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把一个能更多的担当国家与民族责任的阶层称之为士的阶层。士人是国家的中层阶级，在军队是军官团，在农村是乡绅，在城市是商人、艺术家、行政官员等，其思维与能力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前进方向，因为动员整体社会的力量存在于这些人之中。如果没有这个中层阶级的认同，以领袖个人的意愿而言，即便是实行专制，是不可能有效的动员全社会。
因此一个社会沦于专制或者贪腐，绝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至，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民族的中坚阶级出了问题。这样的问题才是真正致命的问题，因为仅仅解决政治制度的本身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文化的专制主义才是我们的痼疾。
而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中坚阶层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与西方的历史。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秦朝实行专制后，二千年来的士大夫阶层作了什么呢？翻开故纸堆，中国的历史惨烈无比，比比皆是战乱。而究竟牺牲在前列的有多少是士大夫？多少是知识精英？又有多少是黔首小民？
这个很容易得出答案。历史越往前，捐躯的精英子弟越多，汉代征匈奴，名将中贵族子弟比比皆是，李广、霍去病、卫青。到了后世，特别是明末，汉奸子弟倒是经常出于世家子弟，钱谦益、吴三桂、洪承畴一众人等平时享尽国家恩禄，到了生死之际，却一降了之。以至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说出“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其次，我们再看看，在后来居上的西方文明中，士大夫阶层有什么样的表现？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及1864年～1870年发生在南美的一场战争，巴拉圭与巴西、阿根廷以及乌拉圭3国同盟的战争。历史学家为这场战争写到：“可以说是灭绝了巴拉圭的西班牙种族后裔，在队伍前列的士兵是这个国家所有上等家族的男子，他们几乎全部阵亡；许多家族，特别在首都，没有留下一个丈夫、父亲、儿子或者兄弟。被留在首都亚松森的所有男子，包括老人、印第安人、奴隶、和少年现在全部被编入国家军队稀疏的行列中。”
同样的，公元前105年10月，罗马军团与辛古里人、条顿人等日耳曼部族于罗纳河畔的阿路西奥会战，罗马战败，阿路西奥之战使罗马损失了差不多一半的政府成员和元老院成员。
在一战中，英国担任军职的贵族的死亡率为20％，比普通士兵高出两倍。这说明了他们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对于他们来说，责任和荣誉比生命更重要。无论南美还是古罗马、抑或近、现代的英国，我们都可以注意到，冲在队伍前列的是社会精英与精英子弟，最早阵亡的也是这批人。
士大夫阶层必须承担的义务在战争中表现无遗，贵族之所以为贵族，最重要一点不是显赫的家世与财富，能够称之为贵的是精神榜样和牺牲精神。当国家与民族危难时，他们是以身作则冲在前锋的一群人，而这个危难无论是现实还是精神层面的灾难。
我们回过头再看看华夏中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的情况。“士”这个词本来就来自于西周、春秋时代，在那个时代，士人阶层教育上所受的是精英教育。到了春秋时代后期，因为大国争霸的政治需要，使得各诸侯国对人才空前重视。
同时私学也广泛的展开，这就培养出大批有贤能的人才，这些人构成了新的士人阶层，而这个士人阶层，有着更多的独立性。也由于有着各个国家竞争的存在，士人的地位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高峰，相对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意志，反过来也对春秋战国的思想与政治自由提供了沃土。一个有着广泛自由与独立的人格的士人阶层，很好的引导了整个华夏社会的进步。
因此中国士大夫并非天生无耻。正是由秦朝肇始，奠定了我们长达二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传统，其时间之漫长，足以把一种政治传统，硬生生的转化到整个民族的血液里，使之成为了一种文化传统。这表现为利用“儒表法里”、“三纲五常”的框架扼制民族的活力，使得士大夫和民众长期以来甘心为奴。士人的独立与自由意志，即便有见于史书，大前提也是奉行忠诚于君王与王朝的理念，而并非忠诚于民众权益或者民生的概念。
专制主义文化之下，士人一切为了当官，形成了官文化。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形成了一个甚至连问候祝福的时候都不忘记说“恭喜升官发财”的民族。你指望这样的民族清廉，不是与虎谋皮吗？这样的文化氛围固然是由于近二千年政治决策者们的导引，但本身从文化上认识到这点，才能为从政治上改变这点提供无穷无尽的智慧本源。
专制主义文化之下，奴隶的思想是没有主人观的。士族或者说中层阶级的精神本应是积极、开放、自由与独立的，它必须主动对社会环境提出要求，承担起社会改进与发展的责任。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大部分中层阶级并不要求这些，当国家前景不明朗的时候，大量的移民，逃离自己的祖国成了首要的选择。这使得变革变的如此艰难。
因此变革专制主义文化才能去除士大夫无耻的痼疾。如果不认识到这点，即便每隔几百年甚至几十年来一次伏尸遍野，积血成河似的变革，无非是重复一代又一代的循环而已，文化是禁锢这个循环的大环境，而士大夫或者说是中产阶层的文化认同则起着关键的作用，不从这里打断专制主义的因子，任何剧烈的变革，不过是徒增更多的财产与生命的损失而已。
然而，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对当下的士大夫阶层——中层阶级的思维，也并非全然不能理解，更没有必要对此完全失望。因为二千年文化专制主义的根子，不会因为一、二次变革就消失，就如同专制文化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一样，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有所变化。
从秦朝至今，在专制主义的历史中，厚黑、权谋层出不穷。即便到今日，宫廷阴谋剧的收视率仍然居高不下——国人对专制、阴谋的热爱由此可见一斑。当在中层阶级中，沉淀了太多这样的历史经验之后，个人的趋利避害，便形成了主流。自由与独立，牺牲与高尚的品质，只能成为口号。因此，对于“士大夫无耻”的痼疾，不出猛药、不从文化复兴上着手是难以去除的。——这也是本书第三编的写作目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