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识 | 环境与性别：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论评

一、生态女性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作为继平等或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追求与男性相同的经济与政治权利）、文化或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主张父权制文化或资本主义制度是女性受压抑或剥夺的根源）之后的第三代女权主义运动，生态女性主义实践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妇女依法挑战大型核电站和印度北部的抱树抗议运动等群众性行动创议中。这些行动的共同之处是，以劳动妇女日常生活中养成的普通生态感知为基础，试图将女性利益的表达与我们对周围环境的一种养育性、保护性态度的追求结合起来。相应地，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术语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在世界各地开始出现。

生态女性主义最早的理论著述是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兹·德奥波纳（Francoised’Eaubonne）的《女性主义还是毁灭》（1974）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罗斯玛丽·鲁特尔（Rosemary Ruether）的《新女性、新地球》（1975）等。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遍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大规模群众性抗议浪潮中，除了不断涌现的生态女性主义报刊，一些学术性论著也应运而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的《妇女与自然：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喊》（1978）、玛丽·戴利（Mary Daly）的《女性生态学》（1978）以及伊丽莎白·格雷（Elizabeth D.Gray）的《失去的绿色伊甸园》（1979）等。这些著作着力阐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男性自我的自我异化、沉缅于对“其他”的控制、对军事主义和死亡的迷恋及其工具逻辑与思维的认识论基础，强调文化变革而不是经济非正义的重要性，主张创制一种新的语言以便把理性与情感重新连接起来。

1980年，卡罗琳·默昌特（Carolyn Merchant）发表了她的生态女性主义名作《自然的死亡：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并由此拉开了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世界大规模环境与和平抗议运动的序幕。1983年，利奥尼·卡尔德科特（Leonie Caldecott）和斯蒂芬尼·利兰（Stephanie Leland）推出了第一本生态女性主义文集《拯救地球》。一年后，德国绿党创始人之一的佩特拉·凯利（Petra Kelly）发表了其感人肺腑的自传《为希望而战》，讲述她如何从妹妹的意外死亡中获得了从事女性主义运动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动力。同年，美国生态党创立者、精神性生态女性主义者查伦·斯普雷纳克（Charlene Spretnak）在其与人合著的《绿色政治》中，对德国绿党中女性遭遇的性别歧视提出了批评。1986年，社会学家和著名活动家玛丽亚·麦斯发表了第一部重要的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著作《父权制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其中提出了对基于高技术的进步观念的理论批评。1988年，玛丽琳·韦尔林（Marilyn Waring）在《无稽之谈》中对凯恩斯经济学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而艾琳·丹克尔曼（Irene Dankelman）和琼·戴维森（Joan Davidson）编辑的《第三世界中的妇女与环境》则详尽描述了妇女在与自然友好相处中各种形式的劳动。

20世纪90年代初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一个转向是对压迫性的超国家结构的批评，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宰的世界新秩序明显依赖于对一个不发达的“其他”（国家）的资源与劳动的支配，而这方面的首要推动来自盖尔·奥姆维特（Gail Omvedt）等撰写的《妇女与斗争》（1988）和范达娜·诗娃的《坚强生存：妇女、生态和发展》（1989）。范达娜·诗娃强调，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使命之一是重新界定社会应如何看待妇女和自然的生产力与活动，因为它在现代社会中被错误地理解与利用。比如，无论是河流还是森林都只有在有助于经济GDP增长的情况下才会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希尔卡·皮提拉（Hilkka Pietila）和吉恩·维克尔斯（JeanneVickers）的《发挥妇女的作用：联合国扮演的角色》（1990）分析了女性主义政治的全球化在一个日益全球化世界中的重要性，而卡罗尔·亚当斯（Carol Adams）的《性别化的食物政治》（1990）则阐述了素食主义的文化涵义。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像朱迪思·普朗特（Judith Plant）编辑的《治愈创伤：生态女性主义的承诺》（1989）、艾伦·戴蒙德（Irene Diamond）和格劳丽亚·奥林斯坦（Gloria Orenstein）编辑的《重构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兴起》（1990）等生态女性主义专题文集。在研究主题上，这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生态女性主义与社会生态学的论战，以及与生态社会主义围绕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自然》杂志开始展开的对话。

部分受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影响，生态女性主义的著述迅速增加。1992年，著名的英国《生态学家》杂志出版了第一个“妇女与生态”的专辑，而美国的主流女性主义杂志《女士》开始定期编辑“生态女性主义”栏目。同年，罗斯玛丽·鲁特尔出版了其新著《盖娅与上帝：一种使地球康复的生态女性主义神学》，而英国社会学家玛丽·梅洛（Marry Mellor）则发表了她的《打破边界：走向一种女性主义的绿色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生态学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尽管她更愿意被称之为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生态女性主义者。1993年是生态女性主义论著尤为丰硕的一年，其中包括琼妮·西格（Joni Seager）的《地球愚行：以女性主义方式应对环境危机》、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的《女性主义和自然的统治》、考伦·巴斯（Corin Bass）和詹妮特·肯尼（Janet Kenny）的《切尔诺贝利之后：妇女的回应》、格丽塔·嘎德（Greta Gaard）编辑的《生态女性主义：妇女、动物和自然》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生态女性主义者继续从环境主义、替代性精神、动物权利等理论视角，揭示主导着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制造了对全球南方、妇女和自然的三重统治或压迫。比如，著名印度女性主义者范达娜·诗娃出版了《回归家园：女性重新连接生态、健康和世界发展》（1994）和《全球化的新战争：种子、水和生命形式》（2005）；激进的女性主义生态哲学家瓦尔·普拉姆伍德出版了《环境文化：理性的生态危机》（2002）；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苏珊·格里芬出版了《日常生活中的爱：论生态学、性别和社会》（1995）、《生态伟人及其品德》（2001）等；精神生态学家斯蒂芬尼·卡萨（Stephanie Kaza）出版了《达磨雨》（2000）和《佛教论贪婪、欲望和消费欲求》（2005）；女性主义神学家朱迪思·普拉斯科（Judith Plaskow）编辑出版了《论女性主义、犹太教和性别伦理》（2005）；素食女性主义者罗尔·亚当斯出版了《动物与女性：女性主义理论分析》（1995）、《上帝知道你的爱》（2005）、《生活于食肉者群体之中：素食主义者手册》（2008）；受控肌体女性主义者（cyborg-feminist）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出版了《女性主义和技术科学》（1997）和《伴侣物种宣言：狗、人和重要其他》（2003）；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者罗斯玛丽·鲁特尔编辑出版了《我们自己的声音：四个世纪以来美国女性的宗教著述》（1996）和《基督教女性主义中的救赎》（1998），等等。

二、什么是生态女性主义

严格地说，生态女性主义还可以具体划分为不同的学术流派。狭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更加强调妇女与自然共同的受压迫性历史以及二者之间的积极性认同，相比之下，女性主义环境主义者侧重于男女性基于日常工作和责任差异而体现出来的自然资源与过程中的不同兴趣，社会女性主义者着重分析男性和女性自身的再生产对经济制度的影响，而女性主义后建构主义则把性别与环境的关系视为身份认同观念和种族、阶级、性别、年龄等方面差异的具体体现。在此，笔者将集中分析狭义的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

（一）从哲学认识论上说，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由人类身体特点决定的或者说躯体性的（em-bodied）唯物主义。

它的首要目标是颠覆将男性置于女性和自然之上的欧洲认知传统，主张代之以一种作为整体存在的内部关系的辩证法，认为一旦消除了“男性/女性=自然”（male/female=nature）这种僵硬的对立，社会主义、生态学、女权主义和后殖民斗争将会获得一种强大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动力。

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的生育活动不仅体现着男女性不同的感知、认识自然的方式，而且由此促成了男女性有差别的生命/自我意识：女性对生命过程的理解是实践的、具体的和感性的，而男性对生命过程的理解往往是抽象的和意识形态化的。因而，与男性典型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相比，女性的认知取向可以说是一种由人类身体特点决定的或躯体性的唯物主义。但在欧洲文化传统中，女性的上述特点不但没有得到充分理解，反而被严重矮化甚至贬低了。比如，黑格尔认为，女性只拥有“给予生命”而不是“甘冒生命危险”的品性，因而很难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识，而马克思则强调，人类意识的辩证发展首先得益于其现实世界中的生产活动。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男性主宰的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逐渐演变成一种世界性的社会与经济现实，或者说“生物能量的性别化的社会建构”，并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现时代发展到顶峰。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及其商品生产观念，不仅使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身体权利、而且使生物栖息地和动物的生存权利，都受到了严重伤害和威胁。而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结果也往往是，男性维持着他们在公共和法律上的“权利”，而“社会责任”比如处置环境破坏则要由女性来承担。

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使命，在艾瑞尔·萨勒看来，就是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厚此薄彼”的两性文化传统：男性体现为1，往往与理性、太阳、能动性、善、光明和秩序等联系在一起，女性则是0，因而是“缺乏的”、“低等的”和“不同的”的“其他”，往往与本能的非理性动物、妖妇、地球母亲、黑暗、邪恶、被动和月亮女神等联系在一起。尽管这种文化态度贯穿着从亚里士多德，经基督教哲学家，到洛克、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几乎整个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并已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认知与心理定势，但来自生物学的证据一再表明，没有任何理由接受历史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上的这种二元主义，因为二者构成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不是对立的两极。

（二）从政治立场上说，生态女性主义同时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批判和经济社会批判。

生态女性主义政治分析的基本前提是，生态危机是建立在统治自然和统治作为自然的女性基础上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父权制文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或者说，生态危机是一种统治女性和统治作为女性的自然的文化主导下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首先挑战的是不断强化与蔓延着的当代资本主义父权制文化，主张一种妇女主义的（womanist）而不是女权主义的（feminist）政治——女性主义政治与抗争的基础是承认女性的差异性而不是简单追求与男性的等同。由于它着力于把世界范围内将生活置于自由之上的抗拒者或姐妹（re/sisters）的敏锐的历史性选择理论化，并将其关注点集中于社会再生产（女性的生育活动），生态女性主义就超越了女性在阶级、年龄和种族上的差异，成为所有女性的基本政治意愿表达或代表（政治最大公约数）。当然，生态女性主义并非仅仅是一种（女性）身份政治，而是致力于创造一种超越文化与物种局限的广泛性地球民主。就此而言，生态女性主义超出了资产阶级权利及其制度所促生的思考环境与和平、性别、社会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关切的关系等的单一议题方法，而它所要解放的对象也不仅是自然，还包括作为自然的女性以及广大男性。

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与自然关系建构过程就是一个女性逐渐被排挤出自主性经济生产过程、女性的生命价值与尊严日益被贬损和否定的过程。罗斯玛丽·鲁特尔的《新女性、新地球》详尽分析了资本主义父权制形式的历史渊源，并将其分为“母亲的征服”、“母亲的否定”和“母性原则的升华”三个阶段。欧洲中心主义的“母性原则的升华”随着工具理性和现代科学所支撑的工业文明的展开而最终完成。“19世纪的‘进步’观念使犹太教—基督教的上帝观念成为现实。将其自我认同于超越性‘精神’的男性，创造技术完成把超越性‘精神’不断地置入‘自然’的壮举。宗教末世论意义上的上帝变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工程。结果，人们试图通过无限的物质‘进步’实现无限的需求，强迫自然实现生产力的无限扩张”。这种升华的社会后果就是妇女的经济边缘化随着生产场所的转移而加深，同时失去了工作中的丈夫陪伴和作为其生产资料部分拥有者的自主性。女性先是成为了像男性一样的资本家工厂中的工资挣取者，后来又在男性工会组织的排挤下退回到家庭之中。而到20世纪，“女性化的”家务领域已仅仅被视为一个经济消费场所。

基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的女性主义者比如西蒙娜·德波伏娃不愿意将女性与自然联系起来加以讨论，担心那样会提供男性主导社会进一步排斥女性的口实，相反，主张“性别之间没有差别”。而生态女性主义所挑战的正是这种主流女性主义的基础，指出它与西方男性主义借助工具理性实现的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有同谋关系。因为，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女性并非在本体论意义上更接近于自然，而是像男性一样处于自然之中，她之所以获得这种男性中心主义主宰下的身份，只是由于男性自己偏离了上述事实；相应地，生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并不是既存体制下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而是全球的可持续性与性别正义，并认为二者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或认可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认为“妇女在男性和自然之间的传统地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之一，而且很可能是其最根本性的矛盾”。鲁特尔、默昌特、麦斯、诗娃和萨勒等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著述的影响。在她们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马克思时代是为了养羊的圈地，而现时代则是为了农业工业、商业农业、水利大坝和高尔夫球场的开发），使北方和南方的大量妇女被迫放弃以土地为基础的意义丰富的生活，来到城市这一与生态过程的自然循环相脱离的人工环境之中谋生，并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父权制男性的劳动者或性商品，也就是成为新生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中，本应在与自然界的创造性劳动中赋予其劳动过程与产品以意义的劳动主体，变成了没有任何思维能力的机器的被动附属物。而在现时代，马克思曾详尽分析过的上述异化意识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扩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全球性蔓延而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

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者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论述所包含的超越其时代的生态智慧与理论洞见。而且，艾瑞尔·萨勒从下述方面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内部关系观的后现代特征：辩证的和相互转化的认识论，多向度和过程性的自然本体论，主张人类的身份存在于自然之中并且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是生命确证性的，坚持认为可感知的实践是有效知识的基础，将劳动和占有作为界定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和阶级斗争历史以及性别化、物种和后殖民关系的核心概念，社会制度作为第一或第二自然相互制约与影响的观点，以及异化、意识形态和商品崇拜等概念。

但与此同时，绝大部分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理解受到他们所拥有的理性与技术将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启蒙信念的制约。马克思关于人类控制自然界的观点所体现的明显是一种线性进步的观念，而其中包含的人类对自然的工具性统治是以男性将女性与自然作为物质与资源的对象化为前提的，从而扼杀了自然的主体性及其在人类历史中所拥有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男女平等或女性权利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的理论主题。相应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不足以清晰阐释西方社会中男性/女性=自然这一模式演进的内在机制，并因而构成了随后的社会主义理论传统的重要缺陷，即缺乏一种明确的性别化分析视角。而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点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大量存在的男性/女性=自然模式的痕迹（比如在其著名的劳动价值论中对妇女作用、自然生态、乡村生活的忽视或贬低）会构成其解放规划中的一个深刻矛盾，有可能使其构建一个自我连贯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努力化为泡影。

（三）从绿色变革的视角说，生态女性主义自称是历史的政治代理人。

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文化与制度批判，事实上已经隐含着一个逻辑性结论，即只有生态觉醒的女性才能成为我们时代期盼已久的历史的因而也是自然的代理人。具体地说，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既不同于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拥有特殊的历史变革作用的假定，也不同于自由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者关于有多少社会抗议就有多少政治主体的声称。

首先，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已有的关于绿色变革政治主体的分析都是不充分的或片面的。绿色运动中的自由主义者以乔纳森·波里特（Jonathon Porritt）为代表，淡化资本主义对于环境破坏的责任，认为一种后工业绿色革命很可能由中产阶级（尤其是小企业家）所引领。因为他们不仅可以远离物质生产领域，而且可以更具备条件来实践这些绿色想法。这种对中产阶级政治作用的肯定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依然体现在生态政治的精神一翼中，比如沃威克·福克斯（Warwick Fox）的超越个体生态学。对这种自由主义个体主义政治传统的批评，并不是要否认精神更新的必要性，而是想强调仅有个人的调适是远远不够的。

对此，汉斯·恩赞伯格（Hans M.Enzensburger）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作了明确阐述：生态运动的中产阶级特征及其对通过正确思考改变现实的唯心主义强调很可能阻碍其实质性发展，因为一种浅绿色的中产阶级完全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和谐相处。而绿色运动中的乌托邦主义分子认为，既然环境破坏影响着所有的人，保护环境就应该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因而，他们否认当代社会存在着特定的人类拯救者群体。对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批评也适用于上述绿色分子。

在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批评方面，生态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认同生态社会主义的观点，即正如戴维·佩珀（David Pepper）已经指出的，仅有好的观念是不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才是关键性的，而绿色运动必须引入一种唯物主义的分析。借用唯物史观的逻辑，既然作为全球多数的女性的利益在于挑战现存的生产主义结构，她们正好拥有带来生态革命所需要的社会变化的经济主体地位。但是，无论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像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主张工会与新社会运动的联盟，新马克思主义者安德列·高兹（AndréGorz）、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主张后工业新无产阶级以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合，还是生态主义者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主张一种能够彻底摆脱现实利益的群体，都没有承认女性的历史主体地位。

其次，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生态女性主义的政治变革引导潜能归根结底来自于女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父权制下的独特境遇。一般地说，欧洲中心主义父权制文化使得女性在性生理上、现象学意义上、政治上和话语上都处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从属性“其他”地位。但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之下，女性被更多地传授与学习了支持他人、弥合受伤的情感和紊乱的社会关系、抚慰自我的技能，从而成为了优异的系统性关系协调者。事实上，妇女的传统性工作就是协调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交换：扫地、烧菜、给孩子洗澡洗衣等等，很少妇女得到过收入或社会地位方面的报偿。而对于那些选择了承担双重责任或立志成为男性主义意义上成功者的女性来说，这种“厚此薄彼”的对立性思维和经济社会结构也往往使她们相对远离资本主义的父权制机会结构和异化意识，从而能够较为容易地做到质疑和挑战现实中发生着的一切：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投机性氛围，为了获取利润而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开发，狭隘意义上的技术开发，等等。

不仅如此，女性的上述生态感知还受到了来自以下两个方面因素的强化。一方面，女性无论是在南方国家还是在北方国家都往往同时具有母亲和受到智力训练的劳动者的双重身份，这使得女性的政治意识中拒绝传统政治中盛行的关于公共与私人领域责任的划分和关爱精神的缺乏。也就是说，女性从一种女性主义的视角很容易看到很多值得保持和养育的东西，但却很难在主导性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得到实现和满足，而这种痛苦的边缘化地位与体验往往会促成和强化她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不满。另一方面，第三世界抗拒者和土著少数种族中的女性往往因为应对其内部者/外部者的身份而变得富有创新性，文化归属上的身份冲突及其社会边缘化地位很容易强化她们的批判意识，从而看穿所谓的“父亲原则”的空洞的工具主义性质。

因此，如果说自然环境的退化是男性主义角色追逐所必然导致的结果，那么，女性在这个意义上的相对“非自由”地位就成为地球上生命的福音。对复杂系统如何运作的真切感受、对生命过程的认同、未来感、对周围环境的敏感、一种保护性态度和合作性风格，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女性主义的特殊生态感知。当然，这种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表达应该是众多生态女性主义者的一种集体性努力，而且必须首先达成与广大男性、社会主义者、后殖民主义活动家和深生态学家等社会群体的广泛政治共识。

三、趋势与展望

在很大程度上，生态女性主义可以理解为传统女性主义的时代发展和理论综合，是新一代的女性主义。因为，除了更明确地集中于应对生态环境这一时代性难题，它也同时承认第一代、第二代女性主义议题的现实重要性。对此，艾瑞尔·萨勒强调，生态女性主义辩证地理解与平衡以下三个方面的目标：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对女性作为一支平等的政治力量的诉求，激进的—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关于解构传统政治合法性的男性主义基础的要求，生态女性主义对如何发挥女性天然具有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并引导男性来共同创建一种生态社会的追求。不仅如此，生态女性主义力图成为一种真正全球化的生态主义理论与运动。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坚持一种可概括为“维持生计观点”或“生态适量观点”的深生态学，而且具有一种超越地区、宗教、阶级和语言的跨文化感知特征——覆盖所有的女性并且向生态觉醒男性开放，非常希望能够达成与其他社会运动特别是环境、后殖民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联盟或联合。

因此，生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已经不简单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权益或个性解放，而是要逐步走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父权制文化及其相应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父权制”，并创造一个以生态可持续性和全球性公正民主为基本特征的新型的或“女性主义”的社会与文化，或者说一个“非剥削性的、非殖民主义的、非等级制的社会与文化”。依此，它不仅大大丰富了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与运动的政治内涵，而且清晰展示了人类现代社会绿色变革中的性别化视角与向度。

但是，对于生态女性主义这样一种绿色激进主义——即使不能称之为“绿色本质主义”——的政治变革潜能，我们恐怕还必须持一种合理谨慎的态度。一方面，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或工商业财团的全球性垄断，正日益使全世界的女性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女性成为资本主义深度工业化与商业化的附属品或牺牲品。处于极端强势的国际化资本、日益臣服于资本扩张需要的民族国家及其国际机构、围绕着资本收益及其分配而联合起来的各国精英，正在形成一个无所不在的漫天之网，任何形式的异端性考虑或见解包括生态女性主义的主张都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更不用说替代。

玛丽亚·麦斯和范达娜·诗娃对全球经贸一体化和高新技术商业化应用的生态女性主义分析和艾瑞尔·萨勒等对全球化背景下生态女性主义追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都表明，在一个日益在资本主义旗帜下不断一体化的世界中，女性无论是对于严重歧视性的外部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挑战潜能还是对于自身生态智慧及身心权利的自主性，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困难。在笔者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加速扩张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而自2008年下半年起不断蔓延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似乎也没有提供世界将走向另外一个发展方向的可信迹象。就此而言，当代生态女权主义还依然更接近于一种政治哲学而不是实践政治，尽管玛丽亚·麦斯和范达娜·诗娃、艾瑞尔·萨勒等从来都不认为生态女性主义只是或应该局限于一种理论。

另一方面，就女性主义运动自身而言，“女性主义的资本主义内部化”也已是一种客观性现实。通过吸纳部分“杰出”或“男性化”女性成为资本主义父权制体系的一部分，女性主义运动已在相当程度上被现实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所驯化、收买或阉割。这不仅发生在民族国家各级政府的政治舞台上（少数女性得以进入议会或内阁），也发生在国际正式或非正式聚会场合中（少数女性团体被挑选为政治或话语代表）。真正成问题的并不是少数女性权利活动分子的政治意志坚定性，而是女性主义像其他新社会运动一样在“向制度进军”进程中面临的同样性质的难题：向传统制度内部的任何成功渗透——对于任何新社会运动都是绝对必需的——都意味着远离变革制度的最初目标。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平等主义女权主义的解放梦想正在帮助着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殖民化并带来环境破坏。

比如，妇女美容保健、女性生育养护、现代家务活动等等，都在尊重与实现女性传统经济政治权利的旗帜下成为国际化资本不断增殖与领域拓展的新空间，而实际上，女性与自然相对于资本主义父权制的依附与从属地位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如果不是更加深重的话。结果，正如范达娜·诗娃等反复强调的，不仅生态女性主义对于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来说有着十分不同的理论与政治内涵，而且也许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女性面临着更为艰巨的“生态意识觉醒与养育”和“去资本主义殖民化”的任务。换句话说，传统女性主义运动在现代民主制下迄今为止取得的成效，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态女性主义价值与政治追求的一种樊篱和障碍。依此而言，生态女性主义长期面临着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使之保持成为一种现实挑战与变革性的力量。

《环境政治学》

作者：郇庆治

出版社：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年7月

本期编辑：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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