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考古与文物》 2011年第2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经长期钻探，终于确定秦始皇陵内城北区西侧是一个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的大型礼制建筑遗址，暂称为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遗址。建筑群落布局结构严整复杂，为古代陵墓礼制建筑仅见，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该建筑无疑为秦始皇陵重要礼制建筑，且位于陵北，于“起寝于墓侧”相合，征之于文献，可以汉人普遍称谓，定性为“寝”，正所谓“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1]”也。
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资料大大扩展了我们的视野 ，使得有条件从该礼制建筑的全貌(仍是相对的)去审视和重新认识“秦始出寝”[2]，换个角度从“古寝”[3]之义去认识秦陵。兹结合秦始皇陵礼制建筑发现，略陈管见，求诸方家。
一、秦陵礼制建筑群发掘钻探资料的缀合
陕西考古研究院、临潼县文管会曾对该礼制建筑群做过调查、勘探，并且于1976年、1995年两次对秦始皇陵冢北侧建筑遗址做过发掘[4]，袁仲一对早先勘探发掘成果做过归纳，将已知建筑遗址归纳为甲、乙、丙三组，考定甲组宫殿遗址为寝殿遗址，乙组和丙组遗址为便殿遗址[5]是合理的，因为考古发现与文献两相参证，指向是如此的。
现在证实，当时所发掘的，正是现在钻探的建筑群的南端部分，可归入该礼制建筑群第十进单元。该单元甲组宫殿遗址是整个礼制建筑群中最大的单体建筑，面积达三千多平方米，并凸出于建筑群最南端，距陵墓封土仅53米，位置结构体量都体现出中心地位。以下(北侧)的乙组丙组建筑，各为东西呈一字形排布的建筑单元，与整个建筑群的布局风格相近或相同。乙组和丙组建筑都经过局部发掘，能够看到非常细腻高档的建筑处理和非常高级的宫殿建材等。该区域还出有直径61厘米的巨型瓦当[6]，相邻遗址还出有错金银乐府钟[7]，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了该礼制建筑群的属性。
二、秦始皇陵之“寝”与“汉因而不改”
汉人认为汉代陵墓制度是继承了秦始皇“出寝”的，且“因而不改”。汉陵墓有寝殿、便殿之设，不仅多见之于文献，也有考古资料的支撑，如杜陵发掘，不仅见有寝殿便殿，也验证了汉陵园的寝园之设[8]。不过将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遗址与汉陵陵寝建筑遗址稍作比较，所谓的“因而不改”，还是值得分析的。
杜陵于内城东南角外侧，倚城设东西长174米、南北宽120米、周筑垣墙的寝园。寝园大分为东西两院落，以南北向界墙隔开，其西部为寝殿院落，面积占寝园的三分之二，主体是大型寝殿建筑；东部为便殿院落，面积只及寝殿院落的二分之一，由三组堂、室、院等建筑单元组合而成[9]。与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相比，它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如都位于墓侧，都有大型中心建筑(寝殿)和相对附属、并呈廊院布局的建筑群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配房、廊庑、院、门、墙、道之设等。不同之处亦颇多，要归之有三：第一，二者的体量相差悬殊，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面积是杜陵寝园建筑群面积的六倍以上；第二，寝殿或寝殿院落在建筑群里的占比相差悬殊，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中寝殿占比小，连同其所在院落，占比大约为十分之一，而杜陵寝殿占比则是三分之二，为绝大多数；第三，建筑格局有较大差异，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呈南北向十进院落，且每进有东西对称的两院和两院中间的夹墙通道，与杜陵寝园远不相同。
看来“汉因而不改”的主要是陵上祭祀建筑(如寝殿、便殿)起于墓侧的作法，也许还有日侍寝和日四上食如生的制度等，如论及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的规制，汉无疑削减了很多，显然不能算是“因而不改”，遑论秦始皇陵创设如此礼制建筑群背后的意蕴。不过这才应该是常态，汉人削减很多，正符合汉人强调的礼制精神，也反衬出秦人寝制创设过程中浸有过渡膨胀的嗜欲君子情结。
三、礼制建筑群与“天子六寝后六寝”
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遗址迄今从未见过，无疑属创制，它有罕有其匹的宫殿建筑群形制，与寝、庙、朝、宫相参变化应不无关系。
该建筑群可分为三大部分，分别为建筑最北部的三进院落部分；位于中部的六进院落部分和位于最南端的第十进院落单元，我们依次将此三大部分编为A组、B组、C组。
位于最南端的C组院落，主体建筑是该建筑群中单位体量最大的方形建筑，袁仲一、王学理等都将它定性为寝殿[10]，应该是的当之论。C组其它部分定为便殿[11]，也大致可从。
不过无论寝殿便殿，都是该礼制建筑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性质已非汉代陵上的寝殿便殿可比，它连同后面的九进建筑一起构成大型礼制建筑群，应该都归蔡邕所说的“寝”的范畴。
辨析古礼，“寝”此前不见于陵制，它归于朝制，有“朝寝”，也归于庙制，有“庙寝”。庙、寝、朝、宫的区隔有时很小，几者在制度上往往相通，在建筑表现上也大多一致，这是它们所标志的意涵和标志的方式有太多一致的缘故。也因此，就有“天子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说[12]，“路寝之制如庙”。据蔡邕：“宗庙之制，古学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13]。
这里蔡邕论宗庙之制“前朝后寝”的创制缘自“人君之居”的“前朝后寝”，亦即从朝制系统推衍而来，就是要说明陵园设寝之创制也同宗庙之制一样，缘自“前朝后寝”的朝庙制度，从前朝后寝制度中推衍而来。这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对创制陵侧出寝制度的秦始皇时代如此，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应该是如此背景下的陵寝制度作品。
不过要判断这种陵寝制度作品缘于的具体对象却十分不易。譬如凤翔马家庄秦宫殿遗址是春秋秦朝宫遗址，汉阳陵“罗经石”是典型的汉阳陵宗庙遗址，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与之相比，显见不相类同。马家庄秦宫殿遗址为五进院落，符合三朝五门制度，且建筑整体布局是多座主要大殿递进式安排在建筑中轴线上[14]；阳陵宗庙遗址则是典型的方形，是一种中心对称结构的建筑，两者都不见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那种两列廊院左右对称排布且呈共进结构的形式。
检阅文献，与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布局特点相近一些的礼仪制度只有一种，即“天子六寝”与“后六宫”制度。关于“天子六寝”，汉何休云：“天子诸侯皆有三寝：一曰高寝，二曰路寝，三曰小寝。”[15]《周礼·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郑注则认为“路寝一，小寝五”[16]。又《内宰》注：“后象王立六宫，亦正寝一，燕寝五。”[17]是天子六寝，后六寝，十二寝矣。至如秦始皇时，宫室之好无以复加，不唯不满“先王之宫廷小”而侈建阿房宫[18]，更广修离宫别馆，“北至九嵏、甘泉，南至长杨、五柞，东至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相望属也。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徙，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19]其嗜宫如此，宫寝之设远超前代，应有尽有。不过涉及秦始皇陵陵制，恐怕还是会受六寝之制的约束，因为礼是营造皇权威势的特殊法宝。
与天子六寝相对的是后六寝，后虽无法与天子相比，但在古礼安排中却是唯一能够与天子一起、与天子并提的人物。正如《礼记》所云：“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相须而后成者也”[20]。陵墓安排中，帝后并列或王后并列是定制，秦始皇祖辈亦如此，汉帝诸陵亦如之，有陵墓资料为证[21]。始皇陵不见皇后陵，应该是皇后晚死于秦亡的原因，而在这样隆重的礼制建筑里，则不能无有后之安排。故此，郑玄认为的“天子六寝，后六寝，十二寝矣”的“寝”制，可能就是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设计的事缘所在，主旨所在，属性所在。
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的十进建筑结构里，建筑的重心在位于最南端的大体量方形建筑里，如前述，以其位置体量结构，定为正寝大殿应该是可以的；往北向下依次的六进建筑，与南端正寝大殿所在的第十进建筑一起，或可对应于“天子六寝”、“王六寝”的建制。寝、宫之北还有几进建筑，其建筑规格有削降，建筑形式也和殿堂建筑稍异，体量也稍减，或可能是天子王后十二寝之外的别寝别殿，或可能是十二寝扩大了的制度等。建筑遗址周垣、殿屋、廊庑、中心夹墙通道尤其是门闱设置等，亦颇近于宫寝制度。
四、结语
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应该是“至秦始皇出寝”的“寝”，可能基于“天子六寝”、“后六宫”制度创制而来。它既不同于早期的陵上建筑，如诸侯国王陵的享堂等，也异于汉代以寝殿便殿为主的寝园，是一种变革中“悉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而多有创制的版本[22]。
这种创制是基于陵墓礼制而进行的变革，不过它又是秦始皇帝一系列为彰显地位的礼仪改革的一部分，与侈建宫室、创设极庙等异曲同工。以“寝”为标志的秦始皇陵礼制系统，是陵墓制度变革的产物，背后则贴着秦始皇嗜欲的印记，是一份特殊的遗产，也是关于秦代恢宏建筑经典的遗产。
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创制是非凡的，突出了关于灵魂起居、生活饮食、游宴玩乐的安排和宫观的炫耀，有极强的标志意义。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本来于秦东陵已出现的陵侧出寝之制，汉人一定要强调到“至秦始皇出寝”。
参考资料：
[1]《后汉书·明帝纪》：“朝于原陵，如元会仪。”李贤注引《汉官仪》：“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见班固.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2]《后汉书·祭祀下》：“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3199.
[3]同[2]：3200.
[13]见蔡邕《独断》。
[5]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80-89.
[6]同[4]a.
[7]袁仲一.秦代金文、陶文杂考三则[J].考古与文物,1982(4).
[8]《后汉书·祭祀下》：“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3199.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陵园遗址[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23-36.24页有寝园全图。
[10]同[5]:88.
[11]a.同[5]:88.b.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89-92.
[12]郑玄.礼记正义[C]∥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1473.
[15]《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寝。”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243.
[14]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制度研究[J].文物,1985(2).
[4]a.赵康民.秦始皇陵二、三、四号建筑遗迹[J].文物1979(12).b.张占民.秦始皇陵北寝殿建筑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C]∥考古与文物研究.西安:陕西.三秦出版社,1996.
[16]《周礼正义·天官·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郑玄注：“六寝者，路寝一，小寝五。……是路寝以治事，小寝以时燕息焉。” 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417.
[17]《周礼正义·内宰》：“以阴礼教六宫”。郑注：“后象王立六宫而居之，亦正寝一，燕寝五。”贾疏亦注：“天子谓之六寝，
《宫人》所云者是也，后亦象王立宫，亦后五前一，在王六寝之后为之，南北相当耳。” 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514.
[18]司马迁.史记: 秦始皇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256.
[19]《史记·秦始皇本纪》：“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正义引庙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241.
[20]见《礼记·昏义》。
[21]a.焦南峰等.咸阳“周王陵”为战国秦陵补正[J].考古与文物,2011(1).b.刘卫鹏,岳起.咸阳原上“秦陵”的发现和确认[J].文物,2008(4).c.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察记[J].考古与文物，1987(4).
[22]司马迁.史记:礼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59.返回搜狐，查看更多