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真相:“不抵抗命令”究竟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发布的?

原标题:探寻真相:“不抵抗命令”究竟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发布的?

作者:杨天石,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导,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季我努学社顾问,季我努沙龙演讲嘉宾。

辨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不抵抗命令”出于张学良,并不能减轻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责任。

张学良与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力图诉诸悲情,证明曲在日方,“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沟路轨之理”。其办法是诉诸外交。9月19日上午的东北干部会议,作出的决定就是“一切听各国裁判”。在随后召开的东北外交委员会上,顾维钧提出,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张学良和会议参加者都同意。其后,南京国民政府采纳的就是顾维钧的方案。

蒋介石从上海方面得到沈阳发生事变的消息后,立即致电张学良,要张向外宣传时“力辟”日方散布的侵略借口——东北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无一语谈及军事准备与军事斗争。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之行动。”2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求张迅令青岛海军集合塘沽,以防“与日舰发生万一之意外”。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都一心一意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都不曾指示张学良和东北军抵抗。这就说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默认和肯定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事变纪念馆

当然,揭穿日方谎言是必要的,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也都是必要的,但是,没有下达任何一个军事准备与抵抗的指示,却也是不正常的。戴季陶等当时就提出:“当时当地军队若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邵元冲在参加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也认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和张学良一样,也在于“恐日”,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实力。1932年1月12日,蒋介石下野还乡,在奉化武岭学校演讲时说:“中国国防力薄弱”,海陆空军不足,一旦给日本提供“绝交宣战”的口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应该说,这段话道出了蒋介石的思想症结。

南京国民政府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还在于“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

摘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1》 作者:杨天石 重庆出版社 2015年9月

编辑: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研究生 萧宸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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