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正文

今年相继离世的香港三大师:金庸及一代南来文人的终结

原标题:今年相继离世的香港三大师:金庸及一代南来文人的终结

94岁金庸病逝:回顾武侠大师的一生

文|龚龙飞

编辑|孙俊彬

当风的秒速小于一公尺时,海不扬波。轮船往来优游,天高云淡,万物自由。

这本是维多利亚港普通的一天,10月30日,多云。在港口对岸的养和医院,金庸溘然长逝。

在稍后的媒体见面会中,其子表示“下午走了,很安详。”

据说很多报社最近几年都有一篇备稿,梁羽生先生、黄易先生相继离世,总还不能下个判断。这一天,那篇备稿终于可以放出来,标题大概是,“金庸去世,一个时代结束了。”

二十世纪中叶前后,国共内战情势诡变。资本家、政客、演员、作家及各式人等蜂拥南来香港。大陆鼎新,一批“左派”文化人北上建设新政权去了,另一批人却留在了香港。他们中间有金庸、饶宗颐、刘以鬯、梁羽生、徐吁、曹聚仁、高旅、罗孚、金尧如、李辉英、曾敏之等等,他们后来被文学研究家称为“南来作家”,与去台湾的“渡海画家”张大千、溥心畬一样,他们有大陆式的思想色彩,相对游离,衍生出了可观的创作。

饶宗颐,享誉海内外的汉学大师。中国学术界曾先后将其与钱钟书、季羡林并列,称之为“南饶北钱”和“南饶北季”。

刘以鬯则被认为是文学史上被低估的严肃作家,他被文学界普遍认为是香港新文学的一代宗师。

而金庸的武侠小说除了在华语世界拥有最广泛的读者之外,他还是一代报人。

一个世纪终了,人事代谢。

饶宗颐、刘以鬯在春夏相继去世,金庸在年末的离去,敲响了终结的洪钟。

整理他们的遗产,其工程量显然本文不能及,而但凡称之为巨匠者,其遗产及精神总是能予后人获得滋养。

某种意义上说,刘以鬯是中文意识流写作的先锋,在现代性写作迟滞的语境中,他保留了珍贵的“五四”遗风;饶宗颐的学术理想则纯粹地指向他深怀敬意的古中国,他不在乎现实的嬗变,倡导重建“新经学”,是为往圣继绝学;而金庸构建的新武侠世界,既有家国天下的儒家理想,更将思考指向现代权力高度统制后逝去的潮湿地带——“义”,一个千古文人的侠客旧梦。

自晋元帝渡江以降,屡次“衣冠南渡”的叙事就如同启示录般,记载了中国文人国族灭顶之际对文脉道统的寄托。这一拨“南来文人”也自有其底色:生于国难催生了他们的国族意识,民国教育沉淀了他的精神底色,多元文明的外域交流拓宽了他们的格局。

而香港给了他们自由,自由地思考、写作与对话。

如今,文灯忽迅。

2018年11月13日,香港,已故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香港出殡。儿子查传倜提着父亲照片送别亲友。

乡音无改鬓毛衰

“久去乡国,累十余稔,山川乔木,望之怅然。”这是饶宗颐在《潮州志汇编》的序文里写到的文字,时为1965年。

他大半生都在异乡度过,年岁渐长,家国之思日长。1979年,广东率先开放,饶宗颐得以返乡,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亲自接待,他还鼓励饶宗颐多走走。

饶宗颐又前往湖南,既为研究马王堆的出土文物,他更希望赴汨罗江凭吊屈原。饶宗颐研究《楚辞》多年,不仅学术所获颇丰,他还深受屈原的魅力感染。饶宗颐知道屈潭并非屈原怀沙自沉的地方,但他相信屈子那种正气所被,英灵无所不在。

那天正风雨大作,气氛悲壮。

饶宗颐仿楚辞写下《汨罗吊屈子文》:去君之恒干,以就无垠兮,蹑彭咸于激流。

彭咸是殷之贤大夫,因谏其君不听而投江。

1981年,金庸应邓小平邀请北上,在邓小平主动谈及金庸之父被错杀一事时,金庸表现冷静,“这是大时代翻天覆地大动荡中极难避免的普遍悲剧。”

会后不久,金庸小说在大陆解禁。

适逢八十年代的“阅读热”、“文化寻根”,金庸的作品在通俗文化领域大放光彩。

金庸晚年频繁回到大陆,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其中六次回到故乡海宁。乡人们记得他斯文客气,爱笑,说话带有浓郁的海宁口音。有人拿了一本盗版的金庸小说求签名,金庸客客气气地写上“此书盗版,金庸”。

摄影师李玉祥曾陪同金庸漫游泉州数日,他向《后窗》回忆,金庸在开元寺、清净寺询佛问教,看提线木偶,喝茶赏乐,他几乎被人潮推着走。

在泉州南少林的大殿前有武僧表演。金庸解释自己对南少林地域的不确定,他的书里将地点写成了“莆田”。他说,他要把地址改成泉州。这令在场者雀跃,似乎南少林得到了历史的正名。

饶宗颐的晚年依然在大陆为学术奔波。他相信学术是点滴所成,自己的成绩与长寿有关。

老朋友陈韩曦记得他在汕头大学讲课,一个人在前面走,健步如飞, 年轻人都追不上步伐。

去年年底,他在东莞参加一个文化活动,在露天讲台上坐了近两个小时,没想到得了一场小感冒,这让主办方很紧张,没多久就好了。

饶宗颐晚年不服老,他偏爱红色。只要在家中,他就穿的非常鲜艳。

一只脚踏入“伟大”的人,其晚年总是有耐人寻味之处。傅国涌在再版《金庸传》时删去了大量金庸晚年的内容。他认为,此时的金庸享受盛名、鲜花和聚光灯,对时代已没有多少真正的影响。

2006年6月15日,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国学大师饶宗颐。

刘以鬯的晚年回乡则颇为寂寥。1994年,刘以鬯回到上海的老宅,时隔46年,他意外地见到铁门上挂着校牌。

他摁铃,一个白发看守人走来应门。

看守人用微抖的声调问刘以鬯:“找谁?”

刘以鬯说:“这是我的家。我是屋主。”

走进去,刘以鬯感觉很熟悉,也很陌生。曾经的出版社已变成学校的校务室;客饭厅已变成课室。他走上二楼,楼梯的扶手似乎有暖意。虽然卧室与书房已变成课堂,但是房门、钢窗与天花板上的图案也让人温暖。

他们站了十几分钟后一步步下台阶,走出旁门,走到铁门边。

再见到看守人,刘以鬯提高嗓音重复一次:“这是我的家。”

白发看守人摇摇头,用轻细底微的声音说:“这是学校。”

南来白手少年行

普通公众得以知晓刘以鬯,是因为王家卫在电影《花样年华》的片尾专门单独致谢,这部改编自刘以鬯小说《酒徒》的电影风靡文艺圈,并在电影史享有盛名。

研究刘以鬯作品的作家宗城告诉《后窗》,“短暂的时空,密集的心理活动,循环往复的句子,破碎的情节以及潮湿混沌的氛围,是王家卫经典的电影语言。”王家卫电影的经典台词“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是刘以鬯送给王家卫的句子。

宗城认为:“海派文化是刘以鬯与王家卫这对同乡共同上海迷恋的纽带,在男女情爱之下,在漂泊的香港寻找了连接母体的钥匙。”

学者陈子善认为:“刘以鬯是王家卫的文学老师”。

“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看到的种种,也是模模糊糊的。”这句衍生于《酒徒》的台词令电影《花样年华》深入人心。男主角周慕云是一位南下的小说家,靠给报社写黄色小说谋生。他既为堕落而摇摆,也因为文人心气自降一格而挣扎,这似乎成为这一群体的写照。

在《花样年华》的拍摄期间,王家卫曾邀请原著作者刘以鬯去片场, 刘以鬯晚年回忆,“其实是想让梁朝伟看看他饰演的刘以鬯本人是怎样的。”

刘以鬯三十岁时移居香港,以当编辑及卖文为生,他当时住在香港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觉得空气常常是潮湿的。于是写出了 “潮湿的记忆,现实像胶水般黏在记忆中”的句子,放在《酒徒》中。

当时的南来文人不仅有语言上的障碍,面对一个高度商业社会,他们还要面临物质贫穷,刘以鬯在香港的写作之旅并不顺畅,两部小说的发表中间竟然隔了12年。

1956年,南来作家曹聚仁坦言:“香港这个商业市场,随着战争到来而萎落的经济恐慌,谋生更不易:所谓‘文化’,更不值钱。”

刘以鬯写小说,新闻评论达到了六七千万字,他自称“煮字疗饥”。当时写黄色读物,捣鼓剧本、写新闻评论都是南来文人的主要营生。

1987年10月27日,摄于深圳西丽湖创作之家。左起:前排,刘以鬯、端木蕻良、柯灵、梅子;后排,柯灵夫人、刘以鬯夫人。图片来自网络

金庸则记得在香港下飞机时的窘迫,他身无分文,借钱搭船过海,脚下的小岛正是小学课文中的“奇耻国辱”,少年金庸曾为此流下泪水,我们自然无法知晓这一天风力几级,他记得是“风景真美,天气真好”。

暮年回忆种种,他写下诗篇,首句“南来白手少年行”。

饶宗颐颇为幸运。他先获得了潮商的资助,又在香港大学获得教职。令饶宗颐不再为生计发愁。用他自己的话说:“港大给我一份薪水,还让我做我喜欢的事,到港大之后眼界也开阔了,有机会接触到世界的文化。”

他逐渐将目光由乡邦走向世界。

饶宗颐在自述中提到:“说到学术上的发展,起码应有十年八年安定的条件,才能做出点事情来。比如说建安那个时代,在荆州后来形成一个学派,产生刘表、宋忠,后来有王弼等人的成就。”

他认为香港就相当于建安时代的荆州。

50年代初,饶宗颐开始接触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发愤学习日文,法文和英文。

潮商出资购买了一套昂贵的英国所藏有关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当时在东亚,除了日本,只有饶宗颐可以看到这些胶片。

饶宗颐为了研究甲骨文,曾就同一问题收集各种材料,这些材料分别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瑞士巴塞尔人种学博物馆,饶宗颐亲手收集,并相互比对。

他在甲骨文领域出版的《通考》,长达80万字。在海外学术界引起轰动,当时发表的书评就有13国文字,并因此荣获了著名的“儒莲奖”——被称为“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

这一年,饶宗颐45岁。

金庸45岁这一年开始写《鹿鼎记》,这部长篇小说是他的封笔之作,功名既成。

文灯不灭

金庸首先是个报人,他创办《明报》本怀有老大公报人的理想,大公报创刊者之一英敛之提出“开风气、牖民智”的宗旨。

不过,早期为了生存,《明报》也大幅刊登明星艳闻。标题充斥着“人间花草太匆匆”,“暮去朝来颜色故”之类的眉题。而武侠小说只是为提高报纸销量的副产品,当时《神雕侠侣》在明报上连载,倪匡认为小龙女纵身下崖,本应是结局。金庸只能写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以免失去读者。

在香港,商业动机要远大于文学冲动,但他的文学天赋、熟悉的江南风物仍然不知不觉底流于笔端。

而《明报》对 “大逃港”的持续报道,因“凸显了人道主义和个性”而在香港纷繁的报纸中脱颖而出。

在1963年的“核裤论”上,金庸与左派报纸展开笔战。当时,苏联方面挖苦中国如果勉强制造原子弹,人民将会连裤子都没有穿。陈毅驳斥,“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本身反感核弹的金庸发表了《宁要裤子,不要核弹》的社评,引发波澜。

老朋友陈凡攻击最凶,直指《明报》为“妖孽”。当年他为《书剑恩仇录》题词“十年萍散”,一语成谶。

正在金庸与故友交恶时,《天龙八部》陆续在《明报》连载。小说里人物众多,千丝万缕,气象雄浑。当时,他几乎进入了小说主角乔峰的境地,在乔峰大战聚贤庄的的篇章里,乔峰端酒与旧日兄弟干杯断义,随后生死搏杀。

整个六七十年代,《明报》头版几乎都是大陆的报道。他又开辟“北望神州”专栏,还推出了“乡土”版,后来发展出“中国消息”版,成为香港乃至世界了解大陆的一个重要窗口。

金庸后来婉转地否认了借聚贤庄的酒杯浇心中块垒。现实的风雨,涌动成笔底的回潮。再后来,金庸的头像出现在香港一家国货公司的橱窗里,他列为头号“汉奸”。并出现在地下报刊的暗杀名单里。

他远走新加坡,报社还遭到了几百人围攻。他后来说,“虽然害怕,但不可以卑怯退缩,以致被我书中的英雄们瞧不起。”

2004年8月12日,香港,金庸在家中。

同样远走新加坡避险的还有饶宗颐。但新加坡的学术自由仍有所限制,华人、华文都被抵触。他提前解约,于1973年回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直到退休。

事实上,早在1954年,饶宗颐就开始在新亚书院任教,这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由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南下学者在1949年所创,这批人被称为“新儒家”。

此后十余年间,新亚书院得到了各方的资助,其学术开始得到国际上的承认。1964年,与另外两所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

饶宗颐一度代替唐君毅担任《老子》、《庄子》课程,这成为饶宗颐对《老子》以及道学及道教的文化研究的开端。

进入八十年代,饶宗颐将研究目光放回建国以来的考古新发现。他曾历时三月,走遍中国14个省市,在湖北省博,饶宗颐对曾侯乙墓出土的古文奇字充满兴趣。回到香港后,他出版了相关的钟磬铭辞研究,被音乐界认为中国乐律学的奠基之作。

饶宗颐荣休后,学生友人出版了《选堂集林》,有学界人士认为这是继钱钟书《管锥篇》之后的又一学术著作,便有了“南北学林双璧”的说法。

刘以鬯的创作更有在场感。他直观感受香港的都市裂变,在前半生,作为报人,他曾主编过《国民公报》、《香港时报》、《星岛周报》等,鼓励一批新人的创作,如也斯、西西等南来小说家,都受过他的帮助。

刘以鬯写文章惜字如金,他的朋友东瑞先生回忆过:“《对倒》本是长篇,后删成中篇出版,《珍品》本是中篇,结果删成短篇收入集子。最具代表性的是《鸟与半岛》,原作60多万字,出书时删去50万字,仅留1/6。”

青年作家宗城告诉《后窗》,晚年的刘以鬯保持着上海文化人的做派,永远西装挺拔,发型整齐,喜欢喝咖啡、吃西点、品尝美食,谈吐文雅,对西方文学流派及其手法十分熟悉,对内地、香港的文坛如数家珍。在他的小说里,可以看到浓郁的上海情结。

刘以鬯开始意识流写作要到60年代。《酒徒》里逻辑混乱、充满了絮絮叨叨的语言风格,让人仿佛一只脚踏入酒神世界,他天马行空的幻想和不拘一格的书写令香港文坛惊诧,令《酒徒》成为一时经典。

当然,刘以鬯的小说并非毫无缺陷。蔡益怀在谈论刘以鬯小说《陶瓷》时说:“刘先生的作品缺乏的正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他笔下的人物无从自救,也无药可救,无法让人看到自我拯救的力量,所以他的创作境界无法跟托尔斯泰、鲁迅这样的思想巨擘相比。”

2018年6月21日,香港着名作家刘以鬯的出殡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亲友及各界人士向刘以鬯遗体告别。

旧时代的人

1949年是新旧时代的分水岭。

他们三个人在这一年前后来港,没有经历后来的思想改造,仍是“旧时代的人”。

金庸家族为海宁查家,被称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族亲中遍及名人雅士,为后人乐道。

在此后的金庸小说中,常有一个风度翩翩的表哥。但不是糊涂浪子,就是失败的野心家,这或许是来自金庸少年时的影响。

1931年冬,7岁的金庸代表查家出席表哥徐志摩的葬礼,一人吃一桌饭菜,“等同与皇帝待遇”。他带去了查家的挽联“司勋绮语焚难尽,仆射余情忏较多。”用了唐代官员与歌妓的典故,表达了对徐志摩婚变的不满。

刘以鬯则出身于英语家庭。父亲刘灏,是老同盟会会员,于1925年担任黄埔军校的英文老师兼校长蒋介石的英文秘书,他的哥哥刘同缜则为宋美龄的英文秘书。1941年,刘以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他不仅风度翩翩,还是运动健将。

“那时我们家就在法华区的江苏路上,离静安寺很近。那时,也常看到张爱玲(他们)这些作家在这一带出没的。”

40年代中期,后来同样南下的徐吁应刘以鬯的邀请搬到出版社。他还将鲁迅赠给他的墨宝挂在客厅,最后,刘以鬯以家号“怀正堂”将出版社命名为“怀正文化社”。

出版社遂在上海滩异军突起,但1948年的风云突变将他们的文学梦想吹散。

怀正社人去楼空,刘以鬯的母亲留守大屋,直至解放。后来她被安排搬回浦东老家,在那里终老。

饶宗颐的成长很符合古代文人的路径,出身在潮汕首富之家,家中藏书十万册。父亲饶锷,为潮州大学者,著作甚富。他幼承家学,未冠整理其父遗著《潮州艺文志》,12岁从金陵杨栻习书画,攻山水及宋人行草,开始抵壁作大幅山水及人物。

觉得学校教育“吃不饱”,13岁辍学,“从韩文入手学古文”,当时广东一带的文人冯印月、冯瘦菊,诗人柯季鹗、戴贞素,画家王显诏、杨栻,词学大家詹安泰等,都是饶家的常客。

18岁代授国文课于韩山师范学校,旋被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纂修,同年加入“禹贡学会”。

他们出生在激荡的“五四”前后,即便是稍晚的金庸,出生在较为平静的1924年也同样风雷激荡。在南方,黄埔军校成立,在北方,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逐出宫。他们出生在历史事件最密集的时期,他们不可能平静地生活,也有必然的自觉性去思考历史。

饶宗颐自成历史名家,刘以鬯亦成为上海旧时代的严肃书写者,而金庸的晚年希望在史学有所建树。他希望公众以历史学家的美誉授之于他,最后因辞退浙大院长而进退失据。

人一旦盖棺旁人就有论定的冲动,但是定论本身就是一种偏见。茨威格在《三大师》的序言里说:每一个伟大的创造者都是一个统一体,它以自己的尺度锁定它的界限和它的重量。

饶宗颐的所成极大,被认为是最后一个通儒。至于刘以鬯,学者许子东认为:“(他)被认为是香港文学跟五四现代文学之间最重要的桥梁,他的作品完整地衔接了五四文学的神韵。”

金庸或许难言伟大。伟大必须要付出,但他做不到,他在乎得到。不过,他给文化中国留下了一份不可复制的遗产,了无遗憾了。

2018年2月7日,浙江杭州西泠印社于孤山设立饶宗颐先生纪念处,接受社会各界吊唁。

位于香港岛北岸的北角,是当年南来文人的聚集地,这里有英皇道和天后庙,刘以鬯,金庸、也斯等人均在此住过。

今年2月6日,大师饶宗颐安然辞世,享年101岁,丧礼就安排在位于北角的香港殡仪馆。

刘以鬯在《酒徒》的最后写道:“轮子不断地转。香港在招手。北角有霞飞路的情调。天星码头换新装,高楼大厦都有捕星之欲。受伤的感情仍须灯笼指示。方向有四个。写文章的人都在制造商品。拔兰地。将憎恶浸入拔兰地。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

现在,北角已不再有“霞飞路的情调”了。但是,记忆仍存在于潮湿的空气里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阅读 ()
投诉
推荐阅读
免费获取
今日搜狐热点
今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