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人与历史之作 ——科拉科夫斯基及其代表作述评

一

科氏1927年10月23日出生于波兰拉多姆，父亲是一位出版商、经济学者兼政论作家，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被盖世太保杀害。科氏一家逃难到罗兹，流落到波兰东部一小村庄，科氏虽然被迫中学辍学，但在当地的图书馆里自学，最后通过了波兰战时处在地下状态的学历考试。科氏青年时期在罗兹大学攻读哲学，于194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后改称波兰统一工人党）；1948年任罗兹大学逻辑课助教；1953年在华沙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50年被派往莫斯科访学，回国后任华沙大学哲学系讲师；1953—1959年担任该系现代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1959年晋升为教授并任该系系主任。科氏出任过波兰最主要的哲学杂志《哲学研究》主编，曾是波兰当时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以批判基督教哲学及教会思想而闻名，一度被视为1950年代波兰哲学界“红人”、“斯大林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波兰引人注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秀”等。然而，正是由于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二十大”批判和揭露斯大林问题的冲击以及稍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的影响，科氏认识到斯大林问题所造成的精神危机，他开始否定和批判斯大林主义，批评波兰由于采取苏联模式而出现的诸多社会弊端。例如，通过具有讽刺性的、内含72条的《社会主义不是什么》等文章，科氏宣称斯大林主义是一种虚假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他要告别这种信念，把自己的理论旨趣确定为以“理智的马克思主义来取代斯大林主义的那种制度化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应由过去那种被充当包罗万象、至善至美的“大全”体系转变为某种特定的态度、方法和范畴。1955－1957年，科氏主编了面向波兰青年知识分子的周刊《为了纯洁》，该周刊致力于批判“新阶级”、党内官僚机构及其粗暴手段，影响较大，后被迫停刊。自1956年之后，波兰思想界形成了强劲的并作为“非斯大林化”过程主流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它时高时低，持续了近30年，主要代表就是科氏。“和同时代的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执著于这样一种信念：在马克思主义的可信性和斯大林主义的行为之间可以划清界线。”[4]科氏发表了诸如《责任和历史》、《卡尔·马克思和真理的经典定义》、《牧师与弄臣》等一系列文章，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批评。科氏那时把波兰照搬苏联模式所带来的弊端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致使波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哥穆尔卡（W. Gomulka）1957年5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届二中全会上斥责科氏“对修正主义向往，赢得了资产阶级报刊和托派报纸的重视”[5]。因而，科氏被解除了《哲学研究》主编的职务。波兰秘密警察人员对科氏的讲演现场所进行的监视次数越来越多。当时波兰哲学界指责科氏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滑向了“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从60年代起，科氏“成了波兰的实际上也是东欧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最著名的和最直言不讳的领袖”，直至70年代，苏联及东欧国家理论界都把他当作“修正主义的代表”加以抨击。1966年，为了纪念“波兹南事件”10周年，科氏发表《十月的总结》，公开批评波兰政府错失改革良机，限制言论自由，使波兰成为一个低效无能，有着特权阶级和审查制度的国家，波兰党和国家都在衰退。因此，他被斥责为“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而被开除出党。随后，波兰22位知名的党内作家和知识分子联名上书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为“科氏同志”辩护，因为他是“自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民主”的代言人。然而，这些上书者也因此而被开除了党籍。[6]1968年3月，科氏因在一次讲演中激烈抨击波兰当局有关政策，被解除华沙大学的教职，后被允许离开祖国，先是去联邦德国，后去加拿大、美国，最后移居英国。自那时起的20余年间，科氏的著作被禁止在波兰出版、发行。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科氏重返祖国，对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和解体大做文章，他的思想和著作对于波兰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社会思潮以及公共知识分子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例如，当代波兰知识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米奇尼克1985年被囚禁时就曾说过：科氏是“当代波兰文化最杰出的创始人之一”[7]。

科氏1995年在牛津大学荣誉退休，2009年7月17日在英国牛津病逝。英国广播公司（BBC）当天就作了报道。华沙大学校长K.哈瓦辛斯卡—马楚科夫（K. Chalasinska-Macukow）说：科氏的逝世，“这不仅是波兰的，而且是世界的巨大损失”。[8]鉴于其对波兰的自由所做出的贡献，波兰国会当天为科氏的去世默哀一分钟，他的遗体被运回祖国安葬，受到了荣誉军人般的葬礼（buriedwith military honors）。[9]

科氏自1970年起被聘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高级研究员，并长期兼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此外，他还担任过牛津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麦吉尔大学等教授，曾任英国皇家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艺术科学院外籍院士、法兰西文化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还是国际哲学学会等众多学术团体的成员。科氏获得过许多国际著名学术奖项，诸如“伊拉斯谟奖”、“麦克阿瑟奖”、“托克维尔奖”、“德国作家和平奖”、“托马斯·杰弗逊奖”、“波兰笔会奖”、“耶路撒冷文学奖”、“民主服务奖”以及“圣乔治勋章”和波兰国家最高奖“白鹰勋章”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3年11月5日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首届“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10]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H.比林顿（James H. Billington）在给科氏颁奖的仪式上是这样评价科氏的：“我们很少能够发现一位见地深刻、具有反思精神的思想家，这样的思想家进行广泛的探索，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见解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政治意义。出于深入的学术研究和不懈的探索，科氏明确指出，……为了重新确立个人的尊严，必须保证必要的自由、对多样性的宽容和对超越的追求。他的声音对于波兰的命运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整个欧洲都有影响。除了他长期持续的反教条主义的哲学探索，他还撰写高度可读的、富有挑战性的、有时候又带有讽刺意味和幽默感的文章。他有魅力、十足的机智，常常微妙自嘲，对于欧洲和美国有时候显得迟钝的现代心态提出许多问题。他是一位真正的人本主义者，一位哲学家、思想史学者和文化评论家。在他全部创造生涯中，他提出重大问题的时候，思想率真而且深刻，因而我们设想以克鲁格奖来加以表彰。”[11]

科氏的主要研究领域涉及欧洲哲学、马克思主义、宗教、戏剧、文学评论等。从1950年代至21世纪最初的几年，科氏一直活跃于欧洲及美国的思想论坛，以波兰文、法文、德文、英文等写作，并能使用俄文和拉丁文等，主要著作有：《天主教哲学概况》、《通向天国之道》、《个人和无限》、《个人的权利反对人的权利》、《个人与上帝》、《宗教意识与教会的关系》、《别无选择的人》、《文化与崇拜物》、《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的文集》、《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宗教》、《社会主义思想》、《胡塞尔与确定性研究》、《柏格森》、《宗教，如果没有上帝……》、《形而上学的恐怖》、《神话的在场》、《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上帝对我们毫无所欠：关于帕斯卡宗教和詹森主义精神的简评》、《希望与无望论纲》、《自由、名誉、欺骗和背叛——日常生活札记》、《斯宾诺莎的视野与关于哲学家们的论文集》、《我对一切事物的正确观点》、《为何有胜于无》、《论最重大失误的最微小的演讲》、《在好友与熟人之间》等30多部论著和400余篇论文，还有三篇在世界广为流传的短篇故事集《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13个童话故事》、《天堂的钥匙》、《与魔鬼的谈话》，以及众多的不同文字的译著。[12]

二

无疑，科氏的首要代表作就是《主要流派》，共有三卷。洋洋洒洒百万言的此书是科氏于1968年被解除大学教职以后开始撰写的。第一卷在波兰写成，第二卷和第三卷在英国写成，全书1976年至1978年以波兰文在巴黎波兰文学研究所相继发表，于1978年首次用英文由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出版，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普遍而强烈的反响，为此，198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再版了此书。随后，《主要流派》的德文、荷兰文、塞尔维亚文等译本相继问世。《主要流派》全书共约有47章，论及约60位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代表人物或与马克思主义史相关的代表人物，近20个相关的流派、团体等，内容包括从早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经过第二国际和列宁主义以及后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到20世纪中叶西方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和“马克思学”代表人物，再到南斯拉夫“实践派”、东欧“修正主义”和所谓毛泽东“农民马克思主义”等，论述了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

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者显著不同的是，科氏在《主要流派》第1章专门从哲学史发端的古希腊哲学柏拉图年代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哲学和近代哲学开始，论述马克思主义与欧洲思想史的渊源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由来和兴起。这是科氏把他长期致力于欧洲大陆哲学史研究的功底和他从事的马克思主义起源研究的工作结合起来而相得益彰的一个范例，并且迄今为止为其他人关于马克思主义起源的研究所难于企及。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史研究领域中非常少见的是，科氏还论述了索列尔（J．Sorel）所代表的詹森派马克思主义（Jansenist Marxism）、饶勒斯（J．Jaurres）所代表的灵魂拯救论（又译“救世神学”）的马克思主义（SoteriologicalMarxism）、戈德曼（L. Goldmann）所代表的发生结构主义（Genetic Structuralism）的马克思主义等。据我所知，《主要流派》一书是迄今为止西方学术界论述马克思主义史的一部体系最庞大、内容最丰富和个性最鲜明的著作，被认为是西方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的权威著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使是在其出版后至今的30余年里，在西方学术界、思想界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史的著述中，《主要流派》也可称得上还没有被超越的一部名著。西方有关人士把《主要流派》称为“20世纪政治理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13]。据悉，作为对《主要流派》的补充和深化，更主要的是对20世纪最后20年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巨变，科氏生前已经完成了对这20年马克思主义史的论述的初稿，有待出版。

科氏在阐述到他那时已有130余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诸多代表人物、流派和学说的思想史或理论史，不仅表现出了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还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史的论题分类、年代划分、学派概述也具有许多精辟独到或深远广博的见解。科氏根据自己特殊的经历和体验，以“哲学人类学”为基础，对整个20世纪东、西方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状、传统与转型、问题与危机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启示性的或是值得借鉴的观点，因而，他在“西方马克思学”乃至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的领域中独树一帜，众所瞩目。例如，英国哲学家艾耶尔（A. J. Ayer）在著述《20世纪哲学》（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时，对于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及其代表，他辍笔略过，因为他坦言他“不可能再改进L.科拉科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三卷中所作的论述了”[14]。

《主要流派》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展开，叙述与评论并举，其思想和论点可谓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典型个案。因为，科氏本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经历了由一位共产党人兼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到徘徊在党的边缘并以所谓“修正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主义的“革新和改造”，再到被开除出党，流亡异国他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这不仅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运动以及一些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中不乏其例，而且深切而又凝重地映现出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史中尤为值得反思的某种现象及其内涵。[15]换言之，科氏与众不同的是，他晚年所体现的“西方马克思学”恰恰具有来自他早年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底蕴和文化背景。至少，在最近30年人类历史上世界知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当中，科氏的思想历程和思想影响都是颇为独特和有代表性的。

《主要流派》第一卷题为“创立者”（The Founders），该卷追溯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起源，确证了马克思主义与欧洲哲学传统演变以及欧洲人文主义精神发展的渊源；评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思想与早期著作，展现出他们早年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互动关系，标示出他们在创立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从巴贝夫主义到拉萨尔主义、从蒲鲁东主义到巴枯宁主义的几乎19世纪所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论述了马克思《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非人性化世界的剥削本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矛盾及其消除途径、关于历史发展过程的推动力量等重要理论，论述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主要理论。这一卷的重要之处是科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实质及救世论精神、关于马克思主义具有的“浪漫主义、浮士德—普罗米修斯（也可称之为英雄主义—救世主义）、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和决定论”三个主旨、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思想差异等综述性的观点。

第二卷题为“兴盛时期”（TheGolden Age），该卷概述了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的历史关系；评述了从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到普列汉诺夫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论及了在我看来很难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诸如饶勒斯、索列尔等人把马克思主义与某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加以汇合的做法；综述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这一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方方面面；介绍了这一时期三位知名的波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具有的各自不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在我国以往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中是很少提及的）；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这三者的崛起和发展的关系，着重分析了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一卷的重点所在是科氏关于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学说到社会历史实践的转换的诸多论点。

第三卷题为“衰落”（TheBreakdown），该卷追溯了斯大林主义的缘起和发展，揭露出苏联初期马克思主义的若干矛盾；回顾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数次论战和斗争，概括出以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缺陷；评价了托洛茨基十月革命后的观点和策略；批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畸形演变；还论述了从葛兰西、卢卡奇到马尔库塞、布洛赫的若干“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及其特点，概述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换和价值取向；最后，列举了东欧、南斯拉夫、法国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出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状况、运动和趋势。这一卷的重要方面是科氏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史的总体性结论。[16]

在我看来，科氏在《主要流派》一书中所阐述的下列五个方面，对于凸显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取向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演变的特性具有突出而深切的意义和影响。

（一）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则

科氏认为，这一基本原则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它贯穿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科氏把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内容归结如下：

1，马克思的出发点是来自黑格尔的末世学问题（eschatological question）：人如何既能与自己又与世界相一致？马克思把人的“现世的实在”（earthly reality）而不是黑格尔的“精神”置于自己的世界观的中心，来展开自己的思想。2，马克思期望着人最终达到与世界、与自身和与他人的和谐一致，而达到这一点就要认识并克服人的现世命运中的异化及其根源。3，异化，主要是异化劳动，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特性。马克思不仅把异化视为某种破坏性的、非人的东西，而且也把它看作未来人类全面发展的某种条件。4，异化意味着人受到自己制造出来但却在外观上独立的物的压抑。异化导致私有财产和政治制度的产生，带来了个人之间的相互孤立，并且使国家创造了虚假的共同体。5，克服异化不是通过思想，而是要消除其根源。人作为实践存在物，其思想受制于实践的需要。规定人们头脑中的世界形象，不是来自对象的内在性质，而是人们面临的实践任务。6，超越异化是共产主义的别名，而共产主义是对人的生存的总体改造，是人的“类本质”的复归。共产主义意味着不再把生活领域划分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结束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分，消除对政治制度、政治权威和政府、私有财产及其根源分工的需要，消灭阶级制度和剥削，治愈人的本质的分裂以及个人畸形的、片面的发展，消灭异化力量，从而使人的生活本质与存在和谐一致，摈弃已有的虚假独立的社会意识。共产主义把哲学变为现实，并以此消除哲学。7，共产主义是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的实现。在共产主义下，人不再受偶然性摆布，人成为其命运的主宰，成为其自身命运的自觉的塑造者。8，共产主义不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某种空想，不是历史上任何时间都可发明出来并付诸实践的某种理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当代历史的趋势，因为现今时代体现着最大程度的非人化，正在产生出走向共产主义的前提，而无产阶级代表着人类的需要来消灭非人化及异化。9，无产阶级将实现共产主义，它的自觉性不是被动地意识到历史赋予它的作用，而是自由的自觉性，是革命首创性的源泉。由于历史的必然性实际上采取了无产阶级自觉性的自由首创形态，无产阶级就处于把历史的必然与自由融为一体的地位。10，共产主义是人类所有生活领域以及所有意识的最终改造。共产主义是以先进的技术发展和世界市场为前提，它将带来更大的技术发展，这一发展不是像过去那样转过来反对其创造者，而是有助于人们充分完成其作为人的自我实现。[17]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科氏是以哲学上的人本主义来概括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因而，马克思主义就成为关于人对异化的克服和超越、人的解放、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人的自由等的理论，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人的哲学。正如科氏后来追述的：“马克思主义以其纯人本主义（即从人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宇宙万物）的哲学吸引了许多人”，“因为它好像提供了一种理性的、而不是感性的历史远见。用这种观点看问题，一切都一目了然，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显然是表面的），不仅可以认识过去，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将来”。[18]所以，人的问题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人本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圭臬。

科氏的上述论点既是20世纪30年代首次发表马克思1844年手稿以来西方诸多学者用人道主义解析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延续，也是科氏本人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特殊经历的深刻反映。科氏本人正是由于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乃至人本主义化，告别了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最终走向了批判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些事实又一次表明：人道主义问题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如同一道分界线。西方诸多学者以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若干问题以及所谓反人道主义倾向，诋毁上述运动及国家，认为在执政的共产党人那里奉行的不是马克思本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中，某一时期的确出现过对人道主义加以理论上挞伐和实践上践踏的事实或现象，这不仅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创伤，而且给马克思主义的生机造成了窒息。更为令人注目的是，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每每都是以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为理论契机，对某些僵化的社会机制和僵滞的意识形态教条进行发难，变革了若干社会运行模式以及人们的思维模式，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崭新的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人道主义问题曾一度独领风骚地从实践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别有洞天的新阶段，但这一问题在理论上至今并未得到真正、彻底、深入的讨论和解决，并没有取得应有的理论成就。总之，回眸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面对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依然要进一步反思和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这主要分为三个方面：l，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互绝缘、格格不入的，还是部分地相互包容、相得益彰的？2，马克思主义是否定、拒斥人道主义，还是改造、发扬人道主义？是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化的人道主义（不是人道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所谓非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3，人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占有什么地位？有无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人本主义（如今天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对于所有这些方面，《主要流派》都给我们提供了有特殊意义的借鉴。

（二）马克思主义的主旨

科氏认为，在马克思的学说里具有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tension，又译“张力”），这既表现在有着不同倾向的思想之间，也表现在被马克思综合成一体的诸多思想资源彼此之间。由此，马克思主义具有三个主旨（motif）。[19]

1，浪漫主义主旨。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主要方法上，马克思继承了浪漫主义运动的思想。浪漫派“哀叹”工业文明造成了人类旧有的传统共同体的消失和个性的丧失，抨击这种文明使人异化为无个性的、无名状的“物”，主张回归到个人与共同体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没有诸如国家制度、货币等力量乃至一切中间东西介入的完全和谐的状态。在这样一种每个人自由而无拘无束地与整体相同一的社会里，强迫和控制没有必要，以牺牲一部分人的自由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也不可能发生。马克思采纳了浪漫主义的思想，并且在对共产主义的勾画中也赋予了它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色彩。马克思与浪漫主义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通过怀旧复古以便破坏工业技术的发展，而是肯定这种发展并以其辨证的过程来使工业技术成为实现未来理想的基础。

2，浮士德—普罗米修斯主旨，也可称之为英雄主义—救世主义主旨。这种主旨就是坚信人们作为自我创造者所具有的无限力量，鄙视传统，鄙视崇拜过去，坚信历史是人类通过劳动完成的自我实现，并且确信明天的人类是从“未来”中得出自己的“诗情画意”。这一主旨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它以集体的普罗米修斯即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来结束过去、创造现实和开辟未来，亦即拯救人类、拯救世界。这种主旨所凸现的拯救是人对自己的拯救，而不是上帝的或大自然的拯救。人的自由就是人的创造性，而集体的普罗米修斯原则上能够实现对人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绝对把握。

3，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和决定论的主旨。马克思谈论的社会规律虽然不同于自然规律，但却有自然规律那样的客观作用。马克思谈论的社会规律是以解释迄今为止的历史即人类“史前史”为根据的，尽管这些社会“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的认识而强加于人之上的，是人们对自己的创造无法控制，甚至是自我异化的支配方式。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不仅是认识了这些规律，而且也是在实践中把握了它们。从这时起，必然性才有可能向自由转化。马克思为探讨社会规律而使用的诸多概念是非评价性的概念。例如，马克思最喜爱的箴言之一“怀疑一切”就体现出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

科氏关于马克思主义主旨的论点扩大了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他强调，旨在批判过去的第一个主旨主要来自圣西门、赫斯和黑格尔；旨在勾画未来的第二个主旨来自歌德、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关于实践与自我意识的哲学；旨在结束过去的第三个主旨来自李嘉图、孔德（尽管马克思嘲笑过他）和黑格尔。而这三个主旨都有黑格尔的影响。尽管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60年代比40年代更注重第三个主旨，但前两个主旨还是持续不断地影响到马克思著述的方向、应用的概念、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解答。实际上，科氏关于马克思主义主旨的论点依然是确立在把马克思主义加以人道主义化乃至人本主义化的“革新和改造”之目的上的。

科氏关于马克思主义主旨的观点改换了自恩格斯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由三个部分组成的“正统”观点。在科氏看来，把马克思主义划分成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这是恩格斯等人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用科学主义凌驾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倾向，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实用主义化的做法。这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初衷。科氏反复强调，马克思的思想与恩格斯对它的阐述乃至列宁对它的应用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对立。至少，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大相径庭的。

与某些“西方马克思学家”一样，科氏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已过时。科氏指出，马克思本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和批判依据的只是19世纪50年代的资料和数据，显然不适用于自那时之后巨变的资本主义经济。“科学社会主义”已被其后来的实践改换成弊端丛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马克思主义似乎只剩下了哲学。在科氏那里，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是等同的、混用的。科氏以他自己的角度所展示的这种哲学，不仅仅是它与思想史上诸多人文流派的关系，即它是历史上某种人文传统的延续，具体言之，则是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思想和理性主义及决定论思想的延续，而且最主要的在于，科氏以这三个主旨凸现出的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的性质、救世论的传统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取向（科氏在后来的章节中多次加以论及）。科氏的三个主旨论由此从理论上试图消解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尽力给马克思主义填充某种经过他“修正”的诸多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相混杂的内容。科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旨论，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史研究领域可谓一种崭新的视角，但是，此论却关系到如何看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特别是马克思自己理论的实质。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

在科氏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是到了第二国际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5年），与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基督教徒明确区别开来之后，才确定下来。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接受下列原理：

1，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趋势已演化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的自然趋势。2，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因此消灭剥削和不劳而获以及由财富分配不公而带来的种种特权和不平等，消除种族、国家、性别和宗教等方面的歧视，消除常备军。人们享有充分的平等、民主和自由。3，社会主义代表的是所有人的利益，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中坚只能是工人阶级。4，无产阶级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必须自己组织起独立的政党。5，通过渐进的改革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的，然而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各种改良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6，最终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条件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成熟。革命不是少数密谋者的军事政变，而是绝大多数劳苦群众的事业。7，无产阶级的利益在世界范围内是一致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一项国际性的，至少是发达工业社会的斗争。8，人类历史上，技术的进步是导致阶级结构变化的决定性因素，而这种变化又决定了政治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9，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纲领，而且是一种基于对现实进行质疑的科学分析的世界观。[20]

显然，科氏把第二国际时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当成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科氏归纳的上述九点正如他在后来的论述中所涉及的，关系到第二国际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标准的三个方面，因为在他看来，在第二国际之后，很难再用统一不变的、严格规范的标准来定义马克思主义者了。理由如下：

一是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关系。尽管社会主义是一个比马克思主义更为宽泛、悠久的范畴，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使社会主义成为一项真正的世界历史的课题和事业。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为实现和建立社会主义事业的活动中，即使没有共同的哲学，也肯定有一致的价值追求和相似的奋斗目标。双方的关系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各自来讲，都非同小可。例如，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在德国，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没有能够建立起遏制或消除法西斯势力的统一战线，就是一个极为沉重而惨痛的历史教训。

二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对于后者，科氏大加抨击。他认为，后者的标准与以往经典标准的最大不同是把国家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唯一的或首要的标准，并且这种模式化了的标准既排除和否定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意义和作用，也禁锢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国家以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时的生机活力和批判锋芒。毋庸置疑，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然而它却是20世纪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用来衡量马克思主义者的尺度。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是，为什么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攸关重大？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向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及转化的种种可能的和必然的条件又是什么？

三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体内部的分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确切地说，第二国际的分化和破产，使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标准发生裂变。仅过数年，十月革命的胜利给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带来了转机。到了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流派及理论的丰富多彩已经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标准的多样性或多元性成为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最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者们自己内部的争论和作用，使得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生成开放和不断深化的历史动态之中。科氏的上述九点对此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历史视角。

（四）关于列宁主义的评价

科氏认为，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实践检验，对于列宁主义应重新评价。他推翻了斯大林时期把列宁主义加以神话的若干说法，在《主要流派》中多处对列宁主义大加批判。现综述如下：1，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只是其发展的一个流派。它是仅仅适用于俄国的“农业共产主义”。无论对于理解和解决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还是殖民地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列宁主义都是不可接受的。2，列宁主义没有继承作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与人道主义、人权和自由格格不入。3，列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实用主义。列宁的伟大和天才不在于其理论和预见，而在于其行动和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和机会来夺取政权。列宁是实干家。当列宁需要某种理论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他会毫无顾忌地篡改和伪造马克思的学说。4，列宁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理论。列宁本人是极权主义理论家。列宁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和观点，他的诸多政治举措和其学说的实践，都表明了极权的特征。5，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延续和组成部分。列宁以其理论和行为为斯大林后来的恐怖统治制造了条件。“列宁时代”与“斯大林时代”之间的实质区别不在于前者那里党和社会享有自由，而在后者那里没有自由，区别只在于：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联人民的整个精神生活都沉浸在谎言与欺骗之中。[21]后来，科氏对苏联国家意识形态做了一个概括：“这种意识形态被指望用来铸造人民的思想，但是它只能行之一时，因为它变得如此虚弱不堪、荒谬可笑，以致没有人相信它，被统治者不相信它，统治者也不相信它。”[22]

科氏对列宁主义的否定和敌视是他全力批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依据。科氏贬低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地位，恰恰有可能忽略列宁主义构成20世纪东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因为一大批不发达国家或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正是通过列宁主义而与马克思主义联结起来。这些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接受的是列宁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不仅开辟了在所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天地，而且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普及。

列宁主义是否为适用于俄国的“农业共产主义”的说法，这是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社会乃至东方社会能否结合和怎样结合的争论的继续。当年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在此问题上的争论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受到民粹主义的掣肘。当年列宁主义者与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论战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何看待落后国家和地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之际和成功之后所经历的沉重坎坷。这个问题的争论在苏联解体之后又以一轮沉重的历史方式再现出来。

科氏对列宁主义的全盘否定是他全力讨伐斯大林主义的必然前提。[23]不仅对列宁主义而且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来说，斯大林问题都是一个至关全局的问题。科氏对斯大林问题的见解和评价无疑带有他个人浓重的生活经历和感情色彩。科氏在20世纪70年代对斯大林问题的一味否定，并不能解答斯大林问题为什么是20世纪中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所存在的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和事实。

科氏20世纪70年代对列宁主义的评价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巨变之际又一次得以成为热点。这尽管表明了科氏对苏联模式批判的前瞻性，但是这种批判已经超出了科氏本人的范围，仿佛汇成了对93年历史的苏共命运和74年历史的苏联结局进行讨论和反思的国际性的思潮。在此，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列宁主义的挫折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对马克思主义的走向和未来又意味着什么？可以确信，列宁主义以及后来的斯大林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及其研究领域中一个持久而常新的话题。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科氏在《主要流派》“跋”中写道：“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大的幻想(thegreatest fantasy)。它是一个呈现出完美统一社会远景的梦，这种社会使人类一切愿望都会满足、一切价值都会实现。”[24]这一说法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只是幻想。必须区分出作为对过去历史的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对于人们的知识储备和丰富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很有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同样承认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作为信仰则是不可修正的，即它相信只有当过去的历史按照未来的历史来解释，历史的过程才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说，那些业已存在的东西只有当它们具有对那些还没有产生的东西的预知时，才是可以理解的和有价值的。如果没有对未来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具有宗教的功能和特征。[25]然而，“作为阐释性的‘体系’，它死亡了，它已不能提供任何‘方法’用来有效地解释现代生活、预见未来或培植促成乌托邦规划”。[26]“现在，马克思主义既不解释世界，也不改变世界，它只是一套为组织各种利益而服务的口号，其中的大多数与马克思主义最初的口号有天壤之别。”[27]

从理论上说，科氏的这种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乌托邦一类的学说，归结为在人类早期思想史上，尤其是基督教史上曾经盛行的拯救论（soteriology）和末世论（eschatology）之类的东西，这在《主要流派》中是一以贯之的，是显现于《主要流派》始终的基调。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科氏眼里成为不可实现的信仰教条，成为与思想史上某些盛极一时的学说殊途同归的东西。科氏格外地注重现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困难和危机，着力强调它在20世纪下半叶遇到了不可避免的“衰落”。这种预见性的结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初确实经过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而得到了某种证实。

从实践上说，科氏的这种结论难以成立。尽管在21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的境遇不可与它在20世纪的兴盛同日而语，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没有终止。就世界范围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还没有告罄，还依然处在生成和转换之中。可以相信，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纪（19世纪）和第二个世纪（20世纪）的发展及应用之后，一定会迎来它自己以崭新形态出现的第三个世纪（21世纪）。

应该指出的是，《主要流派》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演进的分析和论述，是整个《主要流派》中最为薄弱的方面。诚如科氏所言，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理解大都是通过第二手或第三手的资料来进行的。科氏对毛泽东的所谓“农民马克思主义”的定性及所作的相关概论，我相信，中国广大的读者从中不难看出其局限性。

三

衣俊卿教授在主持编辑和出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之际，在这套译丛“总序”即《全面开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中明确地谈及这套译丛既要“包括与我们的观点接近的著作，也要包括那些与我们的观点相左的著作”，诚如衣俊卿教授所言：“以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为例，他在这部著作中对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进行了很多批评和批判，其中有一些观点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必须加以分析批判。尽管如此，它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如果不把这样的著作纳入《译丛》之中，那么我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很大的片面性。”

在今天的中国，出版、发行《主要流派》中译本，至少有三点值得关注：首先，如何理解和把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非科氏莫属！尽管这一在东欧1950年代至1970年代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思潮最终走向了远离或告别马克思主义的结局，但是，它的出现的确开阔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视野并且促进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嬗变、转型，它的演进并没有背弃或否定广义上的社会主义，它的取向依然是以某种道德伦理的、民主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来审视和解决人类生活问题。这一点突出体现在2002年科氏发表的题为《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一文中。他指出，虽然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言都失败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社会主义理想的消亡。他把马克思的预言与社会主义传统剥离开来，因为马克思曾预言的市场经济社会的阶级对立将导致中产阶级消失、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利润率下降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市场将阻碍技术的发展这五个方面，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后来的社会主义正是基于这些错误的预言而有了意识形态的支柱，它们取消市场和彻底国家化的做法只能导致极权主义和极端的不平等。科氏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但是社会主义传统观念本身并没有消亡。因为，这种传统观念是丰富的，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表现为追求平等、公正、普及教育、注重公共福利、消除民族歧视、妇女解放、自由等多种进步的价值和运动，代表着当时欧洲政治生活最优秀的方面。在列宁—斯大林主义导致的社会主义被极权主义所垄断的局面结束之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及其运动带来了众多的社会改革，促使政治环境日益改善，保证现有的福利国家正常运行，维护社会正义，解决市场所无能为力的人类紧迫问题。科氏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哲学或道德哲学，它建立在人类手足情谊的理想之上，如此的社会主义永远只能是价值理想，而决不能由制度化手段来补充，决不能作为制度而存在。[28]

其次，如何看待和评价西方世界主流文化及主流话语下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主要流派》一书仿佛历久弥新，其学术价值和思想影响随着岁月的演化愈益凸显、深远，显而易见，这些都是与该书所论及的马克思主义诸多问题、与2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乃至“冷战”时代的结束息息相关的。这使得《主要流派》一书在其出版20多年之后，又一次成为关注的热点。这主要体现在科氏于2003年11月获得了前面所述的首届“克鲁格大奖”之后，2005年美国纽约的诺顿出版公司再版该书前后所引起的反响。该出版公司把《主要流派》三卷本汇集成长达近1300页的一册，在该版封面的天头和底端上，分别印有“经典文本汇集一册”和“现代人文学术的一座丰碑”（引自英国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的评语）的字样。在该版上不仅有该书作者2004年撰写的新版序言和新跋，而且在该版的扉页和封底上都印有高度评价该书的评语。[29]从这些评语中不难体味出：马克思主义在近几十年里所遭遇到的挑战和危机，直接就是马克思主义制约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挫折和失败，反之，亦然。无论是从学理的价值上还是从实践的意义上，《主要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更不用说非常广泛地）映现出西方世界主流文化及主流话语下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描述和评价、建构和取向、职能和命运。最为集中地代表这一点的就是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托尼·朱特在2006年9月《纽约书评》上为新版《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所写出的评论，题为《告别那一切？——莱泽克·科瓦考夫斯基与马克思主义的遗产》[30]。

再次，如何审视和解决世界范围内的左派思想理论与右派思想理论之争？在《主要流派》英文版首次发表的1978年，科氏给自己的期望是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者”。[31]

因为，保守主义者相信：1，在人类生活中，每项改革都必须付出代价，自由的获得和平等的实现此消彼长，一个把全部平等和自由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是不可能的；2，我们不知道多种不同的社会生活传统方式——家庭、利益、民族、宗教共同体在何种程度上是不可缺少的；3，要消除一切社会制度缺陷的观念和尝试不仅是不可确信的、与经验相悖的，而且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们通向极权主义。

自由主义者相信：1，以安全为目的来强调国家的作用是有效的，但是对安全和国家的重视永远不应该与自由混淆；2，人类共同体不应该阻碍个人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展；3，平等本身不是实现自由的目的，而是获取自由的手段。完全的平等是自取失败的理想。

社会主义者相信：1，对自由的限制只是对纯粹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经济活动自由的限制，而不应该是对更高形式的自由的限制；2，不能仅仅因为一个完善的、无冲突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就认为每一现有的不平等形式都是不可避免的、每一赚取利润的方式都是正当的；3，应该鼓励对经济进行社会控制，即使付出的代价很大，为了防止对自由进行威胁也是十分必要的，这些控制必须在代议制民主内实施。

尽管科氏本人并没有充分解释把这三种主义汇合成“一个信条”的可能性，没有具体论证把上述这三种主义各自具有的规范和价值能否结合、为何结合和如何结合起来的必然性，但是他毕竟明确地理解到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各自的所长所短，试图把数百年来相互冲突、相互砥砺甚至相互隔膜的上述三大主义融为一炉，加以熔冶锻炼，这也就有可能为进一步反思或更好地转化包括当今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的经久不衰的左派与右派、革命与改革、激进与温和、现代性与现代化、未来与传统、理想与现实等等之间的张力，提供了一个基点。[32]

的确，今天仅仅以反马克思主义来定性《主要流派》一书则过于简单了；而对《主要流派》提出的问题和所带来的影响视而不见或置之不理也不可取，更不能像过去那样对《主要流派》采取轻率、粗暴和庸俗的“大批判”的“处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流派》折射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特定命运，成为交织着这种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特定体现。对于我们而言，在《主要流派》出版30多年之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在世纪之交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之际，结合马克思主义160多年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研读《主要流派》一书，正视并重视《主要流派》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所做出的诘问、批判、责难和否定，我们不得不说它给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给所有关注马克思主义或者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某种命运联系的人们提出了深切而又多重的思考课题。这些的确都有待于我们做出进一步的探讨和解答，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者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而问题在于改造马克思主义！

正如科氏所认为的，当今世界，人们不会对马克思主义的每一问题有两种完全相同的看法，我们理所当然地不会苟同于他本人的全部观点和看法。我相信，广大读者会对此书得出他们自己的评价，而且这种评价会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及其演变不断地得到修正、充实和提高。十分可喜的是，国内已经有十余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或相关的著作在评述马克思主义发展时论及科氏及其《主要流派》的观点和影响。[33]一些学者、专家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在论及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史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史时，《主要流派》一书是无法回避的，也是不可忽视的。令人欣慰的是，黑龙江大学已有关于科氏思想理论专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通过，并已出版。[34]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学者对科氏著作的进一步翻译、介绍和研究，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对科氏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会达到新的水平。[35]

[1]中国学界又有译者把此名译为“柯拉柯夫斯基”、“科瓦科夫斯基”、“科拉柯夫斯基”、“科瓦考夫斯基”或“克拉柯夫斯基”等，以下简称科氏。

[2]中国学界又有译者把此书的书名译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根据该书的实际内容和衣俊卿教授的建议，我们认为，把该书的书名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为妥（以下简称《主要流派》）。

[3]唐少杰主持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已由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年底出版发行，此译著列入衣俊卿主编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4]T.朱特：《战后欧洲史》（上），林骧华、唐敏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387页。

[5]转引自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8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677页。

[6]T.朱特：《战后欧洲史》（上），第393页。

[7]参见亚当·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崔卫平等译，自印本，2004年，第156-189页、第244页。

[8]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9/07-22/1786811.shtml.

[9]http://www.latimes.com/news/obituaries/la-me-leszek-kolakowski21-2009jul21,0,2982668.story.

[10]该奖旨在奖励在人文学科领域做出重大和深远研究的学者，用意在于填补人文学科领域中没有对大师成就进行认可和表彰的最高荣誉之空白，又称“人文诺贝尔奖”，奖金为100万美元。该奖项评选一般历时两年，由全球范围的两千多所大学校长、高等研究机关领导人和相关学科著名学者提名和评选。该奖项评选有三条标准：首先，其学术研究成果被同行公认为对该学科具有杰出贡献；其次，其成果在人文学科中必须具有跨学科意义；再则，其成果必须对公众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当年终审的五位专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都一致推举科拉科夫斯基。

[11]http://www.loc.gov/today/pr/2003/03-195.html.

[12]迄今为止，科拉科夫斯基的著作已有下列中文译本：《柏格森》，牟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宗教，如果没有上帝……》，杨德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形而上学的恐怖》，唐少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与魔鬼的谈话》，杨德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13个童话故事》，杨德友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2013年增订版；《自由、名誉、欺骗和背叛——日常生活札记》，唐少杰译、衣俊卿校，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张彤译、魏志军校，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李志江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的文集》，姜海波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还有中国台湾地区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第1卷，马元德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高俊一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

[13]http://news.bbc.co.uk/2/hi/europe/8157014.stm.

[14]A.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页。

[15]参见唐少杰：“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史及其研究的典型个案——柯拉柯夫斯基思想简评”，载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第102-11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唐少杰：“柯拉柯夫斯基与20世纪下半叶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北京：《哲学动态》2000年第5期，第39-42页；唐少杰：“<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译后”，广州：《开放时代》2000年9月号，第124-127页；唐少杰：“也谈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7卷第4期，第29-65页；唐少杰：“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弄潮者——科拉科夫斯基及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剪影”，香港：《二十一世纪》2012年10月号总第133期，第137-145页。

[16]《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的内容简介还可参见陈学明、张志孚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名著提要》，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第111-134页。

[17]L．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8: Vol. I, pp.177-181.

[18]T．舒尔茨：《昨与今一战后世界的变迁》，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117页。

[19]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Vol. I, pp.408-416. “motif”一词来自于法语，并在英语中通用，含有“主旨”、“动机”、“动因”等之意。我认为，根据科拉科夫斯基在《主要流派》著述的上下关联和观点脉络，“motif”一词应该译为“主旨”，而不应译为“动机”或“动因”。从文化学以及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动机”、“动因”更多地是指某种特定的实在活动或实践行为的缘由或初衷，而一般不是用来指某种理论或学说的缘起或前提。必须指出的是，科氏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旨”之际，更多地是从论的相对横的形态，而不是从史的相对纵的过程，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本身与以往某些学说或思想所具有的相似的“主题意义”或“理论宏旨”。因此，我认为，路薇把“motif”译成“动因”，把这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旨”译为“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三大动因”，这种译法不确切；见陈学明、张志孚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名著提要》，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第112－115页。赵司空在论及“科拉科夫斯基带有强烈‘新马克思主义者’印记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时，把“motif”译成“动机”，见陈学明主编：《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第2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1页。还可参见唐少杰：“评柯拉柯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主旨说’”，北京：《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1期，第52-57页。

[20]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Vol. II, pp.4-6.

[21]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Vol. I, pp 416-420; Vol. II, pp.381-384, pp.515-527.

[22]http://www.nytimes.com/2009/07/21/world/europe/21kolakowski.html.

[23]参见柯拉柯夫斯基：《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根源》，引自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29-51页。

[24]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Vol. III, p.523.

[25]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Vol. III, p.526.

[26]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Vol. III, p.529.

[27]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Vol. III, p.530.

[28]https://www.firstthings.com/article/2002/10/what-is-left-of-socialism.

[29]在该版扉页上，印有十处有关人士或书评的评语，转述如下：

托尼·朱特（Tony Judt）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的评语：“或许（科拉科夫斯基）应该被视为20世纪文人共和国的最后一位杰出公民……科拉科夫斯基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的范围之广，很难在一篇短短的书评说清楚。本书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即使不是首屈一指的马克思主义史论，但它无疑是迄今为止最为宏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史论。……阅读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的著作必将让人获益良多。”

萨拉·莱尔（Sarah Lyall）在《纽约时报》（New Times）上的评语：“（科拉科夫斯基）三卷本对马克思主义剖析的著作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最具权威性的著作。”

约翰·格雷（John Gray）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上的评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是关于西方思想史上一段重要经历的无可匹敌的百科全书。”

米洛拉迪·德拉科维奇（Milorad Drachovitch）在《听众》（Listener）上的评语：“本书毫无疑问是有史以来对马克思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最完整、最令人满意的研究著作。”

西尼·胡克（Sidney Hook）在《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上的评语：“本书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新纪元。”

斯蒂文·鲁克斯（Steven Lukes）在《纽约书评》上的评语：“本书以清晰而准确的阐释，连贯而高水平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地考察了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并在充满激情的同时严格忠于原典，展现了阐释和分析的本真面目。”

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er）在《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上的评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一书既是马克思主义史上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成熟的批判和祛魅。……只要思想还能对历史和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的著作就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而受到好评。”

《图书馆杂志》（LibraryJournal）上的评语：“本书以单卷本的大部头著作罕有的完整性和清晰性，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自发端以来到20世纪所经历的发展、实践以及相关的理论家们。”

杰弗里·霍索恩（Geoffrey Hawthorn）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上的评语：“本书具有卓越的清晰性和力量性，做出了最尖锐和最敏锐的判断，其质量较它所论及的几乎所有著作更胜一筹。总之，这是一部杰作。”

《安提阿评论》（AntiochReview）上的评语：“这部巨著中充满了智慧的正直和博学的光辉。”

在该版封底上，列举的评语有：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评语：“一部由西方最敏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著的里程碑式的杰作……本书将会持久地成为这一领域的必读书目。”

诺顿出版公司的评语：“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这部20世纪伟大的历史著作，如今最终汇编成一卷，本书概述了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和马克思追随者们的贡献。这是一部超越智慧的先知般的著作，是理解现代政治历史的必备书目。”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H·比林顿（James H.Billington）的评语：“我们很少能够发现一位见地深刻、具有反思精神的思想家，这样的思想家进行广泛的探索，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见解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政治意义。”

托尼·朱特（Tony Judt）的评语：“或许（科拉科夫斯基）应该被视为20世纪文人共和国的最后一位杰出公民……科拉科夫斯基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的范围之广，很难在一篇短短的书评说清楚。本书是无与伦比的。”

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的评语：“科拉科夫斯基作为哲学家、史学家、神学家、政治科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在思想界几乎无人可望其项背。”

阿兰·瑞恩（Alan Ryan）在伦敦《泰晤士报教育副刊》（Times Educational Supplement）上的评语：“本书卓越的原因不胜枚举。……本书的绝对价值无以复加。……这是一部独具特色而又引人入胜的杰作。”

[30]托尼·朱特：《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林骧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41—160页。

[31]L.科拉科夫斯基：“如何做一个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者：一个信条”，载《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李志江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4-246页。

[32]参见孙传钊：“左派乎？右派乎？”，北京：《读书》，2005年第1期，第27-33页。

[33]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衣俊卿等著：《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黄继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黄楠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8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史》，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廖惠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六大思潮初探》，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黄楠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陈学明主编：《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第2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等。另外，还可参见涉及到科氏著作和观点的译介性的文献：[南]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2卷，胡文建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英]汤姆·博托莫尔：《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陈叔平等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美]罗伯特·戈尔曼编：《“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赵培杰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英]凯蒂·索珀：《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廖申白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87-89页；[英]霍华德等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顾海良、张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395-398页；[美]马歇尔·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美]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范岱年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21-123页。

[34]胡蕊：《文化的张力与理论的命运——科拉科夫斯基的青年马克思观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继红：《社会主义理想的初步实践探索——科拉科夫斯基的列宁主义观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李晓敏：《现代性危机与基督教文化精神——科拉科夫斯基宗教理论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35]参见衣俊卿：“科拉科夫斯基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12期；衣俊卿：“南理论界批判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塞文版第三卷出版”，《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4期；赵司空：“各主要国家及地区年度报告——中东欧”，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周嘉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与西方‘马克思学’的神话破灭——以科拉科夫斯基为例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30-36页；胡蕊：“评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哲学‘三大动机’说”，《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110-114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