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水平 | 弗·雷·利维斯文化诗学批评的四个文化主题

《细察》杂志

二、弘扬少数人文化，抵御大众文明

利维斯继承了阿诺德等人以来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对立的文化主义学术传统，强调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及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的对立。利维斯登上学术舞台的20世纪三十年代，距离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约六十年，英国社会发生很大变化，英国工业文明的技术化、商品化程度比阿诺德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现代化由盛而衰，机器文明造成英国社会和传统文化全面解体，报刊、广告、流行小说、电影、广播等现代媒介文化更为兴盛。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1930）一书中，利维斯强调了大众文明（大众文化）与少数人文化（精英文化）的对立。该书开篇即引述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也正是阿著的开篇：

输

“文化为人类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在现代世界，这种职责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在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4]

利维斯敏锐地意识到，机器正在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改变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技术功利主义造成人的智性、精神及文化生活的缺失，导致英国社会的解体和英国传统文化的解体。由英国工业革命前的那种有机的共同文化一分为二：一种是少数人掌握的精英文化；另一种是与之对立的大众文明。利维斯认为，少数人的文化体现为“思想和谈吐的精华”(the best t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凝聚在伟大的文学传统之中。与之相对的是多数受教育层次较低的社会大众所消费的通俗文化，如报刊、广告、流行小说、广播、电影等。利维斯将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对立转换为“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的对立。尽管利维斯在本书中使用的“大众”一词比柯勒律治的“暴民”与阿诺德的“群氓”要更为客观、温和，但其思维方式仍是典型的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利维斯试图以文学经典拯救大众文明。

在利维斯看来，“文明”与“文化”日渐成为意义相反的词。机械文明主导下的大众文化体现的是技术功利主义价值，与传统文化相脱离、相抵悟。文化是精微的，幸存的“少数人文化”是对“大众文明”的疗救。利维斯在该书中对少数人“文化”做了如下界定和表述：

输

“在任何时代，具有洞察力的艺术欣赏和文学欣赏都依赖于极少数人：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不经提示地作出第一手判断（作品通俗易懂的情况除外）。能够带着真正的切身体会认同这第一手判断的人数量较之前者要多一点，但是仍为少数。普遍公认的价值判断是某种纸币，其基础是比例很小的黄金。在任何时候，美好生活的可能性都与这种货币的状态密切相关。……少数人不仅有能力欣赏但丁、莎士比亚、多恩、波德莱尔和哈代（这里只列举几位大人物），而且有能力认出他们最近的继承人，这些人在特定的时代建立起了民族意识。因为这种能力并不仅仅属于一个孤立的美学领域：而且也包含了对理论、艺术、科学和哲学的敏感度,而这些可能影响对人类境遇和生命天性的感觉。少数人保存了传统中最精致、最容易毁灭的部分,正是仰赖他们,我们才有能力从对过去的最美好的人类经验中获益, 安排一个时代的美好生活的固定标准才得以确立,才有了这个比那个更有价值,这个方向而不是那个方向更为可行,中心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的感觉。使用一个引人深思的隐喻（同时也是转喻）：他们保存了美的生活赖以存在的语言、变化的习语,没有这些,精神就会失去特性、支离破碎。我用“文化”来表示这种语言的使用。……文化正处于危机之中。”[5]

显然，在利维斯看来，文化的精华保存在少数人创造的优秀艺术尤其是文学艺术之中。这些少数人的艺术创造不仅属于一个孤立的美学领域，而且包含了各门人文学科的人文思想，保存了各个特定时代的人们生活经验和语言的精华。正是这些少数文学精英的创作建立起了特定时代的民族意识和价值标准。然而，民族文化传统中这些最精微也最易消亡的部分正在遭受大众文明的挤压而陷入支离破碎，精神文化因而陷入危机之中。利维斯认为，优秀文化传统历来由少数精英人物加以保存和传播，使得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生活保持人类生命天性并具有价值标准。反之，机械文明带来大众文化生产的批量化、标准化和平庸化，带来了技术功利主义思潮与大众文化的盛行，造成对阅读和写作的威胁以及大众读物的泛滥，导致传统价值标准被颠覆及文化标准之下降，进而导致当代文化的堕落和衰微。大众文明是一种机械文明、技术文化和现代媒介文化。相对于强大的大众文化，少数精英文学反而成了弱势文化。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的对立其实就是现代大众媒介文化与传统语言文化的对立。利维斯尖锐地指出，英国文化正处于危机之中：标准化的文明正迅速包围整个世界，文化的前景极其暗淡。[6]利维斯对电影的批评尤为苛刻，批评“它们在当今文明化的世界中成为向最廉价的情感诉求提供娱乐的主要形式；并且在感受力处于催眠状态时,由于同栩栩如生的实际生活的幻象联系在一起,它们迎合了最廉价的情感诉求,投合了较为阴暗的部分。……如此刻意地发掘低级反应成为我们文明的特征,想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对应用心理学的史无前例的运用已成为一个新的历史要素”[7]。

利维斯认为，大众文化中语言的滥用与堕落是文化衰退的重要征兆。大众文明时代广告对语言的滥用成为一时风尚，给传统语言和文化造成极大伤害，导致了语言的标准化，造成符号的膨胀与有价值信息的减少。大众媒介文化的泛滥消解和中断了传统文化所珍视的感觉方式、思想方式与表达方式。利维斯尖锐地指出：现代人比华兹华斯生活时代的文化环境更加糟糕,因为现代社会的符号泛滥淹没了优秀文学文本，使得读者难以分辨和思考。在华兹华斯生活的年代,“一位读着华兹华斯长大的读者游走于一套有限的所谓符号之间：变体并非铺天盖地。因此当他一路读下来就能够获得辨别力。但是现代人遭遇了一大堆的符号,变体之多、数量之巨,令人困惑,除非极具才华和天赋,否则几乎无法着手甄别的工作。此时,我们已在经历总体性的文化困境。界标在不断变动、不断增进、彼此挤压，差别和分别已然模糊，……人们要确定他是否了解自己正在谈论的东西正变得越来越困难。”[8]因此，为了提高社会大众的文学鉴别力，使之能够在各种读物泛滥的作品海洋中分辨良莠，利维斯开始了其文学批评和文教育的学术工作，努力实现其以传统精英文化教化民众、抵御大众文明或大众媒介文化的文化使命。

“利维斯继承了阿诺德等人以来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对立的文化主义学术传统，强调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及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的对立。”

利维斯认为，传统文化式微与大众文明泛滥的根源在于现代工业时代对技术的崇拜与对功利的追求，因而他激烈地抨击了以边沁等人为代表的技术功利主义。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一书中，利维斯对批量生产并大量进入英国的美国文化提出了批评，认为美国是技术功利主义社会的典型例子，美国文化是技术文化的化身。利维斯指出：“如今，当我们考虑出版形式中大众产品的标准化的过程，显而易见存在灾难的后果，即伴随而来的是低水平同化（levelling down）的过程”[9]。电影、广告、报刊、流行小说、广播等大众文化泛滥，挤压了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生存空间，带来了文化生产的标准化、平庸化、水准下降与文化权威的消失，割断了当代与传统的联系，导致传统文化的消解。在利维斯看来，“这显然带有凶险的意义”。大众文化的泛滥会使精神领域也受制于“格雷欣法则”，造成高雅文化不断被劣质文化所驱逐。”[10] 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利维斯对诗的感官细节的关注，除了其他原因，也反映了他对工业秩序的敌视，因为他感到，这是被抽象和实用所主宰的秩序”[11]。

面对大众文明的泛滥与传统文化的解体,利维斯一方面尖锐指出大众文明的严重危害，一方面将文化拯救的希望寄托在与之对立的“少数人文化”身上，因为少数人作为最优秀的文化精英，他们传承和保存了最优秀的文化——最精微的经验、思想和语言——它们构成伟大的文学经典和文学传统。利维斯高度重视和强调了语言对于文化的重要性，不遗余力地试图以此拯救大众文明。在利维斯看来，传统价值的连续性有赖于少数人文化加以维系，少数人文化是对大众文明的疗救。传统文化的精华、先辈们的精微的生活经验、精微语言及价值标准，最鲜活地保存在历代优秀语言艺术即文学作品之中。文学既能够与鲜活的现实生活经验相联系而使语言保持活力，又能够延续传统文化精华而恢复人们对过往经验的再体验。反之，粗俗泛滥的大众文化则误用语言、滥用语言。利维斯对当时英国的大众媒体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BBC电台第三套节目、星期日报等表示极大的轻蔑。利维斯主张，尤其要对媒体从业人员进行文学教育，培养、端正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标准和审美趣味。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利维斯非常公开地支持文化标志，将文化视为生活的艺术或生存的艺术，视为谴责技术化边沁主义文明的武器。在利维斯看来，“文化曾属于道德范畴，在面对堕落的文明时，唯一的拯救方法与确认依据可以从那些有某种非凡创造精神的人里找到，那些人大部分都是作家，如莎士比亚、布莱克、狄更斯、劳伦斯等，他们作品中散发出的活力和洞察力能够浇灌已被实利主义烤干的灵魂，并能在黑暗时代促成这些灵魂的复苏。”[12]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以高雅文学对抗大众文化，开大众文化批评之先声，与法兰克福学派异曲同工，甚或直接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当然，利维斯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媒介文化文本的批评也从反面引发了伯明翰文化研究的兴起。

三、培养文学阅读和认知，拯救传统有机社会的解体

三年后，利维斯在与学生邓尼斯·汤普森（Denys Thompson，亦为《细察》编辑部重要成员之一）合著《文化与环境：批评意识的培养》( Culture and Environment:the Training o f Critical Awareness，1933) 1933)一书。该书进一步将“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的对立，转换为城市文明环境与乡村社区文化生活的对立、工业机器文明与农业有机传统的对立，深拓为“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有机社会”的对比研究。利维斯悲叹工业文明的进步，怀念前工业时代的有机社会。利维斯以“有机社会”(the organic community，或译为“有机社区”、“有机共同体”)这一术语来指称十七世纪的英国乡村社会，并以此反衬20世纪英国机械文明和工业社会之弊。《文化与环境》开篇就是这样一种眷恋与无奈的文字：“文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替代物，我们失去的是有机社会及其代表的生活文化。民歌、民间舞蹈、科茨沃尔德的村舍以及手工艺品是代表更深层东西的符号：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有序有范的生活方式，它涉及社会艺术、交谈的密码，它源自远古的经验，是对自然环境和岁月节奏的因应调整。”[13]利维斯认为，工业革命前的乡村英国是一个体现了鲜活文化的有机共同体社会，文化即是这种乡村有机社会的生活艺术、生存艺术或生命的艺术。有机社会的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共同体文化，工业革命则使之解体。利维斯和汤普森依据英国作家斯图尔特《乡村变迁》的研究，以满怀忧愁的笔触写道：“旧英国是有机的共同体的英国。……那个有机的共同体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了，要让人们（不管其受教育的程度有多高）了解它是什么样的事物，是一件普遍公认的难事。它（在西方）的毁灭是近代历史最重大的事实——确实是非常近的历史。这个重要的改变——这个巨大而惊人的解体——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中发生的？这个改变的过程就是这样，通常地被作为进步被描述。”[14]利维斯等人认为，传统有机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际之间和谐相处的整体性社会，人们的语言鲜活、生动而充满活力、人们对感受力敏锐且心智健全，文学艺术雅俗共赏，真正体现了文化的自然生长，体现了人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利维斯这样描绘那个有机社会：“斯图尔特笔下的村民依据自然环境来表达他们的人性，满足他们的人性要求；他们制作的东西——小屋、谷仓、麦堆和马车——连同他们的人际关系，构成了一个与自然环境同样适当而且是势所必然的人类环境，以及调整和适应上的一种微妙。”[15]它们构成乡村社会的生存艺术即传统文化。在这里，民间歌舞、小木屋甚至手工艺品都是文化的述说，成为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交流的标志，成为利维斯心目中的文化理想和文化标准。然而，工业革命以来的都市文明和机械文明则日益消解这个传统的有机社会，造成人性和情感的破碎，造成精神文化传统的解体。利维斯以17世纪的有机和谐的英国乡村社会反衬现代解体的英国工业社会，这体现了利维斯的文化衰退论的文化史观念，与艾略特和斯宾格勒的文化衰退论同调。

“17世纪有机社会成为利维斯眼中英国史上最具活力的文化年代，认为正是那个时代的有机生活环境和鲜活语言环境产生了莎士比亚和班扬这样的作家，作家与那个时代的有机社会生活和语言有着血肉联系。”

传统有机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语言的鲜活、丰富与创造性使用。利维斯表达了对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的传统有机社会的由衷赞美，强调了这个时期英国民族语言和共同文化的有机构成。17世纪有机社会成为利维斯眼中英国史上最具活力的文化年代，认为正是那个时代的有机生活环境和鲜活语言环境产生了莎士比亚和班扬这样的作家，作家与那个时代的有机社会生活和语言有着血肉联系。利维斯认为，莎士比亚基于当时的社会生活经验和生活习语而创作，并通过创造性表达转而丰富了社会的语言与经验，因而其作品有着巨大生活价值和艺术价值。利维斯主张维护英语的古老传统，反对报纸、广播的通俗笔调和现代城市流行的俗语俚词。他曾对英语作过这样的评论：“英国的力量正在这语言的精神，而这一精神是在构筑英语的英国人民具有高度道德感的时期形成的。……在那古老的、主要是农业的社会制度下，生活要比现代城市郊区的世界丰富得多。……当我们再想到，在那旧制度之下说话是一种在群众中培养的艺术，当时人们喜欢讲话（因而才能产生莎士比亚）而不是读书或听广播，事情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即想靠美国俚语和流行的城市说法或靠一些过渡人物、世界主义者的创造之类来复兴英语，是如何站不住脚”。 [16] 在此，利维斯不仅阐发了文化与少数精英、与人类最美好的思想和谈吐、与文学经典的内在联系，还进一步强调了文化与人的自然生命、生活和生存环境的有机联系，赞赏那些生活在农业时代或田园乡村的作家如莎士比亚、班扬、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德·赫·劳伦斯等人。利维斯以昔日的美好与糟糕的现在进行对比。利维斯以他所怀念的“有机共同体”来反衬现代英国社会问题之严重，表达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不满。期望以“有机共同体”对抗当下文明，挽救文化危机。利维斯希冀以文学经典来保护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因为人们在阅读当时的文学作品时，能够重新体验和恢复与有机生活和生命存在的血肉联系。利维斯追念前工业时代生机勃勃的有机社会和传统文化，赞美未被资本主义破坏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的生活体验，这也是自浪漫主义作家以来的文化主题。而且，在对过往的农业有机社会传统的缅怀、对语言之于人类生活的独特价值的重视、对文学之于人的生活独特价值的重视等方面，利维斯与海德格尔有相近的精神旨趣。这种文化取向体现了一种怀旧的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念。

在《文化与环境》一书中，利维斯和D.汤普森把传统有机社会解体的原因直接归于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机器文明和大众媒介文化，认为大众媒介文有着机械性和牟利性的弊端。正是它摧毁了英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和生活方式，推销一种低层次的满足，误导大众的精神需求。利维斯尖锐批评机器文明对现代社会的各种负面影响，严肃地思考机械生产时代的生活品质、文化生产和传统教育等问题，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沦丧的时代，“解体”已成为时代特征。利维斯和汤普森指出：“文化始终是少数人的专利。然而，少数人如今却意识到自己正陷于一个新的环境之中。这个环境不但令人厌恶，更充满敌意……文明与文化正在成为对立之物。”[17]利维斯认为，那个曾孕育莎士比亚和班扬等作家的时代，那个十七世纪英国的有机社会已成明日黄花，它们已遭受工业革命的破坏而逝去，造成人类的自然人性的失落。机械技术给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和大众生产固然带来了许多便利，但也毁坏了古老的生活方式，导致大众媒介文化泛滥和文化生产的标准降低。利维斯指出：“大工业生产中它带给我们的便利已经导致纯物质产品领域以外的标准化和低水平同化。那些在学校里被灌输（或许如此）了有关品味的最初教育的人们，出了学校即受到最廉价的情绪反应式的竞争宣称的影响；电影，报纸，各种形式的广告宣传，迎合商业需要的小说——都提供了最低水平的满足，而且谆谆教导要以最少的精力去选择最直接的快感。”[18]少数人文化遭受挤压，人性和人格的完整性日益破碎，智性和感情日益疏离，传统社会道德和生活艺术遭受破坏。一言以蔽之，有机社会陷于分离和解体，传统文化陷入衰退之中。利维斯尤其抨击了大众媒介文化对语言的滥用及其对传统语言的消解。认为今天的语言已经堕落，沦为“粗俗情感虚假”的广告、新闻以及宣传。《文化与环境》一书用很多篇幅分析广告文明和广告词。利维斯从语言学和符号学入手，剖析了当时大众媒介社会的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语言是如何以夸张、变态、煽情的语言煽动消费者的非理性消费欲望的，导致语言的误用和传统文化的消解。利维斯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类的生活经验和文化创造一开始就依靠语言，语言质量关乎人类生活的品质。广告对语言的滥用却降低了生活的品质，导致文化的异化。因此，必须提高大众的媒介认知意识和批判意识，保护英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利维斯的古今对比不乏夸张的修辞，他对有机共同体的缅怀是以对过去的理想化构想为基础的，因为这个有机社会来自于书本世界。利维斯意识到，有机社会理想或17世纪英格兰的诗意乡村其实是一种文化想象。利维斯意识到：人们不可能回到过去，传统的乡村式有机社会不可再来，最佳的途径是通过文学复兴来建构一种新的民族共同文化理想，亦即用英语教育或英国文学教育来重建英国民族的文化秩序、社会价值与道德规范。利维斯指出：“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保持延续性的必须依赖文学传统”[19]传统的有机社区解体了，所幸在莎士比亚等人的笔下得到记载和保存。因此，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对于传承和重建有机社会的文化传统尤其重要。他反复强调：“我们最珍视的东西与族群紧密相关,最终无法舍弃,机器仍将被用作一种工具。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应该‘随时保持与未来的交流’。”[20]利维斯认识到:“我们对简单的解决办法必须十分谨慎……只靠复旧并不可行……对旧秩序的缅怀必须主要是促进走向一个新秩序。”[21]利维斯对文化前景的展望是：我们必须在对古老秩序的追忆中建立一个新秩序。尽管有机社会不复存在，但人们仍可通过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来体味其标准与价值。[22]对传统的缅怀是为了激励我们通往理想的新秩序。利维斯的应对策略是借古鉴今，因为“对就秩序的回忆必然是促成新秩序的重要因素。”[23]虽然有机的自然乡村社会失落了，但有机社会的传统文化精神可以在经典文学作品中复活。由于英国文学经典中保存了过往时代的生活经验的精微语言，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语言精华及其价值标准得以传承，因而利维斯寄希望于优秀的文学传统，主张展开文学经典教育，以培养一个受教育、有教养、心智成熟的群体，抵御大众文化影响的扩张，从而维护整个文化传统，重建新的文化秩序。

利维斯指出：不能任由大众受“乱七八糟的新书”的熏化，而必须以传统英国文学经典来占领大众的阅读，以此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创造民族文化的未来。在《文化与环境》一书中,利维斯指出，“那些在学校（也许）受到得体的启蒙教育的人们，一旦离开校门，便被暴露在对最廉价的情感反应的竞相利用之中：电影、报纸，各种形式的宣传，迎合商业需要的小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其最低水平上提供满足，反复灌输选择以最少的努力最快速度地获得快感的方法……我们不能，正如我们在一个健康的文化环境中一样，听人民众受他的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要挽救任何注入惬意生活之有益观念之类的东西，他必须学会辨别和坚持。”[24] 利维斯认为：“假如语言趋向于退化……而不是凭借当代的使用使其充满活力，那么，我们只有寄希望于文学——语言最精微、最美妙的使用在文学——来保持与我们的精神传统（our Spiritual tradition）的联系。”（转引自张瑞卿《利维斯文化诗学研究》，第109页）Q.D.利维斯也指出，文化上的堕落需要靠一批有责任感的文学精英的努力来阻止：“必须认识到，所能做的一切是必须由武装起来的、自觉的少数派采取抵抗的形式”。[25]为此，利维斯提出了文学阅读和文学教育的具体救赎方案。《文化与环境》一书的副标题即是“批判意识的培养”, 该书即是针对英语及历史教师而出版的一本文学阅读指导读物。

F.R.Leavis，Denys Thompson，Culture and Environment：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

在利维斯看来，经典文学最有资格提供积极的训练，有助于提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媒介素养，使之认识到通俗小说、广告杂志等大众媒介文化只能带来低水平的满足，从而引导他们对抗大众文化，救赎传统文化。利维斯企图以文学唤醒人们对大众媒介的辨识、警惕和批判意识，从而遏制造成社会文化解体和文化廉价化的势力，保护传统价值，拯救传统文化。这即是《文化与环境：批评意识的培养》一书副标题的意旨或该书的主题。利维斯高度重视文学阅读和文学教育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利维斯认为，语言是社会文化的核心，语言与传统文化价值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性，语言中珍藏和传承着人类最佳的生活经验和品质、思想和情感。然而，精微的思想和语言保存在少数优秀作家的文学作品之中，需要读者个体通过自己的阅读来感知、判断和领悟。精美的语言运用、价值标准的建立、智性情感的塑造，阅读趣味的提高、健全人性的培养，皆有赖于少数人及其所代表的少数人文化。伟大的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只能存活、传承和发扬于作家与读者的阅读和批评的交流之中，因而文学教育必不可少。英文教师的职责就是引领价值，培养公众健全的智性和情感，维护文化的延续性和完整性，使鲜活的文化传统得以发扬光大，让最美好的思想和语言泽及社会大众。利维斯认为，文学阅读可以激活作家笔下的审美经验，因而重建与传统文化精神的有机联系。面对传统有机社会的解体，利维斯希冀以文学培养公众的辨识力，拒绝生活和语言中的陈词滥调，培养一个心智成熟的 (the educatedpublic) 民众群体，激发和唤起对有机社会的文化想象，接近“伟大的传统”，抵制工业文明的弊端，重建适合现代生活的价值规范和道德意识，以维持传统文化价值的连续性，进而创造一种新的有机的共同体文化。

在《文化与环境》这部为培养读者品味和鉴赏力而编写的教师手册中，利维斯和汤普森设计了一套文学鉴别力和批评意识的训练方法即细读法，试图以文学细读训练来使传统鲜活起来，培养大众的鉴别力和抵制力。作者建议国家发展大中学校的人文教育，他们希望经由文学阅读、体验和批评来培养社会大众的健全心智，提升大众的阅读能力和语言的鉴赏力、辨识力，从而抵制工业文明和大众文化的侵袭，避免语言和文化的堕落。利维斯主张通过文学经典教育来扩大少数文学精英的数量，进而影响更多的社会大众，扩大文学少数派的人数及其文化影响，从而自觉抵制大众文化的泛滥。为此，利维斯号召推广人文教育，在正规大学之外主动出击，用高雅文学教化民众。利维斯极力推动文学教育走出正规学院，举办成人文学教育，将经典文学阅读和教育推广到当时的工人阶级成人教育与社会大众之中去，普及经典教育，指导普通读者阅读文学经典，辨析大众文化，提升认知标准和文化意识。利维斯的这个大众文学教育思想直接影响了那些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左翼利维斯主义者，后者大多加入了当时的工人阶级教育协会，积极参加成人教育，成为文化研究的先驱。而且，利维斯对为大众媒介及其文本的批评也打开了大众文化研究的大门，对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有直接的影响。雷蒙·威廉斯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文化与环境》是一本教育的指南，书中所提出的那种训练已经被广泛模仿和实行，因此，即是利维斯与他的同事只取得这项成就，也足以受到高度的重视。”[26]但是，威廉斯不认同利维斯的文化退化论和文化怀旧论。在威廉斯看来，“文化并不是一个怀旧问题，并不是要回过头去看那些河谷和山坡：《乡村和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谈到了“有机社会”的幻象，然后坚决断然地破除了这一幻象。”[27]威廉斯主张，我们应当继续扩大利维斯所建立的训练方法，更广泛地扩大它的应用。不是用传统文学的标准一味简单批判报刊、影视，而应指导人们去阅读这些通俗文化，进而理解当代日常生活方式。

四、确立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抵御技术功利主义

面对英国传统文化解体、大众文化文本泛滥、人文素质全面下滑的危机，利维斯疾呼少数文化精英承担教育大众、引领社会的重任,培养大众的感受力和鉴别能力,以挽颓风。为了拯救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除了激活传统有机社会的价值观念之外，更需要依靠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伟大的文学经典的精神力量，使之进入大学课堂和民众的阅读之中，以文学文化补救工业文明，以人文主义对抗技术功利主义，以严肃的书写文学对抗电影、广播、广告等大众文化文本，维护英国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与社会完整性。利维斯主张重估英国文学史，重写以优秀文学经典构成的文学传统，进而重建处于衰微中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利维斯讲台上的纲领是确认文学中的那学伟大作品，剔除那些糟粕（例如‘大众'或‘流行’小说），从而建立一种 阿诺德式或艾略特式的‘传统'或‘经典’。……这些作品可能提升生活的价值，抵御技术边沁主义社会中的物质主义、蒙昧主义和工业主义之类销蚀生活的力量，换言之，它们代表着与大众文明战斗的少数人的文化。”[28]利维斯寄希望于伟大的文学家和批评家，把他们视为激活英国近代有机社会文化传统的先锋。在利维斯看来，伟大的作家具有成熟的心智，其情感与智性达到了内在融合。伟大的文学经典具有丰富性（包容性）和完整性（客观性、成熟性）和非个性化的品格，是抵御工业文明侵蚀和社会解体的法宝。利维斯在其英国诗歌史批评著作《英国诗歌新动向》与《英国诗歌与现代世界》等著作中先后指出：“要体察我们时代最微妙、最细微的人类经验，只有在诗歌中找到……在任何时代重要的诗人都代表着人类经验的潜能。”“倘若诗歌不能够触摸到时代的脉搏，切断它与人类生存境遇和生活价值的联系，那么这是一个缺乏美好意识的时代，是使自身陷入严重危机的时代。”[29]文学经典既源于作家深切的生活体验，又得益于文化传统的滋养。因而文学传统不仅连接过去，而且立足当下，指向未来。只有文学可以帮助人类在科技功利主义时代维护精神生活和人性价值的完整性。

利维斯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文学精英，不像其19世纪的文化贵族阿诺德那样倾心古典文化，也不像大资产阶级出身的艾略特那样改宗天主教文化，而是高扬英国语言和文学，并力图确立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利维斯认为，语言是承载文化传统的重要纽带，文化传统由“最优秀的思想和语言文字”即文学经典所构成，它们成为具有连续性的艺术、道德及社会价值的楷模。阿诺德曾把文化理解为内在精神的完美，艾略特把文化理解为作为社会整体生活方式的宗教，利维斯则把文化转变为一个精微的生活品质和语言问题。利维斯坚信，文学批评（包括诗歌批评和小说批评）是一种基于生活品质、语言理解与意义生成的学问。英语和英国文学对于保护英国文化传统而言至关重要。利维斯书写英国文学史，编辑英国文学经典书目，以文学教育作为延续文化传统、克服现代文明危机的最佳途径，培养读者的文学阅读和批评意识，提高他们的感受力、鉴别力、观察力和健全的智性情感，使之能够对社会和政治问题做出成熟思考，从而抵制工业主义及大众文明的泛滥，维护英国民族的道德意识、情感价值和文化精神的延续性和整体性。

利维斯《伟大的传统》

利维斯以独特的艺术眼光重估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先后对英国近代诗歌和小说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利维斯以其真正专业的批评意识超越了过去的绅士雅趣，为英国文学史的书写树立了典范。30年代，利维斯在诗歌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他通过撰写《英诗新方向》、《重新评价：英诗的传统与发展》和《伟大的传统》等著作来树立英国文学的典范，确立英国文学的批评标准，并以此来阻止媒介流行符号的泛滥及其对文学的侵袭，尽管这种标准有时失之于苛刻。在上述诗歌批评著作中，他创造性地将艾略特诗歌表达诗人与时代的完整感受的诗学理论方法用以梳理、阐释和重估英国诗歌史，高度评价了近代以来英国诗歌的伟大传统。在利维斯看来，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表现出英国伟大作家们的共同追求，因此，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不是个别作品的积累，而是有机的形式或秩序。利维斯全面梳理了17至20世纪初由莎士比亚、邓恩、蒲柏、华兹华斯、布莱克、柯勒律治、济慈、霍普金斯、阿诺德、叶芝、庞德、以及T.S.艾略特、奥登等人构成的英国诗歌传统，盛赞他们是“完全有活力的诗人”，指出他们在情感、才智和艺术形式上的继承性与创新性，。尤其是对艾略特推崇备至，视之为现代英国最优秀的诗人，认为其《荒原》等作品代表了英国诗歌发展的新方向，其诗歌、戏剧和批评引领了英国20世纪文学的新发展。

40年代中期之后，利维斯转向小说研究。如果说利维斯的诗歌批评尚受到艾略特、瑞恰兹影响的话，那么，利维斯的小说批评却是真正原创性、开拓性的，极大地提升了英国小说及其批评的地位，并且比其诗歌批评更具文化诗学意识。利维斯从推崇英国后期象征主义诗歌转为推崇英国现实主义小说，通过英国近代重要小说家批评确立了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利维斯将先前保留给诗歌研究或戏剧研究的细读和形式期待用于研究小说”[30]。在《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1948）一书中，利维斯通过重新解读英国近代小说家来重建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并首创性地把过去用于诗歌和戏剧的细读法用于小说批评，称小说为“戏剧诗”。他甚至预言，未来小说的重要性将远远超过诗歌。利维斯认为，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并非简单地承袭过去，亦非认简单同已有成见所认定的几位作家，更非将过去的文本都尊为圭臬，不是所有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的作家都同样重要。因而需要必须有一个遴选经典的文学标准，去芜存精，择其善者。《伟大的传统》开篇就写到：

输

“我们不妨从中挑出为数不多的几位真正的大家着手，以唤醒一种正确得当的差别意识。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31]

这段文字最值得注意的关键词是：差别意识、创造性成就、生活潜能、艺术潜能和人性意识。

在《伟大的传统》及其他几部小说评论著作中，利维斯着重论述了简·奥斯丁、狄更斯、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康拉德以及戴·赫·劳伦斯等作家，尤其称赞乔治·艾略特和劳伦斯对资本主义文明作出了批评诊断，认为，他们的共同追求是以特有的方式描写和赞美了与工业革命前乡村生活密切相连的各种美德，同时抵制现代机械文明对传统文化的侵蚀，批判了工业资本主义的非人性。因而堪称真正的小说大家，真正代表了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利维斯认为，伟大的文学传统是一种由少数文学精英和文学经典构成的传统，伟大的小说家“与传统的关系是创造性的”[32]。他既从属于传统、延续传统，又能够突破传统和创新传统，从而获得“真正的创造性”[33]。因此，伟大的小说“代表的是生机勃勃且意义重大的发展方向”[34]。

利维斯秉承了阿诺德关于文学批评即生活批评的传统，认为文学与生活息息相关。生活之于利维斯的小说批评，一如生活之于阿诺德的诗歌批评。在利维斯看来，伟大的小说家对于增强人类意识、丰富生活的可能性的意识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伟大的小说家对时代异常敏感，对生活持有一种崇敬而开放的态度，具有体验生活的博大胸襟和能力。他们以对人性的洞悉和道德的卓识，给自己的伦理感受开出一片天地。同时，伟大的小说家是“技巧的发明家、革新家和语言大师”。他们善于以精湛的非个性化技巧、创造性的手法和精妙的文学语言将自身的生活体验传达在文本之中，呈现小说的形式美。利维斯认为，小说家在作品中所取得的成就与他吐纳经验的能力密切相关。伟大的小说家不是逃避生活，而是拥抱生活，肯定生活，实现了对生活的领悟，显示出对人性、对人生、对生活的敏锐感觉力和辨识力，擅长“对复杂人性意识的表现”。伟大的小说家们具有“共同的追求”，他们面对生活持极端虔敬之态，怀深沉严肃之心，对人性怀有热忱的关注。同时，又用细腻精湛之笔将其形式化。伟大的小说描写了充盈的生活，内涵巨大的生活潜能、体验潜能、人性的丰富性和生活的可能性，或隐或显地、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与生命价值的高扬。伟大的小说经典富于生活的智趣（wit）,对人性潜能和人性的丰富性给予了崇高的礼赞。反之，平庸的作品则表现出道德和人性方面的贫瘠。

利维斯的生活批评(或人生批评)亦即是道德批评。在利维斯看来，“伟大的传统”不仅是文学的传统，也是道德意义上的传统；不仅是个人的创造，更是民族文化的产物。利维斯的道德标准其实也是生命的标准、人生的标准、人性的标准。伟大的小说家具有强烈的道德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对人性有其深刻的感悟，积极投身现实生活，对生活有一种严肃的兴趣或兴味，体现了对人性问题、精神生活和价值生活的关注，不断地思考和探索文明社会的本质。伟大的小说家与唯美主义和布卢姆斯伯里小圈子都不同。他们对艺术的兴趣是出于对生活的兴趣。他们“对生活抱有一种超常发达的兴味。……人人都有一种吐纳经验的肺活量，一种面对生活的虔诚虚怀，以及一种明显的道德热忱”。[35]对人生充满了深厚的人情味和道德热忱，甚至是颇具深厚反讽意味和社会批判的生活兴趣。伟大的文学经典具有内涵道德意味的审美价值。不论是技巧形式还是心理分析，都具有呈现人生感悟和道德意识的意义。利维斯的文学道德主义不是简单评判是非的道德判断，更非简单惩恶扬善的道德说教，而是生活的、社会的、活力论的，浸透着生命关怀、人性关怀的道德意识。换言之，文学批评的诗性标准与智性标准、感受力标准与判断力标准、审美标准与道德标准、艺术标准与生活标准融为一体。重视文学批评标准的探索，注重文学的思想力度和精神追求，成为利维斯主义的显著特色之一。早在20年代利维斯就在课堂上分析当时还在禁书之列的《尤利西斯》，而且是最早给予劳伦斯小说经典地位的批评家。利维斯有时把生命的标准视为健康社会的标准，认为生命是一种强有力的充满活力的力量。利维斯高度评价英国小说家劳伦斯，视之为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盛赞劳伦斯小说富于强烈的生命感和生命活力：一方面讴歌了未受工业文明摧残的健康有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批判了工业文明对人的健康生命力的摧残。利维斯曾写过多部劳伦斯评论著作，认为劳伦斯真正洞察到了工业文明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的悖反关系。“在整个利维斯的职业生涯中，D·H·劳伦斯成了他的试金石，帮助检验他在自己一生中面对失落和诋毁时所持有的信念和判断。正是在对劳伦斯的辩护和阐述中，利维斯最为敏锐地指出了在文化形成过程中劳伦斯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天才”[36]。利维斯从劳伦斯及其他伟大的作家那里获得灵感，并分享了他们创造和描写的丰富生活。总之，利维斯认为，由英国文学经典构成的“伟大传统”蕴含深邃的道德睿智，代表了比现代文明更加古老的人生智慧。伟大的作家虽然人数很少，却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贵守护者，他们的作品保存了传统中最珍贵又最容易消亡的文化精粹。只有伟大的文学能担负疗救时代精神疾病，教化大众、改造社会、引领价值，维护社会文化和人性的健康、实现健全人性和长远价值的重要使命。利维斯重估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极大地拓展了严肃文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利维斯是英国近代作家奥斯汀、乔治·艾略特、劳伦斯等小说作品经典性的最早发现者，这些作家最初进入经典作家的行列，得益于利维斯独到的艺术发现和文本解读。乔治·斯坦纳盛赞利维斯的小说批评及英国小说史研究，指出：“这一切能有今日之成就，不应忘了利维斯重估的创造力和胆识，即使我们挑战他的英雄座次，责备他的疏漏，我们对小说的形式感，我们对小说肩负道德认知和‘鲜活人生记录’的责任感，都来自利维斯。……除了詹姆斯之外，利维斯是这场革命（引者按：小说革命、批评革命、文学史革命最早的引路人）。”[37]

“利维斯高度评价英国小说家劳伦斯，视之为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盛赞劳伦斯小说富于强烈的生命感和生命活力”

利维斯重估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体现了其文学主义（literarism）的文化理想。1962年，利维斯发表著名的《两种文化？查·帕·斯诺的意义》（Two Cultures? The Significance of C.P. Snow）的演讲，回应剑桥大学教授C.P.斯诺爵士此前在一个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1959）的演讲中对文学的贬低，斯诺爵士在演讲中提出文学文化与科学文化构成了相互对立的“两种文化”问题，他一方面不偏不倚地呼吁两种文化之间的沟通，另一方面又褒奖科学文化而指责文学文化，因而实则暗含着技术功利主义价值倾向。利维斯则反其道而言之，认为只有一种文化即文化传统。优秀的文化表征了人类至深的生机沛然的生命活力，体现了至高无上的的人性和面对光阴新的挑战而做出的创造性回应——而这些最精美地体现在文学之中。这也使人们认识了英国文学的存在本质，那是一个生气灌注的整体，一个活生生的文化共同意识。因此，一所生机勃勃的英文学院才是真正的大学精神之所在，以《细察》为代表的文学批评才是真正的剑桥之魂。[38]利维斯认为文学代表着传统与美好的过往，为我们走向健康的未来提供参照，因而主张大力弘扬“文学文化”与“文学主义”。利维斯关注的是如何在一个传统日益遭受科技文明消解的世界中维护人类生存的完整性与价值意义的丰盈性。利维斯认为，伟大的文学（诗歌与小说）传统赓续着有机社会理想，传承了最佳的语言与思想；而科学主义或技术功利主义严重侵蚀人的自然性与完整性，使人变得机械化、标准化，从而造成情感割裂和文化解体。利维斯认为，“技术功利主义所必然具有的虚空，会毁掉我们的文明”[39]。为抗衡机械技术和大众文明所造成的传统解体和人性解体，文学承担起了疗救使命。利维斯认为，在个人的艺术反应能力与社会整体的生存适应能力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伟大的小说家具有一种对整体性的需求，因而他们的作品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有机整体，有着深刻而严肃的整体意义。利维斯心目中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现代传承，它既是英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与文明”批评传统的发展，又是反制西方工业现代性、矫正工业文明与大众文化的具体方式。当代英国批评家凯•贝尔塞《重读伟大的传统》一文中指出：在利维斯的文学批评观念及其所建构的文学秩序中，“‘人类的本性'——由个人所合法承袭的品质，通过与英国文学伟大的传统中描述的‘本质生活’重建联系，便可避开大众社会的破坏力量而流传下来。这样，主观意识就重新获得了能够辨别是非的和客观的理解力中的人道的特性，这是主观意识应有的状态，是在现代世界中重振有机的社会组织的手段。”[40]利维斯这种文学精英主义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不合时宜，甚或缺乏文学阐释的多元化精神，但在当时语境下却不乏独特的慧识、情怀和勇气。利维斯追羡慕近代之前的英国传统社会生活，致力于维护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和英国文化的连续性。他把寄希望于少数人文化或文学文化，书写和确立由英国文学经典所构成的伟大传统，以经典文学阅读培养和提高公众对大众文明的辨别力和抵制力，实现人的自然性与完整性，达成文化健康、人性完整与健全人类的目的，重建有机社会理想或共同体文化，这些文学理念至今仍有积极价值。

五、重视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高扬人文主义传统

利维斯认为，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重构与文学经典教育呼唤大学文学教育的规范化，呼唤文学批评的学科化、批评意识的自觉和文学批评标准的建立。为了抵制大众文明和大众媒介文化，为了弘扬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利维斯寄希望于大学英文教育，认为大学是文化精英集中的地方，大学在英国文学教育和人文主义传统重建中担负着重大责任，进而致力于大学文学教育、文学批评以及一系列具体操作性问题的研究。利维斯对大学英文教育和文学批评的强调是英国近代文化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早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张，阿诺德就设想建立文化国家，树立文化的权威，由国家创办全民教育,以文化教育来克服社会的混乱状况和市侩习气，纠正工业社会的机械文明、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马修·阿诺德并未提出具体实施方法，而这个更为专业的历史使命是在利维斯等人手上完成的。1943年，利维斯在《教育与大学：英文学院概要》等著作中阐述了其以英文教育和文学批评为核心的大学人文教育理念，发展了阿诺德的文化教育思想。利维斯希冀通过英文教育来培养具有良好人文素质的公众，捍卫少数人文化的传统，以此抵抗大众文明的影响。通过遴选英国文学的伟大作品，使之进入英文文学教材，保存和提升民族文化的精华，延续英国文化的伟大传统，提高英国国民的生活质量。利维斯在英国大学的现代文学教育和文学批评的学科化过程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文学教育和批评理念是西方古典人文主义传统的现代转化。

英国文学研究（(English Studies)）的学科化进程是与英国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同步的。英国是一个有着复杂历史谱系的国家，欧洲西部的凯尔特人、罗马人，中北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法国的诺曼人等许多欧洲民族都曾依次统治过英伦三岛。因此，英国的语言谱系也相应极为复杂，凯尔特语、拉丁语、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语）、维京语、法语等都曾成为或进入英国的官方语言,国内又有英格兰语、威尔士语、苏格兰语等多种方言英语。随着文法学校的出现，中世纪英语开始出现方言之外的共同语。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城市扩张、教育普及、报刊普及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促进了英国近代语言的统一或“标准英语”的形成（即便是各地的英语方言也在共同语言的背景下衍生和变化）。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详细考察了发端于伯克、柯勒律治、卡莱尔、纽曼、马修·阿诺德等人的英国近代文化观念形成史。威廉斯还在《漫长的革命》第二部分第四节专门讨论了“标准英语”的发展问题，指出英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对书写英语的标准化起了决定性作用。至19世纪，崛起的英国中产阶级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共同语言，“标准英语”也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当然，标准英语的形成并不意味着英语发展的一成不变，发表和变异仍将以不同方式延续。[41]在英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作家对于英语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在英国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还有：1611年英王詹姆斯一世下令翻译的英译本圣经出版并颁布通行，1755年英国大文豪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以一己之力历时九年编撰的《英语大辞典》出版，1884年由英国著名诗人、学者柯勒律治生前主编的《牛津英语词典》第一册出版，等等。英语的发展为英国文学和英文研究的兴起奠定了深厚的语言基础，或者说，英国文学研究的兴起正是伴随着英语的发展而发展的。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

英文研究(English Studies)的学术史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历史过程，是经由柯勒律治、阿诺德、艾略特、纽波特爵士、库奇爵士（利维斯的导师）、瑞恰兹（利维斯夫人的导师）和利维斯夫妇等人的百余年的不懈努力起来的。英文研究或英国文学研究的兴起亦有其特定的时代机缘和历史语境。英文研究或英国文学研究是英国大学教育体制现代转型的结果，也是欧洲近代古典语文学和比较语文学学术交流的结果，同时还是英国现代民族文学研究高涨的产物，以及更为根本的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即用文学的精神价值填补18、19世纪宗教衰微所留下的空缺以拯救国民的灵魂。回眸英国文学学科形成史，不难发现，英文教育经历了一个从研习古希腊罗马文化向研究英国本民族的近代英语和英国文学嬗变的过程。“英文研究” (English Studies)泛指对英语语言、文献、文化、历史、教育和文学的研究，与西方古典学（Classics）、语文学（Philology）等相对而言，是19世纪兴起的一门近代人文学科，通常又译为英语学、英语研究、英国研究或英国文学研究。“英文研究”涵括英国人文研究的各个领域，但其核心是英语语言和文学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术语，“英文研究”大致是在19世纪末伴随英国文学及其学科化历程而兴起，到了1895年，英国高校基本都有了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学位。1917年正式成为剑桥大学学位课程乃至学科专业体系。英国文学研究进入英国大学人文教育核心的历史过程，也是近代英国以文学文化取代宗教文化的精神建构过程。近代以来，英国文学经历了一个民族化和审美化的双重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英国文学逐步扮演了一个宗教衰微之后精神替代物的重要角色。其中，最早也最为自觉的倡导者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和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正是阿诺德从根本上确立了这个具有很高文化价值的、审美化了的主导概念——大写的“文学”（Literature），并一直影响到后代。贯穿他所有著作中的，是这样的一些词语，诸如：“当前的英语文学”、“好的文学”、“法兰西和日耳曼文学”、“伟大的文学作品”、“文学名著的创造”。[42]可见，马修•阿诺德在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书写以及现代文学批评和文学观念的确立过程中影响至巨。在英国文学建构史上，阿诺德起到了学术先知、文化导师和思想领袖的作用从阿诺德开始的以文学代替宗教的精神文化建构过程，这个精神文化的建构历程经由百余年几代人的努力，至利维斯时代终于取得了成功，文学研究已然起到了宗教曾经起到的重要作用。利维斯主义成为以剑桥批评学派为标志的英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学术精神和文论精神的真正代表。

在现代英文教育和英国文学批评的学科化过程中，利维斯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利维斯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进入新成立的剑桥英文学院并开始其文学批评生涯的。20世纪初，一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学子进入英国牛津和剑桥等名校英文学院，极大改变了英国名校英文学院学术共同体的结构，利维斯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利维斯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剑桥英文学院首批毕业生留校任教之后，以极大的工作热情编写关于“文学、生活和生命”的教学大纲，掀起了一场“英语研究的革命”。利维斯长期担任剑桥大学英文讲师，毕生致力于英文研究和英文教育事业，为将英国文学置于大学人文教育的中心而不懈奋斗。利维斯在《教育与大学》等著作中提出“文学文化”这个概念，主张建立人文中心，用文学教育和文学批评来训练学生的感受力和悟解力，培养心智成熟的民众，克服科技文明的偏颇。利维斯致力于把英文研究从包罗万象的传统语文学中解放出来，强调文学批评在英文学院中的核心位置，使之承担起英国人文教育的重任,极大地促进了英国文学研究的学科独立。利维斯指出：“英文学院的核心学科是文学批评（literary_critical）；这是一个真正的学科，只有在英文学院里这个学科才会受到培育并且不可替代。它在以一种理智和情感相统一的方式，培养出敏锐精确的感受力方面为其他学科所不及。”[43]利维斯坚定地认为，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英文学院应以文学批评为核心。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特殊的智性训练，即感受性、思想和判断力的训练，要从“书页上的文字”解读开始，注重文本细读和文本分析，关注文学作品的精微语言及其所表征的生活经验和价值思想，从而既克服了西方传统语文学的博杂，又避免了早期英文教育的随意。质言之，文学批评在利维斯等人手上才真正得以确立，成为一门启迪心智、传承文化的重要人文学科。正如乔治·斯坦纳所言：“利维斯其人其作的核心信念是，人对艺术的感受力与其健康的人文之间有密切的关系”[44]。利维斯认为，应当以大学为人文建设的中心并向媒介文化拓展。利维斯不仅致力于英文学院的文学批评教育计划和课程的设计，在课堂上进行文学批评教育；而且利用《细察》杂志的平台，展开文学批评标准的讨论，从事文学批评的实践，培养读者和社会大众对媒介文化的批评素养和能力。

尽管利维斯没有系统的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但仍有其核心的文学理念和批评理念，这就是重视文学艺术的语言意识、人文理想、道德意识的守护和语言标准、文化标准、生活标准的探索。利维斯赋予文学批评以重要职责，认为文学批评足以创造并传承具有教化的价值观。“基于这样的想法，利维斯很自然就把文学批评的职责，定位在对工业社会之支配的抗拒，以及唤醒人们对于人文价值、社群意识，以及共同文化的重视。”[45]利维斯不但在剑桥大学精心设计和讲授英国文学，而且还通过创办《细察》杂志开展文学批评，甚至主张把英国文学教育和英国文学批评推广到成人教育中去，显示出对文学批评的极大的学术热情和学术勇气。后期的利维斯不再满足于少数人文化，而是强调把文学教育推向更多的中下层阶级，真诚而迫切地呼唤“受教育的大众”。利维斯心目中的少数人（批评家）与读者大众不再是对立、主从的关系，而是合作的甚或可以争吵的创造性关系。利维斯力图以文学教育弥合因少数人文化与大众文明对立而造成的文化解体，重建文化的共同性，建设一个健康的英国社会。利维斯强调：“批评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交流，协作性的交流，是判断的更正性和创造性的互动。”[46]甚至提出：“真正的诗歌存在（stands）于一个某种意义上的公共世界里。”[47]利维斯力图让批评走近公众，而不封闭在小圈子里。建设一个文化健康、人性价值充盈的社会，应当成为批评家与文学读者共同的追求。利维斯不仅为文学批评在剑桥英文学院的核心地位的确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为英文研究在整个英国现代人文教育体系中争得核心地位、为英国文学研究的理论化水平和批评实践能力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利维斯《共同的追求》

利维斯的英文教育和文学批评理念具有开放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人文意识，他赞赏阿诺德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生活批评、批评需要智慧和标准的思想。利维斯在《共同的追求》一书中指出，“坚持文学批评是或应该是一个特殊的智识领域，并不意味着对文学的严肃兴趣可以将其局限于与实用性批评相联系的那种精细在地分析……真正的文学兴趣是对人、社会及文明的兴趣，其边界是无法被划定的”。[48]按照利维斯的学术规划，英文学院的学生不仅阅读文学经典，而且在以英国文学为核心的同时，还学习外语、比较文学、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史等课程。利维斯希望通过文学批评把精微的文本细读与价值判断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感性与知性、情感与智性、人性与道德以及文化洞察力，造就学生的敏感与智慧，富有生活的洞察力和艺术的辨别力，精力充沛而思想丰盈，富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以此挽救文化危机，延续伟大传统，守护民族文化价值。英文教育和文学批评因而被视为一项传承文化传统的伟大事业。利维斯指出：“文化延续的中心只能是英国文学……它以一种完整和深邃的方式记录了我们变动不居的生活，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生机勃勃的延续性。没有、绝对没有任何其它的方式，可以更好地把控这种心灵精神和敏感性上完整的延续性[49]利维斯认为，传统文化最精妙最容易毁灭的部分包含在语言和文学之中，他对语言的兴趣出于对生命的兴趣。“他之所以要仔细研读文本，是为了建立文本那种‘感觉到的生活'（felt life）的活力，为了更接近‘经验’，为了证明文本的道德力量。”[50]优秀文化传统不是僵化的，而是鲜活的、富于创造性的，能够有效地应对当下的变化，因此，文学批评应当遵循“活的原则”（Living principle），批评家应当具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细致的文本解读能力。利维斯认为，只要人们重视文学批评，培养出一批对语言十分敏感的英国文学人才，就可以引导更多的社会大众提高鉴别力，通过文学鲜活地保留民族语言和文化，从而拯救现代文明引发的危机。利维斯重视文学批评，得益于19世纪阿诺德以文学代宗教的文化传统，文学文化是阿诺德和利维斯的共同信仰。不过，与阿诺德相比，利维斯的文化理想已由前者的文化宗教（文化宗教精神）转化为文学文化（文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且，阿诺德往往心仪希腊罗马文学以及现代欧陆如德法文学，而利维斯则尤重近代以来的英国本民族文学。

Q. D. Leavis，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

在研究利维斯文化诗学批评时不可不提利维斯夫人，Q.D.Roth。与利维斯一样，Q.D.利维斯也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是一位犹太布商的女儿，在剑桥英文学院读书时认识青年教师利维斯并结为伉俪。Q.D.利维斯虽未在剑桥任教，但与夫君同为《细察》主编，对《细察》做出多方面贡献。Q.D.利维斯曾在瑞恰兹教授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小说与读者大众》（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1932）。该文取人类学和社会学视角研究小说及其他通俗文学，专门讨论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英国民众阅读趣味的变化，细致分析了近代小说的兴起与文学阅读大众的关系及其演变，探讨了近代英国工业社会的大众传媒导致文化标准化和平庸化问题，开小说批评风气之先，对后来伊恩•瓦特写作《小说的兴起》有直接的启发。在《小说与读者大众》一书中，Q.D.利维斯从读者及其阅读方式的角度，全面探讨了自近代以来英国社会生活方式、语言方式（习语）以及闲暇娱乐方式的分化与变迁。Q.D.利维斯在1930年代初通过对英国图书市场的调查发现，传统诗歌和戏剧的市场已让位于小说，而且，不同阶层阅读兴趣与不同的小说家和报纸撰稿人有关联性。“普通读者不读诗歌和批评著作；迄今为止曾与文学部分重要的戏剧死亡了，而小说则成了现在得到普遍赞同的文学的唯一分支。”[51]甚至严肃的、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小说也退居其次，通俗小说跃至前列。更有甚者，各种流行文化大行其道。利维斯赞赏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化共同体以及民众对莎士比亚、班扬的自发欣赏或雅俗共赏。Q.D.利维斯指出：“一代又一代过的有声有色的乡村居民们，除了圣经没有任何书籍相助。但是他们拥有真正的社会生活，他们追随着大自然节奏的生活方式，赋予他们真正的……兴趣：乡村艺术、传统手工艺、游戏和歌唱，完全不似（今日）那些打发和消磨时光的兴趣诸如听收音机和留声机，一字不漏读报纸和杂志，看电影和商业足球赛，以及泡在汽车和自行车上，这是现代城市居民懂得的唯一消遣方式。”[52]Q.D.利维斯批评了现代大众传媒的兴起和畅销书的泛滥对文学阅读品位和文化水准产生的负面影响，对通俗小说、电影、广播尤其是广告等新兴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给予了激烈批评。各种大肆泛滥的大众文化提供的廉价方便的快乐，对人们了极大的诱惑，因而有必要通过文学阅读引导他们进行严格的自我训练。“因为只有不同寻常的自我训练才能对抗周围的环境”。[53]尽管Q.D.利维斯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有一定的宽容，注意到“在过去有教养的人认为值得欣赏的小说作品与那些娱乐没有文化的人的作品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或者可以做出明显的二分(dichotomy)或者可以作为明显的二分。”[54]但是，她仍然对文学阅读给予了特别的重视。Q.D.她认为，现代小说阅读分化为两种阅读方式，即深度阅读进与浅尝辄止的消遣性阅读。前者是受过良好教育者的阅读即文学的阅读方式，后者是未受良好教育者的阅读即报纸和杂志的阅读方式。前者在起源上和价值上均高于后者。随着后者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遂造成文化衰退之势。这也是弗•雷••利维斯在《少数人文化与大众文明》（1932）一书的基本观点。Q.D.利维斯惋叹文化标准的衰亡和文化权威的失落，批评英国大众失去对诗歌、戏剧等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消遣性和标准化的大众阅读模式成为社会主导阅读方式。正如韦勒克所指出的：利维斯夫人具体分析了英国趣味的不同层次——高级趣味、中级趣味、低级趣味，证明标准的连续退化。她将现代状况同过去时代如伊丽莎白时代相比较时，总是得出结论说，过去总是标准更高、趣味更雅。但是她高估了过去的天惠，忽视了过去没有得到满足而现在有了发言权的那些阶级。[55]Q.D.利维斯研究小说与阅读公众的变迁，旨在唤醒少数人的文化抵抗意识，即通过大中学校的英文教学培养学生，重塑其文学阅读，并进一步培养媒介文化人的艺术趣味，从而抵制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保护传统文化。Q.D.利维斯虽然对大众文化多有批判，但客观上推动了英国文学批评对大众文化的关注，影响了后来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Q.D.利维斯在《小说与阅读大众》的研究方法上也有重要创新，运用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对大众的日常生活和阅读现状进行实际调查。这种对普通大众文化趣味进行田野调查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方法，对英国当代文化研究的民族志(ethnography)方法有直接的影响。

六、简要的结语

利维斯的文学批评并非后来新批评那样的纯文学批评，而始终也是文化批评（包括生活批评、社会批评和道德批评），率先把研究目光投向现代媒介及大众文化，把以前用于研究高雅文学文本的分析方法运用到大众文化研究上。利维斯立足文本细读而又超越了文学文本细读，从文本走向了“文本”之外的文化、文明与社会，极大地开拓了文学批评的疆域。利维斯既重视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又重视英国文化生活的伟大传统，并将二者紧密结合，使文学小传统保持与文化生活大传统的有机联系。利维斯对于文学与社会、语言、历史和传统的复杂关系的关注，为后来的英国文化研究开辟了道路。他激进地批判工业革命和媒介文化的负面价值,力求以文学教育与文学批评对抗技术功利主义，抵制机械文明与新兴的大众文化，将文学研究由语言视域引向人生视域和文化视域，客观上推动了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对后来的伯明翰学派以直接影响，霍加特和威廉斯正是在利维斯的影响下走上了文学研究的道路，甚至连后者对劳伦斯的辩护也直接得益于利维斯对劳伦斯独特价值的发现。利维斯致力于英文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生活标准、道德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探讨与建构，重视文学教育对读者的感受力、鉴识力、审美意识和道德意识的培养。利维斯始终强调批评是一项公共事业，是一种共同的追求。利维斯重视文学的道德意识和文学的精神追求，对当下仍具有深刻的启迪价值。利维斯的文学批评有别于单纯的学院派批评，而是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与广博的文化视野。利维斯文学批评显示出可贵的公共性视域和公共性品质，因而与同时代的英国布卢姆斯伯里文学圈迥异。与当时偏于象牙之塔、标举艺术独立与个人才华的布卢姆斯伯里文艺小圈子不同，利维斯的文化诗学批评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济世情怀。他对当时的两种文化现象(以抒写艺术家个人情感世界为尚的学院派即布卢姆斯伯里小团体与低俗的商业化的大众媒介文化)均持不饶恕的批判态度，其激进的文化姿态在当时的剑桥大学生如威廉斯等人心目留下深刻印象，产生极大反响。威廉斯曾指出：利维斯是一位文化激进主义者，利维斯对学院派、布鲁姆兹伯里派(Bloomsbury)、都市文学文化、商业报刊、广告等都持激进抨击的态度。[56]利维斯既抵制大众文化对伟大文学的威胁，又不满意乔伊斯、伍尔夫这样的个人主义的现代派作家对文学道德意识的忽视。对利维斯而言，布卢姆斯伯里文学圈只是一个偏狭的精英小团体，独重学术权威、标举艺术趣味、崇尚高雅趣味，脱离社会大众、回避社会责任，因而并不值得赞许。他赞扬狄更斯是“公众艺术家”（popular artist），重视提高大众的文化鉴别力。利维斯认为，文学批评应着力培养受良好人文教育的公众并影响社会大众，促进一个有机和谐、充满生机、富有人性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从保护少数人文化，到呼唤受教育的大众，利维斯有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意识和社会担当意识，一生都在为建立一个有机的共同体社会而奋斗。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Bloomsbury Group（From Wikipedia）

F.R.利维斯学术渊博，视野开阔，著作等身，是现代英国文学批评学科化的真正创始人。美国著名批评家雷纳·韦勒克(Rene Wellek)曾在《细察》杂志上与利维斯展开论争，受到利维斯的批评，但韦勒克仍然高度评价利维斯,称他为“艾略特之后本世纪最有影响的英国批评家”[57]，认为“利维斯规定并说出了一种广泛的审美趣味及其转变。我相信，他在英国批评史上将保留的地位，不会同性情更为温和得多的马修·阿诺德相距太远，甚至不会有什么不同。”[58]早在1962年利维斯从剑桥大学退休时，利维斯的剑桥同事、著名批评家乔治·斯坦纳便撰文高度称赞利维斯提升了文学批评的地位，而且把文学评论扩展为更深广的文化批评，盛赞利维斯“在重塑其时代精神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并将利维斯与约翰逊、柯勒律治、阿诺德一同列为第一流的英文批评家。[59] 现代美国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知性乃道德职责》一书中这样评价利维斯：“作为一位批评家和教师，他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完全贡献给了对下列思想的阐释工作：文学为我们呈现了‘生活的诸多可能性’，以及这种生活可能具有的充满活力和健康的品质。”[60]利维斯不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见长，虽未提出一套系统的美学理论，并且他所依凭的一般理论大多来自前人；但是，利维斯的卓越和影响在于其一生不懈追求的、极富洞见的大量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实践。他始终坚持一种纯经验的、注重文本的批评方法，总是从审视文本和审美观察出发。诚如乔治·斯坦纳所言：“只要我们翻开李维斯那一篇篇引人注目的作品，我们就会被出现在眼前的那无比确切的才智所震慑，被眼前大量可惊的历史学和版本学的知识所吸引。”[61]盛赞利维斯的博学。一言以蔽之，利维斯的文学和文化诗学批评理论是对西方古典语文学研究的知识堆砌和近代技术—功利主义思潮的双重超越，创造了剑桥文学批评理论的黄金时代。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利维斯夫妇创办《细察》的杂志，致力于将文化批评推向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打通了文本批评与生活批评，使得学院派的文学批评与学院外的文化批评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极大地提高了文化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地位，同时铸就了利维斯文学和文化批评的实践品格。英国当代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雷·伊格尔顿对利维斯主义与《细绎》派批评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这份杂志坚忍不拔地专注于英文研究的道德重要性以及英文研究对于整个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意义，这些至今还无人企及。无论《细察》的‘成败’何在，也不管人们怎样争论文学权力当局的反利维斯偏见与《细察》运动本身的尖刻之间的是非曲直，事实仍然是，英国当今的英文学者无一不受到利维斯的影响——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62]伊格尔顿认为，利维斯主义早已流入了英国文学研究的血管之中，成为英国文学研究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批评智慧，其根深蒂固的程度犹如人们对地球环绕太阳转动这一事实的坚信。《细察》集团文化批评的原创性意义是无以伦比的。正如利维斯在《细察》第一期的“细察宣言”论及刊物宗旨时明确写道：“融合文学批评与文学外（extra-literary）生活批评的文章是必要的。我们的准则是，对生活标准的关注也意味着对艺术标准的关注”。 利维斯认为，艺术不仅仅是一种奢侈品，更是“记录价值的仓库”，在个人对艺术的反应质量与他对人类生活的的总体健康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63]利维斯夫妇及《细察》批评家们坚持以严格的批评标准鉴别艺术、甄别生活，致力于人类“意识的培养”（cultivate awareness），坚守文学批评的社会价值，使之成为现代社会中培养读者感知力和洞察力、塑造情感和道德意识并引领精神价值的重要力量。《细察》（Scrutiny）虽然主要关注文学，但其批评的对象已经超出了文学研究，体现了文学的内在批评和外在批评的结合。利维斯夫妇及《细察》作者们普遍地关注和考察社会文化实践，他们对大众读物、通俗杂志、花边新闻、好莱坞电影等大众媒介文化做出分析，批判大众文化低俗性的娱乐内容，认为大众文化的泛滥将导致英国传统文化的衰退。同时，向读者诉说提高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英国文学教育的必要性。他们运用文学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解读广告、报刊等各种大众文化文本，虽然其主旨是批判这些新兴大众文化形式，对它们采取贬抑的态度，但客观上却扩大了文学批评的范围，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例等方面启迪了后来的文化研究者。利维斯对大众文化的否定性批评，反而激发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关注。正如有论者所言，《细察》杂志“运用批判的方法普遍地考察社会和文化实践，使对广告、通俗音乐、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的批判考察成为可能”。[64]以利维斯夫妇为代表的细察集团或利维斯学派“重塑了剑桥英文学院的学术精神，并在其形成的初始时期就决定了它的范式”（张瑞卿《利维斯文化诗学研究》，第48页）。总之，利维斯的文学批评融文本批评与文化批评于一体，显示出对批判家职责和大众读者意识的双重重视，体现了文化诗学的理论品格与学术方法。利维斯之于英国现代文学批评，一如霍尔之于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二人均以课堂教学、创办刊物和批评实践产生了巨大学术声誉。利维斯与阿诺德、艾略特一样，开启了英国文化研究之先声，成为后来伯明翰学派的重要先驱。

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英国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 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创立者。

利维斯既是对西方文学批评产生深远影响的批评之一，也是西方现代文学批评上引起争议最多的批评家之一。对于利维斯在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的卓越贡献，西方许多学者多有高度评价，当然也不乏批评性意见。例如，乔治·斯坦纳就认为利维斯没有形成一套正式的艺术理论，其批评视野局限于英国性而缺乏世界性，等等。[65]这里以英国当代文化研究谱系中的几位批评家对利维斯的评价稍作展开论述。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政治与文学》等著作中多次提及威廉斯，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给予了批评。威廉斯认为，利维斯的文化理论是对柯勒律治、阿诺德等人文化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发展，把柯勒律治的少数知识阶级、阿诺德的少数优秀自我，扩展为少数文学精英。尤其是利维斯，作为文学少数派的主要代表，片面强调了语言和文学的重要价值，而忽视了其他各种学问、制度和物态方式记录的社会生活经验对于文化之重要价值。“对利维斯来说，这少数派本质上是一个文学上的少数派，其功能是保持文学传统和最优秀的语言能力。”[66]文学在汲取和保存人类经验和文化传统方面固然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经验不等同于人类的全部经验。“利维斯作为杰出的批评家以及作为同样杰出的导师，都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如果要坚持强调他的杰出之处，我们更必须明白今日所谓‘少数派文化’的这种教条的种种缺失和危险性。”[67]威廉斯指出：我们必须破除限制创造和成长的障碍，以免“把自己的旧意象投射到未来，逼使自己和其他人都去充实那些意象的未来。”[68]否则，我们就像保守主义者的所作所为，企图延长各种旧形式。特里•伊格尔顿论则在《英文研究的终结》一文中则指出了以利维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学研究作为大英帝国的文化符号表征和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属性，指出：“英文研究”作为道德戒规和精神膏药，在战后的剑桥得到迅速发展，决非偶然，它是给精疲力竭、加速没落中的帝国民族提供了一个整体的替代性身份。……重要的文学生产大规模地从帝国中心移向殖民或后殖民的边缘地带，宗主国的批评失去了应有的对象，只能向后折回，远离低贱而异己的现代主义，回到想象性的本土的过去。……于是便有了《细绎》喧嚣一时的种种含混和歧义，既是精神前卫，又是反动余党，对当下事务做出热切回应的同时却竭力退回到理想中的过去。[69]霍尔的弟子、当代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家约翰·斯道雷则援引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本内特·托尼的话高度评价利维斯主义(Leavisism)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关系：“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利维斯主义始终是对大众文化进行学术研究的惟一一套成熟的理念。从历史的角度看，利维斯派的著作第一次将原本专属于严肃作品的分析方法运用于大众文化样式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其理论体系颠覆了在当时如日中天的美学评判标准，并对后人产生了激进的、难以预料的影响。”[70]总之，利维斯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方法已然载入史册，被誉为“利维斯主义”，对各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产生深远影响。利维斯对伯明翰学派更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早期伯明翰学派开创者几乎都是在接受利维斯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并试图把利维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被称为左翼利维斯主义或后利维斯主义。虽然利维斯对大众文化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但这恰恰从反面激发了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肯定；而且，利维斯夫妇率先用文学文本细读法和民族志方法研究大众文化，在研究方法上给伯明翰学派以直接启迪。要之，英国当代文化研究正是对利维斯主义传统的对话、突破和超越。

• 本文系作者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跨学科研究与文学理论新形态：文化研究的历史语境和理论建构》的部分成果。项目立项号：09BZW002；项目鉴定书号20161106。全书五十万字，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 本文刊于《文化与诗学》2017年第2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

参考文献

[1] 见陆建德：《弗·雷·利维斯和<伟大的传统>》，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中译本序，三联书店，2002，第3页。乔治·斯坦纳在一篇评论利维斯的文章中列举了一长串被利维斯得罪的名字，对这位不通世故、棱角分明、激情四射的天才表示由衷的理解和敬佩。见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第268-269页。

[2]陆建德：《弗·雷·利维斯和<伟大的传统>》，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中译本序，三联书店，2002，第2页。

[3]乔治·斯坦纳在一篇评论文章中盛赞利维斯使“博士”这个平庸的学衔成为自己名字的一部分。缪斯女神只授过两个人博士学位，一个是约翰逊，一个是利维斯。见乔治·斯坦纳：《F·R·利维斯》，见《语言与沉默》，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260页。

[4]转引自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译文参考《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2，第11页。

[5]F·R·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节选），李媛媛译，见汝信主编《外国美学》第二十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第360-361页。

[6]F·R·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节选），李媛媛译，见汝信主编《外国美学》第二十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第367页。

[7]F·R·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节选），李媛媛译，见汝信主编《外国美学》第二十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第361页。

[8]F·R·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节选），李媛媛译，见汝信主编《外国美学》第二十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第364-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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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R·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节选），李媛媛译，见汝信主编《外国美学》第二十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第362、368页。

[11] 特里·伊格尔顿：《如何读诗》，陈太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12页。

[12]弗雷德·英格里斯：《文化》，韩启群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87页。

[13]F.R.Leavis，Denys Thompson：Culture and Environment：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 ，p.1-2，转引自孟祥春《利维斯的文化理想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1 期

[14]转引自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吴松江等译，1991，第331页。

[15]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 ，London,1933，第91页，转引自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吴松江等译，1991，第332页。

[16] 转引自陈新：《英国散文史》，南京师范的出版社，2008，第506页。

[17] 转引自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五版)，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8页。

[18]F.R.Leavis，Denys Thompson（1933）：Culture and Environment：p.3.转引自马克.J.史密斯：《文化：再造社会科学而》，张美川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20页。

[19] F.R. Leavis, Culture and Environment：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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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F·R·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节选），李媛媛译，见汝信主编《外国美学》第二十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第368页。

[21]转引自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吴松江等译，1991，第334页。

[22]转引自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五版），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3页。

[23] 转引自雷内•韦勒克:《现代文化批评史》第五卷，章安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365页。

[24] 转引自吉姆•麦克盖根著：《文化民粹主义》，桂万先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51—52页。

[25] Q. D. Leavis，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1932，p270. 转引自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著《通俗文化理论导论》，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２6页。

[26]见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吴松江等译，1991，第329页。

[27]伊格尔顿：《希望之旅的资源：雷蒙德·威廉斯》，见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60页。

[28]拉曼•塞尔登等著：《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9页。

[29] 转引自张瑞卿《利维斯文化诗学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6，第35页。

[30] 乔治·斯坦纳《F.R.利维斯》，见《语言与沉默》，李小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266页。

[31]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第3-4页。

[32]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第8页。

[33]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第42页。

[34]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第38页。

[35]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第15页。

[36]弗雷德·英格里斯：《文化》，韩启群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89页。

[37]乔治·斯坦纳：《F·R·利维斯》，见《语言与沉默》，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267页。

[38]利维斯：《两种文化？查·帕·斯诺的意义》，见《教育：让人成为人：西方大思想家论人文与科学》，杨自伍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20—322页。

[39] F.R.Leavis, Thought，Words and Creativity：Art and Thought in Lawrence，p.69。

[40]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第153页。

[41]参见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226—243页。

[42]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7页。

[43] Education and the University.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34 转引自曹莉等：《鲜活的源泉：再论剑桥批评传统及其意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44] 乔治·斯坦纳：《F·R·利维斯》，见《语言与沉默》，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259页。

[45] 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第13页。

[46] F.R.Leavis.，English Literature in Our Time and the University．London: ChattoandWindus，1969，p.47。

[47] F.R.Leavis，The Living Principle: ‘English’ as a Discipline of Thought,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5. p.36.

[48] 转引自吴锡民：《沟通的探索——西方文学与文化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195页。

[49] Leavis．F．R．English Literature in Our Time and the University．London: ChattoandWindus，1969．p60，转引自何卫华《“伟大的传统”的功用与使命——论弗•雷•利维斯的文学守望》，《外语教学》，2012年第3期。

[50] 拉曼•塞尔登等著：《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9页。

[51] Q. D. Leavis，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1932，p35.转引自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著《通俗文化理论导论》，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22页。

[52] Q.D.利维斯：《小说与阅读大众》，转引自陆扬、王毅著《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第79页。

[53] Q. D. Leavis，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1932，p225.转引自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著《通俗文化理论导论》，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23页。

[54] Q.D.Leavis ( 1932 ) .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 .London: Chatto WinduS，p4243 ，转引自周海玲《尚未完成的决裂——利维斯主义与早期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1年第1期。

[55]转引自雷内•韦勒克：《现代文化批评史》第五卷，章安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355页。

[56]雷蒙·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樊柯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49页。

[57]雷内•韦勒克：《现代文化批评史》第五卷，章安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344页。

[58]雷内•韦勒克《现代文化批评史》第五卷，章安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363页。

[59]乔治·斯坦纳：《福·雷·李维斯》，赵澧译，见赵澧《西苑诗雨：赵澧诗与诗论译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380页。

[60]雷内•韦勒克《现代文化批评史》第五卷，章安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421页。

[61]乔治·斯坦纳：《福·雷·李维斯》，赵澧译，见赵澧《西苑诗雨：赵澧诗与诗论译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386页。

[62]特雷•伊格尔顿著：《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39页。

[63] Scrutiny (I，1932-3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 pp. 1-5. 转引自孟祥春博士论文《利维斯文学批评研究》，第30页。苏州大学2011。

[64] 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第115页。

[65]乔治·斯坦纳：《F·R·利维斯》，见《语言与沉默》，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262、274页。

[66]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吴松江等译，1991，第327页。

[67]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吴松江等译，1991，第336页。

[68]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吴松江等译，1991，第414页。

[69] 见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11页。

[70] 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第五版），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4页。

陶水平

陶水平(1958—)，男，江西南昌人，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和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论学会理事，中华美学学会中国美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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