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生日快乐！

1949.9.25

文艺报创刊

1949年的今天，文艺报正式创刊，她是一张见证历史、经历风雨的报纸，是一张有坚持、有卓见的报纸。她承载读者希望，传递人文价值。她的命运与中国文学的命运紧紧相连，指引着文学发展的方向，推动着文学的繁荣发展。

69岁的《文艺报》，是新中国文学的见证者、参与者、风向标，从《文艺报》的版面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文坛的变化、发展，感受到我们当代文学的活力与希望。

发刊词

1949年5月4日—7月28日发表的部分文章篇目

1949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队伍会师北平，积极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艺报》的创刊也被提上议程。她最初的使命是作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和第一次文代会的机关报，为团结和动员全国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繁荣文艺创作、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1949年9月25日，第一卷第一期

《文艺报》第一届编委：茅盾、胡风、严辰（厂民）

1949年7月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后，9月25日，《文艺报》正式创刊（为文学周刊)。它作为中国文联委托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机关报，不仅报道了当时的许多文艺动态，特别是文代会的重要信息和文件，如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全国文代会宣言》，还发表了阳翰笙的《略论国统区的戏剧运动》、王朝闻的《为政策服务与公式主义》、郑振铎的《记苏联作家协会》、胡风的《团结起来，更前进！》、叶圣陶的《划时代》、黄药眠的《香港文坛的现状》、钟敬文的《请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蔡楚生的《颂〈桥〉》、欧阳山的《关心创作》、萧三的《普希金与中国》、萧殷的《我们需要文艺批评》等内容广泛的文章。《文艺报》后来还开辟了“文艺信箱”专栏，请一些文艺家回答读者有关文艺问题的提问；也发表过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散文、报告文学。可以说，这些文章栏目奠定了此后《文艺报》既传递党的文艺政策方针，又注重文学评论，既重视理论建设，又关注文学现场的办刊方向，同时，又向读者介绍世界各国的文学动态。

创刊十周年专号

黄永玉为《文艺报》创刊十周年专号创作的速写作品《我们自治州的演员》

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同时也是文艺报创刊10周年，《文艺报》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专号。1961年改为月刊，主编张光年，副主编侯金镜，1962年7月副主编增加冯牧。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文艺报》停刊。

1978年复刊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新时期文学的蓬勃发展，1978年7月，《文艺报》宣告复刊（此时为月刊）。她也同我国文艺一样，迎来了凤凰涅槃、火中再生的新局面。

原《文艺报》副主编陈丹晨在《从读者到编者》一文中写到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那是1978年夏，《文艺报》刚刚复刊，正是中国社会面临历史的新的选择和转折点，僵硬的灵魂开始苏醒，束缚的思想正在挣脱桎梏，压抑的感情渴望喷涌宣泄，在文艺界思想的交锋似乎也特别激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时《文艺报》一直站在思想解放的前沿，不断提出文艺创作、文艺思想中人们关心的、困惑的、想说说不清的问题，从理论上正本清源，作了与陈腐教条完全不同的新的诠释。热情评介推荐新出现的反映民心、忠实于生活的小说戏剧电影等等和一大批新锐作家。《文艺报》和作家艺术家评论家从来没有过那么友好亲切的关系，沙滩地震棚板房(远没有现在援助台湾的板房质量的十分之一)里的编辑部成了他们经常光顾会友聊天的地方，主编冯牧、孔罗荪的家里成了文艺沙龙，几乎天天有许多青年作家来串门，许多编辑都成了作家们的好朋友。现在我们仍然希望作家评论家们常来做客。　

我还记得谢晋风风火火跑来找我们的编辑大着嗓门致谢，因为他的《天云山传奇》上映后受到很大的压力，政治帽子扔过来不少，是《文艺报》组织讨论会，在刊物上展开公开的争论，连著名老经济学家孙冶方都抱(重)病写文章参与讨论，是非自有公论。所以他激动得不得了。陈凯歌初试锋芒，影片《一个和八个》放映受阻，心里苦闷，找《文艺报》诉说、寻求知音。连李谷一因轻音乐团办得不顺也到编辑部倾诉一番。这样的事可以说上一大筐。《文艺报》也犯错误，也发了说理不够左左右右的文章，作家就会上门来批评。那时《文艺报》的销行数曾经到过十几万份。又一批后来的编辑成了作家、评论家。读者亲近、接受、认同了《文艺报》。我想，如果说那是《文艺报》创刊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大概不为过吧！　

1985年刊改报

巴金在看刚收到的《文艺报》

夏衍仔细阅看

改版后的《文艺报》

1985年7月6日，《文艺报》正式改刊为报（周报，对开4版），成为名副其实的“报”。第一期刊登了本报记者对叶圣陶的专访。叶圣陶认为改成报纸，可以缩短出版周期，读者一定是欢迎的。27日，“世界文坛”专版第一期推出，钱锺书题写刊头。“世界文坛”主要介绍世界各国的文学成就和动态，为我国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宽阔的视野。1987年，《文艺报》扩版为周报8版，报头开始标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字样。冰心为“儿童文学评论”专版提写刊头，1月24日刊出专版第一期。

1985年7月27日，“世界文坛”专版第一期推出，

钱钟书题写刊头。

1987年1月24日，“儿童文学评论”专版第一期，冰心提写刊头，1月24日刊出专版第一期。

文学评论家潘凯雄回忆这一时期在《文艺报》的工作经历，青春的激情，令人向往。

也就是在这幢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小楼中，我们一一见到了冯牧同志、罗荪同志、唐因同志、达成同志，还有谢永旺、刘锡诚、陈丹晨、钟艺兵、吴泰昌、孙武臣、李基凯、雷达、彭加瑾、高洪波……这一大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坛绝对的大腕们。

那年代的那幢简易楼虽拥挤不堪、冬冷夏热，却见证了我们的成长，盛满了我们的欢乐。

那是一幢学习的小楼。记得在它二楼简陋的会议室里开过无数的会，折叠椅撑开围坐在一张乒乓球台前其乐也融融。那时的我们从不讨厌开会，因为那时的会有内容有实实在在的干货，而不像现在的许多会从头到尾都是些不着调的空话套话。印象最深的是三种会，即阅读汇报会、出差汇报会和编前会；前两个会让我们大开视野、信息通透，后一个会让我们知道了选题怎么产生又怎样实现。让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置身于这样浓浓的学习读书思考的氛围中，不成长都难。

那是一幢民主的小楼。还是在那个会议室，大家常常为一部作品争得不可开交，无论职务高低、不分年龄长幼，各抒己见，绝无强加于人之事。唐因同志年长，性子又急，有时为一部作品和我们年轻人发生争执，气得他脸胀得通红，拍着桌子冲着我们直嚷嚷：“你们怎么这样啊？”而我们这帮没心没肺的年轻人一点也不怕，照争不误，有时哈哈一笑了事，有时急得老爷子第二天还要单独找你辩个明白。就是这样的民主氛围“害”得我到现在也没太学会如何“尊重”领导，更是不习惯以职务相称对方。

那是一幢欢乐的小楼。那几年文艺报新进了不少年轻人，小楼就成了我们年轻人欢乐的场所，工作之余，端着饭盒打扑克，围观者比打牌的还急；围着一把吉他吊嗓门，依哩哇啦一通乱吼；偶乐有谁弄来一瓶小酒，就以瓶盖当杯转着圈轮着小酌；打起乒乓球来硬是恨不能将那薄薄的楼板跺穿了……

现在的《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