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中叶。那时雄心勃勃的北魏王朝，不仅要以丰功伟绩彰显当代，而且还要流芳百世，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痕迹。可是，那时没有照相机，也没有纸张可以印书，怎么办呢？一是在石头上刻字作画，二是在石头上凿画造像，三是在墓室里留藏石画石像。云冈石窟以及东面不远处发掘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石雕棺床等文物，便是北魏王朝在这方面的佐证。
从云冈石窟现存绵延1公里的254个窟龛59000余尊造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留至今丰富生动的1600多年前中外不同文化融合的印痕。《魏书》上曾记载了当时中亚、西亚、西域46个国家共109次的朝贡记录，除了来自各国的外交使节外，还有包括官僚、姻亲、商人、僧侣以及工匠、伎乐各色人等的西域胡人在平城定居。这些西域胡人，主要是今西北地区包括塔里木河流域于阗、龟兹、疏勒、鄯善等国诸民族，也有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人、西亚的波斯人、南亚天竺诸国人等。而石窟群里佛教以及建筑、服饰、装饰纹样、音乐舞蹈等多题材的梵相雕刻，所包含的印度、波斯乃至希腊艺术因素，正好印证了古老的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乃至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的交融。另外，1965年和2000年大同御河之东的雁北师院出土的北魏平城时期的胡俑，许是当时来自异域高僧、商人或工匠的写真。
佛教题材方面，云冈石窟第16-1窟西壁上雕刻着头戴尖圆毡帽、身着对襟长衫、腰系带的梵相十足的五位供养人，应该是一队来往于西域和平城之间的胡商。推测他们因信奉佛教而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云冈石窟的开凿。不然，为什么给他们塑像？再看云冈石窟第18窟中东壁那一尊高额深目、眉端卷曲、鼻梁高挺的独立梵相弟子塑像，或许就是当时来自异域僧人或西域开窟工匠的写真。还有第9窟前室北壁明窗东侧的独立婆娑仙和第6窟的胡僧，都是异域相貌。
从建筑艺术上看，云冈石窟雕刻中有大量西方建筑元素。如第9、10窟（双窟）前殿呈八角形的露明通顶石柱，柱面上刻着十层千佛像，柱下须弥座置于柱础上，柱础为大象或雄狮承驮，柱身外面雕刻及柱础部分虽己风化殆尽，但从既往留下资料中可看到其表现的建筑元素，既有欧洲艾奥尼柱头，也有中式的人字拱，反映了东西方结合的云冈艺术特点。第39窟居洞窟中央的五层方塔是中心塔柱式塔庙窟，为云冈石窟典型窟形之一，其塔柱高6米，上雕瓦垅，檐下为一升三斗与人字栱，每层四面都开龛造像，这是中国传统的木构庙堂建筑与印度“支提式”石窟相融合的产物，溯其源则是在汉代重楼顶端嫁接了印度窣堵坡而创生的，因而也再现了中国早期木构佛塔的形象。再如第5窟后室南壁上层西侧大象驮阁楼式五级方塔上风情独特的浮屠，塔基为须弥座，其塔刹具相轮塔，层层出檐，每层开龛，龛内雕禅定坐佛。还有第9、10窟（前后室双窟）内外的两组廊柱，都是中西合璧式建筑。
装饰纹样方面，在魏晋以前，中国的装饰花纹以夔龙纹、饕餮纹等动物纹饰为主。而云冈石窟中的装饰纹样，多数为佛教东传和通过商旅交通途径由异域传入的植物纹样。这种装饰花纹甚至延续传承至唐宋及以后。如云冈石窟第9窟波状和环状忍冬纹饰、第18窟东壁胁侍菩萨花冠之联珠纹、第20窟主佛僧祗支上的联珠纹等，均可与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石雕棺床上的忍冬纹、1986年在大同湖东北魏1号墓出土的漆棺画上的圆形联珠纹和北魏丹阳王墓砖上联珠纹等相媲美。
在音乐舞蹈艺术方面，由于拓跋鲜卑族在统一北方的征战中，崇尚乐舞，所以很注重搜集各地各族的乐舞及其乐伎。加之佛教东渐，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悦般乐等西域胡戎乐在中原大量传入，从而出现了中原传统乐舞、鲜卑本族乐舞、西域乐舞、西凉乐舞及高丽乐舞荟萃平城的繁荣景象。云冈石窟中雕刻的乐器，便有气鸣乐器、弦鸣乐器、膜鸣乐器等种类。这其中，既有汉魏旧乐琴、筝、笙之类，也有龟兹筚篥，印度和波斯的箜篌、琵琶，合以弹指、抃、吹指等。在被称为“音乐窟”的云冈石窟第12窟，现存雕刻乐器10几种，共计47件，可谓云冈石窟中期乐舞雕刻的代表之作。
由此可见，近百年的北魏平城时代，是前所未有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时期。该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各项成果，不仅为随后的北朝各个时期所继承，而且成为隋唐文化最主要的源头之一。
作者 / 李生明
编辑 / 付 洁
编审 / 王雁翔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