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心雕龙》的研究者中，对《辨骚》篇的归属问题认识上分歧很大。有的人认为，虽属“枢纽”，但非“总论”；而有更多的人认为，虽属“枢纽”，但兼有文体论的性质。后一问题，自范文澜提出之后，至今争论不歇，赞成的和反对的人中都有著名的专家，彼此都曾作出过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双方均有所见，谁也说服不了谁。看来这一问题还会不断争论下去。
参加论战的人中，牟世金是较早提出《辨骚》可以作为“具有兼属‘枢纽’和文体论的双重性”说的代表，后又作了系统的分析与论证。随后出现的一些著作，大都沿袭此说，例如林杉就把该篇分置两处，且曰：“笔者在《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中，曾将《辨骚》篇列为刘勰所论各种文体之首，目的是使其所论具有完整性。本书中则将《辨骚》篇归其本位，使之按刘勰原意，成为他论文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并贯注于有关写作、鉴赏和批评的论述之中。”
《文心雕龙·辨骚》（元至正十五年刻明修本）
刘勰将一些屈原名篇散入其他文体篇章中，可证《辨骚》不是文体论的专篇
牟世金还提出了新的佐证，他说：“更应看到的是，刘勰在《乐府》篇说过：‘朱、马以骚体制歌’，他自己已承认‘骚体’了，论者不承认这个事实，也就不起什么作用了。”这一例证似乎确是不容置疑，反对的人应该承认刘勰的文体论中确有“骚体”。然而我对这一问题仍有疑问。
这里首先就得考察刘勰是如何提出“骚体”一说的。《文心雕龙·乐府》中说：“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前人早就指出，上文实乃袭用《汉书·礼乐志》文，中云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艺文志》中也有相同的陈述，可知这里所说的，是武帝时作郊祀歌等乐府歌曲的事。古来相传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诗经》，本可配合乐舞演出，内中篇章，例如“风”诗中的作品，本为各地的民歌民谣，因此汉代建立乐府，也广泛吸收民歌民谣，经过最著名的文士司马相如等人润色加工后，再由乐府令李延年配上音乐，用以演奏，供皇上享用。因为天子以四海为家，所以乐府中必须采纳各地的乐曲，汉家天子又起于楚地，所以更为重视楚声。刘勰在司马相如之前加上朱买臣其人，目的也在强调“骚体”的地方色彩。《汉书·朱买臣传》中说他疾歌讴道中，后召见，“言楚词，帝甚说之”，乃得贵显汉朝。朱买臣的作品无一传世，并非著名的辞赋作家，刘勰将之置于突出地位，无非将其作为“楚声”的代表人物就是了。《汉书·王褒传》曰：“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此与“言楚辞”之意相合，《汉书》中的这一名词只是说明其朗读腔调的地方特色而并不具有文体之意。
如以楚辞与《诗经》或先秦散文（诸如史传、哲理等文）相比，人们首先感受到的，可能还是其明显的地域特色。汉武帝在乐府中看重楚声，以朱买臣的作品为代表，正说明这一特点。后人也每先从这些地方着眼进行分析，宋代黄伯思曰：
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苹、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
刘勰与此不同。他之推崇《离骚》，并不首先强调其地方色彩。尽管他在《物色》篇中也提到：“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而他在《辨骚》篇中所辨析的，则正是其“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的地方。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刘勰虽然提出了“骚体”一名，却不把上述文字放在《辨骚》中申述，只是放在《乐府》中介绍，可见刘勰是把骚体看作乐府中的一个品种，而并不把它视作一种文体。
刘勰在其他地方，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他在《颂赞》中说：“及三闾《桔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矣。”《桔颂》为《九章》之一，刘勰如此说，表明他原来就没有把《辨骚》视作一种文体论，所以把《桔颂》放在《颂赞》篇中论述。又如《祝盟》中说：“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纚也。”明示《招魂》乃《楚辞》中之一篇，而从文体来讲，应该放在《祝盟》中讨论。他在《辨骚》中不去论述《楚辞》中的一些名篇，将之分散到其他文体中去论述。说明刘勰本来就没有把《辨骚》篇看作文体论。
《九章·橘颂》（宋端平本《楚辞》）
魏晋南北朝时早就形成了“诗骚”传统，刘勰至为珍视，从而细作辨析列此专篇
刘勰还在其他一些篇章中阐明他的观点。
《明诗》篇中说：“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这里说得很清楚，刘勰是把《离骚》归人诗的行列中去的。《比兴》篇说：“楚衰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这也就是说，屈原传承的是《诗》的传统。
《诠赋》篇中说：“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土蒍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这也说明赋这种文体，源出于诗，但得益于“楚辞”的拓展，可知刘勰之论《骚》，始终以之作为文学的一种源头来看待，而不将它局限在一种文体的小范围内进行考察。
何以如此？因为“风骚”已在魏晋南北朝时的文坛上形成一种传统，大家已经习惯于“风”“骚”并称，且以继承这一传统为荣。《世说新语·文学》篇“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刘孝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曰：“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飚流所始，美不同祖‘风骚’。”至于钟嵘之撰《诗品》，将所论的一百数十名诗人一一归之于“诗骚”的传统之下，更是人们熟知的事实了。
刘勰亦常《诗》《骚》连称，作为文学的源头，由此叙及后世之发展，如《物色》篇云：“《诗》《骚》所标，并据要害，故后进锐笔，怯于争锋。”《练字》篇云：“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又如上引《物色》篇中所说的“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风骚”亦即“诗骚”；至于不标“诗骚”之名而暗用者，更不一而足，如《物色》中云“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摇而繁句也”。按此说出自扬雄《法言·吾子》篇，可知汉人早就有此见解，刘勰继此续作申述，说明他也继承这一著述传统。
扬雄《法言》（宋刘通判宅仰高堂刻本）
由此可知，刘勰不是首从文体分类的角度去构拟《文心雕龙》全书体系的。刘勰奉儒家诗教为最高准则，叙及诗骚的传统，从面分论二者所衍生的文体与受其影响的各种文体。
他从学术史的角度，关注文学的发展。书中并列《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是为“文之枢纽”，因为这些篇章中论及的内容，决定后世文学的发展，其中也寄寓了刘勰的理想和希望。这五篇文章中当然也有主次之分。前三篇为主，系正面立论，后两篇为次，刘勰于此有所辨析，他将“纬”“骚”与“经”作比较，区分出了其中合于“经”的一面，也离析出了其中不合“经”的部分，然仍强调其对后世文章发展的影响。刘勰考察古来文学的发展，认为上述五篇文章中提出的许多方面都曾起过重要的枢纽作用。“纬”与“骚”中也有符合“经”的地方，刘勰对之充分予以重视，这里似乎没有必要定将二者逐出“总论”，而只能仍然称之为“枢纽”。在“总论”与“枢纽”之间区分得那么清楚。
魏晋南北朝时直承两汉而来，前时的影响，仍然巨大而深切。刘勰是魏晋南北朝人，对“纬”与“骚”的影响的感受，自与后代不同。自隋代严禁谶纬之后，这种号称辅经而行的学术才急剧衰退，其后学人方始不易感觉其影响。刘勰之时，“纬”在思想界与学术界仍然风行，在文学界也影响巨大，试观《文选》中录人的南朝及其之前文士的作品，后人注释中，常是引及纬书，即是明证。刘勰对之必须作出辨析。“骚”从问世时起就是以文学的形态出现的，然而两汉是经学垄断一切的时代，所以一些珍视屈原作品的人，也要傍经而行，刘勰持类似观点，《辨骚》篇中亦称“《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而汉代又有一些人持绝对尊经的立场，坚决拒斥屈原之作享有“经”的荣誉。刘勰要尊经，以之作为裁决文学作品正否与高下的标准，一方面又要维护“诗骚”的文学传统，为楚辞作辨护。作为后起的一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当然要对二者作出一番别择，然后分别论述其成败得失。这就说明，吾人若从文学发展史角度来看问题，可知刘勰的用意本以《辨骚》为枢纽，与文体论无涉。
刘勰信从刘向关于学术分类的理念，不把屈、宋及其追随者的作品视作一种文体
下面试从中国学术史的角度再作分析。
刘勰对汉代文学的成就甚为推许，对汉代学术亦甚关注。《通变》篇中说：
……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
刘勰以为商周的“咏歌”成就最为突出，达到了“丽而雅”的完美程度，楚汉已向“侈而艳”的方向发展，然仍未离正轨，所以他要责备那些“才颖之士”，“多略汉篇，师范宋集”，可知他对汉代篇章仍然赞美。
汉代学人中，他很推崇刘向。刘向不但在创作上卓有成就，在学术上也卓有建树。上引《通变》篇中，刘勰随后又引桓谭语曰：“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其中“刘”氏即指刘向。因为刘向的学术符合儒家传统的精神，《征圣》篇中说：“子政论文，必征于圣。”而刘向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之一，就在目录方面的分类。《诸子》中说：“逮汉成留思，子政雠校，于是《七略》芳菲，九流鳞萃，杀青所编，百有八十余家矣。”自从刘向奉命校书，撰就《别录》，刘歆继起，编成《七略》，班固凭借二刘余荫，完成《汉书·艺文志》，有关中国典籍的存佚兴废，学术源流的分合流变，方始得到了系统的辨析与记载。《时序》篇中赞颂曰：“子政雠校于六艺，亦已美矣。”
刘勰对刘向在学术分类方面的成就，高度重视，而刘向对“骚”在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它与诗、赋的关系，也有明确的意见。《乐府》篇中说：“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也。”可知刘勰之撰《乐府》专篇，是按刘向的意见处理的。《汉书·艺文志》承刘向之余绪，把诗归人《六艺略》，把歌归人《诗赋略》；刘勰亦依此意，把诗归入《宗经》中讨论，把歌归入《乐府》中讨论。《诠赋》篇中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说明赋本古诗之流，其中一些合乐的诗，流为乐府；其中一些不歌而付之吟诵的诗，又流而为赋。《汉书·艺文志》中把文学作品归为“诗赋略”，将屈原及其后学原称“楚辞”的作品二十五篇称之为《屈原赋》，可见刘勰对“楚辞”文学属性的看法，就是从刘向、班固等人的学术分类而来。
《汉书·艺文志》（宋刻递修本）
《诠赋》篇中还曾一一列举此中高手：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
事实表明，刘勰是把“楚辞”名家宋玉作为“辞赋”首出的重要代表看待的。“辞赋”合称，也就说明楚辞与赋同类，不能把“楚辞”视作一种独立的文体，魏晋南北朝时的目录学家也不把楚辞视作一种文体。
按刘勰之论文体，受挚虞的影响甚大，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于《诠赋第八》中曾一一征引前代学人论赋之语，而又以为“虞所论为最明畅综切，可以与舍人之说互证。”他在引用挚虞原文之后，又云“观彦和此篇，亦以丽词雅义，符采相胜，风归丽则，辞翦美稗为要，盖与仲治同其意恉”。然观挚文，可知彼时已把屈原之作归为赋体。《文章流别论》曰：“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侍也。”（《太平御览》卷五八七引）这里就是辞赋合称，辞已归人赋类，且已组成一词，辞赋成为赋的另一名称。
早在汉初，“辞赋”之说即已出现。《汉书·王褒传》载宣帝语曰：“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其后辞赋一词应用日广，可觇刘勰之说远有所承。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李善注引《法言》曰：“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原也过以浮，如也过以虚。过浮者蹈云天，过虚者华无根。”，（《文选》卷五十）曹丕《典论》曰：“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按衍，屈原之尚也；浮沉漂淫，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也。”，（《北堂书钞》卷一百引）说明汉魏之时早已有人将屈原与汉赋名字归为一类，屈原之作也归为赋体。
班固《汉书，艺文志》曰：“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向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可见汉代的目录学家也已将屈原之作归入赋类，故《汉书·艺文志》中将《屈原赋》二十五篇归人“诗赋略”。
《汉书·艺文志》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类似的著述出现，袁山松《后汉书·艺文志》已佚，东汉一代的著作不见著述，也难了解其时学人对文体分类的见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目录学著作，记载比较系统的，自《晋中经簿》以下，均已散佚。阮孝绪之《七录》，仅存《序》文，见于《广弘明集》卷三，内有《目录》之纲要，《文集录内篇四》中有“楚辞部五种，五恢，二十七卷。阮孝绪所说的《文集录》，实即班固所说的《诗赋略》。阮氏《序》文中说：“王（俭《七志》）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可知自汉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至齐代王俭的《七志》、梁代阮孝绪的《七录》，一系相承，在目录分类上变化不大。这也就是说，截至刘勰之时，学术界对学科分类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
唐初魏征撰《隋书·经籍志》，又将先秦至齐梁时期的典籍加以囊括，分门别类，予以著录。其中有关魏晋南北朝部分，曾将阮孝绪的《七录》作为重要参考书。《隋书·经籍志》已改用四部分类，卷四《经籍四》集部中将《楚辞》列于最前端，共录自后汉校书郎王逸注之《楚辞》十二卷（并目录）起，至刘杳撰之《离骚草木疏》二卷止，共十部二十九卷，且作介绍说：
《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谄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其书今亡。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文，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
这番议论，代表的是南北朝时学术界的共同认识。他们说的《楚辞》，主要指王逸编纂的以屈原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章。后出之文，均系“拟之而作”，所以不能算是一种文体；后人所追踪的，主要是《离骚》等文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
《隋书·经籍志》（宋刻递修本）
由此可知，刘勰的思路与当时学术界的情况大体上是一致的。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在《文心雕龙》的枢纽部分重点介绍屈原的突出贡献，将他与其他辞人与赋家区别开来，不把其代表作《离骚》放在文体部分加以叙述，他是在为维护其心目中的《诗》《骚》传统而作努力。当然，齐梁时期也已有人将“骚”列为一种文体，如与刘勰关系深切的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中就列有“骚”体一类，内收屈平、宋玉、刘安三人的文章，这与王逸等人编纂《楚辞》的做法一致，而萧统将“骚”类列在“赋”、“诗”之后，“七”体之前，与刘勰等人的做法似乎有所区别，实则这是由于各人从事的工作性质不同而产生的结果。萧统等人编的是一部总集，势必要把屈原的作品列人，但列人“赋”、“诗”之中都不合适，所以只能单列“骚”体一类，这样安排，自然与刘勰的做法有所不同了。至于后人有将句中夹有“兮”字的作品都称作骚体，也就与刘勰对文体的看法距离更远了。
余论
刘勰把《辨骚》归为“文之枢纽”，用现代汉语来说，也就是文之关键，用现代学术用语来说，也就是文之总论，这里似乎不必再在“枢纽”与“总论”之间再作什么区割。
汉魏六朝之时已经形成了诗骚传统。刘勰尊儒，他将二者作比较，以为后人应该学习《离骚》中合于“典诰”的地方，正确对待其流于“夸诞”之处；他也认为屈原之作由诗人赋，《诗》《骚》都是后代文学的源头，这与汉魏六朝学者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他们提到“楚辞”时，或是归入赋类，或是强调其地方色彩，或是指王逸编就的一部总集，而并不视之为一种文体。至于“骚体”之称，则是从音乐的角度看待而有此一说的。
周勋初著，《文心雕龙解析》，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
研究刘勰《文心雕龙》，辨析一些混淆不清的问题，首先还得了解其人、其书的时代背景。刘勰不再从事经学研究，改为从事文学研究。《序志》篇中说：“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末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所以他要写作《文心雕龙》，借以“树德建言”，并由此而“立家”，可知他的写作《文心雕龙》，是想完成一部子书。《诸子》篇中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耀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矣。”于此可见其抱负之高，用意之深，而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时一些杰出学者的常见现象。魏文帝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其后陆机、葛洪等一些著名文士也都有类似的表述。研究刘勰，自当注意魏晋南北朝时学术界的这一重要现象。只是现代的龙学界人对此往往不易体察，难得领会。古今学者所接受的教育又完全不同，当今的学者接受的是体系完整的文学理论教育，因此有人把《文心雕龙》看作一本讲写作的书，有人把它看作一部文学理论专著。他们对刘勰所处的时代的特殊之处缺乏深入体察，往往囿于个人的经历与体验，习惯于从当今的思路去观测古人，以致有的人阐述《文心雕龙》中的文体时，纯粹按照书中顺序，将“骚”列在“诗”前，这就不免与刘勰的抱负与立意距离过远了吧。
（原载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编，《中国诗学研究》，第八辑，安徽大学2011年2月版。后收入周勋初著，《文心雕龙解析》，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微信版删去注释。如有引用，请据原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