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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央行青年研究

原标题:新时代的央行青年研究

编者语:

本篇文章是人民银行深圳中支行长、人民银行青联主席邢毓静在2018年人民银行青年论坛上的讲话,主旨是新时代央行青年如何更好地开展调查研究,希望各位亲在新的一年能更好地通过调查研究指导自己的工作,取得新的突破,遇见更好的自己!敬请阅读。

演讲人/邢毓静(人民银行深圳中支行长、人民银行青联主席)

新时代的央行青年研究

邢毓静 2018.12.26

青年朋友们,各位通过电视电话系统观看论坛的分支行同志们:

过去12年间,人民银行系统超过11万青年参与到青年课题和青年论坛活动,共完成课题32,500多篇,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成绩。对我个人来说,非常荣幸在过去6年每年都参加青年课题评选,并尽可能地参加青年论坛。跟青年一起成长,特别是跟优秀的青年研究人员共成长,自己也感觉年轻了很多。我从三个方面对上海总部青年课题《高质量发展的货币政策意义——一项基于中国微观企业研发数据的机器学习评估》进行点评,供参考。

一、课题选题紧密围绕央行履职和央行自身专业化建设

上海总部这篇青年课题的选题不是针对某个特别的热点问题,它的结论如果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来审视,会更加有意义。一篇优秀的青年课题在选题上应具备如下两个特点:

(一)主题围绕央行履职。经对2018年人民银行系统参评青年课题的主题词进行梳理,174篇课题共有189个研究主题。通过两个层次对研究主题进一步分析,情况如下。

第一层次是关键词的使用频率。图1黄色节点是课题涉及程度或者集中度最高的研究主题,显示出2018年青年课题最核心的两个关键词,分别是“货币政策”“宏观审慎”。

图1

第二层次是各课题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主题的关联度,图1蓝色实线展示出在174篇参评课题中,关注货币政策、宏观审慎、金融监管以及与之相关的信贷、利率、汇率、支付、反洗钱等中央银行核心职能的课题,共有89篇,占比51%。从获奖的91篇青年课题共128个研究主题来看,围绕央行履职开展研究的程度更加明显(见图2)。

图2

经对“货币政策”“宏观审慎”两个关键词与其他主题的关联度分析(见图3、图4),可以看到两个关键词与房地产、信贷、普惠金融、金融风险、金融稳定、跨境、预警等都形成了一个关系网。通过网络图,进一步体现了与央行履职密切相关的选题特点。

图3

图4

除此之外,伴随着人民银行职能,特别是与经济相关职能的深入拓展,在青年课题研究中也出现很多自相关题目。在174篇青年课题中(见图1),右边的两个环基本是与最新的选题,比如数字货币研究等专业条线紧密联系的。简言之,2018年人民银行系统青年课题的选题,既关注了与中央银行履职、宏观经济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也关注了中央银行自身更具技术创新性的独立主题。

(二)具有逻辑性、一体性和系统性在174篇参评课题中,研究主题之间存在关联的138篇,占比接近80%;在91篇获奖课题中这一特点更为明显,这个比例达到90%,反映出基层央行青年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同一个问题。当我们从尽可能多的视角去分析同一个问题,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这也是青年课题未来成长中值得进一步发扬的优点。

二、数据的使用和处理方法:拥抱金融科技,完善央行治理和决策体系

上海总部这篇青年课题基于新的数据库,创新运用了机器学习方法开展研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金融研究方法跟过去相比已经有了非常大的突破。2018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第九次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力量,当前正处于非常重要的技术创新节点。同样,金融业也需要拥抱科技革命,科技的力量可能使金融业在这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能够有新的突破。可以说,金融业不仅为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驱动力量提供融资,事实上金融业自身的发展也得到了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推动。

新技术在过去几年不断发展,在金融领域得到有效运用,在今天展示的几篇课题都有体现。例如国家外汇管理局青年课题组关于民营金融的研究,用到大数据分析,而这些大数据除了包括金融监管数据、工商登记数据之外,还包括万德数据库、新闻媒体、上市公司年报、天眼查等,大数据的运用使研究结论更加清晰。除了大数据外,很多机构都在运用超级云、超级计算解决问题。同时,由于传感网,包括脑科学以及移动互联网的运用,使得AI的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技术逐步在金融领域得到应用。这一点在深圳感受非常明显,深圳的金融科技走在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前列,深圳金融业在发展金融科技方面已经闯出了一条路子。在深圳,不断更新的金融科技促进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促进金融机构业务的不断创新,甚至金融体系都在发生着可能具有历史重大涵义的深远变化。

中央银行作为监管者,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央银行可以获取的数据,不仅包括跟工商部门联网的数据、外汇领域中企业数据,还包括支付数据、征信数据、反洗钱数据等等,如何把这些海量数据,与巨大的市场应用需求结合起来,与迫切的监管需求结合起来,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题目。如果仅仅依靠数据报送,是否可能实现穿透式监管?穿透式监管如果没有大数据的支撑,它的时效性如何?金融科技对中央银行已经不是一个辅助性工具,如果能在加强法律、伦理及社会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有效运用大数据,大数据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央银行基础数据非常核心的内容。对全球主要央行的调查问卷显示,大部分比较成熟的中央银行,基本都会把大数据作为核心数据。

科技革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对人民银行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可能。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人民银行的政策制定。大数据的存在,使数据来源多样化、数据模型可以实现海量数据基础上的优化,预测精准度将进一步提升,使得中央银行能够进一步完善思维方式、进一步完善模型、进一步完善决策模式。第二个层面是基层央行的治理模式。过去基层央行的治理模式是条线分割的,如果打破分割往前一步,能做到功能监管;功能监管再往前一步,就是主体监管。在当前海量数据的背景下,实现从过去的功能监管转变为主体监管可能性会更大。做到主体监管,不仅使央行的决策能够更加快速,同时也符合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以人民的需求为主、以人民的获得感为主的要求。

当前,市场已经比我们走得快很多,监管机构能不能充分拥抱金融科技,如何对央行治理体系、政策制定、政策决策、政策贯彻进一步完善,是亟需加以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从更加长远的视角开展研究

面对当前纷呈的热点,需要青年研究者沉下心,不仅讨论当前的决策,更要考虑长远,研究在更长时间跨度中可能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制定的核心问题。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埃德蒙·菲尔普斯曾在2018年10月30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The Fantasy of Fiscal Stimulus》,翻译成中文就是《财政刺激政策的幻觉》,或者是《关于财政刺激政策的奇思妙想》,或者是《关于财政政策的幻想》,取决于大家对Fantasy这个词做褒义的解释,还是做贬义的解释。

菲尔普斯研究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十年之后,相关国家经济复苏的情况。把第一类美国、加拿大的数据,第二类北欧国家包括瑞典、英国、爱尔兰、德国、瑞士的数据,第三类欧洲其他几个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第一、二类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复苏相对较快,但第三类国家经济复苏速度相对较慢。

菲尔普斯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二战之后,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当总需求不足的时候,需要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刺激政策。他做了一个假设,复苏快速的国家和复苏相对较慢的国家相比,是不是财政赤字发挥了作用?他研究了这些国家的财政刺激和经济复苏速度的关系,以国家债务与GDP的比例衡量财政刺激情况。研究发现这个关系是负相关的,即第一、二类国家的经济复苏速度快,并非由于这些国家财政赤字迅速增加导致。

菲尔普斯进一步从理论框架、历史经验、实证基础分析背后的原因。他举了历史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1945年美国当时的整个劳动力人口大概是5390万,在二战结束之后的1947年,由于士兵从战场返回,美国可参与就业人数上升了700万,就业需求大概从5390万上升到了6020万,增加了11%。当时美国学界都在研究采取什么政策促进就业,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学者提出来,需要扩大财政赤字来减少失业率。而从实际情况看,1946年美国的失业率是3.9%,到1952年美国的失业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到3.1%,就业参与率从1946年的57.2%上升到1952年的58.7%,接近两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时期财政不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出现了财政盈余。从历史经验来看,凯恩斯主义在特定时期的政策和效果未必是所期望的。

在此基础上,菲尔普斯梳理了不同经济学家的观点,分析为什么财政刺激无效。1961年,弗兰克·莫迪利亚尼认为财政赤字没有发挥作用的原因,是财政赤字会对就业和储蓄带来负面的影响。1955年,詹姆斯·托宾指出增加财政赤字会导致消费增加,从而可能会对投资有挤出效应,并可能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政策最终的效果未必是有效的。1965年,埃德蒙·菲尔普斯本人提出“财政中性”的政策建议,当出现财政赤字时,即便有更多的人参与就业,但由于这些人觉得更加富有了,可能会消费更多,又进一步验证了托宾关于消费对投资挤出的观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认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采取过度宽松的财政政策,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全球化使得相应政策在全球得到消解。

与之相对应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否货币政策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有了迅速的提升,这也是当前一个主流观点。菲尔普斯对这些国家经济复苏的速度和中央银行的扩表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初步证据表明,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明显。这个结论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如果说财政刺激没有作用、货币政策的效果还有待商榷,那支撑第一、二类国家在2008年之后更快速复苏的原因是什么?菲尔普斯提出两个思考,也和上海总部这篇青年课题相关。第一个思考是,经济复苏的力量来自于一个古老的答案,就是商业信心。他举了一个例子,罗斯福总统1933年上台时,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也是经济理论、金融理论大发展时期,不同的学者、不同的经济学家、不同的政策建议者都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经济学理论、政策、建议是针锋相对的,最后是凯恩斯主义占了上风。但是在罗斯福总统上台时,凯恩斯给了总统一个警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都是短期的,在制定短期政策的时候,更要高度关注商业信心,短期政策的目的在于使社会公众增强信心,如果没有信心,很多政策都是昙花一现。

第二个思考是,第一、二类国家能够迅速复苏,而第三类国家相比起来复苏速度慢,最核心的根源是Dynamism,这个词对应的中文可能是“企业家精神”。正如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精神,如果不能砸烂一个旧世界,可能很难建立一个新世界。Dynamism的核心是创新的意愿和创新的能力。有没有创新的意愿、有没有创新的能力,这可能是宏观政策最需关心的、长期的、根本性的原因。当经济下滑到低点时,面临着大量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有这种企业家精神,有对新产品的热情、对新技术新方法的热情,无论是自发的,还是由于在政策支持之下引导出来的,经济结构调整才有希望。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政策只是在一个下滑总体趋势上的一个局部改善,而无法把整个趋势给扭转过来。快速复苏的基础,如果转换成经济学、金融学的专业词汇,核心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即在整个经济转型、结构调整过程中,快速复苏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能不能迅速提高。

第一、二类国家的迅速复苏,并不是2008年以后这些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事实上是因为在1990到2008年期间,这些国家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的冲击并不改变全要素生产率长期的增长,这可能是这些国家在面临危机时,具有更强韧性的原因。这些国家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稳定长期的增长,与这些国家在体制机制上对市场的尊重、对创新的尊重、对科技的拥抱,以及对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的投入,对企业家精神的爱护等等都有直接的关系。正是这些因素,使得整个经济能够经受住内外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且能够有非常强的反应能力。就像上海总部课题里引用的保罗·克鲁德曼的一句话,“生产率不是一切,但是从长期来看,它几乎是一切”。

2018年,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挑战,很多挑战超出了过去的想象。总结回顾2018年全球经济、中国经济,普遍有个共识,2018年初大家是非常乐观的,但站在2018年底这个时点上,发现事实不像年初想的那么乐观。基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2019年一定是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一年。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在应对各种挑战、做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增长任务的过程中,需要更多基于微观主体的数据,需要运用金融科技的手段,才能真正回答在中央银行学、货币银行学、宏观经济学中需要解决的最基本问题。

事实上,信心和企业家精神的维系都需要中央银行,因为币值稳定是一切信心的基础。从历史来看,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为中央银行,才有大英日不落帝国在18、19世纪的全球领先;1914年美联储正式成立,在30年之后的1944年,美国正式取得全球老大的地位。今年恰逢人民银行成立70周年,人民银行有着非常辉煌的历史。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法》从法律的角度规定了中央银行的职责,人民银行专业性真正有了巨大飞跃;2004年,在中央银行家、改革政策设计者的推动下,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包括国有银行改革、农村金融改革、资本市场发展等等,使得金融政策传导渠道、传导机制向市场经济转变,才有可能使中国在2014年迎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只有以币值稳定以及一系列配套体制机制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就是我今天对上海总部青年课题的点评,这是一篇非常难得的优秀论文。这篇论文从微观主体角度出发,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得到一个非常清醒的结论,这些结论相信一定会对未来金融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最后,祝愿青年课题组活动越办越好,祝愿青年论坛越办越好!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金融鹏程”2019年2月11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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