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产阶级。
根据现有的材料，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90年代之间，中国先后出现过300余家新式的工业企业。截至1894年，还存在的约有260家——这些企业的主办人或主要投资者，其社会身份多为官僚、地主、商人、买办。这批人大体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此外，还有30余家兴办于洋务运动之中，又维持到甲午战争前后的民用工业企业。这些就是估量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或民族资本主义力量的主要统计依据。当然，它们所说明的仅仅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情况。过去，我们讲述民族资本主义历来没有把商业摆进去。从客观上说，这是因为商业资本主义比工业资本主义有着更多的买办性与民族性、旧式与新式的纠结交错，很难爬梳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尽管如此，作为一种趋向，开埠之后传统商业的改组和变化并非不可捉摸。从京广杂货店到华洋杂货店，再到叶澄衷一类人所经营的五金、洋布、棉纱业，其间的依次演变是有痕迹可见的。这种演变的基础，正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机制品在商品中的比重越来越高。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只有在流通过程中借助商品的出售才能真正实现。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运作中的一种形式。因此，随着商品成分的上述变化，旧式商业本身的性质也在变化。它们同产业资本的联系越紧密，它们在流通中显示的资本主义特征也越是明显。开埠之后商业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事实。不过，它产生于本国机器工业出世之前，同西方相比，在性质上是变态的，在形式上会显出种种走样。
多年来，我们把资产阶级分为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种区分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斗争需要，并偏重于用政治因素来解释经济现象。政治对经济当然是能够起到制约作用的，但政治又不等于经济。列宁说:“区分各阶级的基本标志，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按照他的意思，特定的阶级总是特定生产关系的体现者，所以，阶级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阶级产生之后，会有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但那是经济的派生物。我们用“买办”、“官僚”、“民族”来区分资产阶级，并赋以否定或肯定的意义，派生的东西就被强调得过了头。用过头的方法来描写历史是不免要失真的。195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引述《中国经济全书》的话说:
中国之资本家，或为大商人，或为大地主，……惟于此二者之外，有一外国所不能见之资本家在焉，盖即官吏是也。东西诸国，官吏而富裕者，未始无之……惟中国之号为大资本家者，则大商人、大地主，尚不如官吏之多。彼其国人，一为官吏，则蓄产渐丰，而退隐之后，以富豪而兼绅贵，隐然操纵其政界之行动，而为乡民之所畏忌。……次之者为绅商，此中固亦有相当之官阶，或至为官为商，竟不能显为区别，常表面供职于官府，而里面则经营商务也。(13)
有人统计过，在1872年到1913年之间，近代企业的创办人中地主占55.9%，商人占18.3%，买办占24.8%，而且“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地主，大都有某种官僚身份，很多是二、三流的洋务派或洋务派的幕僚，绝少是土地主”。那么，如果把这些官僚地主与买办剔除出去，民族资本还会剩下多少呢?况且剩下的那18.3%的商人中，认真追究起来，也不那么干净。例如，周廷弼是在籍三品衔候补道，叶澄衷也因道员衔而称“观察”，等等。显然，这是一笔不太容易算清的账。确实，中国的资产阶级又存在着不同的层次，但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是他们所占的生产资料在数量上有多有少。因此，把列宁的意思贯彻到底，可以恰如其分地分别称之为: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从生到灭不满百年，是一个命运短促而又多舛的阶级，在近代历史的前八十年，他们处在封建势力的重围之中，行行止止，足将进而趑趄。不仅地主反对他们，手工业者和农民也反对他们。1874年6月，西方人报道机器缫丝业在广州的窘境说:
采用机器来缫丝已引起很多人反对。有些批评是没有道理的，但另有些批评则很耸人听闻。机器动力代替手工操作，使人们在幻想中觉得恶果很多，这是主要的反对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因为男女在同一厂房里作工，有伤风化。第三个理由是……工匠操纵机器，技艺不纯熟，容易伤人。人们又反对汽笛声音太吵闹，机器响声太大。又说高烟囱有伤风水。最近河南洲建立了一个机器缫丝厂，遇到很多人反对。
这一类例子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绝不是个别的。相比之下，恐怕只有张謇的老乡不反对他。后三十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军。虽然它的性质仍然应当是资产阶级革命，但不少地方斗争的锋芒已经转向越轨，打到了资产阶级的头上——当然，这是后话了。即使如此，资产阶级在其短短的一生中还为中国留下了一点儿积极的东西。他们为社会的新陈代谢提供了物质基础，使最初的改革和后来的革命有所依托。但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多舛和孱弱，又使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嬗变常常走到了基础的前面，基础跟不上上层建筑。于是两者之间出现了脱节。
来源：《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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