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秀玲 邓凤民
“
摘要： 国家语言能力现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机制之一， 世界各国对此高度重视。 近年我国开展相关研究并已取得明显进展。 然而， 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过程中， 较多关注外语能力建设， 而相对忽略民族语言能力建设问题。 本文从国家安全视角探讨民族语言能力建设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潜在价值和独特贡献， 建议在民族语言资源保护的基础上， 加以深度开发和利用。
”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开放，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个人语言能力（特别是外语能力）的提升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双语人才甚至多语人才业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一大必然趋势和重要特征。相对于个人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问题近年也得到相关部门和学界的重视，然而社会公众对此知之甚少，遑论国家语言能力对于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认识。特别是对于民族语言，多关注宪法赋予少数民族的“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和“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同时强调学习和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学界则更为关注民族语的保护和传承以及与此相关的教学和研究等问题，目前尚无从国家安全视角认识民族语言能力建设问题的研究报告。本文聚焦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探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过程中民族语言所具有的巨大价值和发掘潜力。
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安全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提出“国民语言能力”“国家语言实力”等概念，有力地推动了语言能力问题的研究。李宇明（2011）将国家语言能力界定为“国家处理海内外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其中包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语言能力”。显然，国家语言能力不同于国民语言能力：国民语言能力主要取决于社会个体的综合素质、兴趣和视野，学习动机关乎就业、发展等功能价值与民族语言文化传承方面的情感价值；国家语言能力则是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利器，需要政府的战略思维和顶层设计，其行为主体是国家，市场和个人因素对国家语言能力发展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但从另一个侧面看，一个国家国民语言能力的高低某种程度上反映该国语言能力的高低（比如，相较于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我国国民外语能力排位相对靠后）。
时至今日，“国家安全”早已突破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安全、国防安全等范畴，而是涵盖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众多方面的“大安全”概念。在国家安全保障系统中，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家语言能力缺失被视为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
早在1958年，美国国会便通过一项名为《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的教育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工商和教育等行业大力培养国家需要的外语人才，发展当时美国各校尚未开设的外语专业，其中最为迫切教授的外国语言为阿拉伯语、汉语、印地乌尔都语、日语、葡萄牙语和拉丁美洲西班牙语。
“9•11”后，美国进一步认识到自身外语能力和理解其他国家文化的匮乏，除了不利于公共外交、商业竞争之外，还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更加积极推行外语教育立法，以此提高国家语言能力，进而保障国家安全。2004年6月和2006年1月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分别召开由美国政府、企业、学术界和语言协会领导人参加的“全国语言大会”和全美大学校长国际教育峰会，先后发布《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书》和《国家安全语言倡议》。前者号召美国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以适应“国家外语和文化能力战略的急迫需求”，后者是继1958年以来最为重要的外语教育立法，首次从美国自身安全和国家持续繁荣的角度审视外语教学的重要性，并将美国的外语教育上升到联邦政府行政立法干预的层面，同时斥巨资支持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一系列语言项目。
我国出于外交和军事需要，也一直高度重视外语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但从国家安全和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视角开展相关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直到近年才得到有关部门和学界的普遍重视，从而得以迅速发展。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统筹指导下，学界在围绕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评价指标等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积极进行国家语言战略和语言规划的有益探索和实践。
我国的语言资源和国家语言潜能
国家语言能力是语言能力的一种，可以具体划分为多个下位指标。李宇明（2011）将国家语言能力的具体指标概括为5个方面：（1）语种能力；（2）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3）公民语言能力；（4）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5）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魏晖（2015）从管理资源学的视角，将国家语言能力界定为“国家分配和管理国家语言资源的效率，是一种突出内部要素禀赋的内生性能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提出开放力、生命力、开发力和管理力等4个一级指标和7个二级指标（包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及水平；国民掌握语种的数量及水平；各语种人才的数量、水平和结构分布；语言资源库的可开发性及开发效率；语言学习资源的可利用性及利用效率；语言信息处理能力；管理社会语言生活的能力）。文秋芳（2016）将国家语言能力指标系统整合为管理、掌控、创造、开发、拓展等5个分项能力和12个二级评价指标（组织力、规划力、执行力、应急力、通晓力、支配力、实践力、科学力、信息挖掘力、机器翻译力、影响力、传播力）。
由上可见，尽管学者们对国家语言能力的理解和具体指标设定有所不同，但是语种资源无可争议地均为国家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单就这一指标而言，我国拥有得天独厚的语言资源，语种数目多，语言类型广，因此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具有坚实基础。根据赵世举（2015）的研究，我国初步认定使用的语言有130种，多数语言内部又有若干种方言，较为明确使用的跨境语言还有33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不仅语言数目众多，而且分属汉藏、阿尔泰、南亚、马来-波利尼西亚和印欧等多个语系，另有系属不明的京语和朝鲜语。少数民族当中，除回族和满族通用汉语，其他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的还有本民族文字。
我国语言资源不但具有多样性，而且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汉语（含方言）遍及全国，尤以东部、中部最为集中；民族语言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广西、内蒙古、新疆、西藏等省份和一些自治州（县），分布在我国50-60%的辽阔地域上，而且其中许多民族语言属于跨境语言。关于我国跨境语言的数目，周庆生（2013）和戴庆厦（2014）提出有30余种，黄行和许峰（2014）按国内语言统计认为多达50余种。其中人们较为熟悉的包括以下十余种，这些语言的国内地域分布与接壤国家（地区）情况如下：
- 朝鲜语：东北三省——朝鲜
- 蒙古语：内蒙古——蒙古国
- 藏语：西藏——不丹、印度锡金邦
- 哈萨克语：新疆——哈萨克斯坦
- 壮语：广西——越南
- 柯尔克孜语：新疆——吉尔吉斯斯坦
- 乌孜别克语：新疆——乌兹别克斯坦
- 傣语：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德宏州——缅甸掸邦、老挝、泰国
- 拉祜语：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临沧市——缅甸、泰国
- 佤语：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临沧市——缅甸
- 景颇语：云南省德宏州——缅甸
- 瑶语：广西、贵州——越南、老挝
- ……
丰富的语言（含方言）资源和古老而多元的文化特质使我国成为语言学习和研究的天然宝库，一直以来吸引着众多国外语言学家来华进行语言调查和专题研究。“储量丰富”的国家语言资源更是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坚实基础，语言能力发展潜力巨大。其中跨境语言作为维系境内外特定族群的特殊纽带，具有更高的战略地位。赵世举（2016）指出，它们既是独特的语言资源、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珍贵的历史资源，又是重要的政治资源、特殊的安全资源和待采的经济资源，是国家多功能的综合性资源和战略资源。
国家语言资源不等于国家语言能力
我国虽然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语言资源大国”，但却不是一个国家语言能力大国。在国家语言能力其他指标方面，尽管不断取得进步，但尚有较大差距。即便是语种能力这一单一指标，保护和开发的力度、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因此，从服务国家安全战略来说，我国的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尚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一是，虽然语种众多、类型丰富，我国却是语言人才资源贫乏的国家，特别是非通用语人才。根据文秋芳（2016）的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语言超过40种非通用语，我国2010——2013年高校外语专业招生的语种只覆盖了其中20种。更令人堪忧的是，我国有些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面临萎缩或处于濒危状态（见戴庆厦2004，曹秀玲2008，李如龙2017）。
二是，国家语言能力研究起步较晚，现有关注停留在国家相关部门和学界层面，尚未成为国民共识。相关研究晚于国外近半个世纪，政界、学界对此较为重视，但公众对此知之甚少。国民语言能力较之以往虽有一定提高，但据李世江（2018）的研究及英孚教育发布的《英语熟练度指标报告》显示，在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大陆地区英语熟练度排名倒数第二。
三是，国家语言能力往往被片面地理解为外语能力和汉语国际影响力，民族语言作为国家语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仅将其视为民族四大特征之一，关注民族语言的教育与传承，强调民汉双语教育并行发展，而对于民族语言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乃至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潜在价值和独特贡献认识严重不足。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过程中，亟待形成外语、对外汉语和民族语三驾马车齐头并进、优势互补的良好局面。
四是，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取得阶段性进展，但开发利用远远不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启动实施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无疑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伟工程。然而，语言资源虽然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指标，但只有得到深度开发和充分利用才会转化为国家语言能力，开发利用民族语言助推民族地区语言经济和语言产业发展的潜力尚未得以发掘。
五是，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战略高度、规划层面和学术研究，需要构建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到民间团体乃至国民个体的自上而下的多层次功能互补的立体网络，从而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合力，使国家语言战略和规划得以真正落地、付诸实践，切实促进语言资源向国家语言能力转化，并为国家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我国的语言资源和国家语言能力现状表明，民族语言是我国语言资源和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乃至国家安全保障而言，民族语言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过程中，民族语言不仅不能“旁观”，而且大有可为。
民族语言能力建设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
国家语言能力和国民语言不是对立的，国民语言能力的总和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国民语言能力不足谈何国家语言能力。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大幅提升，但国际话语权和国家语言能力却并没有得到相应提升。现有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主要着眼于外语能力提升，而相对忽视数量大、类型多、分布广、价值高的民族语言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和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事实上，民族语言是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亟待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宝贵资源，价值多元，潜力巨大，贡献卓著。
首先，为数众多的民族语言及其广泛分布对于国家安全影响甚巨，特别是其中多种民族语言属于跨境语言，直接关涉国民安全、国土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等众多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担负着国家边疆安全的天然屏障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其次，双语人才能力结构优势明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广大民族地区实施民汉双语教育，业已形成从学前到大学的民族语和国家通用语相结合的双语教育体系，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民汉兼通双语人才，这是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宝贵财富，若不善加利用，反而费时费力从零起点开始培养某些非通用语人才，无异于舍近求远，得不偿失。
再其次，迄今为止，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以外语类院校（或院系）为主导，而民族院校语言人才储备和培养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外语类院校和民族院校各有所长，如果形成合力、优势互补，将极大加快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步伐，提高人才培养效率和质量，规避大规模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可能带来的就业风险和民族语言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最后，语言资源是最可宝贵的文化资源之一，民族语言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有助于实现民族语言情感价值和功能价值的有机统一，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见党的十九大报告）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民族语言资源如果通过实现市场价值而产生经济价值，将成为某些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抓手。
结语
国家语言能力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现已成为国际共识，各国都在积极应对，因此，应将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文秋芳（2016）强调，行使国家语言能力的主体是政府，行使语言能力的疆域覆盖国内外，行使国家语言能力的时间跨越现在和未来。因此，我国有关部门和学界已开展针对性研究，并于2016年出版了以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为主要内容的专业学术刊物《语言战略研究》。
从国家安全角度看，民族语言能力建设是提升我国国家语言能力不可多得的天然资源和重要抓手，民汉双语人才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立足国家安全，民族语言能力建设需要构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位一体的立体网络：政府作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主体和发动机，具有政策和资源优势，须发挥统筹规划与监督执行的优势；学界和高校须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人才培养职能，为民族语言能力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民众和民间机构须提升国家语言能力认知，自觉自愿贯彻国家战略和学界理念，为国家语言能力夯实民族语能力基础。
参考文献：
［1］曹秀玲，郑晶.延边地区朝汉族学生非母语择校情况调查与思考［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2］戴曼纯.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J］.语言文字应用，2011，（4）.
［3］戴庆厦.跨境语言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语言文字应用，2014，（2）.
［4］戴庆厦.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5］丁文楼.双语教育：“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根本途径［J］.满族研究，2017，（2）.
［6］丁文楼.新时代党的民族双语教育政策核心理念刍议.第二十四次全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学术研讨会发言.大连，2018年9月.
［7］方晓华.少数民族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必要性和紧迫性［J］.双语教育研究，2017，（4）.
［8］黄成龙.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调查［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6，（5）.
［9］李世江.国家语言能力亟待提升［N］.环球时报，2018-01-17.
［10］李如龙.现代汉语方言的萎缩和对策研究［J］.语言战略研究， 2017， （4）： 25-31.
［11］李宇明.语言资源观及中国语言普查［J］.郑州大学学报，2008，（1）.
［12］李宇明.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若干思考［J］.南开语言学刊，2011，（1）.
［13］刘美兰.美国“关键语言”战略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14］刘跃进.国家安全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5］孙宏开.阿侬语的二十年变迁：由濒危走向严重濒危［J］.语言战略研究， 2017， （4）： 17-24.
［16］魏晖.国家语言能力有关问题探讨［J］.语言文字应用，2015，（1）.
［17］文秋芳.国家外语能力的理论构建与应用尝试［J］.中国外语，2011，（3）.
［18］文秋芳.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及评价指标［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2）.
［19］赵世举.全球竞争中的国家语言能力［J］.中国社会科学，2015，（3）.
［20］赵世举.跨境语言的资源价值［J］.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6，（2）.
［21］赵小雅.为了民族地区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教育发展述评［J］.中国民族教育，2017，（10）.
［22］周庆生.中国跨境少数民族语言类型［J］.文化学刊，2014，（3）.
［23］黄行，许峰.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语言的语言规划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14，（2）.
［2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汇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
［25］Boren， D. L. & David L， Boren.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Act of 1991.（P.L.102-183） ［EB/OL］.
作者及单位丨曹秀玲，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邓凤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 | 赵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