诗献给他以便他们能懂得我。
拉：假如他们能够读到您的书的话，您认为他们会有什么看法呢？
帕：我认为他们会非常大惑不解。
拉：有人读您的书时，他或她会觉得它们是某个数学家那颗结构明晰的脑袋创作出来的。
帕：根据我的短篇小说《韦治伍德茶具》改编的电影《蓝色拜占庭》讲的就是数字。它宣称我们如今使用的数学是独一无二的。6到7世纪期间，拜占庭地区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数的概念。我们通常称之为数学的东西主要以三大要素为基础；数目“1”，句号和现在的时刻。而在拜占庭地区人们会质疑：让三个并不能被度量的要素当作数学的基础怎么可能呢？因此，在你的比较当中，如果你跟上拜占庭数学的思路，你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我的作品是一个数学家那颗结构明晰的脑袋创作出来的。
米洛拉德《哈扎尔辞典》（阳本·仿古压花染边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书就是上帝
拉：就总体而言，作家是做什么的？他或她给世界的混乱带来秩序吗？
帕：我不太肯定你是否可以将艺术品命名为某件给你周围的混乱带来秩序的东西。我从来不想给某件我认为是上帝之作的东西带来秩序。事实上，我想通过我的书来表现这种混乱，别无它物，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拉：您是不是认为通过表现这种混乱您便使上帝现身？
帕：不去掩盖这种混乱是通向上帝的一条道路。
拉：我曾以为我们是通过梦想来抵达上帝的。
帕：梦也是个巨大的混乱，您想得不错。除此之外，正如我在某本书里说的，“上帝存在于每个梦的底部。”现在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假如我们到达我们的梦想的底部，我们能在那里看到我们的死亡。而醒来之后，便又忘记我们看到的东西。
拉：您能给上帝下个定义吗？
帕：《哈扎尔辞典》出版时，以色列一所大学的一位教授同僚曾问了我同样的问题：“在你的书里你讲述了一个基督教魔鬼，一个犹太教魔鬼和一个伊斯兰教魔鬼。上帝在你书里何处？”“书就是上帝。”我回答他，当然并不是指我的那本书，而是指一个大写的书。我实在不知道还能跟你说更多有关这方面的事情。
拉：上帝存在于何处？
帕：我想上帝存在于我们心中，每天上帝教我们一些东西。
拉：当魔鬼来干预的时候，它将上帝转变成不同的宗教吗？
帕：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书里有三个魔鬼。
拉：有些人有创造的天赋而有些人没有，这是不是一种不公正呢？
帕：有人能够创造他人创造不了的东西，这是一种幸福。看看窗外。每样东西都是不同的。那是美。我想每个人都各具才能。我也并非无所不能。比如，我就不知道如何像我父亲那样造房子。
拉：不过，您是那些属于例外的人之一，这些人的行动能够成为其时代的里程碑。
帕：那可不是我拥有的东西。那是我继承的东西。早已存在的这种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集中。我只不过是某种仪器，在那里一个家族的能量和力量达到其直到目前为止最为强烈的表现。
拉：您是否曾经想过您存在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帕：拯救尽可能多的美。每天数以吨计的美沉入多瑙河之中。谁也没有注意到，注意到这种情况的人必须做点什么来拯救它。拯救尽可能多的美。事实上那就是一位艺术家的职责。创美的卫士。
拉：您有没有在完成小说之前想到过放弃它？
帕：对每一位作家来说，在他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有两次危机。第一次危机来得很快。那就是作家的头脑中构思好了所有有关他的小说的素材但尚未形诸纸上的时候。此时你（指作家）比小说快。它惰性很大，你不得不推着它前进。而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让它不落在你的后面。第二次危机在写作的高峰时期来临。此时你不得不对它拥有绝对的控制，可是就在这个时刻，小说却超前而去，因为它已经有了它自己的流动速度。这是小说超过作家的时刻。它比作家快而且拥有更多的能量。这其实是最困难的时刻，因为此时你为达到这个高峰时期已精疲力竭。不过为了获得平衡和保持对小说的控制，你必须竭尽全力。你不能允许生出个早产儿。假如你能够克服这两个危机时刻，结果将会很好。 你会写成一本很健康的书，而你自己将病两年。写完《哈扎尔辞典》之后，我就大病了整整两年。
拉：你能想象没有梦想的生活吗？
帕：我想你是在谈论生活的毁灭吧。对我而言梦想意味着生活。
拉：梦想在生活中是必需的吗？
帕：生活在梦想中是必需的吗？通过梦想人可以再一次接触到他的初善。通过他的梦想，人可以再一次经历他曾经失去的善。
拉：您是否曾经思考过，“我们为什么存在？”
帕：对此问题的回答隐含在我的小说《风之内侧》之中，时间是撒旦的创造物，永恒是上帝的创造物。时间与永恒的交汇点就是生活。现在这一瞬间就是时间不再受永恒赐福的瞬间。宇宙之中可能存在一些区域，在那里时间永远无缘与永恒会面；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特定时刻是失落的。在那里不存在生活。生活只存在于现在这些瞬间之中。
拉：您当真认为一部伟大的作品是由一个伟大的灵魂或一个伟大的心智写成的吗？
帕：我个人认为伟大的作品不光是心智的灵魂之旅也是灵魂的多次心智之旅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一部作品其实可以呼吸。
拉：为了能理解一位有天赋的作家的作品，读者是不是也必需是如您所说的有天赋的呢？
帕：假如一位作家的作品是由一位才智平庸的读者来阅读，那么它是不会被理解的。不过，幸运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现在拥有的有天赋的读者比有天赋评论家多。而且有天赋的读者比有天赋的作者多。只有那些没有天赋的读者才有一些特性。本世纪最好的也是最有天赋的读者是博尔赫斯。任何人都可以上大学。但是不可能在学校里学到如何创作《魔笛》。谁也不能教会读者如何从字里行间读懂作品。
拉：您能否给天赋下个定义？
帕：所谓天赋只不过是一种知识或精神维他命。这个世界同样罹患精神层次上的维他命缺乏症。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作家拥有的维他命是不是此时世界需要的那一种。因此，假如你碰巧在恰当的地点和恰当的时间提供了恰当的维他命，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子宫将你吸收。天赋只是一种维他命，或曰精子。也有可能你在错误的时间提供了你的那种维他命。这种人我们称之为“失落的天才”。一个作家意欲抵达声誉之天，也就是有人阅读其作品，他必须通过我所称作的七个“神圣主顾”的磨难。他不得不为出版商，读者和评论家们所接受。作家死的时候，他又要跟下一个神圣主顾打交道。世界上几乎塞满了已故作家提供的维他命。世人觉得不再需要他了。可能到了另一个时代，世人又会需要同样的维他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作家的复活。一位作家死后的再生、返回。
拉：下一个神圣主顾是什么呢？
帕：那是作家所用的语言消亡之际，因为语言也会消亡。作家的语言需要由另一种语言来承继。它干得成吗？如今，谁也看不懂贺拉斯用他当时的语言写出来的东西。什么东西都不会永存。永恒是上帝的礼物。
拉：为什么人们不让上帝有犯罪的权力？
帕：因为这是他们明白自己与上帝之区别的唯一途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人们总是期待别人犯罪。可能因为这是他们解释战争根源的唯一方法。他们唯一的方法。
拉：倘若在我们的会面结束之际我能给您一个机会跟另一位作家见面，您想见的是哪一位？
帕：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有一次我巧遇了自己一直想见的一个人。我一直想晤见DM托马斯，小说《白色旅馆》的作者，我跟他在加拿大见过面。他看上去跟他的书一样不错。
拉：假使博尔赫斯在此，您想知道他的什么情况呢？您想问他什么呢？
帕：什么也不问。我宁愿倾听他说话。
米洛拉德的工作环境
第三次会面
我们与帕维奇的第三次见面是在一家精美的餐馆。午餐从祝酒词开始。
帕：我今天确实非常高兴有幸与荷马的后代共饮。
拉：荷马对您意味着什么？
帕：我一直尝试像一位古代史诗诗人那样去做。像荷马那样做。不是像《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写成文字时的那个荷马。那个写下那两部巨著的人确定了它们的开头和结尾，而希腊的史诗诗人，跟塞尔维亚的一样（包括荷马），每次吟唱出来的歌都不一样。他们从自己挑选的某一点开始，而当某些新的东西开始萌生的时候，他们就结束了。 干杯！对我来说，这是我所知道的文学史上最古老的经验。当然，很难将这条经验付诸实践。其实，假若你必须同时既成为用口述方式构思吟诵史诗的史诗诗人，又成为为了赋予它们以书本形态而将这些吟诵史诗写下来的作家，其结果这项工作会更加困难。
拉：您取悦于听众。
帕：对我而言最好的文学是口头的。在我们的上一次谈话中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的先师们是马尔干人的口头文学和拜占庭的教堂演讲家们，譬如，克里索斯托墨斯。在法国人们对此感触颇深，有一位记者称我为“新克里索斯托墨斯”。听一句铿锵悦耳的句子就好似穿行于装饰华美的房间和大厅之中。
拉：请为我指出一种悦耳的声音。
帕：莫扎特或巴赫乐曲中的小提琴的声音。在我看来，伟大的文学作品在声音方面完全可以与莫扎特的音乐合成曲相媲美。
拉：您学音乐学了很长时间吗？
帕：当年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开始小提琴独奏家的生涯，一转念间，我最后还是决定当一名作家。我能将马克斯·布鲁赫的小提琴协奏曲一个音符不落地背出来。
拉：在尝试了各种口味之后，我们最终找到了自己最喜爱的那一种。
帕：过去早已为我们圈定了某些口味的我们所处的环境在推动着我们。在某一段时间里，我们都相信我们喜欢的东西别人也喜欢。我们以为我们的孩子会喜欢我们所喜欢的东西。譬如，我父亲一直觉得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
拉：希腊一名伟大的作家斯特拉蒂斯·茨尔卡斯曾对我说：“我需要找到我的故事的结局，然后万事大吉。”
帕：我不这么看这个问题。我想让读者随心所欲，随时随地自由进出。
拉：您在写小说时，您总是接着前一天停下的地方写下去吗？
帕：不。我从来不这样写作。有许多不同的层次。渐渐地它们都嵌入一个框架之中，只依赖心智因素是很难理解我的作品的。一部小说有它自己的生命。（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绿色笔记本。它的封面上有手写的字迹。）这是我的新书。《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恋情》。这就是我的新小说如何开始的。在这个小笔记本里我记下任何我觉得跟这部新小说有关的东西和每一样值得保留的东西。《哈扎尔辞典》也曾是一本一千来页的笔记本。
拉：您能否把笔记本里的一个短语抄到一张白纸上？
帕：为什么不呢？给你！现在你得到了我未来书中的一个句子。为了能懂得某人是如何写小说的，你必须感觉到书的呼吸。每一本书都在呼吸。小说的诞生跟婴儿的诞生完全相同；它就是一个小孩，或者就是一个人。这个小小的绿色笔记本不是别的，正是将来某部小说的胚胎。
拉：您如何理解它是在呼吸的？
帕：假使你不想令读者厌倦，你不得不跟他的心智的两个互不相同的层面对话：他的智力、直觉、情感、想象力，他的内向的和外向的意图。假如作为作家的你那么做了，你的书就会像人一样呼吸起来，或者会交替着将其神圣的字母和人类的字母置于前景之中。
拉：假如伟大的作家的作品被没有天赋的读者阅读，他会不会消失呢？
帕：当然。你面前的人就是一个例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南斯拉夫最少读者问津的作家之一。这种状况完全是被新一代读者改变过来的。
拉：这新的一代读者在哪些方面与众不同呢？
帕：新一代读者能够倾听我的作品。而且热爱它们，因为评价并不重要。我妻子雅斯米娜（她很年轻）属于这一代。这很奇怪。年轻人把我看成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作家！对我的作品最恰如其分的评价是由60年代出的这一代人作出的。
拉：您介意我一直问个不停吗？
帕：恰恰相反。事实上生活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拉：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吗？
帕：世界上答案比问题多。
拉：电视、电影的发展与书籍的衰败是巧合吗？
帕：在我看来。书籍正在经历一个衰败和危机时期，而小说并不。假如有什么东西正处于危机之中，那是阅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试图推动读者变得更加主动。我在其它的艺术形式中找到了解决方法。我真诚相信有七个缪斯女神。她们全部加在一块儿组成一个强大的艺术！当某一缪斯女神发现自己处于困境时，她从其他女神那里寻求出路。她们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其它艺术中寻求出路的原因。
拉：那么您找到了吗？
帕：我不知道。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七个缪斯女神中有些正在演变而其他的没有。就目前而言。此后她们变换位置。
米洛拉德《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
拉：此刻哪些是正在演变的艺术呢？
帕：此刻正在演变的艺术是那些允许用户从它们任何一条不同的边线来欣赏的艺术。我喜欢称它们为可逆的艺术。
拉：请为我举出一种可逆的艺术。
帕：建筑、雕塑。
拉：不可逆的艺术呢？
帕：音乐、文学。我始终相信我将能把属于不可逆艺术的文学变成一种可逆的艺术。
拉：所有这一切都很好，不过在我看来它好像是一种小把戏。
帕：小把戏同样也是古典小说的开端和结尾。在最古老的世界文学中，在口述文学中，每一次叙述总有一个新的开头和不同的结尾。或者不同的故事有一个相同的开头。在生活中你从来找不到诸如故事的开头和结尾之类的东西。但在文学中，假如主人公的生死取决于阅读方式，这就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小把戏了。所有这一切使读者变得主动。你将他从一个被动的读者-听众转变得积极主动。它要求读者参与到小说中去。在这样的一部小说中，主人公，一位淑女，爱上了读者。因此问题来了，读者会怎么办？这就是个问题。他会回应她的爱吗？
拉：您曾经是个共产主义者吗？
帕：曾有一次一位法国记者问过我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回答说：“我是最后一位拜占庭人。”他没有发表这个回答。可能他觉得当一个拜占庭人比当一个共产主义者更糟。
拉：请为我举出一种对生活的亵渎。
帕：摧毁每一件你发现的东西。
拉：这是不是您对正发生在您的祖国身上的灾难的反应？
帕：剩给我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建设，纵然处于战争期间也片刻不停。正如我的小说《风之内侧》中的主人公，他周围的所有人都在战争中摧毁一切，只有他一个人独自建设。
拉：可是过去充满了战争，而我恐怕未来也会如此。您如何解释这一点呢？
帕：有一个我们在许多书中经常读到的神话。根据这个神话，人类腰部以上是人，腰部以下是兽。
拉：还有什么希望吗？
帕：我不知道我将要说的算不算回答，但事实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如此众多的书籍被人阅读。我的出版商说我有大约五百万读者。当然，许多作家的读者比我的多，但即使这个数目也比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的士兵数目多。这一点很有深意。可能正是这些读者，当然不光是我的读者，保证了在这个世界上爱将击败野蛮，在这个世界上美总是多于爱，好小说总是多得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在一片平和与爱意中看完。此刻让我们数一数读者的数目，而不是投票人的数目。
拉：现在问最后一个问题：在这几天当中，我注意到你身边只有女人。很少见到一个男人。为什么？这是种选择还是巧合？
帕：他们的选择。对我而言，女人是一种“质量”，需要男性“数量”才能成为一件艺术品。“他是某物的一半。某件可能比他更强壮，更伟大和更美丽的事物的强壮的、美丽的、有天赋的一半。如果说来，他是某件美妙而不可测度的事物的神奇的一半。她是一个完整体。一个渺小的、毫无方向感的、不很强壮或不很和谐的整体，但终归是个整体。”（《风的内侧》）
米洛拉德·帕维奇
米洛拉德·帕维奇（1929-2009），塞尔维亚作家、诗人、翻译家、文学史学家、文艺学家、哲学博士，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帕维奇曾被美国、欧洲和巴西的学者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主要文学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铁幕》(1973年)、《圣马克的马》(1976年)、《青铜器》(1979年)、《贝尔格莱德故事新编》(1981年)；长篇小说《哈扎尔辞典》(1984年，同年获南斯拉夫最佳小说奖)、《用茶水画成的风景画》(1988年，获1988年南斯拉夫最佳作品奖)、《风的内侧》(1991年)、《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1995年)。
本期编辑：张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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